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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困境探究
——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谈起
作者:刘洋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报》2014年第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4-06-1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现代性蕴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两重维度,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也在这两重维度展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对理性主义的强调导致了“道德中立”和“道德无涉”现象的产生,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对感官原则的强调致使“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的出现。理性道德论和德性伦理学分别从理性和德性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加以分析,但两者都只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对二者的调和与超越,它强调理性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再由个体德性外化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
关键词:现代性;道德困境;道德体系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将数以百万的犹太人投入焚烧炉,使他们化为了缕缕青烟。然而,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面对在座所有人的愤怒斥责,艾希曼只是淡淡的说道:我不过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何错之有?当艾希曼给出这样的回答时,难免会引起人们的深思。艾希曼不过是纳粹现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按照了现代官僚体系的运行机制。然而这一官僚机器完全遵循着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它排斥价值理性,在立场上是“道德中立”或“道德无涉”的。艾希曼按照官僚机器的指令行事,他所遵循的唯一原则便是效率原则,道德伦理问题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这样看来,艾希曼的辩解是我们不能一口否认的。鲍曼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摒弃。”[1]因为,现代性带来的是工具理性和人的感性欲望的扩张,使得人们的行为只要符合工具理性和个人主观感觉便是合法的,而在公共生活中完全可以采取冷漠的态度,可以放弃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道德行为和道德责任。艾希曼如此,我们生活中的“范跑跑事件”“小悦悦事件”“黄山门事件”亦是如此,它们都直指现代性的深层道德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产生

  现代性的深层逻辑中为何包含着道德困境?也即现代性视域中何以会产生道德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困境所必须首先回答的。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对现代性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其基本内涵、主导原则及运行机理。现代性是当今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但也是一个最为歧义丛生的概念。哈贝马斯虽然强调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但他更倾向于从作为“时代意识”的文化精神方面理解现代性,把现代性“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2]。吉登斯则明确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1。利奥塔也在精神层面上界定现代性,他认为理性、自由、解放的允诺等“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s)是现代性的标志[4]

  应当说,以上对现代性的不同定位,都抓住和反映了现代性的不同方面和特征,将它们加以归结,我们便可勾勒出现代性的大致面貌。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由此看出,现代性包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两重维度。前者可被称为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或启蒙的现代性,后者可被冠之为浪漫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之所以要对现代性进行区别划分,是因为这两重维度中的主导原则虽都促使了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但两者发挥作用的场域、机理及后果却有所不同。

  1。社会结构层面现代性导致“道德无涉”现象

  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一般涉及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这个层面的现代性因时期和地域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致可以概括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和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质。与传统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宗教文化等相比,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结构的特质有个共同的特点,便是以启蒙理性为核心原则。在韦伯看来,现代化在一定意义而言就是理性化,而现代性便是合理性。韦伯一开始将新教伦理视为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根源,认为它推动了资本主义世俗世界的发展。但随着对财富和利润的追求,“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5]。这样一来,理性的作用便发生了转变:起初是价值理性的变革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随之是工具理性的发展产生了资本逻辑,使得对物质和金钱的追逐成为目的,人反而变为了手段,导致价值理性臣服于工具理性。

  由此,世界的合法性被定位于是否符合工具理性,“世界不再是爱与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6]20。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采取冷漠的态度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考虑的只是你的行为是否符合工具理性。艾希曼的例子正是如此,他只是作为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官僚机器遵循着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它是“合法”的,因而艾希曼的行为也是“合法”的。然而这种“合法”的后果是数以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是个体生命化为奥斯维辛焚烧炉里的缕缕青烟。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便这样产生了,符合现代性工具理性原则的事物却连底线伦理都无法达到。在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原则的社会中,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道德中立”或“道德无涉”的,因为道德不再是社会的评价标准,只有符合工具理性的利益和效率原则才是“至善”。

