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翼”的界定
“极左翼政党”是将自己定位在社会民主党左侧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左派位置上的政党——它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还不够左翼，甚至根本就不是左翼。极左翼政党有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激进左翼政党（Radical left parties），它们希望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这类政党（至少在口头上）接受了民主，但它们将这一点同对民主与采取直接民主或地方参与民主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包括将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人的权利纳入到政治体系中。它们的反资本主义不再涉及计划经济，而是反对与“华盛顿共识”有着广泛联系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极端左翼政党（Extreme left parties），与激进左翼政党形成对照的是，它们对自由民主的敌意更加强烈，通常会谴责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妥协，强调议会外斗争，对“反资本主义”的界定更加严格，对大多数市场化的企业深恶痛绝。
与30年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比，极左翼经历了一个去极端化的过程。除法国、葡萄牙和希腊外，极端左翼在大多数国家的影响已经非常微弱，只有为数不多的政党还保持“革命的”个性，尤其是坚持托洛茨基主义或毛主义的传统政党。
按照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极左翼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型（见表1）。
1、共产主义政党（Communists）。其中，“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将自己界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尽管这些政党常常求助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是它们对苏联遗产持相对不予批判的立场，通过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来组织自己的党，通过“帝国主义”的冷战棱镜来观察世界。“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的内容，并且至少已经在口头上接受了1968年后的“新左派”议程。
2、民主社会主义政党（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ies）。它们自称，既反对“极权的”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又完全赞成“新左派”的主题。主张这种定位的主要是冰岛、挪威、丹麦和芬兰等国的“北欧绿色左翼”政党。
3、民粹社会主义政党（Populist socialist parties）。它们所拥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为较强烈的反精英、反现存社会制度的诉求、意识形态离心主义以及对认同而不是对阶级问题的强调。它们往往将自己界定为，反对所有其他“主流”或“现存社会制度”，并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的唯一有原则的保护者。
4、社会民粹主义政党（Social populist parties）。它们与传统的民粹主义运动最为相似，其特点是领袖个人地位突出、组织薄弱、缺乏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诉求下将左翼和右翼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些政党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被极左翼承认为“左翼”；许多党并非一贯坚持反资本主义或是一贯激进，只是昙花一现的“闪党”，不具有持久的全国代表性。
以上这些类型存在着重叠现象：例如，自1990年以来，所有的极左翼政党对“工人阶级”概念的界定都超出了传统的蓝领工人的范围，比以往更加宽泛，就此而言，它们更趋民众化；它们都试图将自己表现为本国工人而非莫斯科外交政策的捍卫者，从这方面来说，它们更加民族化。而且，当代的极左翼比苏联时期的极左翼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且更加务实。
苏联解体后左翼的兴衰
广大极左翼对苏联解体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1、不少政党最终决定放弃“共产主义”的标签。对一些政党而言——例如瑞典的左翼党或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主要是一个为自己重新命名以及将自己重新界定为非共产主义的激进左翼政党的问题。
2、许多其他的政党，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前执政党，转变成了成熟的社会民主党。西欧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意大利共产党，它先是演变成左翼民主党，最后转变为现在的民主党。
3、东欧的一些前共产主义政党逐渐呈现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色彩，例如塞尔维亚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尽管这些党已经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定位。
4、不少政党不再独立存在，而是以其他身份再现身影，或者变成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半永久同盟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次要同盟。
5、一些政党则更加彻底地融入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后共产主义联盟中。例如，荷兰共产党作为非激进的绿色左翼联盟（Groenlinks）于1989年重新出现。还有一些政党形成了所谓“广泛的左翼政党”，如葡萄牙左翼集团。
6、还有不少政党尽管保持了原来的名称和身份，但也在慢慢适应变化。例如，法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还有荷兰社会党。
