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与经济一体化
2009年2月，在美国发生金融瓦解和严重的经济灾难之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作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她抛弃了其惯常的反华言辞，没有就人权问题和中国对西藏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敦促中国继续投资于美国国债。希拉里用略带威吓的口吻说：“如果美国无法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我们是真正的兴衰与共。我们同舟共济，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行驶的方向是一致的。”
美国国务卿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债券推销员，这似乎是非常不相称的。然而，对此，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诧，正如她在北京愿意承认的，事情正走向恶化，“美国必须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例如经济刺激方案。这意味着我们会产生更多的债务”。
事实上，由于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加上小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助华尔街支出，以及救助金融和汽车业可能所需的上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2010财年预算预计将达到近36万亿美元，2009财年赤字预计将达到175万亿美元。由于赤字规模是如此之大，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破产。预算赤字持续保持上万亿美元的前景，令人担忧美国经济将出现恶性通胀，而中国的支持对于美国未来的国债融资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因为中国已进入与美国的共生关系。在学者尼尔·弗格森看来，这样的关系，“就像是天造的婚姻”，对此，他和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k）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认为，美国的储蓄率“到2005年事实上为零”，而中国的储蓄率接近于45%。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数额高达近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0%，是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
金融瓦解暴露出美国金融体系的腐朽性、衰败性和掠夺性，因为“由新型金融资产组成的整个倒金字塔建立在脆弱的美国抵押贷款的基础之上”。根据英格兰银行的统计，西方银行总损失“可能达到约28万亿美元”，这样的巨额损失将颠覆所有西方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表，使它们陷入资不抵债。
银行系统的资不抵债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构成沉重打击，因为美国经济已经过度杠杆化和债务缠身。一夜之间，美国的投资银行，华尔街的骄傲，不复存在。对于中国，这尤其意义重大，因为前财长亨利·保尔森之类的美国官员总是劝诱中国应该效法美国金融制度。为了说明外国接管中国银行的好处，保尔森先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老话是，“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和投资体系是无效率的，在技术上已资不抵债，极度需要外国的帮助”。他对中国的经济精英恩威并施地说：“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等待的时间越长，它就越难以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
同样，保尔森先生的前任，约翰·斯诺（John Snow）先生，在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沉重压力之下，也没有少说话。斯诺先生多次对中国的衍生品交易发展拍手喝采，他一再重复的话是，“当大国拥护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灵活汇率时，国际经济就处于运行最好的状态”。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和安然公司破产带来惨重的损失之后，斯诺先生还是这样说。而正是安然公司的破产，引出赌场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就是金融市场解除管制、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灵活和大规模衍生品交易。
讽刺的是，金融自由化成了华尔街的金融投机者为了霸占财富而用来反对第三世界负债国的武器。尤为羞辱的是，中国现在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恰巧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人们会预期，中国将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无法接受的提议。
不幸的是，中国国内仍有人希望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他们称这是“双赢态势”。结果，外国投机资本被允许流入中国，而“热钱”的流入和美国次贷危机不久引发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恐慌性抛售，这导致中国股市崩溃。同样，中国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为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获取巨额暴利的难得机会，因为通过接管公司或首次上市募股，这些中国银行的股票是以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的。
讽刺性的事情还有，尽管保尔森先生不断地向中国宣讲私有化的好处和国家干预或国家所有的坏处，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自由市场原则和政府干预的“道德风险”，分别对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集团和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这些华尔街金融公司施以救助。不可置信的是，“花旗集团虽然接受了750亿美元的纳税人救助，但现在仅值54亿美元……。至于美国国际集团，虽然已接受令人吃惊的1800亿美元的纳税人救助资金，但其总市值现在不到10亿美元!”不可置信的是，破产的美国金融界甚至请求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来改进其自有资本，而中国由于投资于黑石和摩根斯坦利等华尔街公司，损失一笔巨款。
