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与以往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如全球大瘟疫、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相比，气候变化显得更加严重、更加紧迫，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因而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值得指出的是，气候变化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应对它需要人类现行的科技创新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消费生活方式进行重大改变，需要人类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彻底变革的挑战，是一声催动人类“浴火重生”的行军号令。毫不夸张地说，鉴于气候变化，人类如要继续繁荣发展，就必须走向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文明阶段，即“走向一种生态文明”（大卫·格里芬，2007）。

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历程

　　气候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普通的环境保护有异。一是普通环境问题不管是在影响还是在应对方面都很少具有全球性，而气候变化恰恰以全球性为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因而显得更加急迫、更加棘手。二是一些环境保护要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悖。如核能的应用，环境保护论者一般持激烈反对的态度，而对于气候变化应对来说，其低排放优势十分明显。
　　应该说，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由国际自然科学界提出并推动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IPCC。该机构汇集了世界数千位科学家，以科学评估的形式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科学评估和政策建议。自1990年以来，该机构发布了四次评估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1990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从大量的科学事实出发，有力地得出了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的结论，直接推动了《公约》的诞生。1996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重点是论证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因果关系，对国际社会启动《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001年IPCC提交的第三次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的直接关系，旨在推动《议定书》的签署和实施。2007年，IPCC发布了十分全面的第四次报告。该报告运用最新的科学证据，分别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减缓等角度，得出了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因、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生物系统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等结论。报告认为，要使人类持续发展，应确保未来全球升温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大气温室气体浓度需稳定在450ppm的水平。为此，就中期（2020年前）而言，发达国家需要在1990年的基数上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应相对于“一切照旧”的排放轨迹下降15～30%。就远期（2050年前）而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当前需减排50%. 只要充分运用好现有的各种减排技术，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通过国际合作的一致行动和合理的政策措施，全球的减排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IPCC的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最权威、最全面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而且是国际社会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重要依据，对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当然，在科学界，也有人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如弗雷德·辛格和丹尼斯·埃弗里（Fred Singer and Dennis Avery,2007）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现代的变暖是适中的，并且不是人为的”。他们认为，今日观测到的气温升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世界气候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受太阳黑子活动的变化推动，每1500年就有一个适度的但不规则的气候变化周期。我们正处在当前这个周期的变暖阶段。与目前普遍的担心相反，我们对未来的担心倒应该是：事实上，一个新的冰川期正在来临，因为我们这个相对温和的时期正在走向结束。还有人对IPCC结论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因为“创作IPCC文件的那些人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科学家，大部分人都是政府官僚”（ Patrick Michaels，2004）。

经济学与气候变化

　　自然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其激发的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响应，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重视。其中，首先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就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气候变化是否合适的辩论，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代价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进行了比较。在争论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一派在气候变化上较为积极，认为人为的气候变暖是无可否认的，全球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这是主流，我们姑且称之为“行动派”；另一派虽然也承认人为的气候变暖的事实，但认为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既不紧迫，也无必要，我们姑且称之为“怀疑派”。
