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发展：2000年和2040年的故事
2000年，全球经济受到如下6个经济体的主导，它们是美国、欧盟（当时有15个成员国，即欧盟15国）、印度、中国、日本和6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和台湾）。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这6个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3%，占全世界人口的58%（见表1）。
尽管很难界定政治因素的影响，但由于美国具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在世界各处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它显然在世界上是处于首位的。然而，欧盟15国也具有巨大的财富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欧盟15国的常规部队的数量略高于美国。尽管欧盟的国防预算只占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它们所拥有的战斗机却与美国相当，且坦克的数量多于美国。也许最大的差距在于硬件设备：欧盟15国在航空母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
表2显示的是对2040年的预测。此处的人口预测援引了联合国的数据。经济预测是由我做出的，但是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经济学家》杂志的影响。在我看来，表2中的预测数据最使人不安的地方是欧盟的相对衰落，表现在人口增长停滞，GDP增长缓慢。
尽管欧盟人口在2000年比美国人口多出三分之一，但是，到2040年，欧盟人口将少于美国。欧盟15国的人口增长出现明显停滞，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生育率持续处于极低的水平。在欧盟15国的多数国家里，总生育率（每位女性在生育期所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下降，远远低于人口再生产所需要的水平（2.1个孩子），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低生育率意味着欧盟15国的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例，2000年，这两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40岁，比中国高出10岁，比美国高出5岁；到2040年，预计意大利和德国的年龄中位数为50岁左右。欧盟15国的很多国家出现的这种快速老龄化现象意味着他们的赡养比率（经济活动人口与非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将会大幅上升。这些人口因素将会极大地制约经济增长的能力。此外，政治和文化因素似乎强化了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长，以及为支持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不断加重的企业税负。这些因素危及到了欧盟15国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里我并不是说，欧盟15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不会提高。按照过去的标准，它们提高的比例并不逊色（大概每年1.8%左右），但是却比不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增长速度（见表3）。到2040年，欧洲市场要比2000年的规模扩大60%。不过，美国市场的规模要扩大300%，印度市场扩大的比例超过1400%，而中国市场将扩大2400%。实际上，到2040年，中国市场将比美国、欧盟15国、印度和日本市场的总和还大。在2040年之前，英语可能是主要的工作语言，不过之后，大量的西方企业经理们也许要流行说普通话了。
二、对中国预测的解释
对很多人来说，表2中最有夸张成分的便是对中国的预测。预计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是届时欧盟（欧盟15国）水平的2倍，也大大高于印度和日本。换句话说，到2040年，尽管中国不会超越美国，但预计它将从2000年的穷国变成富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持如此乐观的态度，需要解释其根本原因，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
（一）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
一般情况下，可将经济活动分成三个部门：农业、服务业和工业。在1978年到2003年这25年间，三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都很快，平均年增长率为6%。从全国水平来看，工人的人均产量增长9%。这是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均产量高于农业水平。因此，把劳动力密集的农业部门的人口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部门，经济得到了额外的发展动力。产业间人口转移为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我预测，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产业间人口转移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此外，让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将是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作用。中国对教育加大了投入，从而提高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我曾提到，根据美国掌握的资料，与没有完成9年教育的工人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生产力是前者的3倍，高中毕业生的生产力是前者的1.8倍。因此，在接下来的30年中，把高中入学率提高到100%，把大学入学率提高到50%，这个举措本身就会让经济的年增长率提高6%以上。
实现高等教育的这些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要知道，在1980年，西欧国家的高校入学率为25%左右，只有美国的入学率在50%以上。在随后的20年里，西欧的高校入学率达到了50%。至于英国，它的高校入学率从19%提高到52%。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其进行大量投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政府是十分清楚的。1998—2002年，中国高校的入学率提高了165%（从340万人增加到900万人），到国外求学的学生数量也提高了152%，因此，我对中国经济在2040年的表现并非过度乐观。
（二）政治不稳定能否影响经济增长？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政治不稳定会严重制约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能力。他们提出了几个假设，其中政治因素会阻碍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他们认为，经济周期性的下降将会使失业率上升，从而使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并导致经济崩溃。有些人警告说，金融问题和国有企业的低效将会加剧社会动荡。这些问题不仅会造成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而且也无法兑现已经承诺的工资、养老金、医疗补贴和住房补贴。还有人警告说，受不良贷款严重困扰的银行系统即将崩溃，从而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假设可能会多种多样。问题的要义不是什么也许会发生，而是什么很可能发生。此外，这里提及的很多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国有企业的低效。这些国有企业也许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还是实现了人均超过8%的经济增长率。认为这些低效的国有企业会突然破产的想法是牵强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渐进改革，或者在盈利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重组，以避免让失业率急剧上升。