美国金融和汽车等产业的破产全部指向了不健康的美国金融与商业模式和新自由主义议程，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与美国一体化，应该拥护弗格森教授和苏拉里克的“中美国”概念。
不幸的是，虽然“天造的婚姻”可能有利于美国金融精英和中国少数人，但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工人是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共生关系，数以亿计的勤劳的中国人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劳作，拿一份微薄的工资，以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为代价，生产出数百万亿美元价值的消费品出口至美国，而美国只需支付名为美国国债的纸片，而这些纸片永远不会兑现，最终将一文不值。
显然，美国跨国公司不只是通过提供一份微薄的工资来剥削中国工人。2003年，中国的农民工在恶劣的环境中每天劳作长达12个小时甚至更长，经常一星期七天全在岗，每月挣得约80美元……。甚至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进一步占有剩余资本，强迫中国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结果，中国正在将实际财富转移到美国，而不是用其剩余建设自己的经济。而且，据估计，中国2008年被转移的财富量是马歇尔计划的25倍，而美国人经常以该计划夸耀其对西欧的慷慨。
同样显然的是，中国为美国带来低利率、低通胀、廉价的消费品和廉价的贷款。人们会认为，美国会感谢它的这个债权国。相反，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天，奥巴马提名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就控告中国操纵货币。盖特纳的说话盛气凌人，富有攻击性和对抗性，因为他宣布奥巴马总统会“积极使用所有可用的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货币汇率”。对于盖特纳先生的发言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他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没有什么两样，伯南克将美国经济的全部错误都归咎于中国。
而且，莫里茨·苏拉里克之类的学者也发挥相似的主题，指责中国帮助“制造了当前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背景，这是通过补贴美国的利率和消费实现的”。甚至更荒谬的是，他断言“中国在我们所称的‘中美国’框架内积聚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推动了宏观经济失衡和金融风险的形成，将全球经济带入高风险状态”。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断言，作为一名知名学者，苏拉里克拒绝承认美国经济债务泡沫的基本问题。美国国内债务与生产总值之比从1980年的166%爆炸性地增长到2007年的345%。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成为赌场经济，充斥着大规模的金融投机，造成资产价格膨胀。资产价格膨胀与投机活动紧密联手，互相促进，最终导致债务内爆和华尔街金融海啸。
苏拉里克先生还对里根政府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视而不见。这些政策忽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国内支出，它们连同外包、低廉工资的反劳工政策，造成了美国大量人口的贫困化。这最终导致债务积聚的加速。
讽刺性的是，尽管里根政府及其后的政府均实施反劳工政策，美国工会仍然“一直是美国国内的主要反华力量”。美国工会和制造业协会举行活动，要求强制中国重新估价人民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指责中国对美国丧失的727000个就业岗位负有责任”。不可置信的是，在美国，“工人们得到激励，相信公司美国是我们的盟友，而中国是我们的敌人”。
由于美国工会大规模的反华活动和美国媒体的反华偏见，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对“中国的信任度”是非常低的。2006年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好，而66%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好。因此，中国虽然是美国的大恩人，以低廉的成本向美国供应大量的商品和资金，但在美国却被视为一个形象负面的国家。中国不应允许自己处于贸易依赖地位，不应在金融上与美国这个破产的、掠夺性的帝国一体化。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不少学者的欢迎。中国采纳了以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跨国公司的出口活动”。
不幸的是，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贸易的崩溃，最易受伤害的经济体是亚洲四小龙。这完全揭露了新自由主义议程是错误的。中国需要从相反的方向来改变政策，采纳如下政策：自力更生，强调国内发展，保护民族工业和技术独立发展，尤其是大力发展农业部门，来创造自己的产业需求。它可以用过剩的外汇储备买下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而非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被剥削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贸易。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摒弃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
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起，最初旨在要求北京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中国货币升值和开放中国金融市场。这种行动方案得到美国金融服务业联盟的赞同。
战略经济对话每半年举行一次，由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领导。然而，随之而来的奥巴马政府扩展了战略经济对话，它赋予美国国务院更广泛的角色，并易名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因此，新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议程相比前些年变得“更广泛和全面”，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说法，它将包括气候变化、朝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全球事务。