  2。文化心理层面现代性导致“道德情感主义”现象

  舍勒指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谓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7]。也就是说,随着技术制度层面的变化,发生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化,即人的文化心理和人心秩序的变化。同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一样,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也是启蒙的结果,启蒙一方面带来了理性化,进一步由理性化导致了“世界的祛魅”。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有着自己的信仰,即人们相信存在着有意义的世界,存在着某种神圣秩序,在这里面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位置。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打破了这一切,消灭了一切不能用科学语言述说的“神秘之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现代的本质根本上就是心理主义,即依据我们的内在反映并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把固定的内容溶解到心理的流逝因素中,在心理中,一切实体都化解了。”[6]302随着世界的祛魅,那种企图超越于各领域之上、贯通各领域的、一致性的“堂皇价值叙事”已失去存在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各领域的“局部的价值叙事”。

  这样一来,人们的道德行为完全取决于“自我”的主观“偏好”,正如麦金泰尔所说:“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的行为者自诩的道德话语丧失了任何权威内容。每一个道德行为者现在都不受神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权威等各种外在性的约束而畅所欲言……”[8]86。如此的取决于“自我”的价值行为便会产生“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情感变成了道德的基础,道德上的善恶完全是由人的苦乐感决定。正如休谟所言,同情心和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感是决定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进一步指出,情感共鸣和心理联想才是决定道德发生的基础。我们再回头来看艾希曼,阿伦特参加了耶路撒冷审判,据她说艾希曼这个人“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但却对自己的职位晋升十分热心。艾希曼为了得到职位的晋升,满足自己的欲望,便不顾道德伦理而随意屠杀犹太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便是“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的集中体现。

  从上述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在社会结构层面的理性原则和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感性原则共同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产生了“道德中立”和“道德情感主义”等现象。这一问题的实质在现代社会终止了超越性的价值源泉,而新的意义价值又未建构起来。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的理性原则排斥价值,显然不能承担起价值构建,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强调主观个体,更是不能构建超越的源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两种现代性的最终结果都走向了无限制的虚无主义[9]

  二、问题的回应: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几种解决方案及其限度

  面对因现代性而产生的道德困境,理论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反思,也从理论上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从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思路而言,大致可以将他们的回应分为理性道德论、德性伦理学两大类。

  1。理性道德论的解决方案及其限度

  理性道德主义主张以理性为基础寻求一种普遍客观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立场,它极力反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罗尔斯以他的正义理论来回应现代性的道德文化困境。他认为“伦理学的两个主要概念是正当和善,……一种伦理学理论的结构就大致是由它怎么定义和联系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决定的。”[10]在善与正当的关系上,罗尔斯反对善优先于正当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善优先于正当,那正当与否就在于能否极大程度地增加善,这正符合了现代性功利主义的思维原则,最终必将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罗尔斯认为善与正当的关系应该是正当优先并独立于善,对事物“好”或“不好”的评价,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如果不符合正义,即使是再大的善也不能被认为是好的。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许多见解与罗尔斯有着不同之处,甚至出现对立,但他们对待现代性道德困境的立场是一致的,即通过普遍的理性主义立场来拯救现代性的道德危机。哈贝马斯以一种交往伦理学来回应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交往伦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构成现代性道德规范的内在硬核究竟是什么?诚如我们所知,在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的支撑力量是某种外在权威。然而到了后传统的现代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行为的规范性不能再依靠外在权威,而必须诉诸理性的方式,即“我应该做某事意味着我有好的理由去做”[11]。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道德规范不能以现代主体性哲学所倡导的理性为基础,而应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在他看来,主体性哲学所阐发的理性是形而上的、超验的,而交往理性强调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它所关注的是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并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理性道德主义都试图构建出一种公共理性来解决现代性产生的道德困境,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和哈贝马斯的共识的道德规范。从这一点看,他们都意识到了现代性带来了价值观念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分化这一事实,他们都看到了现代性导致的“道德无涉”和“道德情感主义”现象,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理性道德主义所提出的伦理思想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他们的理论都强调外在的制度性规范,都是以理性来约束道德,使得正当从德性中分离出来,变为了与善相对的范畴。这种分离使得道德问题变为了外在的制度性规范问题,其直接后果便是德性的严重缺失。显然,理性道德主义这种思路不能真正解决现代性的道德困境问题,也不能为走出道德冷漠提供方案。

