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制定一项涉及多方面的方案以进入到技术前沿地带，何种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它的各种努力呢？
许多观察家将中国看作一个正在崛起的技术大国，这肯定是中央政府及每个省和大型城市的领导人的目标。毕竟，中国是世界信息技术产品的生产地，在全球占据着很大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在不断上升。但这些产品主要由外国公司生产并依据的是国外的设计。成为一个庞大的合同制生产基地并不是中国官员用来衡量未来经济成功前景的标准。中国将其未来的发展依托于本国的自主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指出，他的国家必须优先发展科技自主创新，以使中国能进入到科技发展的前沿。对于一个主要贸易国家的领导人而言，这种表述并不罕见。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他2006年国情咨文中也特别突出了同样的目标，他指明政府必须在美国帮助开创新一代的创新，创建良好的、能够使创新蓬勃发展的氛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对日本议会所做的首次政策陈述中也号召采取类似的措施。欧盟委员会提出十点计划，建议马上采取行动使其成员国国内的商业环境更有利于创新。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是什么使中国政府的表态或多或少地更引人注目或可信呢？回答该问题需要对中国就它的既定目标将采取的后续措施进行审视，对它成功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在中国的管理体制当中，领导层的表态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这在其他主要贸易国家中是看不到的。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在西方国家极少看到的目标的奇特性（singularity of purpose）。紧随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表态而来的常常是各级政府令人吃惊的一系列详细的政策措施。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之中。北京下定决心要做的是“把中国由一个模仿大国转变为一个生产创新大国”，把“在中国制造”转变为“由中国制造”。
中国的领导层将创新视为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支撑先进军事力量，维持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力量的根本。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最近对该政策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材料的进口，它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水及土地资源和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他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环保措施的加强，这样的竞争优势将被削弱。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独立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简言之，对中国而言，创新是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的一项政策。
一、创新的架构
与中国的创新计划和战略有关的最主要的文件是国务院2006年1月颁发的关于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为了实现该计划的目标，中国正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来促进、支持和奖励本国的创新技术。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使研发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到25%，这将是目前比重的两倍。中国2010年的目标和美国当前支出所占的比例相当，比日本少06%，比欧盟多06%。中国预期会增加一倍的支出，伴随而来的是完成各种国家重点项目，以生产出重要的战略产品。这些项目涉及的范围和规模是巨大的。在美国，只有1945—1991年期间的向电信、太空探测、通讯、航空及能源领域的投资才能与之相媲美。
该计划确定了16个中国国家重点项目，涵盖了许多优先发展领域。这些领域包括核心电子元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制造超大型集成电路的技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端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开发、具备先进压水式反应堆或高温气冷反应堆的大型核电站、水污染的控制和治理、转基因生物物种的开发、重要新药的开发、艾滋病和其他重大传染病的控制与治疗、大型飞机的制造、高分辨率地球观测系统、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和月球探测项目等。
无论怎样衡量，这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这些举措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央政府承诺在今年实施99项计划以实现其战略计划中的一些特定政策目标。相对于其他努力而言，这些计划希望加快建立自主的“知名”中国品牌，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为具备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公司债券，规范对创业投资资金和初创公司融资能力的管理，对建立和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提出建议，规范外资对中国重点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收购，建设研究导向型大学，促进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针对风险资本投资建立规范和进行资助，建立支持初创公司发展的税收政策，建立“绿色通道”以帮助留学海外的人才归国。
二、行动蓝图
中国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相当于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几十年甚至一个多世纪里所完成的工作。中国正在试图搭建经济、教育和法律架构，期望更大程度上依靠创新实现未来的加速发展。