这符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假定的政策，布热津斯基是最重要的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之一，他也是奥巴马总统非正式的外交顾问。为庆祝美中建交三十周年，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发表题为“能够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的演讲，公开呼吁中国参与与伊朗对话、斡旋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和朝鲜核武器事务。
为了解决气候变化、建立大规模机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无核化方案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布热津斯基宣称，“我们需要非正式的两国集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全面的伙伴关系，类似于我们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美中关系看起来似乎已经由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竞争关系转向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全面合作关系。但是，中国精英分子不应过于沾沾自喜，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已经最终承认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尽管在这次会面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承认：“很少有全球性问题可以由美国或中国单独得以解决。也很少有全球性问题在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下得以解决。”
布热津斯基是一位冷战老兵，其主要关切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作为一个敏锐地意识到需要中国经济与金融合作的现实主义者，他只是改变其策略，想将中国带入美国主导的陷入经济危机的全球秩序，以达成短期调和。
现在，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最不详的预兆是，根据专门研究政府统计精确度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报告：“当前这种经济低迷将继续恶化，它将极为持久、极度深化，尤其是对传统刺激毫无反应。”
为了遏制经济危机，尽力挽救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随之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同时忽视了事实上的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稳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代表团对2009年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最大关切是持续增长的美国国债和快速贬值的美元。作为美国的头号债权人，中国表达了它的关切，因为中国已经将其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投入美国国库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中国副总理主张，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应当妥善平衡和处理美元供应对国内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
遗憾的是，妥善平衡美元供应需要控制美国的财政赤字，而美国的财政预算已经失控，并濒临破产。
中国人担心他们大量的美元存款将继续贬值，甚至在某一天可能变得毫无价值，美国则高枕无忧。实际上，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完全无视这一问题，他甚至没有将美元的信誉列入议程，因为他仅仅声称：“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一旦经济完全复苏，将会降低联邦赤字，将其维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遗憾的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事实上,自2007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每户家庭的资产净值已经下降超过21个百分点。仅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它的损失就超过了13万亿美元。对于一个依赖资产价格膨胀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每户家庭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经济衰退伊始就达到133%的历史新高，并一直没有大幅度的回落。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造成这种凄凉景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失业。根据美联储的统计，这一年失业率将超过10%，“从长远来看，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重回完全健康之路需要‘五或六年时间’”。然而，依照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的看法，实际失业率是官方数字的两倍，达到206%。
结果，失业人口的增加导致收入的下降和按揭违约的上升，其中包括高级借款人。其他的潜在违约包括7500亿美元的选择性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近万亿美元的信用卡贷款以及在接下来两年里到期的5000亿美元商业抵押贷款。
联邦政府和各州的税收大幅跌落，在2009年4月和5月，下降多达20个百分点。这对美国经济复苏和缩减赤字都会产生另一个决定性影响。最重要的是，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系数的数字表明，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业是闲置的。美国经济确实处在一个萎靡不振的阶段，数千万失业的美国人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