在上述几种情况中，目前只有第二类被证实是基本成功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弃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在整个东欧当权，并且于1996—2001年期间首次在意大利执政。不过，这项战略也并非是普遍可行的：例如，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后共产主义者们已经充当了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的副手。
对许多政党而言，选择保留激进身份和社会民主主义特点是符合逻辑的，因为除了在社会民主党力量弱小的东欧和意大利之外，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往往意味着这个政党的自我消解。
选民的支持
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的主要极左翼政党的选举成绩各不相同。总体上讲，共产主义政党的成绩是最差的——从最好的方面来说，它们保持了远低于1980年的支持率的稳定地位，从最差的角度来看，它们的选票流失最多——前景不容乐观。塞浦路斯是一个例外，不过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成功可以用其民族特点来解释，例如好战的无产阶级亚文化群、铁的纪律，还有温和的意识形态。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例如，在北欧国家）总体上是稳定的，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在荷兰和德国）是最富有活力的，而且它们的支持率在2000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谁在支持极左翼？可以确定有以下三个相互重叠的群体。
1、极左翼亚文化群。处于极左翼组织核心的是有坚定信仰的支持者和活动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在极左翼政党、学生左翼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组织中担任职务。例如，荷兰社会主义党的前领导人马莱尼森和瑞典左翼党的前领导人古德隆·希曼（Gudrun Schyman）原先都属于毛主义党。
2、不满的中左翼选民。极左翼最近的新增支持者中约有1/4来自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者，其余的则来自自由党、绿党或弃权者。
3、抗议选民。极左翼的支持者还包括对现行政治的抗议者，这对那些将自己定位为民粹主义政党或者强烈反对欧盟的政党来说更是如此。例如，2007年希腊极左翼的得票显著增加，就是因为选民对中右翼在2007年夏天森林大火事件上的无能普遍感到不满。不过，极左翼和极右翼的选民有可能是重叠的，极右翼从中左翼那里拉来的选票并不比极左翼少。
总体而言，除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政党（如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或者是最不正统的政党（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之外，极左翼政党的选民往往年龄较大，其中工人阶级和男性居多，受教育者较少。这种年龄老化且保守的选民群体会日益销蚀政党的发展能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往往拥有更多的持左翼-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选民，它们像绿党一样吸引了年轻的白领女性支持者，并且在学生组织和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中、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有着较牢固的选民基础。
极左翼政党与工会、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虽不紧密但正在加强，尤其是对不满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加。不过，我们认为工会不会很快脱离这些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因为作为执政党，它们还是为工会的利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
通常，极左翼政党与大量非政府组织、单一问题组织、社会运动组织，包括长期存在的和平组织和环境组织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通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工会举办的跨欧洲的欧洲社会论坛、一年两次的研讨会和集会，极左翼政党与“反全球化”的全球正义运动的联系日益增强。极左翼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加议会外抗议的倾向，例如参加反对八国集团的抗议、反对海湾战争的运动等。然而，极左翼与更大范围的运动组织之间的联系仍未得到发展，因为大多数运动组织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左翼”，而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组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危机”的出现和民粹主义的泛滥，对欧洲反现存制度政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当代极左翼政党获得成功所需要的长期最佳因素包括：极左翼的前身、高失业率、反抗情绪、缺少竞争的抗议党以及趋同的政党制度，尽管一个强大的极左翼政党的发展并不需要所有这些因素。
今天成功的极左翼政党通常存在于过去就成功的地方（例如在塞浦路斯和芬兰）。不过，在不少共产党曾经执政过的国家，共产主义的遗产被认为是极其消极的，后共产主义的民主政党也缺乏民主合法性。而且，放弃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掌控着与工会和前共产主义的支持者的联系，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活动分子，否则他们有可能会组成独立的极左翼政党。
极左翼政党的成功与高失业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直接，因为在一些国家（例如，丹麦和荷兰），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极左翼得到的支持也在增长；而在其他几个国家，情况则相反（例如，2008年的西班牙和2005年的捷克）。尽管在反对情绪高涨的国家，极左翼政党的确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是它们必须与绿党而且首先是极右翼共同发挥抗议作用，因为极右翼往往在阐述反欧盟、反全球化和反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表现得比极左翼要好。在既有绿党又存在极右翼竞争者的条件下，只有三个欧盟国家（法国、拉脱维亚和荷兰）的极左翼是成功的。