即使就中国而言，新的创新政策和先前中国政府的倡议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其深度不同，因为它涉及长期技术规划而不仅限于单个部委的技术开发项目。其广度不同，因为它的实施由中央一级政府的6个部委以及省和地方各级的大量机构来分担，也因为强有力的政策手段而得以加强。
为了完成相当多的目标，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的直接和间接的政策和行动。
政策手段。鉴于中国的政治历史，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而言，中国促进创新的政策将更倾向于干涉主义性质的，这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中国的首要政策措施是在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和创新领域寻求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一方面，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日、韩的道路。接受外国资本和技术并不被认作和意识形态相冲突。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伟大实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技术转让并采取措施使这些转让享受税收优惠。
中国也认识到如果希望外国投资者引进专利技术，它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因此，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陆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的副总干事，部分地将该政策描述如下：“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要调整战略……，我们不仅要鼓励自主创新，也要鼓励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
此外，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外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提高本土创新能力，中国在人力资源上投入巨大。据一些新闻报道，据估计，中国在2004年培养了60万名理工科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而美国据估计只培养了7万名此类毕业生。尽管中国的数字有些夸大，因为它将本科毕业生、技术培训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工程师都计算在内，但其数目确实庞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因此其人才库也在扩大。此外，中国正在为在其他国家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的回国提供便利。如果硅谷和类似地区的经验是一种指标的话，那么，随着工程师变换工作，技术转让将通过这一扩散过程而达到高峰。
在介于广泛支持和特定行业干预之间所采取的政策行动中，中国正在建立高科技孵化园区，其规模和决心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据中国官员称，2004年高科技园区内共有38565家企业，产值达到2264亿美元，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达197亿美元。政府表示计划到2010年建立30多个园区。特别是将重点放到吸引外资的研发机构上。15家韩国公司在中国拥有研发中心，其中14个自2000年就已建立。三星电子和LG电子都各有三家，它们都专注于为中国市场开发技术和生产模型。
这类园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占地16平方公里的上海张江高科园区，它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硅谷和药谷。在制药领域，该园区从42家公司吸引了106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包括罗氏、葛兰素史克和美敦力公司，并已建立了31家研发机构和一家用于临床试验的医院。在电子领域，园区吸引了70家“无厂”的计算机芯片公司（只负责设计、开发和销售其产品，但并不负责生产）、3个工厂、2家光掩膜制造商、12家封装和测试公司、34家设备供应商以及众多的系统应用公司。
对标准的需求。设立标准的过程就是一种手段，不同的中国政府官员说过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来促进本土创新，抑制外国竞争。最近颁布的上海市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就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这一战略要求政府“积极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以追求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国家的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则更进一步，要求政府“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并推动将国内技术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
将此项政策付诸实施的一个例子是中国针对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建议强加使用国内的“WAPI”无线安全标准，而不是使用国际标准，此事引起高度争议。尽管针对国内消费强加一项标准是中国的权力，但该计划将要求外国无线电设备供应商与中国的合作公司分享它们的专利技术。作为回报，中国的合作伙伴将提供一个基本的服务中国市场所需要的加密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在接收到美国高层官员的强烈表态后，中国政府将该计划无限期搁置。然而，关于WAPI的事并未结束。中国试图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承认和接受其WAPI国内标准。迄今为止，在实现该目标上，中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政府采购。许多国家都利用政府采购来为本国产业提供优惠和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的目的是确保成员国政府使用公开的、透明的、竞争的、公正的、突出优点的、在技术上中立的采购程序。在2001年，中国承诺“尽快”启动加入到该协议的谈判，在2006年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国宣布“中国加入到GPA的谈判将在2007年12月底前启动”。然而，最近的中国政策文件表明中国想要其国家机构不遵守GPA的基本原则。例如，根据其某一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应该与同级别的科学技术部门通力合作为形成各省的本土创新型政府采购政策而确定实施计划”。