在这次对话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与印度签订一个防卫条约，旨在强化与该国的军事联系。该条约将允许美国“向印度出售尖端军事技术，包括喷气式战斗机”。这将强化印度的军事攻击能力，为美国军事承包商带来福音，但它同时也是美国包围和遏制中国的一个主要步骤。
在战略问题的讨论中，中国代表团应该指出美国向亚洲出口尖端武器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提及美国资助西藏和新疆分离主义运动。希拉里在议程中提出的是单方面有利于美国的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朝鲜、伊朗、核扩散、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对作为合作方的中国来说，很多美国指定的这些议题是违背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
另外，会谈忙于寻求方法和手段以维系经济全球化秩序、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廉价劳动力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当前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成因。结果，美国和中国都正经受着剧烈的社会压力。在中国，吉林一个收购国有公司的经理被杀害以及新疆动乱就发生在美中对话的数星期之前，它加剧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紧张状态。而在美国，遭受破坏的社会保障网、日益上升的失业人口和天然气价格、飞涨的卫生和住房费用的结果就是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3500万美国人陷入饥荒。
作为美国的头号债权人，会谈中中国应当提及美国巨额的赤字、轻率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和无限度印刷美元等正当问题。中国应当要求美国降低军事预算、缩减海外军事基地特别是围绕在中国周边的、怀有敌意的军事基地，而最重要的是，停止向隶属中国的台湾省出售尖端军事武器，停止继续资助西藏、新疆和其他反华的分离主义团体。
新疆“7·5”暴力事件
2009年7月5日，在八国集团（G8）峰会的前几天，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发生了一次暴力事件。
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最为残酷的暴力事件，数百辆公共汽车、机动车甚至警车被烧毁，许多无辜的人被杀和打伤，房子和商店也被破坏。
中国的官方立场是，这次暴乱的主要煽动者是热比娅·卡德尔。她的丈夫斯帝卡奇（Sidik Rouzi）受雇于“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和达赖喇嘛一样，热比娅被华盛顿的某一集团推举为维吾尔族人的领袖，甚至数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之一。
2006年，热比娅在慕尼黑当选为“世维会”主席。在她访问德国之前，她的德语传记发行并得到热销。她得到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认可，出席了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及其附属基金会，如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 Foundation）组织的活动。依照德国外交政策资料,“热比娅在德国首都露面是精心准备的，旨在高调配合美国的活动。继达赖喇嘛访问德国总理府之后，柏林逐步扩大其反华的分裂主义势力。几十年来,德国（包括国外情报机构）一直培养与维吾尔族流亡政客的关系”。
额尔金·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是著名的流亡政客之一，他1971年移居慕尼黑，成为“自由亚洲电台”台长的“高级政策顾问”。而正如前述，该电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阿尔普特金在慕尼黑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其活动顶峰是于2004年建立“世维会”。“世维会”指示世界各地的维吾尔族流亡者，从事许多反华的分裂活动乃至恐怖主义活动。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将其在阿富汗俘获的“疆独”分裂分子移交给中国，作为恐怖分子绳之以法。让中国极其失望的是，甚至在中国向阿富汗捐赠了上亿美元的援助之后，美国还是拒绝了它的要求。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央情报局就已经与“疆独”领袖取得联系；1998年，首届“东突厥、西藏和内蒙古人民联合委员会国际会议”在纽约举行。与会者有克林顿政府的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额尔金·阿尔普特金是首届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力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压，使中国与相关当事方谈判，并要求美国向中国派遣“真相调查团”。
2009年5月18日,也就是在新疆暴力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前，“世维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于华盛顿举行，它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积极支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旨在完成中央情报局不可告人的行动，它几乎完全由美国国会资助。该基金会转而资助各种反对派组织，在东欧和前苏联共和国策划、发起了颜色革命。在中国，该基金会公开支持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和西藏流亡者”及“疆独”分子，从而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
2009年5月18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三届“世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实，该讲话就直接挑战了中国的主权。那次会议也是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它在国会召开，上百位美国国会议员与会。格什曼发言大肆攻击中国，并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样一个共和国将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其中央政府显然受到削弱。外国资本能够很轻易地将中国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殖民地。中国将失去主权国家的独立，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大代理人，帝国主义列强将动用各个领域的政治精英、军队和研究者等，日益取得支配地位”。对于中国，这将是个灾难，因为中国将成为一个种族斗争持续不断和冲突永不消停的国家。在这种情景之下，中国将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支持的军阀将对中国分而治之，使中国陷入混乱，中国人民将处于流血和饥荒之中。