　　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贝索恩·罗姆伯格（Bj?rn Lomborg）。在2001年的《怀疑论的环保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中，罗姆伯格对气候变化风险必定盖过其他一切风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现时期，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更大的问题，试图阻止气候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将大大超过任由它发生的代价。他问：“难道只有狂热地、轻率地、不计任何代价地花费在奢侈的二氧化碳削减计划上，才是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2003年，罗姆伯格组织了一次他叫做“哥本哈根共识”的活动来给世界的主要问题排列次序。他列举了一个问题表，请8位经济学家给这些问题排序，结果所有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都把气候变化排在世界议程的最底部或者接近最底部（Bj?rn Lomborg，2004）。2007年，罗姆伯格对《议定书》以及一切实质性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意图展开了进一步的攻击,并将“行动派”的代表作之一即“斯泰恩报告”说成是一份“激进的”、“制造恐慌的”报告（（Bj?rn Lomborg，2007）。如今在西方，尽管行动派是主流，但“怀疑派”的影响也不弱。例如，《时代》（Time）杂志2004年将罗姆伯格称为世界100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英国的《卫报》（Guardian）将罗姆伯格列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在“行动派”这一边，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文化传统出发，又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派。一是以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泰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积极行动派”，二是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消极行动派”。两派在减排的总目标、阶段性目标、减排路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
　　2006年10月30日，受英国政府委托，斯特恩主持发布了《斯特恩评论》（The Stern Review），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报告论证了欧盟倡导的全球升温不超过2℃的长期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在应对措施上，报告深入比较了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和“一切照旧”情形下的损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蒙受今日相对较低的成本，就能够避免全球变暖的巨大的未来成本（Nicholas Stern,2007）。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斯泰恩进一步坚持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温室气体的稳定浓度目标为450～550ppmCO2e，550ppmCO2e是极限，“一个地区的浓度达到550ppmCO2e，这个地区显然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了，而更高浓度所构成的危险绝对是不可容忍的”。他批评诺德豪斯认为浓度稳定在650ppmCO2e的水平是最优的主张，“包含了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斯特恩指出，如果从现在开始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CO2e的水平，在及时并正确地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到2050年前每年的减排成本大概占全球GDP的1％。这个水平很高，但是可以控制。但如果等30年再采取行动，减排成本将增大到全球GDP的4%（斯泰恩，2009）. 2008年4月，斯特恩再次发表了“气候变化全球协定的关键要素”一文（Nicholas Stern，2008）。该文内容十分全面，提出了一整套2012年后国际气候变化规制的方案。文章坚持了他在一贯提倡的国际气候变化规制原则，即有效、高效和公平。有效指减排要有环境效果，目标要适度；高效指减排要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优的减排路径；公平则关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分担。在减排目标上，该文根据紧缩趋同的原则，将斯特恩以往所定的目标换算成了人均排放目标。
　　“积极行动派”除了斯特恩以外，还包括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澳大利亚的罗斯·加尔诺特（Ross Garnaut）等。随着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经济学界积极倡导采取强有力的、大幅度减排措施的声音日益高涨，逐渐占据了主流。
　　以诺德豪斯等人为代表的“消极行动派”则主张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采取“慢行战略”（go-it-slow strategy）。诺德豪斯认为，2100年因全球变暖趋势延续而导致的世界总产量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即约为2100年GDP的1%（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是3%）。在2008年的著作《均衡问题：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中，诺德豪斯根据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先期缓慢减排，然后逐步加大力度，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700ppm的水平，因此“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Nordhaus,2008）。导致诺德豪斯得出和斯特恩差别甚大的结论的原因之一是贴现率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贴现率表现为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的价值，“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未来的所有后代人都被视为同一的，正的贴现率意味着后代人的福利与前一代人相比减少了，或者‘打折’了”（Nordhaus，2007）。给定贴现率为10%，50年后影响到人类的一场灾难其“现值”将小于未来成本的1%. 斯特恩给后代人的福利确定的贴现率为年均1.4%，而诺德豪斯为6%。由于将低值赋予了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并假设了后代人将会比当代人更加富裕，诺德豪斯因此反对进行激烈的减排，反对在减缓气候变化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诺德豪斯这种观点被斯泰恩斥责为“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Nicholas Stern, 2007）。
　　与斯特恩提倡全面的、各种减排适应手段并用的政策建议相比，诺德豪斯还是碳税这一规制手段的最积极的提倡者。在比较了“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以及《议定书》减排机制这类数量导向的控制机制和全球统一污染物排放税之类的价格导向的控制机制之后，诺德豪斯得出结论说：价格型政策更为可行，也更有效率。鉴于减排目标较低，诺德豪斯提倡课征30～50美元/吨的碳税，并在本世纪中期将其提高至85美元左右（诺德豪斯，2009）。这个数据与斯特恩提倡征收每吨300美元的差距十分之大。