  2。德性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及其限度

  与普遍理性主义相对的另一种解决方案便是德性伦理学的思想进路,其中以麦金泰尔和新儒家为主要代表。麦金泰尔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建构工作彻底失败了,人们在社会中很难达成一种道德的共识。因为在道德问题上,人们总是从自身的立场和喜恶出发,这样一来道德言辞和道德判断变为了一种个人情感和个人好恶的表达。面对现代性的道德危机,麦金泰尔不认同普遍理性主义的做法,认为他们一味强调正当、权利、义务等,而忽视了个人的品性与幸福生活等方面。他主张回到传统的德性伦理学,要在现代社会中找回幸福、品质和情感等,提出“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口号。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外在的制度因素与内在的德性法则是统一在一起的,且德性优先于正当。也就是说,外在的制度因素要建立在内在的德性法则的基础之上,正当包括在善的范畴之内。因此在古希腊,人在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过程中就掌握了什么是正义。故麦金泰尔要求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就是要求我们关注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应当如何行为并使之符合正义。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同样以传统德性论为基础来回应现代性。在牟宗三看来,现代社会处于一种泛科学主义和泛民主主义的状态,这种状态摧毁了“人伦人道之大防,抹杀点醒仁义之心性以辨人禽别利义的圣贤之教之为大学问,之为一切文化创造之总根源”,从而“人的心灵与生命顿时失其本,遂流于病态而走邪”[12]。面对这些问题,牟宗三认为我们必须返回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或“德性之学”。在他看来我们要运用传统德性论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首先必须使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将其至于形而上的位置来重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牟宗三认为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宋明大儒将道德理性“充其极而达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之境”[13]

  麦金泰尔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思想内容和文化背景上显然有着很多不同,但他们在回应现代性道德困境问题时,都采取了一种回归传统德性的理论主张。德性伦理学强调人的德性优于社会正义,认为道德的本意就是人的品质、幸福和情感,要求突出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的重要性。应当肯定,麦金泰尔和新儒家的理论在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的某些方面确有其进步意义,但其理论限度也较为明显。他们都要求以传统德性来解决现实问题,但在传统共同体解体的现代社会,返回传统德性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于是,麦金泰尔将希望寄托于像圣·本尼迪克特一样建立类似的教团共同体,他指出:“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另一个无疑是非常不同的人圣本尼迪克特”[8]335。新儒家则失去了其生活基础,将德性论变为了一种纯粹的哲学理论。可见这种要求回到传统的德性伦理学也不能真正的解决现代性的道德困境问题。

  三、一种可能的调和思路:构建“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

  道德理性主义从人的理性能力出发,将善恶的标准限定于理性对善恶、对错的分析,形成了社会规范的制度化、普遍化,而人的德性人格和生存意义被忽略了。德性伦理学以自然人性为道德的价值源头,但缺乏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建构。既然理性道德论与德性伦理学都有着自身的理论质点,缺乏的又都是对方的合理内核,那么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的一种可能思路便在于二者的调和,建构起一种“规范-德性-德行”共生共融共通的道德体系。

  1。规范:理性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建构

  吉登斯用“地域”和“脱域”两个概念来指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构成特征。“地域”指的是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狭小性质和亲密性质,而“脱域”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18。“地域”和“脱域”的不同社会构成特征决定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形态是有所不同的。在前现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往往带有血缘情感的、宗法的、等级制的、地域的等自然特征,普遍自发自在的民众往往是以各种天然的共同体的方式而自在自发的生存。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们以血缘、地缘、职缘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简单道德伦理关系,这种简单关系足以调节人们的各种行为,使其有序化。然而在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个人逐步从家庭、家族、村落、地域等天然共同体中摆脱出来,在“脱域”的状况下,个人逐步变为了具有独立地位和主体意识的自由个体,并逐步形成了理性的、平等的、公共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层面。在这种扩大交往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地域性的信任”和简单的道德伦理关系对人们的行为是不能起到有效调节作用的。因此,面对现代社会的“脱域”状态,人们必须建构一种理性的社会道德规范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调节。