其实，从尼克松与中国交往之时起，削弱和分裂中国就一直是华盛顿的议事日程和期望。在随尼克松首次访华回来时，亨利·基辛格在华盛顿告诉“台湾驻美大使”，中国五年内有可能进入混乱和动荡时期。尼克松也向他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为了促成这种结果，美国不仅向“疆独”分裂活动提供资金，小布什总统夫妇还在2007年7月15日布拉格召开的民主与安全会议上接见热比娅。在他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对卡德尔不吝溢美之词：“我在此将会见的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热比娅。像热比娅这样的男性和女性人才是他们国家的最伟大财富——远比其军事机器和地下石油更有价值。”
人们很想知道小布什总统遵循的是哪一种逻辑，因为像热比娅这样一个触犯中国法律、竭尽所能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人，如何能成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财富。也许小布什先生在讲述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况，使用武器和军队从中国分离拥有丰富石油和其他资源的领土，目前无法办到。然而，利用持不同政见者破坏中国的稳定具有明显的可能性，热比娅就是美国实现其目的的最佳人选。
确实，利用民族分歧以及与持不同政见者建立关系，来颠覆某一国政权或分裂一个国家，这在前南斯拉夫和苏联已经成功得以实现。热比娅等人的活动是由美国政府和德国等西欧国家政府资助的，这些政府近年来逐步扩大反华的分离主义势力。分离主义政策同样瞄准了内蒙古和西藏。其目的是将这些领土从中国分离出去，加大西方势力，使新殖民主义剥削劳动、掠夺资源成为可能，并削弱中国，以免中国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
为了防止“反华的分离主义势力”的继续干涉和坐大，中国必须维护其重大国家利益，阻断外国政府对分离主义运动的资助。一旦主权遭受挑战，中国必须对西方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进行制裁，这种做法应当立即适用于美国和德国，因为两国近来资助和支持了反华的分离主义运动。否则，中国国内将不会安全和安宁。
中国品牌与自由贸易和投资
根据中国一家独立的市场调查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报告，2004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仅仅三年之后，中国品牌正逐渐在国内市场败给外国竞争者。该调查涵盖了1000家品牌，包括“信息技术、日用品、食品饮料、金融服务业、纺织品和服装”。
跨国公司加速在中国开发和夺取市场占有率，包括在中国国有电视台作大量的广告宣传。例如，最大的跨国消费品制造商——宝洁公司，2004年花了385亿元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广告，是前一年费用的两倍多。
在中国，跨国公司似乎只对那些利润很高的高端市场感兴趣。由于跨国公司成功地渗透进现有的高端消费者市场，中国国内公司正逐渐失去市场占有率，并最终为了极为微薄的利润而相互形成恶性竞争，从而没有余力来提高工资、从事研究与开发。
结果，中国国内产业经历了破产和私有化，中国工人被解雇，只能到最简陋的工作环境里劳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大量美国补贴的进口农产品，包括许多可能有毒的转基因食品，使中国乡村陷入困境。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导致了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品市场大众化领域的需求不足。
面对外国资本的猛烈攻击，中国的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未能开发出中国的民族品牌。虽然中国公司仍然控制着那些高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但它们只是充当分包商，需要依靠出口市场，并受制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利润压缩。
根据这种商业安排，跨国公司控制销售、研究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国际品牌，而中国公司负责制造、劳动力和与政府搞关系。
因此，出现一种令人烦恼的国际现象，虽然中国在太空探索、尖端技术等许多科学实践中显示出其才能，还有压倒性数量的科学和工程学研究人员，他们是许多海外研究所的优秀人才，但中国仍然只有少数几个全球公司。
另一方面，美国“在跨国公司500强的数量和百分比上都保持绝对优势，拥有227家（45%），其后是西欧的141家（28%）和亚洲的92家（18%）”。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微软、辉瑞和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着其各自的工业和零售领域。
在这方面，中国甚至还比不上韩国。韩国是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全球公司如三星、现代汽车和LG公司举世闻名，它们的产品被全世界的消费者所广泛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历史昭示，当今那些拥有大量全球品牌跨国公司的经济强国，都曾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它们的新型工业，最终变得成功和富裕。
英国是首个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其新生工业的工业强国，而美国则被称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力倡导以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新生工业。于是，在1816年的关税法中，“几乎所有工业品都征收35%左右的关税”。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保留大量的新生工业贸易保护主义”。而从19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发展迅速的经济体，这并非巧合。