　　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恩和诺德豪斯的分歧是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的反映。欧洲人普遍担心全球变暖影响到欧洲冬暖夏凉的气候，因此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基本上都趋向于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美国地域辽阔，环境承载力强，加上传统的奢华浪费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总体上不太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在IPCC第四次报告和奥巴马上台之前。这种大环境决定了美国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欧盟。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问题上，欧洲基本上强调管制手段和市场手段并重，而美国人更重视市场手段，而在市场手段中也尤为偏爱碳税。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大体而言，而且在奥巴马上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人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如曾经对斯特恩持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J. Arrow）也开始承认，斯特恩的基本结论是合理的，我们最好还是采取行动切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不要甘冒因未能迎接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后果之险（肯尼思·阿罗，2009）；曾经参加罗姆伯格“哥本哈根共识”排序的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也承认“两种极端的原则--在我们确信万无一失之前千万别做任何事情；在我们确信别的办法完全行不通之前千万别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经济学的意义，也没有别的任何意义”，但可惜，他完全堕入了唯科学主义。他所说的行动只是赶快“重视能源的研发”，他甚至认为，“现在通过一些多边外交谈判去决定必须防止达到什么样的温室气体浓度极限值，并据此向参与国分配配额，是‘对气候系统的危险的人为干扰’。”（ Thomas Schelling, 2007）除了托马斯·谢林之外，倒向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有许多人。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抱有怀疑，因为在增长和减缓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所限，因为“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导致它根本就无力认清全球环境恶化的事实”（理查德?约克、布雷特?克拉克、约翰?福斯特,2009），经济学家确实容易像牛顿求助于第一推动力那样求助于技术的无所不能。

政治学与气候变化

　　如果说经济学家容易倒向唯科学主义，那么，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总体上则更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政策、伦理等因素。例如，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认为，“技术创新只是(应对气候变化)这副扑克中几个大小王中的一个”，“技术进步对于我们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来说将是十分关键的，但国家的支持才是让它落到实处的必备条件”（吉登斯，2009）。
　　吉登斯认为，“如要我们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政治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国家的角色最为重要，“因为它手头掌握的力量太多太多，不管你是谈论国内政策还是谈论国际政策”。尽管市场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出现气候变化问题，恰恰是因为市场的“外部性”。因此，单单依靠市场手段，是解决不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不过，吉登斯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是传统的政治，因为在气候变化面前，“我们既有的政治思维方式确实需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他所说的国家和以往也有大的不同，他所说的是“保障型国家”，即国家不能仅仅当一名协调员，它还必须保障实现确切的结果--最主要的是不断减少碳排放。为此，国家一是“必须和许多其他机构与实体一道行动，就像它们如要有影响力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一道行动一样”；二是要着力于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即将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经济“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和其他价值观、政治目标叠加在一起”；三是要加强风险管理；四是要在国际层面坚持“发展要务”，因为“穷国只为全球变暖做出过微小的贡献，它们必须获得发展的机会，哪怕这个过程会在一个十分紧要的时期增加排放”；五是要“回归计划”，“为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计划”（吉登斯，2009）。
　　吉登斯尽管强调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打造一种新的政治，但这种新政治仍然处于旧的政治框架内，只是一种在多元化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活动层面上的微调。他说“我们还必须在已有的制度下活动，按照尊重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行事。”（吉登斯，2009） 与此不同，将气候变化与民主对立起来，认为民主无力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观点也颇有影响力。例如，戴维·希尔曼（David Shearman）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一书中认为，民主国家已经被部门利益和不幸的物质主义所摆布，无力去创制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实质性政策了。我们应该承认，正视我们的环境难题需要政府走向一条更具威权性的道路：“在我们看来，自由并不是最根本的价值，它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个而已。生存才是不断提醒我们的更具基础性的价值。”（希尔曼、史密斯，2009）与希尔曼和史密斯彻底否定民主体制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同，大卫·格里芬则要求一种不同于现行民主的“全球民主”。他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缺少全球政府意味着没有一种有权威的制度去确保国家之间互动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利益和广泛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就给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普遍同意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最小公分母’效应，即原始协议书要一再地妥协，直到它满足了最不支持它的国家的同意”。此外，军国主义也是气候安全的一大敌人。这不仅是因为军事活动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而且是因为“只要无政府的世界秩序存在,便可以设想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总会压过环境安全的重要性”。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建立起“全球民主”，即由世界法庭和全球民主政府组成的体制。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现行于美国和多数名义上民主的国家之中的财阀民主”（大卫·格里芬，2007）。
