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时俱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没有一个组织或机构能在静态中长期存续；绝大多数组织、特别是政党和社会运动都必须与时俱进。因为变化是常态，所以任何组织要想生存，就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变。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党一直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理论、政策、组织结构与财政收支，以确保我们能在动荡的岁月里生存下来。对于上述调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我们摒弃了过时的观念和做法，根据新形势调整了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式，并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我们选择了变革，我们殷切地寻求审视、思考以及重塑世界的新视角。

　　变革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如果不具备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帮助人们重新勾画、塑造一个新世界。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勾画与塑造，它力图满足21世纪初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造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为工人阶级理解与变革这个世界提供了工具。他们从不“人云亦云”；不“削足适履”地用陈旧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他们反对教条主义，从来不会仅仅依据他们所构建的抽象理论来决定政策或行动。晚年的恩格斯为了反驳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撰文写道：“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换句话说，如果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人们就不会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套现实，忽视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意外情况、各类矛盾和新鲜事物。重复抽象的教条——共产主义运动经常犯这个毛病——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并不相符。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认识具体的现实、吸收新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观点都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才能充分发挥其分析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正是用这种与时俱进的方法来认识并改造我们今天的世界的。

　　二、世纪之交的新形势

　　20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无法回避的新形势正在重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

　　1.极右势力的上升

　　首先，里根政府上台标志着极右翼势力的上升，并且这一趋势贯穿了整个布什执政时期，这对于所有爱好和平、平等、公平和民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一右翼集团的目标在于使用一切手段来重建美国不可侵犯的霸权、维护精英统治阶层的利益和财富、重组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以便为美国最富裕的家族和公司服务。尽管这一右翼集团在过去的30年里实现了许多目标，但是他们的政治方案目前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当然，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在过去30年中为了抵抗右翼势力的压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与分配状况的演变

　　自1991年苏联解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近年来，印度、巴西与俄罗斯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开始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东亚和南亚也是近十几年来资本积累最为活跃的区域。其他区域集团、国家、国际组织和成千上万的人也在抵制美国的霸权。

　　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裹挟着伊拉克的灾难横扫全球，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极危机的到来。换句话说，多极世界正在取代单极世界，这对于新当选的美国政府以及全人类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事实上，美国人民此刻正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将以和平的方式适应新形势，还是会以大规模武力来维持美国的霸权？布什使用了武力，但却遭到了惨败。新一届美国政府的行动方向不同于布什政权，但他们将朝着新的方向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

　　共同抗击全球变暖以及重新界定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无疑是21世纪初最迫切的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哪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将危及人类的生存。

　　3.美国过去的经济繁荣从何而来？

　　虽然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30年前，美国资本主义被一系列矛盾所困扰——通胀与失业并存、对美元的信心的下滑、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冲击着美国经济、经济增长乏力、利润率持续下滑。这些问题发生的背景皆为——全球商品市场中的生产过剩局面日益严峻。面对这些理不出头绪的难题，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把美国的利率推向历史新高，结果导致失业率攀升至两位数；大量制造业工厂和家庭农场关停；有色人种群体陷入困境；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利率上升提高了美国的资本回报率，所以国际游资重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随着金融市场管制的日益宽松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等在接下来的30年间都竞相涌入资本市场，结果导致了泡沫经济，侵蚀了实体经济，并最终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巨额债务的生产与再生产——公司债务、消费债务与政府债务，促使金融上升为经济的主导部分。金融化已经成为塑造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图景、结构、关系、发展动态的主要因素。

　　联邦政府与美联储在过去15年间先后在互联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制造了投机泡沫。如果没有这些泡沫，那么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表现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逊色得多。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痛苦地认识到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大萧条以来，经济还从未陷入过如此糟糕的境地。不少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复苏的预测表示怀疑。相反，经济周期曲线很有可能呈现出L型，即危机尚未见底。

　　尽管我们不知道经济接下去究竟会如何运行，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法自我修复的体系。资本主义能够自我修复的观点源于美国资本主义在1945—1973年“黄金时代”的经验。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投资水平以及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稳步提高。然而，孕育“黄金时代”的条件不复存在，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经济不可能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黄金时代”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美国资本主义普遍的、长期存在的特征。现在，我们不仅不具备当时的条件，而且恰恰相反，所以无论从短期还是中期来看，美国经济都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腾飞。除非对经济实行大刀阔斧的重构，否则美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长期滞胀。

　　4.环境压力

　　由利润驱动、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给地球带来的压力已让地球无法承受。许多自然科学家都警告我们，除非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彻底变革我们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否则我们对地球的损害即将达到无法逆转的临界点。尽管如此，跨国公司及其在国会和媒体中的极端右翼代言人还是在抵制环保议案，甚至是那些最基本的环保措施。

　　5.深嵌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区域不平等问题

　　不平等的证据俯拾皆是：饥荒和营养不良普遍存在，很多地方仍深陷贫困，流行病泛滥，对有色人种的暴力活动升级，对妇女的压迫制度化，大城市周边到处都是平民窟，工人和农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大规模地迁徙，留在他们身后的整个社区则走向没落。

　　6.新型通信技术

　　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获取信息、工作、经贸往来、生活、娱乐、互动以及思考的方式，它们压缩了时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将不断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7.工人运动的复苏

　　在过去几年里，新型大规模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也散发出新的活力，这些现象都需要我们重新检视过去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新旧反抗力量——包括工人运动的复苏——已经进入政治领域，并挑战右翼势力的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在奥巴马的竞选中达到高潮，多层次的联盟为奥巴马成功当选助了一臂之力。

