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关系来说，2008年春天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时刻。但是，两国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军事冲突或重大经济争端。然而，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2008年夏，北京顺利地举办了奥运会，但是，2008年秋天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伴随而来的是中美之间的相互指责，这表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对彼此的不信任。为什么？

　　2008年，一系列的误认和误解已经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的互信，不信任与怀疑已经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具体来说，两国不同的认同和意识形态是产生诸多误认的根源。深刻的不信任增加了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日益加深的威胁感转变成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螺旋式地把双边关系引向冲突。

　　在奥运会上的误认

　　事情最初是从世界屋脊开始的。2008年3月10日，数百名佛教僧侣开始在拉萨和西藏的其他城市举行一系列的游行。以后几周中，西藏既有僧侣的游行，也有国家的镇压。出于对这些僧侣的同情，西方媒体严厉谴责中国的镇压活动。由于不能亲身前往西藏，CNN和其他西方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西藏事件时，使用了从别处得到的资料片。许多中国人对此进行抗议，抗议西方媒体故意歪曲西藏的情况。中国的一群民族主义者用中英文成立了网站“anti-CNN.com”，揭露西方媒体的谎言和歪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情况更加恶化。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于3月底从希腊开始，4月在全世界传递，最后到达中国。火炬传递成了重大抗议和反抗议的场所。4月6日和7日，分别在伦敦和巴黎，抗议者在试图熄灭奥运圣火时遭到了殴打。4月9日，在旧金山，为了避开抗议者，组织方被迫更改了已经计划好的传递路线。西方人对中国安保小分队的强硬战术感到吃惊，而传递国不能保护火炬手，也让中国人感到惊异。许多中国人对法国特别不满意，并在全国各地的家乐福超市外举行游行。4月底，奥运火炬在亚洲传递时，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在堪培拉，有2万多名华侨到场，这吓坏了澳大利亚媒体；在长野和首尔，华侨同大量藏独分子、当地示威者之间的打斗，也让日本与韩国拉响了警铃。

　　这些事件的后果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看法都大打折扣。2008年7月，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的调查表明，67%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活动，比2006年的调查结果增加了9个百分点。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重大利益的“主要威胁”。

　　中美的民族认同大相径庭，这是产生这次相互误解悲剧的根源。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百年耻辱”的叙事让他们通过受害者的棱镜来认识西方的所有行为，使他们认为美国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阻挠中国的崛起和羞辱中国而制定的。同时，对失去自由的害怕也让许多美国人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野蛮力量叙事：践踏个人权利的“东方暴君”或“红色共产党人”。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填补了知识的空白。在对彼此缺乏实质性认识的情况下，中国人和美国人最终都是坐井观天，在构筑对方的负面形象的同时，支持自己所珍视的自我形象。

　　不再是受害者？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尽管中国人了解美国，但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说中国人非常了解美国，那就有问题了。就美国流行文化、政治、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而言，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了解并不等于理解。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还不够，美国完全是一块中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定义来构建“他者”的“白板”。

　　大多数国家是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的，现代中国也不例外。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日本占领满洲和后来参加“二战”，中国曾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饱受痛苦，这种战火纷飞的历史对当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历史不会不说自明，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人的经历，对他们今天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起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因此，旁观者听听那些故事，可能是明智之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框架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打败了国民党、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爱国教育运动”。到90年代末，一种新的“受害者”叙事取代了毛主义的“胜利者叙事”。“百年耻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新主导叙事，按照中国的正义性建构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等“他者”。 透过“百年耻辱”的棱镜来看世界，就很容易明白，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是如何把2008年春天西方的抗议解释为中国成为外部受害者的又一个例证。简而言之，当今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人对美国的行为和目的的认知。

　　自由主义者的恐惧

　　美国的民族认同是许多美国人对当今中国产生诸多误解的根源。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关于中国的话语让我们了解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美国关于成为“美国人”的意义的长期争论。