事实上，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美国工业已经取得世界至尊地位时，美国才主张自由贸易。然而，许多自由贸易的口号只不过是花言巧语，因为美国经常使用配额、自愿出口限制、农业补贴和贸易制裁等措施。
除了关税保护之外，美国的其他国家干预措施大大加快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支持农业研究、创建农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投资公共教育、改善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补贴铁路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已经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国际竞争，即便如此，“在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究开发上的开支维持在总研发开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16%”。在计算机、航空航天和互联网等工业领域，虽然美国在总体技术领先方面有所下降，但它仍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而假如没有美国政府国防研发基金支持的话，这些领域将无法生存。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制药和生物技术工业。
在其他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德国和法国也是以保护新生工业和利用工业政策指导关键工业而闻名。在德国，政府为关键工业部门提供“垄断权、贸易保护、出口补贴、资本投资和海外技术工人”。
日本仿照德国，在造船、采矿和军事等工业领域建立国营模式工厂。政府给予船坞和铁路公司补助，并将其列入基础设施规划。政府雇用外国技术顾问并大量参与培训。在1911年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它着手关税改革以保护新生工业。它不鼓励“奢侈竞争”，支持公司合并。1950年至1974年，日本人均GDP经历了惊人的增长，这被公认为是归因于“政府积极的工业、贸易和科技政策”。
其他东亚国家效仿这些工业、贸易和科技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此外，东亚政府着手将技能训练和人力资源发展相结合，管制技术许可，更重要的是牢牢控制外国直接投资。
在日本，大多数关键工业部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即使得到许可，外国股权的上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通常最高为49%。它们要求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并至少购买它们在当地投入的规定份额。日本政府也对技术引进进行管理，以确保过时的或者要价过高的技术不被引进。”
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之下，日本形成具有全球品牌的世界级公司也就不足为奇了。丰田汽车公司最初是纺织品机器制造商，它于1938年开始生产汽车。然而，即使政府以高关税保护日本的汽车市场，并限制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的外来投资，经过25年的尝试，丰田汽车公司还是遭受了惨痛的失败。1949年，日本银行的贷款使丰田汽车公司走出了困境。假如日本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撤销对外来投资的管制，放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丰田汽车公司将无法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汽车公司。如果那样，“丰田汽车公司如今充其量也许就是一些西方汽车制造商的低级合伙人，更糟的结果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同样适用于整个日本经济”。
同样，韩国效仿日本模式保护民族工业，从而得以打造出三星这样的全球公司。三星公司是移动电话、半导体和计算机的主要制造商。
在欧洲，芬兰直到“二战”结束时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工业化国家，它采取类似于日本的策略，牢牢控制外来投资和国有企业以加速工业发展，将贷款引向关键的工业部门，从而得以提升其工业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它认识到，假如过早放宽对外来投资的限制，其国内公司将无法独立地进行技术开发。结果，它打造出最成功的全球公司之一——诺基亚。
诺基亚年销售额达500亿美元，被列为芬兰最优秀的品牌和最好的雇主。诺基亚品牌价值超过350亿美元，是2008年亚洲和欧洲的头号品牌。诺基亚的收益位列全球财富500强的第85位，并被列为最受称赞的公司的第42位。
然而，诺基亚曾是一家墙纸、橡胶、鞋类和消费电子产品的工业企业集团。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破产。它经过了17年时间才开始由电子子公司获利。假如芬兰开放其门户，接受外来投资，可以肯定，它现在将不会有诺基亚。像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诺基亚将很可能被拍卖给外国人，或者破产，留下成千上万失业的员工。
毫无疑问，为了发展拥有全球品牌的世界性规模的公司，各国必须首先限制外来投资，保护其民族工业。丰田汽车、三星和诺基亚公司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各国不能张开双臂欢迎跨国公司，期望借此组建具有全球性品牌的公司，因为无限制的外来投资将必然导致其民族工业的解体。假如中国决策者诚心要打造中国的全球品牌，它就必须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保持警惕。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西方跨国公司的掠夺性。中国必须为中国公司保留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它们进行改造，直至其工业足以参与国际竞争时为止。
《经济学家》杂志已经提及全球品牌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也许一个尚未知名的电子制造商在中国的某地决定，假如三星公司能够脱离黑暗的阴影而爬到树的顶端，那么也许它也可以。”这个问题引发人们的疑问：在当前的过度开放政策之下，有多少这样的中国公司被埋没了？显然，对于《经济学家》提出的上述问题，答案应该是令人震惊的“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创造性和天才的人民，他们肯定能够将其创造性传统用于科学和技术，创造出中国品牌的全球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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