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党采用公共融资方式和“个人主义的滋长”，许多大型政党出现了党员人数减少、去政治化、去工会化、职业化等变化，并越来越轻视工人的战斗性。这些重大的变化都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并成为当下许多政党着手变革的主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一代更愿意参加一些目标单一且与自己爱好一致的社团（如环保、人权、解决住房问题等），甚至与某些政党路线相左的组织。正因如此，许多左翼政党逐渐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甚至难以招募新的党员充实队伍。与此同时，党费的削减以及政治参与形式的变革（网络参与）更掀起了一阵新的入党大潮。但事实上，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深层问题，是政党活动积极性的深刻变化以及党内活动分子战斗性的丧失。最近，许多研究者对此作出了诸多评论和分析，并认为“意向入党”（lengagement distancié）模式很可能成为今后许多党团组织的合法动员标准。

　　如今人们的政治积极性已难比从前，主要体现在传统政治参与实践的淡化与变革。政党的“卡特尔化”对党内活动分子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媒体的宣传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党内的资金来源越来越依靠公共融资，党费的缴纳只是杯水车薪时，这些党内活动分子到底还能做什么呢？那些善于独立思考﹑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新党员很可能会逐渐取代那些对组织无限忠诚﹑归属感无比强烈的老活动分子。这种观点无论在知识界还是政治界都得到了普遍认同。时至今日，这种观点更加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得到大量事实的有力印证，并在行动者和观察家之间广为传播。如同一个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该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迫使所有的党团组织去适应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意向入党”的模式既可以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也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性框架：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政治主体和政治组织能够接纳的范围内，通过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来分析和实现某种局面。党内活动分子或政治热情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们又很难跳出这个结构框架之外去分析。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政党或工会活动分子的战斗精神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围绕一些无法掩盖的关系和过程进行分析的。

　　这种新的模式值得谨慎地研究分析：这正是本文的目的之一，主要是以社会党为例分析该模式的意义和有效性。谈到变化问题，当然要结合历史去分析，我们应当把社会学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意向入党”的模式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讨论。即使这种模式对从心理上认同该模式的参与者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不意味着这种模式能确切地表达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尤其是在社会党那里，问题更为突出。

　　“意向入党”模式以及对该模式的评论1997年，社会学家雅克·伊翁(Jacques Ion)曾将政治积极性的两种理想形式作过对比。第一种是集体形式的政治积极性，也可称作“融入式政治积极性”（主要体现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即群众性政党的积极性（强调集体荣誉感和纪律）。这种形式强调的是“我们”（集体）。第二种是互助会形式的政治积极性，也可称作“自由式政治积极性”（入党具有意向性和断续性）。这种形式不再注重“我们”，而是重点强调“我”（个体）。这种形式下的入党，对集体的倚赖性不高，党员状态不稳定，具有断续性和非正式性的特点。通过这种形式接纳的党员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全部时间，而是尽力去调配自己能够为党工作的时间。雅克·伊翁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融入式政治积极性”向“自由式政治积极性”的转变会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假设的主要论据有两点：一是个人主义的不断发展；二是对党员私人生活和政治参与关系的重新定义。这种“意向入党”模式就是指那些受个人主义思想支配的主体在既定时限内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加入某一党派的做法。更加通俗形象的解释是：在党员证上盖章以证明入党的做法已过时，现在的入党方式好像便利贴一样，随时可以撕掉，即随时加入，随时离开。政治积极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活动的变化（更加注重专业能力、个体党员对组织的贡献、党内活动时间的最优化）；二是新党员与政党结构的关系（更加具有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精神）；三是入党的时间性（不定期性）或混合入党的形式（非宗教和宗教性成员的混乱接纳使入党形式逐渐走样）。雅克·伊翁从这两种理想形式出发，试图通过诸多分析来细化其研究，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有效性。但是对“意向入党”模式的检验主要是通过对一些新的组织团体的案例来分析的。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组织运动为检验该模式提供了参考，主要涉及一些团结性运动、反种族运动、为病人争取权利运动以及保护妓女和无证﹑无房﹑无业人员权益的运动等，或是近来兴起的替代全球化运动。但是，近年来对政党或工会组织的政治积极性的分析稍显不足。

