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党体制的转型
随着左翼党的胜利，德国的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变得非常具有活力。关于最低工资、“中下阶级”和“社会正义”的辩论已经使政治话语大幅左转。统治精英从没有想到他们有可能对如此大量的德国人失去控制，因而现在正耗费大量的资源以确定德国左翼党对其统治的威胁程度。总之，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信性。在德国，反对“哈茨Ⅳ方案”的抗议、选举引发的关于“掠夺性资本主义”的“蝗虫”论辩以及拒绝欧盟宪法的公民投票所表明的要求已经得到明确的政治表达。也就是说，甚至2005年联邦议会大选的获胜者也看起来好像是失败者，必须放弃使德国完全、彻底市场资本化的政治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政府和联邦议会之前，基民盟－自民党联盟（CDU–FDP coalition）的计划被证明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在此之前都被证明是这样。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即对“病人”增加错误用药量的新自由主义，在德国将会永远消失，而且社会上也已经出现思考后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讨论。随着这种讨论的出现，一个不仅仅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单纯传输渠道的新型政党能够把联邦议会变成抗议活动的舞台，并因此以一种最初类似自上而下的方式真正发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所必需的社会运动。
鉴于此，大多数政党政治研究者尽管十分谨慎但仍然认为德国左翼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人民党的分化和德国政党体制的转型反映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发展趋势：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小型大联盟（small grandcoalition）政府。2005年，社民党加入基民盟领导的联盟，该联盟推行红绿联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对社民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耐力检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党领导层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冲突。但是，要获得在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权，社民党恰恰必须依赖这些普通党员。但是，社民党的分化过程看起来将会无情地向前推进。在1998年上台执政后不到10年时间里，社民党已经失去了30％的党员。最重要的是，那些在红绿联盟执政时期受到压榨的社会阶层背弃了社民党。从进入大联盟至2007年4月，社民党大约失去了23万名党员，其中44％是工人、技工和白领雇员。
此外，虽然社民党比德国左翼党拥有更深厚的工会基础和社会政治组织基础，但是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却没有向这些组织敞开大门，从而导致社民党自身也不能够这样做。因此，尤其是在西部取得体面进入不来梅州议会的巨大收本文（上）见本刊2009年第11期。获之后，德国左翼党对社民党来说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社民党现在正采取双重策略来应对德国左翼党的崛起。一方面，社民党暗中吸纳了左翼党的某些要求和宣传策略，特别是在不来梅州的选举活动中；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党内左翼，它提名左翼分子作为中西部两个联邦州的首要候选人。从总体上可以看到，德国左翼党的崛起导致了社民党内部的话语开放和左倾转向以及进一步的变化。全德国的“改革党”也开始行动起来，结果社民党对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路线也不再深信不疑了。
另一方面，社民党仍然在宣传上努力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声称东部的民社党尽管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已经受到西部的左翼分子束缚，因此当该党上台执政时将会不负责任。所以，这种双重策略的一部分就是该党必须坚决和德国左翼党划清界线。这种双重策略是否将会发挥作用非常值得怀疑，因为选民和社民党精英的疏远现在已经非常公开化了，并且该党的信誉已经受到不断的损害。即便社民党与基民盟的政治共性仍然要比其与德国左翼党的政治共性大，但是社民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经济观点上会感到与德国左翼党更亲近，因此会向领导层增压迫使其不要对德国左翼党关闭大门。
很多证据表明，政治话语出现了左转，并且新自由主义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已经精心考虑为“哈茨Ⅳ方案”更名——哈茨已经变成了一个脏词，这主要是因为牵扯到彼得·哈茨的腐败事件。基民盟的德累斯顿党代会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基民盟部分取消了激进的亲市场政策，并且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内部就未来的方针出现了分歧。相关的证据还有，关于长期被忽视的德国新贫困阶层的讨论已经在进行，保守派承认新社会问题和阶级社会的存在。进一步的征兆是，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海利根达姆峰会前夕，压迫性国家机器变得紧张——此次会议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几乎施加了同样的批评。