由于中国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在国家经济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央、省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歧视性购买政策能为促进本土创新提供大量的保护，并对贸易产生强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务院颁布法令说：“政府应该针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企业所开发的重要高科技设备和产品制定优先采购政策。（我们应该）对购买国内高科技设备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支持技术标准的制定。”关于软件的政府采购政策一直是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磋商主题。
进口政策。根据国际规则，相比进口而言，政府可以更加容易地管理外国投资。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将如何运作，但有证据表明这个国家当前关于进口的想法。在一份有关设备制造业的声明中，国务院说，利用外资进口关键设备将经受“严格的审查和研究”，鉴于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为减缓不受欢迎产品的进口，能够通过直接控制合法采取的措施很少。但是什么时候，只要政府愿意的话，有极大的可能性影响特定投资者引进的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国务院的既定目标是在2010年前建立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竞争力的中国设备制造业企业，以满足中国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国防领域的需求。
竞争政策。为了鼓励创新，中国已提出一部反垄断法，但尚未付诸实施。竞争方面的法规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德国，这类法规的主要预设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在其他地方，经济发展、行业政策或者社会目标都可能会成为主要的政策源动力。在中国，高层决策者们很显然有一种担心：中国本土企业的知识产权的总量和贸易伙伴公司的知识产权的总量之间的不平衡已成为一个较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晔指出：跨国公司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使它们能够迅速占据市场。她总结道：“反垄断法的实施对中国而言将成为一个重要工具，以监督跨国公司的影响力。”
一脉相承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公平贸易的部门在200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某些跨国公司利用它们的技术优势和国际知识产权垄断了部分的中国市场。该报告特别点到了柯达、利乐以及微软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即将实施的反垄断法的潜在目标。更多的新闻报道显示，其他先进的技术和创新公司，如英特尔公司，也可能是该法规的目标。
2006年1月反垄断法草案公布，关于该法案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如何界定垄断行为”，其中包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草案指出：如果一个实体在单个市场内所占的份额超过一半，两个实体的联合市场份额超过三分之二，三个实体的联合市场份额超过四分之三，那么，在“相关市场”（relevant market）内的实体就会被认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在中国，拥有强大专利总量的外国公司很容易在某种产品市场占据较大的份额。正如中国的战略计划所指出的：“（我们将）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它将不公平地限制市场公平竞争机制，阻碍科技创新，阻碍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外国公司已被提出警告：新反垄断法的管理者（未定）可能在拥有强大知识产权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公司中寻求潜在的目标。
直接资助。正如所有国家试图促进创新一样，直接的政府财政支持将是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和它的竞争对手步调一致。但是，当资助集中于一个或多个特定部门时，很有可能出现投资和贸易的不平衡。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为促进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该部门实施优惠税收，鼓励购买中国国产机械，对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实施增值税退税，分配专项资金用于技术先进的产品，并对企业减免一定的社会责任。虽然政府没有完全确定减免企业的社会责任意味着什么，但美国汽车和钢铁企业的主管能够证实：如果这意味着减轻它们的“遗留成本”（legacy cost），包括退休职工的健康和养老费用，那么，这些措施可能意味着盈利、巨额损失甚至破产之间的天壤之别。
迄今为止，最新的关于政府资助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两个城市的市政府公布了协议，宣布资助了一家私企所有的投资费用以吸引半导体生产线。受益人是上海中芯国际公司，一家大型半导体公司。该公司宣布它将接收成都和武汉当地政府机构建好的两条新的芯片装配线。这等于赠与了数十亿美元。据新闻报道，该公司还将收到一笔“管理费”，将来还可以选择买下工厂。该公司将保留所有利润。重庆市最近已宣布，它也将提供类似的支持，以建立起本土的半导体产业。
三、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各种不同的因素正在促成本土创新的前景。更广泛地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正以令人钦佩的速度在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资源会变得稀少，而常规是，在前途看好的经济中，寻求创新奖励的个体更容易得到资源。