尽管高层决策者在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但认为中国应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观点是没有争议的。把推动经济决策自主权做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异议。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是围绕着一个被称为“市场保护型的经济联邦制”的政策而统一起来的。这个中国式的联邦制可以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决策的控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约束寻租行为，并提供一系列措施来激发地方企业的积极性。这种联邦制在设计税收制度时也很明显，这个税收制度被称为“财政联邦制”，意在防止税收抑制经济发展。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中，中央政府避免了自己对附加税和中央企业税收的直接管理。另外，中央政府还设立了在地方政府指导下的地税局来管理所得税。在财政制度的设计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缩小地区不平等方面更是如此，好在这些问题已经被领导人摆在了改革日程上。中央领导也意识到存在着地方自治会反其道而行之的危险，这会鼓励寻租行为、道德风险和其他形式的腐败，因此，中央政府必须监督地方政府的表现，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惩处。要想成功地实行自治，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把国家和地方的目标进行整合，对腐败行为进行惩处，对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进行表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除非中国允许其他政党进行竞争，否则各个省份和中央政府之间会出现很难处理的问题，这将会破坏政治稳定，从而抑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另一些人士认为，尚未解决的不平等问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压力。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值得关注，例如环境问题、医疗卫生计划的滞后发展，以及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
这些观点存在着争议，因为他们假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改革的目标之一便是促进地方政府的创造性，鼓励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推动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了回应，这种积极回应吸引了处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前沿的精英。为了拓展与那些促成中国改革的精英们的联系，中国共产党鼓励建立各类新的企业组织和专业人士团体，让他们与国家保持强有力的纽带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对党员资格进行了改革，把企业、社会和知识界的专家纳入旗下。
于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省级领导变成政治局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成员总数的42%。鉴于省级领导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停留在讨论中央领导和省级领导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上没多大意义，特别是当很多中央领导人来自省级职位时，抓住这一点更是没有意义。
有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听不到民声。然而，有充分的证据驳斥了这种观点。从1980年代末以来，各级政府都利用民意调查来摸清公众对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学术界也对政府政策有很多的评论。民意调查的反馈者提出的诸多问题包括：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持续的失业率、重税赋，以及没有兑现的养老金。不过，民意调查也显示，多数人支持中央政府，坚信法院、媒体和政府机关会对他们的疾苦进行回应。
民众普遍信任政府，这反映出中国人普遍认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67%的人认为更好，12%的人认为更差，20%的人认为没有改变）。对于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否会继续改善，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差不多。根据另一份民意调查的结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农村（75%）高于城市（68%）。这种对政府普遍肯定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各级政府领导对民众疾苦做出的务实回应，而当地方政府对百姓的诉求反应迟缓的时候，中央政府会频频介入。
经济发展惠及民众，政府关心民意，特别是对民众疾苦的关注，这二者结合起来，是保持政治稳定的良方。政权稳定，领导人充满自信，这表现在北京成功申办了2008年奥运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鼓励学生去美国和欧洲读大学。中国对言论逐渐放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很有可能保持这种状态。不过，政府对民意的回应表明，政治稳定非常有可能维持在经济保持长期增长所需的水平上。
三、对印度预测的解释
尽管按照全球标准，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非常大——年增长率为6%左右，但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依然有很多。
（一）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
尽管印度具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体制，能够给现代经济的运行提供工程师、化学家、统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但对于目前教育取得的成就来看，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韩国和其他东盟国家。超过40%的人口仍然是文盲。2002年，印度中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不及中国的一半。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在1980年至2002年间每年提高5%。但这种普及的比率只有中国同一时期的一半。
印度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只有中国的一半。由于印度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一方面，它减缓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速度；另一方面，与城市相比，印度农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中国相比，印度农村地区的高中辍学率相当高。
（二）政治不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政治威胁有三个来源：尚未解决的宗教冲突，特别是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的种族争端，以及种姓制度产生的矛盾。
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与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非常尖锐。这些矛盾不时会发展为暴力冲突，如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骚乱，造成2000人死亡。恐怖袭击也与克什米尔争端有关。2001年，克什米尔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新德里的印度议会大楼，造成10多人死亡。2006年，恐怖分子在西孟加拉邦的一列火车上安置了炸药，导致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口分成世袭的决定经济和社会机遇的等级，但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这种制度有所松动。政府通过资助教育，设法消除对低等种姓的歧视。然而，在农村地区，种姓制度仍然被严格执行，并受到努力把自己描述成“低等种姓”的斗士的政党的支持。
社会、宗教和种族冲突作为不稳定的源泉，对经济增长的条件构成威胁，迄今为止，这些矛盾已经受到了抑制。此外，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承诺要消除这些分裂现象。这表明，在接下来的30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将继续存在。
四、结 语
表1和表2显示，20世纪后半叶比较富裕的国家（欧盟15国、美国和日本）到2040年的相对重要地位将会下降。2000年，这些经济体占全球GDP的51%，但到2040年，预计它们占全球GDP的总重将下降到21%。最令人不安的是，欧盟从占全球GDP的21%下降到5%。鉴于西欧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充当了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摇篮，并把这个思想输出到新大陆、大洋洲以及其他大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谁会接手这个任务呢？
我的答案是亚洲。自由民主制在印度正蓬勃发展，在东南亚6国的4个国家或地区（台湾、韩国、印尼和新加坡）中已经扎根，但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还比较脆弱。美国是太平洋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国家，它正在帮助亚洲和大洋洲推广自由民主制。因此，2040年将占全球GDP45%的经济体（美国、欧盟15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6国或地区）将成为自由民主制的推动者。而这一结论是不能通过表1、表2和表3的数据而得出的，因为它们表达的只是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自由民主制的发展趋势。此外，更为全面的描述还需要包括那些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的国家，如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墨西哥和加拿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