　　事实上，“意向入党”模式在分析中的使用往往过于简单和单薄，政治积极性的变化经常被单义和机械地理解。该主题不断被参与者反复提及，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也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它见证了社会阶级概念的衰落和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理性的兴起。但是，从其本身来讲，“意向入党”这一模式却饱受争议。

　　阿尼·克劳瓦德(Annie Collovald)对雅克·伊翁阐述的两种理想形式中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她认为雅克·伊翁的概括实际上把两种政治积极性经历的时间段相等同，只不过一个是旧的“融入式政治积极性”，另一个是新的“自由式政治积极性”。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党的积极性或战斗精神的表现形式都是混合型的。社会党自身仍旧保持的是一种工人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式的政治积极性。但是社会党这种政治积极性的模式充满变数并且难以操控，以至于很难去深入研究。个体对组织的归属感（即布迪厄所说的“潜在性信仰”）正是共产主义体制所愿或所为，而这种模式下接纳党员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断续性的社会活动，并且这种活动具有周期性。

　　弗雷德里克·萨维其(Frédéric Sawicki)和乔安纳·西美昂(Johanna Siméant)曾指出雅克·伊翁的分析中存在盲点。他们认为：“雅克·伊翁试图定义出政治积极性的新形式，但他只不过是在名称上进行了创新；而一部分党内的领导者，虽然被伊翁划归到他所谓的新形式中，但是这部分领导者既是党内资历深厚的活动分子，又是天主教组织或非宗教组织（或共产主义信仰组织）的社会化的成员。”弗里德里克·萨维其和乔安纳·西美昂认为不能把概念上的创新和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创新相混淆。另外，他们认为在雅克·伊翁那里，“对富有斗争精神的党团组织的具体特点和制度化特色的忽视会导致对与之相关问题理解的缺失，例如在制度化不够严格的组织内，个人资本对组织活动的促进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意向入党”产生的政治积极性并非人人都具备，这种积极性通常都是那些以前在其他组织效力过的老党员所具有的。雅克·伊翁在其研究中只专注于对活动形式的分析，而没有考虑那些活动分子的社会财富问题。萨维其和西美昂最后概括总结道：“尽管（‘意向入党’模式）像便利贴一样，但新成员毕竟宣誓了！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积极性的新社会学所采取的形式进行理论检验。昨日的那些党团活动分子已然成为过去，今天的那些富有激情的斗士们已摆脱制度的束缚并从社会化中解放出来。”

　　社会党应当如何面对这种模式对社会党内部产生的政治积极性的变化有何启示作用呢？即使社会党从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它也已经是一个老党了，具有悠久的斗争精神传统。社会党被视为一个由活动分子组成的党派，其组织形式正逐渐发生转变。在社会党内部客观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即旧式的政治积极性模式与新兴的吸收党员的模式和框架。

　　要理解分析社会党的政治积极性的变化，就必须将其与影响整体组织的变化相结合来分析。首先，必须将这些变化与社会党的拥护阶层的变化结合起来分析（网络的收缩、地方性机构的权力增长等），因为后者的变化决定着社会党在吸纳新成员时应选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如今更加具有内生性、家族性和地方性。显然，如今社会党的多重吸纳新成员的模式逐渐衰落，以至于本党的社会根基逐渐变得薄弱。成为一名社会党党员不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同时还是工会会员或是亲社会党的联合会成员。同时，社会党内部活动分子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党内各个组织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70年代上任的老同志。而“新入党”的同志通常也是一些“老党员”，只不过是从别的组织投靠过来而已。