　　三、全新的视野

　　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党变革框架中的要素，现在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革新成果。首先，我们不再固守僵化的方法论，我们积极响应新经验和新思潮。我们的口号是融入他人、融入世界，对于促使他人行动的问题我们都将给予高度重视。其次，我们为广泛的联盟而斗争，特别是多种族联盟以及工人阶级联盟。我们一方面强调联盟的广泛性，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作为该联盟领导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第三，我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工人运动。我们注意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我们甚至在想，从工人的视野与实际活动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是否已经积累到了量变到质变的阶段。第四，我们不遗余力地使用因特网来交流信息、组织工作。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淘汰纸质出版物，在线报道每日新闻。

　　由于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拒绝革新等原因，左翼力量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我们作为左翼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影响美国政治进程的力量受到了制约，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发挥作用，也无法像其他国家的许多左翼政党那样发挥作用。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左翼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它不是主角；它不能主导美国的政治方向；它不是一个决策者。

　　不过，过去不会重演。在新的政治图景中，左翼力量有机会从美国政治的边缘步入主流，从而有机会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中获得话语权；有机会调动和影响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并成为主流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我们能否摒弃“边缘化心态”。“边缘化心态”有多种表现形式——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对新的政治机遇不屑一顾；认为渐进式革命与激进式革命相悖；总是悲观地看待问题；行动时未表现出比群众更为宽广的眼界；远离变革和斗争，逐渐被资本主义势力同化；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左翼阵营内；对胜利果实轻描淡写。对于持这种心态的党员来说，政治并不复杂：变化只是由上到下的传导过程；是否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无关紧要；党派分立也无需关注。除非左翼——首要是共产党——摒弃这种心态，否则它将失去摆在眼前的黄金机遇。

　　四、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我们所期望的社会是一个和平、民主、既有经济效率又有经济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社会团结、经济安全、可持续性、公平、合作以及对差异与和平的尊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目标。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是解决威胁人类未来生存的各种问题的迫切需要。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的不平等和贫困、全球变暖、战争与核武器扩散、能源与资源耗竭、流行病等等。世界上不存在普适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孕育出来的。美国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将沿着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社会主义必须解决“所有权问题”（从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权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哪个国家的革命都要完成这项基本任务，我们也不例外。不过，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以及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的萌芽期及其后漫长的过渡期中，整个经济将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即社会主义、合作经济以及私有制等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形式。虽然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其运行中会出现冲突、矛盾与危险，但是它仍然是社会主义初期主流的所有制形式。混合所有制以及市场运行机制并不排斥经济计划和民主控制。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主计划，很难想像经济如何成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必须取得最高政治权力。取得最高权力之后，工人阶级接下来的任务不是粉碎国家机器，而在于改变国家结构的阶级性质；将民主权力延伸至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实践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完成资本主义未能完成的民主任务——特别是消除种族及性别歧视。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美国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相矛盾。美国人有这种印象不能完全归结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民主缺陷。

　　美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很漫长，一路上布满了各个层次的大量斗争，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每一斗争阶段结束时，权力的平衡结构能向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倾斜。同时，我认为一场经济危机并不足以撼动资本主义的霸权，只有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爆发的一系列大规模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才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的信任危机，使人民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制度形式的优越性。

　　武装斗争和内战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在美国，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行不通。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演说时讲道：“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五、奥巴马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与以布什当局为代表的极端右翼政治倾向划清了界线。这届政府已在国际国内向进步的方向迈出了一系列步伐。当然，这届政府在很多问题上的进展还没达到我们的期望，因为奥巴马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革命家。不过，总体而言，奥巴马的行动和讲话——讲话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还是为争取和平、平等与经济公正的斗争营造了一个新的民主空间。这一趋势能否向进步的、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激进改革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帮助奥巴马成功当选的工人运动能否填充并扩大新的民主空间。

　　接下来的斗争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需要广泛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它将采取多种形式，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壮大。同样重要的是，按照平等的、非帝国主义的路线，重新定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你也许会问：“这些关于改革的言论有什么意义？”“你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吗？你的目标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吗？”

　　是的，共产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并且，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也在增强。不过，显然社会主义还不会立刻被提上政治日程。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达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程度——这是我们进行任何严肃的战略战术探讨的起点。社会主义还未提上人们的行动日程并不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也闭口不提社会主义了。恰恰相反，我们要向美国人民大力宣扬我们所倡导的现代、民主的21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观。在因特网的帮助下，能够了解我们观点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

　　六、现阶段的斗争任务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绝非坦途，路上将出现各种复杂的状况、充斥着各类矛盾、将迂回曲折地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斗争。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其中还包括激进的改革，直到千百万美国人都拥护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而战时，美国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为只有大多数人、而不是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人，才能创造历史。

　　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奥巴马总统与美国国会的进步人士身上。因为即使他们实施变革，变革的程度也相当有限。我们的责任在于支持他们、敦促他们开展变革，以及当我们与他们意见相左时，推动两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们更重要的责任在于深入到千百万的美国群众中去，鼓舞他们、联合他们、教育他们，把这些群众转化为“变革的主体”。

　　在大萧条时代和上世纪60年代中，我们的父辈们就曾作为“变革的主体”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今天的美国人民可以以先辈们为榜样。同样，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也能以大萧条时代的同志为榜样。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长期目标的情况下，按照稳健的战略，为改革与广泛的联合而斗争；他们采用了灵活的战术；他们坚持党性，不随波逐流。结果，他们成为大萧条时代政治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步入新世纪之时，我们的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这片伟大土地上的人民——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定会迎难而上，直面挑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9卷，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8卷，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