“趋同的政党制度”对抗议党的产生发挥了促进作用。这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主要的政治角色之间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分化（中左和中右之间的政策共识和多党联盟首先是“大联盟”不断增强）；（2）“卡特尔化”。不少分析家认为，这样的制度增强了围绕“反现存社会秩序”的主题进行动员的倾向。
极左翼和中左翼在历史上曾为了相似的选民而竞争，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为极左翼提供了机遇。中左翼越是看似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共识的主要支柱，极左翼就越是要奋力地捍卫它们。极左翼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对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支持者的所谓的“背叛”。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断言，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几乎是一样的“现存制度”党，代表着一个已经放弃了“普通工人”的政治阶级。极左翼政党逐渐公开吸收不满的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最成功的极左翼政党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教义的依赖越来越少，它们力图将所有的激进左翼流派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囊括进来。这些极左翼政党宣称要成为“运动型的”政党，要关注当前特定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欧盟工作时间指令”）而不是革命的未来，它们接受了非传统意识形态观点，如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最引人注意的是，领袖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现代左翼领袖不像传统共产主义政党领袖那样个性相当固执，他们具有与媒体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展示出一种既不教条又有原则的形象，就连其政治对手也承认他们“富有魅力”。
尽管如此，极左翼政党仍然容易受到内部分歧的影响。同20世纪80年代的绿党一样，极左翼分裂为务实派（Realos）和教条派（Fundis）。务实派已经在极左翼的领导权中占据主导地位。旧的教义争论已经弱化但并没有消失，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尤其倾向于保留传统的、宗派的做法。甚至连表面上脱离了共产主义的政党有时也会受到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战略之争的困扰。
极左翼的政策计划及影响
在过去的15年中，极左翼政党已经作为一个日渐清晰的“政党家族”联合起来，有着广泛的共同议程。其具体的建议包括：反对或限制私有化，支持每周最多工作35小时且不减少工资，要求工会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扩大政治民主（例如，通过增强地方政府权力及使用公民复决投票）。在国际问题上，极左翼政党主张：控制国际贸易（包括广泛支持对国际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的倡议）；将核裁军和去军事化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反对北约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冷战机构；提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等组织的作用，强调维和；改革或废弃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
极左翼政党正在寻求欧洲层面的合作，目的是形成共同的政策和运动战略，以促进劳工、妇女和环境权利；但同时又反对更进一步的联邦化（包括制定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不受限制的市场竞争，放弃国家经济调节杠杆），反对《欧盟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其理由是：（1）这些条约强调新自由主义，（2）明显可以感觉到在政治上搞联邦化，（3）缺乏民主协商。但它们并不都反对欧盟一体化。除此之外，极左翼政党之间没有多少共识，它们的立场很难从防御转为更加主动。一些政党——如希腊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极力反对进一步一体化；一些政党主张不加入欧盟（例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还有一些政党（如芬兰左翼联盟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正逐渐成为一体化主义者。
冷战以来，极左翼战略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它对参与政府的态度。尽管在1947—1989年期间只有芬兰共产党经常参与执政，但是自1989年以来，在自由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左翼政党拒绝加入执政联盟的现实请求。激进左翼政党已经不再认为资产阶级议会的设立只是为了“欺骗”工人阶级。它们对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放，或者至少是特别支持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
总体来看，参与执政对极左翼而言并非一个愉快的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党在参与执政后的支持率会下降。不过，塞浦路斯是个例外，尽管劳动人民进步党在2006年的支持率下降，但是党的领导人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Demitris Christofias）却于2008年当选为总统。在那些存在其他左翼或者右翼抗议党可供不满的选民投奔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法国），极左翼的损失尤其严重。总之，极左翼政党加入执政联盟的目的是，通过不断推进自己的政策计划和扮演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良心”来抵制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将政府的重心转向左翼。