对社会衰退的普遍恐惧是培育新政党的土壤。但是，由于人们相信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必然到来，日益关注市民社会的加速分化，因此这种恐惧已经不复存在。最后但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贫困的不来梅州，“社会正义”排在“劳动力市场政策”之前成为决定性的选举问题，因此该州的选举清楚地表明“社会正义”在德国的重要性。近来对国家财富与人民苦难之间联系的关注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日渐丧失。尽管有很多人试图解释当前经济的巨大增长，并且失业人数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地减至低于400万人，但是经济的增长绝不会巩固大联盟，也不会带来对2010年议程和“哈茨Ⅳ方案”的重新评价。
总之，现在的形势对于一个全国性的左翼政党而言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条件越好，德国出现现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就越小，就越有机会加强社会运动，使社民党重新社会民主化（resocialdemocratization），同时反霸权的后新自由主义的解放计划出现的机会就越大。
德国左翼党与后新自由主义
红绿联盟政府在选举中的失利，不仅标志1968年的革命一代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而且标志着“穿越制度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作为一项政治计划遭到了惨败。现在，这场解放运动在每一领域中的消极革命已经被写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必须加上最初的解放目标，例如弹性工作生活、文化解放、废除限制性的性道德、结束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局部生态改革。哈贝马斯在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开始时做了预测。用他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反对福特主义纪律制度的“乌托邦能量”现在已经被耗尽了。
与这个历史性终结紧密关联的是启蒙进步观念的基本危机。这一危机使左派抛弃进步观念，使一些极左派转变成保守派，使我们能够思考左派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被描绘成保守派，是否一如既往地未发生变化。在进步的后新自由主义道路选择出现之后，进攻性的新“人道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很可能向相关的理论家寻求“1968年的革命者”。但是，这种新的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将会或必然会制定一个不同的全新计划。这项新计划完全能够依靠德国左翼党去实现，这恰恰是因为该党不仅是过去历史的产物，而且是新反抗运动的产物。早在2005年联邦大选之时，德国左翼党已经被所有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年轻选民中的7％视为一个可靠的备选对象。这是一个长期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政党恢复活力的积极信号。
这种恢复或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在讨论如何命名这个新政党时，大部分前民社党成员强烈地坚持新名称必须保留“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以反映该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然而，事后清醒的选择是直接且有点大胆地称这个党为德国左翼党。这个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有策略的动议，因为这样做就取消了旧的左翼政党定义“左”的垄断权，使公众和该党党员直面一些遗留下的至关重要的定义问题。
右翼民粹主义和德国左翼党在欧洲的历史责任
如果获得足够的历史距离，就能够理解德国左翼党的崛起确实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最迟在不来梅州选举之后，德国战后的政党格局就已经不一样了。在这里，有必要做两个明确的区分：其一是历史与地理的区分；其二是历史与社会的区分。
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德国政党体制转向容纳两个——如果算上绿党就是三个——参与竞争的左翼政党的五党制，这似乎标志着德国进入了西欧标准的多数选举框架。西德取缔德国共产党（KPD）导致了欧洲大陆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强大的共产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中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左翼党并非是过去时代的脆弱的残余势力，只网罗了一些老朽的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而是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中崛起的一个新政治形态，它已经逐步显现轮廓。直到现在，这在欧洲还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所有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私有化、去工业化、信息化、打破铁饭碗以及社会歧视的影响甚至在1989年“转折”之后也十分明显，并且人们怀念那些尽管处在较低水平但作用还行的完全就业、社会保障、廉价房租和免费教育制度。这使得民社党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能够经历一个令人瞩目的持续复苏过程，其间仅仅因为加入政府或宽容政府遭遇了一些挫折。如果注意一下统一后德国东部各州的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到民社党每次赢得的选民都以5％的速度增长，直至获得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然而，民社党在德国西部的扩张显然失败了，因为尽管该党在每一次选举中都十分努力，但它的支持率从没有超过2％。