　　其实，在政治学领域，民主只是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的内容之一，尽管它是一个新话题，但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话题是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全球治理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逐步深化、学术讨论的日益深入，政治学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社区治理甚至政治哲学如正义问题等领域。如乔舒亚·巴斯比（Joshua W. Busby）在给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行动议程》报告中，从气候变化对美国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影响、相关的政策选择、机构改革等角度全面分析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文章指出，“在一个充满新安全挑战的世界里，要锻造循此路线发展的气候政策，就必须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Joshua Busby, 2007）。埃里克·波斯纳（Eric A. Posner）和卡斯·森斯坦恩（Cass R. Sunstein）在《气候变化正义》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正义问题。他们认为，国际上往往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历史责任为大力减排、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支持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中涉及的正义问题包括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指的是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因此它有特殊的义务去帮助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损害。矫正正义指的是因为美国是现有温室气体存量的最大贡献者，它的排放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损害，因此有义务主动采取矫正措施，不仅要自身大力减排，而且要弥补其他国家的相关损失。然而，分配正义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帮助全世界穷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保护其他国家免遭种族屠杀、贫穷或者饥荒的袭击似乎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温室气体限制对美国而言是否是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公民的最好方式，目前尚是未知数。”矫正正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样说不清楚。因为现有的存量是历史上造成的，许多相关的行为人已经去世很长时间，将财富从美国转移到那些受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地方并不是恢复原状的恰当方式。因此“矫正正义观念只是一个比喻，而且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 由此，波斯纳和森斯坦恩得出结论：一条适宜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应该以福利主义思想为基础，而矫正正义的思想则与之无关（Eric A. Posner & Cass R. Sunstein，2008）。
　　应该说，波斯纳和森斯坦恩确实看到了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在解释美国为何应积极参与减排时确有不足，他们的论证也貌似合理。尽管他们一再强调“我们没打算为气候变化粗画出一条积极的路径”，目的只是搞清楚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论点的“用途及其局限性”，但他们为美国拒绝签署《议定书》、消极对待温室气体减排进行辩护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可惜他们忘记了，在人类共同的危机面前，美国并不能独善其身。它自身减排并帮助其他国家减排，并不完全是为了别的国家，也是为了它自己。所谓的“正义”问题，并不只是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问题，而且是在减排义务和发展权利之间的选择何种更符合公平和正义、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种施舍（分配正义），也不仅仅是一种补偿（矫正正义），而是为了一种“共同善”，一种通过帮助穷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来确保自己永续发展的策略，是一种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即使在矫正正义问题上，波斯纳和森斯坦恩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单独从现有的温室气体存量上看，确实无法追溯“已经去世很长时间”的人的责任，但问题是发达国家除了对现有的存量做了很大的贡献之外，现在和将来的排放也占了全球的大多数。从未来看，矫正正义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社会学与气候变化

　　社会学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相对较晚，成果也不是很多。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当属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了。在“全球风险社会”（global risk society）这一概念下，他很早就关注了气候变化问题，认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巨大的全球风险。在2009年2月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作的讲演中，他专门探讨了气候变化给社会学带来的挑战。演讲分八个论题，阐述了建立气候社会学的必要性、气候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和对于气候变化在当前应持的社会学基本立场。贝克认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和政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社会的绿化”，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必要弥补上“社会学缺环”。气候社会学首先需要将气候变化当成一种全球风险，并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应将气候社会学与政治学密切结合起来，防止有组织的失职行为；气候社会学必须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贝克认为，气候社会学必定是一种全球社会学，“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开启了政治活动的跨国舞台。这至少可以当作我们找到解决气候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答案的途径”。总之，必须实现一种绿色现代性，一种反身性的现代性，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因此是第三代的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2009）。
　　社会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层面集中于社会伦理学。詹姆斯·加维（James Garvey）在《气候变化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科学能够让我们掌握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那些事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那还是不够的。”他认为，给后代人的福利赋予高的贴现值，对“谨慎原则”无动于衷，不愿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抑制全球变暖，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人的利益”。他还认为，技术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值得信赖的。他的结论是，人人都必须立即大幅减少能源的消费（James Garvey，2008）。英国神学家、爱丁伯格大学伦理学教授迈克尔·诺斯科特（Michael S. Northcott）在《气候伦理：全球变暖的伦理学》一书中，从基督教、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一个快速的气候变化时代，为了给人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迫切需要在基督教的良知之上增添伦理的信仰。这种伦理的信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诺斯科特说：“全球变暖是地球对全球市场帝国，对它孳生的无所顾忌的消费的审判”。他深入思考了应对气候挑战的各种政策措施和科学手段，重点考察了道德、（国际的和代际的）平等、公正、态度和动机等气候伦理问题，并做出结论说：“在生态危机病理学的核心，是人拒绝将自身看成动物，一种时常嵌入和其他动物，和造物主之间的网络关系中的动物”（Michael Northcott，2007）。