　　要理解党的活动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必须分析他们的社会状况如何。社会党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在吸纳党员时不再过多考虑工人阶级，这两种做法使党内的积极性或战斗精神逐渐发生改变，并进一步削弱了老活动分子的热情，因为他们与普通大众的交流越来越少。过去的许多宣传手段（如印发传单和宣传布告等）如今已不再受重视。总的来说，社会党内部的政治积极性在逐渐衰弱。据统计，1998年只有57%的党员认为自己是“活动分子”，19%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是一名党员，23%认为自己只能在某一时间段内发挥政治积极性。56%的社会党人承认自己每周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去积极参与党的活动，22%的党员平均每月抽出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参与活动，34%的人平均每月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只有1到3小时，而只有10%的社会党人每月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达到10个小时。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社会党内部的政治积极性虽然存在，但并不是很高，而社会党也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鼓励这种比例的存在。2006年入党活动中，社会党就规定新党员至少必须积极参与某些活动，如对项目的投票、任命候选人等。今天的社会党内部实行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模式与“意向入党”模式下党员的积极性表达形式很接近，即使人们对新党员所体现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颇有微词。2006年社会党接纳新党员时就是在默认这种模式的情况下（只需交纳20欧元即可入党），大量地吸收那些只对某些项目感兴趣的新党员（“意向入党”）。如果我们认为以这种形式入党的新党员多少带有一些功利主义目的，那么他们却认为自己入党至少响应了党的某些号召，满足了党的某些需求，尤其是在大选中提名党的候选人方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越来越多掌握知识资本的新鲜血液的注入，党内活动分子中的精英模式逐渐被改变。这些新加入的党员有着新的诉求，更加富有独立思考精神，在实际的政治参与中呼吁更加开放的协商民主。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加入在实际行动中对出身大众的活动分子们是一种排斥。他们的加入迎合了社会党内部日益滋长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与政治积极性相结合，共同影响党的政策方针的制定，而不是去服从既定的路线政策。里尔的一名社会党干部认为他领导的部门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形式的部门，他曾披露道：“在我领导的部门中，只有1/3的党员能够出席党的大会，而他们其实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参政而已。他们从不纠缠于琐细的党务，从不为党的宣传去争取市场，甚至在重要任务，如大选的时候，也不会主动出力。”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党内部，个人主义逐渐开始盛行，个人文化知识资源得到更多的表达。这些新个体的积极的政治参与实际上已变成表现自我的场所，而这将逐渐侵蚀传统的“同志关系”，并动摇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党内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积极性的变化实际上如同市场供求关系，现在的情形主要是供应，而不是需求。今天社会党的政治参与已逐渐倾向于高知社会团体，这可能导致群众阶级对政治参与的冷淡或消极行为。

　　与此同时，组织的专业化也深深影响着政治参与积极性：越来越多的党员只是在某一专业领域依赖社会党或是党代表（希望与党的常委、党的合作伙伴、党代表的裙带关系、党的地方官员等建立良好关系）。这些所谓的“活动分子”已经不再属于“自由式政治积极性”的范围了，相反，他们从物质上更加依赖党，尽管他们仍要保持一种矜持的态度。不过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党的结构模式和吸纳新成员的体制仍具有“地域化”特点。当某人加入社会党，他首先是为地方的权益而积极活动的。虽然网络式和去地域化（主要是指网上入党）的新型吸收党员模式在社会党内不断发展，但这种新型模式在上面提到的“地域化”特点面前遇到重重阻力。这种“地域化”的影响正是导致社会党政治参与积极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为大局考虑的政治积极性难以得到发展。

　　最后，党员之间的关系、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度以及“党的精神”都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些被批评为“意向入党”模式的活动分子反而是社会党内最活跃、政治参与性最高的成员。这种“意向入党”模式下的政治积极性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的策略，因此不能凭此就认为他们是为党奉献最多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政党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其实就是“拉拢”其成员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但是这种“拉拢”是以个人服从组织的命令为基础的。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