在任职期间，极左翼政党可以提出的改革相当有限，例如，逐渐增加福利和就业补助，淡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增加政府补助，但是它们几乎都不会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激进的”重新阐述。一些成就——例如若斯潘政府的就业措施——即便没有极左翼参加也能实现。即使在极少数由极左翼主导政府的例子中——例如在塞浦路斯——也很难证明政府的政策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有明显的不同。
事实上，在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加入欧元区、政府参与北约行动、紧缩措施——上极左翼政党已经不能扭转潮流，而且在安抚它们的支持者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不管是哪里的政党，只要它们试图玩一种前后不一的“两面把戏”，既参与政府又对它们所不欢迎的政府政策发动抵制动员，它们就会破坏党的统一，并且通常会在随后的选举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许多极左翼政党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两面把戏”最终会伤害自己，在参加执政时必须接受妥协原则。
欧洲层面的极左翼网络
经过相当长的分裂和迷失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盟机构的帮助下，左翼的国际联合才逐渐加强。尤其是欧洲议会、左翼联盟党团（GUE/NGL），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帮助消除20世纪70、80年代阻碍欧洲合作的严重分歧。尽管左翼联盟党团是一个松散的合作形式，但是其代表性和主动性与日俱增：在2004—2009年之间，该党团代表了欧盟25个成员国中12个成员国的16个政党。
左翼联盟党团推动了激进左翼在支持欧盟民主化问题上的政策趋同，并且帮助缓解了大部分成员党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情绪。尽管它仍然是欧洲议会党团中最不统一的组织之一，但它包容了各种观点：从相对温和的、赞成一体化的、反共产主义的芬兰左翼联盟到极端的、反对一体化的、顽固的民族主义的和决不认错的共产主义的希腊共产党。虽然从数量上讲，欧洲的极左翼超过了极右翼和绿党，但是它们在欧洲议会决策中的作用还相对弱小。例如在2007年，它在24个委员职务中只占一个（国际贸易）。由于极左翼政党在东欧国家的衰弱，左翼联盟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从1999年的67%下降到2004年的52%。
2004年欧洲左翼党的成立是向前推进的重要一步。到2008年初，欧洲左翼党夸口已经在17个国家中拥有19个成员党。其目标是从松散的政党协调向全新的跨国合作阶段发展，以弥合不同党派传统之间一直存在的政策分歧。
显然，欧洲左翼党很快就实现了欧洲极左翼几十年都未能实现的统一程度和共同目标。不过，欧洲左翼党还没有将欧洲极左翼中所有最重要的成员囊括进来。旧的争论还没有完全消失：对一些政党来说，欧洲左翼党对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实践和罪行的谴责是不充分的，而对许多共产主义政党来说，这种谴责又太具有挑衅性了。这些重要政党的缺席是欧洲左翼党中较小的成员党难以弥补的。欧洲左翼党能否在极左翼中进一步扩大融合并在整个欧洲拓宽其地理边界，仍是一个疑问。
结论
欧洲极左翼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尽管它有着明显的不足（例如它在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代表性不够），但是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极左翼自1989年以来都经历了稳定的发展或扩张，这已经成为对居主流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的首要挑战。在一些国家——如荷兰、德国和塞浦路斯——极左翼正处于优势地位。作为一个欧洲政党族系，极左翼日益自信、协调和联合，其实力即使不如绿党和极右翼，也和它们旗鼓相当。最成功的极左翼政党是那些经历了内部思想和战略上的重大演变、克服了内部的教条主义、拥有务实且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在与议会外的活动家和全球正义运动的协调中注重实际运动的政党。力量较弱的政党是那些仍被过去曾导致两败俱伤的争论困扰着、依然反对参与政府、拥有年老且保守的活动家的政党。
极左翼蓬勃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首先受益于对经济的不满、反抗情绪、缺少抗议党的竞争、主流左翼和右翼趋同的政治体系。在不远的将来，欧盟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很可能会增强极左翼（尤其是民主主义政党）的吸引力。而且，欧洲极左翼很可能利用即将到来的欧盟选举以及正在进行的关于《欧盟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讨论来开展动员。尽管极左翼在中期内没有多大可能胜过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仍拥有极大的政治和组织资源，但二者之间的平衡会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持续地再调整。
激进左翼政党主要的存在理由不再是革命，而是保留和提升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共识。从长期来看，极左翼的吁求是与欧盟和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分不开的，例如，反现存制度的情绪、社会经济困难、主流政治角色越来越技术官僚化而且思想越来越接近、市民没有抵抗全球化力量的能力，等等。要拿出具体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容易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政治家——首先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不着手系统地解决它们，那么极左翼将继续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