  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现代性的理性社会道德规范必须在这两个维度上构建,即这种规范在公共生活领域能够使人们的行为理性化和他律化,在公共权力领域强调一种民主化和契约化。在公共生活领域使人们行为理性化和他律化的规范当然必须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共识上,这里需要借助普遍理性主义的合理之处,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社会的规范不可能是多元价值观念的某一种,而只能是通过公共理性所达成的一种共识。从公共权力领域来看,还必须以一种民主化和契约化的法律制度来对理性道德规范加以保障。现代社会的很多道德问题是由于法制不健全或法律意识淡薄引起的,法制不健全会导致法治变为人治,法律意识淡薄会使人们日常生活变得随意,这样理性化的道德规范便会缺失其保障基础。故要将法治精神融入在共识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公共道德规范,使公共权力成为其有力保障。

  2。德性: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

  “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在建构一种理性的道德规范之后,还要求将这种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道德人格。内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以杜克海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派提出的,它指的是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变。道德规范的内化主要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的道德规范学习和道德情感体验,将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身有机系统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道德内化涉及到主客体两方面,道德规范的内化条件自然也包括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从外部条件上来看,社会规范体系的可接受性、道德教育方法的科学性、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个体要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原则,其前提必须是这一社会道德规范对个体来说是可接受的。“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中的规范,体现的是平等对话的“重叠共识”,自然是在个体可接受范围内。接下来要加以审视的是道德教育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要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须采取因人施教、因人制宜。在方法选择上我们可以采用理论灌输、榜样示范、环境熏陶等等。另外,要强调一种全面性的道德教育,即对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都要有所涉及。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会对个体的道德内化起到重要作用。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外部道德环境对个体道德行为可以说影响甚大,我们要培养出一种“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的良好社会风气。

  从内部条件来看,道德个体的主体意识、道德个体的移情能力、道德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在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必须强调道德个体的主体意识,因为个体在接收外部规范时需要一定的分析、选择和吸纳,这就要求个体具有一种理性。除有主体意识之外,个体还需具备一定的移情能力,这样个体间能够产生一种道德情感的互动,在看到他人困境或践踏社会公义的情况时,个体的道德情感会被激发。这样一来,便实现了从道德规范的“他律”到拷问良心的“自律”的转变。随着道德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移情能力的提升,道德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也会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

  3。德行:个体德性外化为社会生活中的德行

  德行主要指的是个体在德性支配下的道德行为,它是个体履善履恶的外显行为。道德主体无论积淀着多么深厚的德性,都只能通过由德性所支配下的具体践履的道德行为得到证实和表现。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体的道德人格如果离开道德主体的践行活动,则会变为苍白的说教,现代性道德体系的最终归宿必须是德行,道德主体只有通过德行才能将知、情、意、行统一起来。

  在道德实践中,德性与德行的关系颇为复杂,有一致性的时候,但也有不和谐的表现。德性和德行的一致性是指高德性与高德行的统一或低德性与低德行的统一,这是德性外化的正常结果。但有时德性与德行也会出现不和谐的表现,如高德性却输出低德行或低德性与高德行的偶现一致。高德性却输出低德行往往是因为缺乏社会伦理秩序和氛围,这样高尚的德性不被支持,一味追求高尚的结果只有被社会抛弃。低德性与高德行的偶现一致则主要是指具有向恶之心的人在特定情境也会表现出高尚,因德行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会出现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德性与德行不相一致的情况可以看作是德性外化的一种不成功现象,我们必须加以克服,使得德性和德行在实践中得到统一,并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要达到这种状态,一方面必须要求主体的道德行为有社会伦理氛围的支撑,另一方面主体须有强烈的有效的心理体认,而且其德行代价能够得到有效补偿。从这两方面入手,可以为主体向善的德性建构和主体优良的德行实施提供一种保证。这样一来,“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形成了一种由理性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再由个体德性外化为与之一致的德行的动态伦理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人们知其善必能成其德,成其德必能行其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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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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