　　从内容上看，气候伦理学基本上是生态伦理学的延伸，当前的研究并无太多全新的实质性内容。但气候伦理学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以往的生态伦理学有别。一是它极大地提高了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生态伦理学基本上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一般是指人类在追求发展时如何与自然保持和谐。但气候变化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它转变成了人类在追求发展时如何使自己的发展可以持续下去的很现实的问题。危机感空前严重，发展道路面临彻底转向的需要。诺斯科特说气候变化是地球的审判，实际上说的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处罚。二是气候伦理牵动了国际层面的伦理问题。以往的生态伦理学基本上忽视或轻视了国际层面的生态治理，而气候伦理学最关键、最富争议的就是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公正、平等、协调一致，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目前气候伦理学方面的文献，大多是以世界层面的伦理问题为主题的（如：Harold Coward and Thomas Hurka，1993；Luiz Pinguelli Rosa, Mohan Munasinghe, Luiz Pinguelli-Rosa，2003；Paul G. Harris，2009）。
　　社会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三个重要层面，涉及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解构，或者说，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可信度的质疑。这方面的命题就是所谓的“气候变化的社会建构性”的命题。著名社会学家史蒂文·耶利（Steven Yearley）指出，说气候变化问题是建构性的，有三层含义。一是，气候变化问题“是对巨大的复杂系统的未来运动的推测，而这一系统众所周知是无法完全了解的。因此，科学家和模型设计者只能在不完全知晓所有起作用的变量的情况下对这一系统未来的运动作出估计”。二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随着社会行动而改变。“社会系统可以与各种气候变化机理直接相关”，“社会选择也复杂地影响着未来的气候”。而且，倘若人类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气候变化就不再发生。三是气候预测需要“通过一系列科学讨论和外交协商”，“这又会意味着谁来撰写报告、拿出什么观点、如何进行总结，所有这些事情都会按照一种不同于标准的学术模式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按照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进行。耶利指出：“有必要研究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团体，也有必要对社会科学在气候变化模型中的作用进行更多的社会学反思”（Steven Yearley，2009）。可以说，耶利所代表的社会学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但这种科学哲学研究并不是从认识论角度做出的，而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事实上，许多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尽管耶利并不属于这一阵营）都是依据这一方面的研究而否认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的。
　　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说，社会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第四个重要层面，则是从社会制度入手研究气候变化问题。这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由西方左翼学者进行，而且以《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所聚集的一帮学者为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就认为：“就生态、经济和世界稳定而言，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一种失灵的制度。很难说它可以提供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商品，而在其无拘无束地获利过程中，它正在破坏人类和地球的长期前景。”他据此激烈地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漠视或肤浅认识（理查德?约克、布雷特?克拉克、约翰?福斯特，2009）。旅美中国学者李民骐逐条考察了目前已知的各种减缓技术，包括科学技术和经济技术之后得出结论说：“为了实现降低排放的目标,所有方案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从2010年后必须紧缩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们就有动力和压力把大部分剩余价值用到资本积累和推动经济增长上去。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无增长(更不必说紧缩)地运行。”况且，“对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对缓和它内部的社会矛盾是必不可少的”。李民骐的结论是：“我们如果不想破坏支撑文明的生态状况,除了坚持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能实现这些目标呢?”（李民骐，2008）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制度批判往往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针对气候变化，著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指出，“目前的危机不同于以往，对自然的威胁，不论大小都源于资本的癌变性入侵。我们可以将其正式描述为 ‘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迅速扩散的裂变’。”因此，“资本不只是一种经济剥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为了挽救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我们必须明白“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在于我们改造自然和消费我们劳动成果的方式。要合理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乔尔·科威尔，2009）。
　　应当指出，对气候变化进行社会制度批判，依据现有制度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无能来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并严厉批判这种制度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基本价值和理论取向。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和气候变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随着各方面研究日益深入，气候变化将越来越成为人们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武器，也将成为人类如要真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必须克服的最大的制度障碍之一。

结语