中国还拥有巨大的人才库，庞大的资源正在被投入到毕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身上。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基数，这一努力带来的人才绝对数量将相当于中国的几个竞争对手的总和。
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既刺激着本土生产，又吸引着外国直接投资。的确，这是任何全球性公司不能忽视的一个市场。中国希望从这些外国公司学到许多东西，使它能够跨越痛苦的创业早期阶段，那需要外国公司援助技术。中国市场正变得日益成熟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吸引更高端的外国投资。
中国正在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展不足甚至没有，直到最近才出现转变，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许多官司的结果对于外国和中国的知识产权拥有者而言是令人满意的。该举措得到了本国申请专利的各种动机的鼓励，这些动机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形成了国内的利益共享者。
这些优势中最大的优势是政府——更准确地讲，是中央、省和市一级的各级政府——保证全面动员经济以支持创新。在省和地方一级政府中，为了实现往往很宏伟的目标，甚至出现过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当目标很具体的时候，优先权的确立会变得尤其有效，例如信息产业部在当前的五年规划中关于集成电路的优先权。该规划号召中国“针对用于信息和国防安全的集成电路，要大力提高自给率至70％以上，用于通信和数字家电的集成电路自给率要超过30%……，我们应在关键产品的供应上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这些不同的因素使中国能够取得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成功。在过去的5年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一直以超过40%的年增长率在不断增长。中国的研发支出在各个国家中位居第三。对成功的另一个粗略的衡量是，越来越多的国内专利被提交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05年，共有171619件专利被提交，远多于2001年的99278件专利，增幅为73%。这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创新只有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为高科技的出口产品可能主要集中由外国跨国公司和它们的中国合资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往往由DVD播放机和类似电子产品构成，一些人可能将其称作科技产品，而不是高科技产品。
四、创新的障碍
然而，在造就中国成功的因素里，有许多因素能够而且的确阻碍着创新。显然，在中国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巨大影响。制定国家和地方方案的人可能并不总是身处创新前沿，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创新的需求。非市场因素往往会扭曲经济活动。这种模式在日本就已出现。当大家的兴奋稍微平息一点的时候，“日本奇迹”的观察家们开始注意到，日本深受裙带资本主义问题的困扰，这种资本主义将不良贷款强加给银行系统，使经济增长受挫长达十年之久。在中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经济由国家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构成。没有人将这些公司看作一个处于创新前沿的整体。尽管这些企业往往受到政府支持的青睐，总的来看它们不会成为创新的温床。
国家的影响可能是无处不在。市场力量的主导所带来的积极表现现在被复杂化了，被描述为近期共产党参与商业的复苏。判断它的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它有可能会加强这种以关系为基础的、往往违背市场准则的交易模式。
中国还面临着一些紧迫的劳动力问题。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以及其他与中国竞争的国家——中国每年获得工程学学位的学生的庞大数目正在引起关注。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比较有些误导。例如，杜克大学研究人员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4年，中国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共培养了351537名毕业生——刚刚超过新闻报道中广为报导的数目的一半。此外，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也经常因为追求数量而被牺牲。中国教育以国家为中心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培养出来的“脱离实际”的工程师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技巧。工程学课表中也经常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课程，从而降低了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毕业生的质量，也降低了其创新能力。科技部部长以及其他的中国规划者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不足，已经公布了新的国家指导方针和意见，“进一步加强短缺人才的培养”，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克服的障碍。
加快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够。这种情况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中国相对缺少保护知识产权的历史或文化，保护私有财产的历史也是最近才开始。其结果之一是，中国在全球专利中所占的份额极低。中国官员报告说，大约99%的中国企业没有专利。官员进一步认识到，许多中国专利的质量很差。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中国专利所占份额的数字的确有所增长。2005年，外国公司在中国已公布的专利中占54%，而本国公司占27%。2002年，外国公司的数字是73%，本国公司的数字是16%。