比社民党更左倾的政党的历史发展清楚地表明，德国左翼党进入联邦议会并在西部成长壮大至少在中期内显然是不可阻止的。这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自从德国共产党被取缔以来，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获得过接近5％的支持率。甚至在1965年至1975年左派的全盛期，这种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即便在民主德国的帮助下，1968年建立的德国的共产党（DKP）也没有能够获得超出地方或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民社党持不同政见的社民党成员已经遭到了失败，尽管不可否认，一部分左派加入新成立的绿党是其失败的因素之一。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和民社党的联合具有一种催化功能，使整体的胜利大大超过了各个部分胜利的总和。
德国左翼党的崛起绝不是德国政党体制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左转的终结。只有观念狭隘的制度主义对政党的理解才会忽视社民党和绿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把纯粹数量上的红—粉—绿多数派视为左派。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一言堂”行为的斗争中，德国左翼党暂时独自占领了一个广阔开放的领域。另外，还没有一个战略方法可以应对加入政府的困境，即一个政党在加入政府后如何维持自身的可信性。然而，德国左翼党在东部的一些州加入政府恰恰危及了这种可信性，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争夺选民的极右翼政党正是借助这种可信性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因此，加入政府的问题必须取决于左翼政治的具体要求以及一套严格的反自由主义标准，例如该党联合主席拉方丹制定的那些标准。较之可信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相关问题，即当代的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究竟是什么。
随着德国左翼党作为第五大政党地位的确立，德国政党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借助由此产生的新的力量关系，大联盟（左翼—右翼联盟）就能够上台执政，除非德国左翼党步绿党的后尘。然而，这样的历史闹剧似乎不可能再重新上演。首先，德国左翼党的成长壮大是新自由主义衰落的产物，并且与绿党的情况不同，不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或其崛起的结果。同时，德国左翼党和绿党的阶级基础根本不同。绿党由所谓的受“后物质主义”启发的、文化左倾的、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公民组成，因此现在是所有政党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政党。尽管如此，但是近年来原本具有浓烈白领色彩的德国左翼党稳定地获得了更加明确的阶级基础。就此而言，德国左翼党日益赢得工人和失业者的支持。这种趋势在不来梅州的选举中已经得到证实，工人和失业者对该党的支持率（分别是12％和21％）与在联邦议会选举时的情况一样。
然而，在人民党越来越无力发挥跨阶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可信性问题对于德国左翼党而言将会变得更为重要。人民党的分化在欧洲随处可见，这反映出大联盟政府在欧洲的历史性崛起。因此，必须从德国左翼党能否成功促使非选民重新参与社会和政治来评价它。目前，德国左翼党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前社民党选民向代表投票弃权者的政党的流动。同时，德国的选举参与程度仍然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投票弃权者的政党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前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在某些地方已经放弃代表“少数人”，但这些地方的工人和低收入者已经背弃了那些他们视为“选举马戏团”的政党。在不来梅州的选举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选举参与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之，要评价德国左翼党的成功，必须从如下问题出发：德国左翼党不仅能够成功增加在现有选民中的支持者，而且能够绝对地增加其支持者。因此，这可以说标志着人们承认德国左翼党是一个新政治文化论坛，将会加强社会运动和政治代表权。投票弃权者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德国仍然存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个领域中崛起的基本前提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强烈需要，德国左翼党在短期内已经崛起。德国已经暂时避免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回应，因为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德国出现了——以德国左翼党的形式——能够遏制并排斥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的声音。这赋予了德国左翼党超越德国环境的历史角色。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殷切地注视着德国左翼党，想知道它能否通过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可信政治和可持续策略提出具体的替代制度，从而能够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专横的强制实施。恰恰由于这种发展迄今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德国左翼党必须意识到并承担起这一责任。
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