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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历史经验
作者:严小龙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2011-04-26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60年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进程,可以概括为“两时期、三阶段”。“两时期”指农村改革前后两个时期,“三阶段”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六大召开、实现全面小康为标志而区分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20年。它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创造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但也有教训。基于此,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是: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全面协调持续地推进农村的“四个文明”建设;大力加强农村党的建设。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进程;历史经验

  在当今时代,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深刻认识它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进程,认真总结它的功过得失和历史经验,是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现实需要,关系到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推进方向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远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我们党成功地领导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从此,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进入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026日党中央发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这应该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后来在制定国民经济“二五”、“三五”计划时也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至少在198219831984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1987年中央5号文件和1991年中央1号文件都有过基本相同的提法。

  基于上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历史事实,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它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农村建设,而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乡村建设,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农村建设。第二,它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农村建设,而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和过渡时期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它主要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本思路,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整体、协调推进的新农村建设。

  所以,从广义上讲,我们党领导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部分。而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应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算起。严格地说,是从1957年发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算起。从此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这60多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进程,可以用“两时期、三阶段”来概括。“两时期”,是指改革开放前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三阶段”是指以下列出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20年,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20多年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号召,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决心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生动写照,成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经历。然而,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这个历程却是艰难而曲折的。这突出表现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骤然建立和长期存续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人民公社作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五位一体”的基层单位,是这一时期我国新农村建设重要的组织机构和实施载体。但是,这种组织形式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农民浓厚的小农经济意识等因素存在根本的冲突和不适应,所以,自其在“大跃进”运动中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处于反复调整的状态中。期间,各地对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却遭到了不应有的压制和批判。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也激化、上升到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伴随着一系列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展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新农村建设步入了一个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为代价的稳定期。然而,人民公社也并非全团漆黑、一无是处。至少应当看到,虽然这一时期农民的私人消费没有什么增长,但农村的公共生活却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基本事实。

  第二阶段:从农村改革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公社被废除,家庭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它作为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并一举结束了粮食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以此为契机,我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一是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从不断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直至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赋予了农民“经营自主权”。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成为支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城镇建设蓬勃发展,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交相辉映,呈现出比翼双飞的发展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良好发展势头,主要出现在本阶段的前十年。四是“民工潮”。这是在本阶段中后期出现的令人瞩目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此时的不景气有着内在联系。与此相适应,打工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说明,在成就取得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农民负担却日益沉重。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突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到2020年,大致也就是21世纪的头20年。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其置于“五个统筹”之首,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明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再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展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作出这么多针对三农问题的战略决策和战略举措,这在新中国新农村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足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正如他所指出的,“全党同志都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1]期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减少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等等,地方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支农惠农措施,积极采取各种办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通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重拳出击,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了扭转,多年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被一扫而光,广大农民和基层党员干部心情舒畅。由此,我国新农村建设稳步扎实推进,开始真正步入到一个规范、快速的发展时期。展望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但前途光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所以,这一阶段的后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十年,它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党中央坚强、睿智的领导,这个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二、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走过的50多年历史进程是伟大而又坎坷不平的,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生动展现。它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创造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总结。下面笔者想就几个主要方面谈几点看法: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一般原理而无特色,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而只有特色丢掉一般原理,又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概括,是通过逻辑的形式再现客观事物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2]它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由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决定的,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实事求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也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理应贯穿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切方面,渗透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切工作之中,是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层次的理论和最核心的思想。

  第二,坚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主要标志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因而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味拔高生产关系。从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文革”期间“四人帮”搞“穷过渡”,在农村中大搞并队并社活动,企图把基本核算单位由小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以及批判“唯生产力论”,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强调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4]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而且,他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讲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话”。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7]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历史经验的深刻概括和总结。

  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农村就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的全社会占有。列宁从俄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社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模式。我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见,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且教条式地实行这些原则的社会主义者,都相继在实践中碰了壁。比如,我们过去只允许两种公有制经济存在,把个体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总想割掉它,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基本原则错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可以不实行公有制,而是没有把这些原则具体运用到不同时期的实践,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最好形式。[8]我们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决定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只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具体到农村,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它虽不理想但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不同社会形态的公有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内容,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公有。因此笔者认为,它在体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同时,还应体现生产资料的人民占有。社会性和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个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基本属性。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和苏东巨变的教训都表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实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就够了,还应把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财产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否则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很好得以体现,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遇到挫折。