但是，在中国贯彻知识产权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仍然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再好的想法，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公司的管理中，知识产权专家严重短缺并将持续短缺。国外的观察家也认为，中国政府在加快贯彻知识产权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政策尴尬。仿冒产品远远比名牌产品便宜。鉴于拥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人们和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水岭，加强知识产权的意愿和减少贫困的意愿之间的天平将轻松地偏向后者。
技术被迫转让可能会造成另一种问题，也许是更大的问题，尽管永远没有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当外国农业想要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或生产商品时，它们为入境支付的价格所依照的协议是关于转让给中国公司的技术的种类和数量的。这种问题不时地浮出水面，说明这种问题很普遍，很重要。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不支付DVD影碟机的专利费给日本制造商，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细分市场。这些专利费看来是不情愿地被放弃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就不支付专利费给予了官方行政指导。当然，政府官员作了许多次常规性的表态：只要可能，中国公司应该避免支付专利费。毫无疑问，外国公司会容忍这种违反合同承诺的行为，这是因为进入中国市场会盈利，或者期望在将来盈利。
强迫技术转让也有成本。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外国投资者保留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这样就将技术转让更多地限定在常规技术上。也有报道说，由于担心知识产权，这些公司隐瞒了关键工序和产品部件。中国的规划者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显然，这种意识正在促使他们更加重视培育本土创新。
最后，政府颁布的一些措施联合起来的结果却阻碍了创新。中国政府远非是铁板一块，这远不只限于省和市一级政府之间的分权。一些政府官员认为，越少干预越好，在某种程度上不受约束的市场的运作就是最好的发展过程。但是其他的官员相信并实施着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实施了一些通过疏远外国公司而最终阻碍了创新的政策。
五、前方的道路
在通往苏州市区的道路上，一个大型屋顶标语用英语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口号来自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过去尽管它以各种其他的方式被解读，但这条口号是明白无误的，对于中国而言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被接受，那就是发展经济。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经济的“伟大舵手”。他开放了中国经济，他的经济改革成就了中国本身的经济奇迹。二十年前，亚洲研究专家经常说，在地理上讲，日本是远离中国海岸的几个小岛屿，但是在经济上讲，中国是远离日本海岸的一个岛屿。现在，没人可以那么说了。
很显然，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创新基地，那也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政府集中全国的资源以实现特定的行业目标的时候，它们就能成功。此外，外国公司仍然将中国视作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市场，以及视为一个主要的生产平台，以供出口。尽管外国公司在转让技术上会很谨慎，但技术转让的最高形式是人的转让，现在在外国公司工作的大量的中国工程师有朝一日，也许很快将返回中国。参与到中国新领域中会得到股票优先认购权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和精神奖励，加上不断改善的生活质量和较低的生活成本，这些都极具吸引力。与此同时，美国移民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返回国内。国内正变得更加诱人。
中国，尤其是它的创新能力，仍然在不断地取得进展。中国官员通过积极的干预和允许更多的不受限制的私人活动来设法促进创新。外国公司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与本土公司的对外合作也同样重要。迄今为止，结果有好有坏。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采取其当前官僚计划中所需要的那样多的国家干涉行为，以及是否会继续创建一个能诞生大量创新的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一年后将变得不同，也许五年后将无法得到承认。任何在20世纪80年代前往中国旅游的人，在看到上海黄浦江对岸的浦东空旷的田野时，他是不会预见到那里现在极其繁荣的工业和科学发展的。
现在，人们在中国通常看到的是一种追求成功的强烈意愿和一种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科学工程前景的兴奋。这种兴奋有点让人想起19世纪上半叶美国向西部挺进的移民所拥有的那种信念。中国正在从事一项激动人心的冒险，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类实验之一。正如绿色革命或载人航天飞行项目一样，一片广袤大陆甚至是更广大人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世界还没有看到第一批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创新——Ipod播放器、特效药或Windows操作系统，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贡献不会马上到来，甚至比怀疑者的想像来得更早。中国已经吸收了高端的合同制造（contract highend manufacturing），正在进入合同设计（contract design）阶段。看空中国在创新的前沿会赢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位置，那将是一个错误。唯一的问题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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