　　不可否认，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重点展示了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必须承认，本文的展示是粗线条的，并未涵盖所有的理论取向和主题，某些方面甚至也没有抓住核心要旨。事实上，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理论等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从各自的学科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企图凭借一篇文章巨细无遗地展示所有的观点和主张，是不现实的。
　　表面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其主基调是和各自国家政府的态度相呼应的。欧盟对气候变化态度积极、提出的目标和举措明确而有力，其学术界的主流也是如此。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基本上以消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主流，更加关注美国自身的利益，其学术界也就出现了如诺德豪斯、波斯纳这样的态度保守者。但我们不妨倒过来说，也许正是由于各国学术界的主流是如此，政府的态度才会如此（尽管选举的考量、执政的理念、地缘政治的需要等因素必定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有了斯特恩报告，也许才有了布朗的积极；有了哈佛大学国际气候协议项目组，也许才有了奥巴马的转变。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决非如此简单。但不管如何，准确而详尽地把握西方学术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脉络，将有助于我们预测和分析西方国家的气候政策走向，为国际谈判打下必不可少的知性基础。
　　毋庸置疑，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应对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合作日益频繁，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将驶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切、价值取向，都将进入这个舞台一展身手。因此，从西方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中，还可以折射出西方学术界本身的风向，如经济学的转型、政治学的更新、社会学的扩展。总之，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车轮滚滚向前，西方学术界也正在发生“话语的转换”。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Bjorn Lomborg,2004，Global Crises, Global Sol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07，Cool It: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 Guide to Global Warming (Alfred A. Knopf, 2007).
　　Eric A. Posner & Cass R. Sunstein，2008,‘Climate Change Justic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June, 2008Fred Singer and Dennis T. Avery,2007，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 (Rowman and Littlefi eld, 2007).
　　Harold Coward and Thomas Hurka，1993：Ethics & Climate Change: The Greenhouse Effect，(Humanities Press Intl ,1993).
　　James Garvey，2008，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Continuum Books，2008).
　　Joshua Busby,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An Agenda For Ac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SR No. 32, November 2007）.
　　Nicholas Stern,2007，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08，Key Elements Of A Global Deal On Climate Change，网络可查：http://www.occ.gov.uk/activities/stern_papers/Key%20Elements%20of%20a%20Global%20Deal%20-Final01may.pdf.
　　Nordhaus,2007 “Critical Assumptions in the Stern Review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317 (2007): 201-202.
　　--2008 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Luiz Pinguelli Rosa, Mohan Munasinghe, Luiz Pinguelli-Rosa，2003：Ethics, Equity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Climate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llustrated edition, January 2003).
　　Michael Northcott，2007，A Moral Climate: The Ethics Of Global Warming (Orbis Books, 2007).
　　Patrick J Michaels, 2004，Meltdown (Cato Institute, 2004).
　　Paul G. Harris，2009：World Ethics and Climate Change: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Justice(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009).
　　Steven Yearley，2009，“Soci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after Kyoto: What Roles for Social Science in Understanding Climate Change?”，Current Sociology。 May 2009，Vol. 57(3): 389-405Thomas Schelling, 2007, Climate Change: The Uncertainties, the Certainties, and What They Imply About Action, The Economists' Voice, : Vol. 4/Issue 3。
　　大卫·格里芬，2007：“全球民主和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吉登斯，2009：《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肯尼思·阿罗，2009：“全球气候变化：一种政策挑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李民骐，2008，“气候变化、增长的限制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理查德?约克、布雷特?克拉克、约翰?福斯特,2009：“海市蜃楼中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诺德豪斯，2009：“京都之后的生活：全球变暖政策的另一种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乔尔·科威尔，2009：“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正与气候变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希尔曼、史密斯，2009，《气候变化挑战与民主的失败》，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斯泰恩，2009：“气候变化经济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6期。
　　乌尔里希·贝克，2009：“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