　　在《建国兄弟》（Founding Brothers）一书中，约瑟夫·艾利斯（Joseph J．Ellis）认为，在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紧张。他认为，美国有两个“建国时刻”。第一个是《独立宣言》，即杰斐逊派共和党人首先接受的“1776年精神”。美国自由主义的这一流派首先拥护的是个人自由，憎恨乔治国王的专制统治，直到今天仍然对集中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怀有本能的恐惧。第二个“建国时刻”是1787—1788年宪法的制定。汉密尔顿派的联邦党人首先庆祝这部宪法的诞生，因为它把美国从一个软弱的邦联国家转变成了真正的美国，但后来为强大美国的支持者接受。美国“两个建国时刻”之间的紧张使美国人不断就州权与联邦主权、自由、平等、国家权力的恰当地位等问题进行辩论。艾利斯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场辩论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建构了我们的民族认同”。

　　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和后来中美政策的制定恰恰植根于这场关于美国民族认同的辩论中。今天，“1776年精神”仍然主宰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美国自由主义的杰斐逊式共和主义流派本质上坚决地维护个人自由，反对威权主义的国家。在美国的民族叙事当中，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乔治国王的专制统治和英国，赢得了独立和自由。但是，我们对强势国家对个人的奴役的恐惧今天依然存在，变成了害怕共产主义。谴责“中国威胁”和共产主义恶魔成为一种定义热爱自由的21世纪美国人的方式。因此，难怪美国的政治家经常利用中国来在美国选民面前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因此，许多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也可能继续害怕“中国的崛起”。

　　那些处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端、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人都怀有这种“1776年精神”。在左派中，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言论坚持这种保护个人自由和反对威权国家的叙事。众议院议长和人权倡导者南希·佩洛西也指责中国缺乏政治自由。右翼的宗教保守人士也加入其中，不仅悲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且也对中国宗教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的缺乏感到痛惜。这种两派共有的“1776年精神”导致2008年春天美国人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和奥运火炬转递。中国人对美国最根本的误认之一是，他们把美国“1776年精神”视为“反华的”。美国人对中国知之不多，关心甚少，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

　　一些美国人首先关注的并不是“中国专制”对美国自由构成的“象征性威胁”，而是“中国崛起”对美利坚民族构成的“实质性威胁”。他们身上也延续着联邦主义者对美国民族性的称颂。“中国崛起”观念似乎带来了对美国在21世纪的命运的担心。在某些方面，“9·11”事件和“中国崛起”相当于1786—1787年的谢司叛乱，因为它们都让联邦主义者害怕国家分裂。正是这种担心使人们愿意为了国家的权力和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

　　美中关系的政治心理学

　　美中关系中的许多误认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也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异。但是，各种更常见的文化和心理差异也对美中关系提出了挑战。自尊的跨文化差异影响着人们对虚构的国际情景的情感反应。许多中国人对伦敦、法国、旧金山允许西方抗议者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感到惊诧。这种担心既有文化上的因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礼貌地对待客人是西方普遍的行为准则，但是这只适用于个人生活，当然也不能被抬高到言论自由等基本价值观之上。然而，对中国人来说，照顾好客人是更为强大的行为规范，不仅适用于个人层面，而且适用于集体层面。因此，英国和法国警察没有更好地履行保护奥运圣火的职责，这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视为不礼貌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视为对中国尊严的有意冒犯。许多中国人把整个奥运会——特别是奥运火炬——等同于民族的自豪感。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利用北京奥运会加强民族的自豪感，这是中国人普遍支持上述观念的部分原因。尽管如此，原因还包括一种更根本的心理因素。跨文化心理学家们发现，美国人在个人自尊心理上的分数总是高于中国人。但是，在国家层面的集体自尊方面，中国人的分数总是高于美国人。这种在自尊上的跨文化差异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了解奥运会这样的大事具有一定的影响。