  第四,坚持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指明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就是共同富裕。显然,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同时又避免了两级分化,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要避免两级分化,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在现阶段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农村就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否弃了公有制,共同富裕就成了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过去我们囿于平均主义,误把平等理解为平均,结果造成普遍平穷而不是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社会主义者的初衷是不符合的。邓小平同志指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展望,而且,他阐明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含义,确立了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和实现途径,指出了避免两极分化的根本保障和基本方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9]“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10]“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1]但是,“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2]所以,“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13]“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差别也在不断加大。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我们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有力措施,我国城乡逐步实现共同发展的现实图景,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第五,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开展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农村工作的理论和政策,也是着眼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出在没有把长远奋斗目标同当前要实现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没有把农民的长远利益同他们的眼前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并多次提了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重申:“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表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真诚帮助农民、统筹兼顾农民、紧紧依靠农民,是我们党开展农村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同时也是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节点和生长点。

  第六,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兼顾的思想,源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政策。建国初期,毛主席以苏联为鉴,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例如,统筹兼顾“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15]“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6]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等。统筹城乡发展,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几十年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思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统筹兼顾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运用,是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工与农、城与乡之间要实现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它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内容,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它必须切实体现四个要求,即要求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局面;要求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资源互动、城乡优势互补,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不断迈进;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根本方法和有效途径。

  第七,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党。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实效的政治保证。这个政治保证的取得,必然建立在贯彻落实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基础之上。而要夯实这个基础,则需要着重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二是着眼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三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党管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四是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总之,只有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来汇聚各方面力量,才能形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合力。

  除上述之外,还有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完善农村制度建设,等等。

三、几点建议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前景,胡锦涛同志指出:“从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从更长远的时间看,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做好‘三农’工作”。[17]他的这个讲话,是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发展远景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展望。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农村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土地的分散使用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应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为指导,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顺应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解放思想,全面协调持续地改革和完善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合理引导农民发展社会化、集约化经济。如果说过去靠造大声势、采取运动的办法来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么现在坐等农民萌发合作化热情、采取集体化行动也无异于“守株待兔”。其实,当前许多农村确有开展社会化生产的需要,而农村生产方式的分散使得单干的农民自己对此又无力作为。为此,我们应该适应农村形势的新变化和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努力进取、奋发有为,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农村探索集体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积极而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加以推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关键是通过继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让农民由此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强农村制度建设,既要杜绝平均主义,更要避免两极分化。改革和完善农村经济基础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是农村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前景。

  2.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协调持续地推进农村的“四个文明”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实行“两个反哺”,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它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所证明。问题是采取怎样的“统筹”和“反哺”方略,对此,我们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协调持续地推进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中,突出的特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同时存在其他所有制形式,强调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推进城乡共同发展。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资源、环境等因素的紧约束,又提出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新课题和新要求。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文明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是耸立在它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一方面,它与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存在状况相适应,具有某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相适应,必须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道德为主旋律。这“四个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3.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成就一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带头人队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性质,决定了建设它的领导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组织。但是,我们也应正视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缺乏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等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经验表明,选准一个好的“领头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个“领头雁”应具备的首要素质,就是能够做到“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而其他素质,则需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主要有:一是熟悉政策、把握政策的能力,能够正确领会党的政策要义,吃准、吃透中央精神;二是身体力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能够因地制宜、独立思考,带领群众找到适合当地实际的经济发展路子;三是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的能力,能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法律为准绳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四是协调关系、促进和谐的能力,能够从容应对各种矛盾和困难,有办法带领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总之,需要逐步选拔、培养一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人充实到农村,努力成就一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带头人队伍。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走过了50多年艰辛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有许多失误。不论成绩、经验,还是失误、教训,都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积累的宝贵财富。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党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进取、奋发有为,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会更加扎实有效。它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及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

  6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7】《靳辉明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文库)》,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注释:

  [1]引自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2]《靳辉明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文库)》,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73-2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6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8]《靳辉明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文库)》,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41-242页。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09页。

  [1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

  [1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3页。

  [1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3页。

  [1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4页。

  [1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3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17]引自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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