　　纷争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

　　调查研究的方法能够从经验上证明过去对当今国际关系产生作用的方式。2007年春天对181名中、日、韩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共有11个问题，涉及他们共同的过去、对当前威胁的认知、未来外交政策的取向。这项调查没有讨论美国，但却洞悉了历史对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方式。“关于过去的信念”的标题下有两个用积极词语和两个用消极词语所作的陈述，分别是关于殖民地满洲（中—日）、殖民地韩国（韩—日）或附属国朝鲜与中国明清两朝之间的关系（中—韩）的。例如，在殖民地满洲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包括“繁荣殖民地满洲”、“日本的政策有助于殖民地满洲的发展”、“日本的统治对殖民地满洲有害”、“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饱受苦难”。“威胁认知”标题下有五个问题，其中三个是关于一般的威胁，两个是关于具体的军事威胁。在日本状况的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如果日本软弱一些，世界会更加安全”、“日本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应该怀疑日本的意图”、“日本最近军费的增加不利于中国的安全”、“日本寻求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最后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探寻的是对相关“外部群体”的外交政策取向，一个问题是广义的，另一个是具体的。例如在殖民地满洲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中国应该对日本采取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考虑到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海上领土纠纷的事实，这个问题同时还列出了非常具体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中日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日本和中国都宣称对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拥有主权。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捍卫在钓鱼岛上的主权，即便这意味着与日本紧张关系的升级”。

　　对181名中、日、韩大学生的回答结果作一个简单的关联，就会发现关于过去的观念影响着对当前威胁的认知，并且所认识到的威胁直接转变成未来更强硬的外接政策取向。这一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关于过去的观念确实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

　　政党、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利益集团、机构都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政治意识形态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概括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对华态度上的差异？结构理论和体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无法对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进行认真的研究。民意测验通常缺乏足够细致的问题，难以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几乎不可能知道一般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如何影响他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偏见、对华政策取向。

　　在2008年2月的一项网上调查中， 158名美国人回答了38个关于中国的问题。问题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有六个问题，内容是“象征性威胁”，针对的是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所造成的威胁。它包括诸如“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和美国基督徒非常相似”。第二部分是六个问题，内容是“实质性威胁”，针对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经济威胁和现实威胁，包括“最近中国军费的增加损害了美国的安全”、“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稳定东亚、促进世界和平”。第三部分是“偏见”部分，有八个问题，包括八个“中国人……”的句子。其中四个句子用的是负面陈述（“不合作的”、“不正直的”、“好斗的”、“不诚实的”），四个句子用的是正面陈述（“友好的”、“可信的”、“和平的”、“可敬的”）。分值越高，表明对中国人的偏见或负面看法越大。第四部分是八项“对中国政府的负面评价”，包括八个“中国政府……”的句子，这些句子用八个同样的形容词来描述偏见程度。最后，第五部分有十个问题，内容是“遏制中国的政策”，针对的是受访者的中国政策取向，包括“与中国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保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和寻找遏制中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办法”、“我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等。分值越高，表明人们越倾向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调查结果是一边倒的。与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相比，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威胁大得多，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负面看法多，对中国人的偏见多，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得多的政策。

　　政党也具有类似的影响。总的来说，共和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比民主党多，他们倾向于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此外，通过控制教育/收入、性别、年龄等其他解释变量的多重回归分析，发现尽管这些因素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相比，是可以忽略的。简而言之，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人认识中国的方式具有明确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误认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更均衡地理解认知和意图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例如，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主张，既然无法知道其他国家的意图，那么理性的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做好最坏的准备。因此，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世界政治的悲剧”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和观点是不可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恰恰相反，世界政治的悲剧是由于学者们和外交家们没有系统地理解他人是如何看世界的，从而使误认和冲突越来越多。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在其1976年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误认》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能够发现的模式中，由于我们能够理解的理由，对世界和其他行动者的认识偏离了现实。”上文提到的调查和实验性研究表明，对误认模式的科学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迫切需要的。研究美中关系中的认识和误认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想要避免美中之间出现新的冲突，就必须克服这些挑战。中国和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两场战争，并且美国可能很容易卷入到中国大陆与台湾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另一场冲突中。尽管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它的利害关系太大，不应该蒙住我们的双眼和最美好的希望。

（译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