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列主义在欧洲大陆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它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和其他所有西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袱。这些党自认为是先锋队,肩负着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国有化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除了个别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共产党和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其他党),这些党都用他们的主要意识形态来源---苏联---来界定的社会主义。这些党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保持对莫斯科的忠诚的同时实现选票最大化。在经过战后初期选票的大丰收之后,西欧共产党的运气变得尤其糟糕(见表1)。1989-1991年事件发生后,这些党在决策方面几乎没有保持竞争力和活跃状态。保加利亚和西德的小党完全从本国选举舞台上消失,希腊共产党(KKE)和葡萄牙共产党(PCP)坚持僵化的意识形态,继续处于意识形态局外人的地位,没有影响决策的可能。连欧洲的几个庞大的共产党也经历选举衰落,被迫转变,或者像意大利共产党(PCI)那样先是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后又转变为左翼民主党(DS),或者像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共产党那样与社会党人建立联盟,而这对他们的内部凝聚和竞选动力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党都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感受到他们的意识形态包袱的压力,都体验了不仅与莫斯科有关而且与这个包袱的理论内涵有关的内部矛盾。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被看成欧洲的一个例外,原因在于它的选举表现,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选举表现。塞浦路斯共产党(KKK)虽然自1941年更名为塞浦路劳动人民进步党之后,该党得票率一直很高,但它依然在野,而且被迫支持中派党,和西欧,特别是意大利的趋势相似。不过1989年事件对世界共产党人来说是戏剧性的,引起了对西欧共产主义命运的研究和揣测。马丁·布尔(MartinBull)区别了在“现存社会主义”瓦解后西欧共产党采取的三种路线。第一类坚持不改党名,坚持其正统意识形态包袱,忠于马列主义,例如希腊共产党人,较小程度上还有葡萄牙和法国共产党。第二类改组为一个“重建”的党组织,主要例子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这个党是从原意大利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次重要投票后分裂而来的。最后,第三类转变为非共产主义的左翼党,主要代表是意大利共产党和芬兰劳动党。
马奇和穆德增加了第四类,这类党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在“新政治”党的框架内再现身影,例如荷兰共产党。无须说,大多数选择带有某种共产主义标签的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至多只获得6%的选票,在内政方面的影响无足轻重。然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不仅选票没有严重减少,而且保持了党员队伍的稳定,在城镇选举、总统选举以及首先是立法选举中的成绩在西欧共产党中最为突出。在1991年苏联解体、意大利共产党不久也发生转变之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立法选举中竟然获得30.6%的选票,并在2001年立法选举中创出新高,获得34.7%的选票和塞浦路斯议会56个议席中的20个议席,它的主要意识形态对手民主大会党(DISY)则获得了34.%的选票和19个议席(见表2)。
两党都不支持同一时期因塞浦路斯申请加入欧盟而启动的欧洲和谐进程,后来证明这对劳动人民进步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如同这一问题对其他许多西欧共产党的影响一样,它不但引起甚至有时加剧了党内分裂。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选举表现,特别是它在后冷战时代的选举成绩的基础,首先在于它在工人阶级中保持了很高的支持水平；第二,它能够吸引大批中间阶级甚至一些上层阶级分子。为了解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成功的选举表现,本文区分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一区分强调了一个假定,即党的自身努力、党的组织特点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对它的成功的影响。虽然这个区分在大部分情况下站得住脚,但就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的影响力而言,有些因素不完全是内部或外部的。
内部因素处于党的影响范围之内,它们包括党作为一个自治实体对其拥有发言权因而有机会影响和掌控的问题。例如,一个党可以完全控制其组织机制,从而控制其党员所表现出的团结与纪律水平以及内部决策机制。此外,党还可以决定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改变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把它保持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而不受其他意识形态、社会或经济潮流的影响。因此,它也控制了与所有行动领域有关的政策纲领的所有方面。有趣的是要看到,内部因素也是构建党的政治认同的工具,被当作一个制度把它与现存诸政党区别开来。外部因素不在党的掌控之中,但仍处在党所处的社会环境里。它们不仅是由历史和社会经济力量从外部决定的(它们影响党的环境),也是由其他党的行动决定的。不过,正如下面所说,尽管严格地讲,这里所讲的因素---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国内政党竞争的性质---已经在塞浦路斯塑造了一个特定的,确切地说非同寻常的政党竞争类型,但从比较的角度来讲,它们的影响被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策略放大了。
一、历史上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
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塞浦路斯共产党。塞浦路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左翼社会学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环境中出现了一种阶级觉悟。因此,第一批共产党人和对共产党的最初支持来自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然而,在塞浦路斯还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的情况下,塞共有一对孪生目标,一是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二是实现民族独立。
按照帕纳约托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塞浦路斯出现了危机,危机的一方是希腊族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当局,另一方是“塞浦路斯社会本身同样不断加剧的阶级紧张关系,危机被下层阶级在政治上转变为对民族主义政治家的质疑,并最终为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出现创造了“‘政治空间’”。而英国的变化导致殖民当局起初对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宽容态度,但是在爆发了一次自发的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之后(塞共在起义中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反殖阵营),党于1931年被宣布为非法,党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党的许多忠诚分子被投入监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现了新情况,当时专制措施放宽,出现了采取合法行动的机会,于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于1941年4月14日宣布成立。在成立大会的第一个通告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反希特勒的”组织。两个党(即非法的塞共和劳进党)直到1944年还同时存在,而当时显然已经没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保持两个独立的党了。因此,为了推动全国共产主义运动,两党在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名义下实现合并。到1940年代,党以群众运动(“人民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表现出大众党的所有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合法化,通过工会运动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PEO)迅速发展,促进了“人民运动”的制度化---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实际上是党的一个机构,从会员方面讲,目前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组织。
然而,正如帕纳约托所清晰地表明的那样,从1940年代起,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已经把它的诉求和话语扩大到工人阶级之外。党的忠诚分子和支持者用三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这三个至今仍在使用的词是:“左翼”(aristeros),它意味着一种反对经济剥削,反对不平等的立场；“民主”(democratis),它意味着左派对参与性机构的政治立场,它在塞浦路斯还意味着宽容；“进步”(proodeftikos)是一个文雅的表达,表现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尽管工人在党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中明显占多数,但重视同中间阶级的联盟的地位与重要性,在30年代之后,特别是党的选票达到顶点的90年代,一直在左翼政治和战略中占中心地位。
按照许多党的忠诚分子的说法,1940-1955年是工人阶级不断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期,包括建立农民组织塞浦路斯农民联合会(EAK)和青年进步运动AON(现在叫塞浦路斯统一民主青年组织,EDON)。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1943年、1946年、1949年和1953年市镇选举中,赢得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纳卡以及大主教选举---后者使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坚定支持者列昂提奥斯主教当上了大主教。同期还建立了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然而,与此同时,虽然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仍然是一个无缘权力的民众运动,但因为“它竟敢在1950年代对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EOKA)的军事活动表示怀疑”而在数十年里被称为“叛徒”。共产党领导的塞浦路斯爱国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缺失和伴随塞浦路斯国家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此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历史发展有充分的理由不同于希腊共产党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从下层阶级运动发展成一个“爱国”运动,声称代表全体塞浦路斯人的集体利益。
在建立了牢固的大众党的基础、由充满活力的强硬派人物埃泽基阿斯·帕帕约安努担任领导之后,劳动人民进步党开展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全国武装斗争,并在1955年再次被宣布为非法。1959年,就在关于塞岛政治未来的苏黎世-伦敦协议达成之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再次合法化,并努力获得了塞浦路斯第一届议会中35个希族塞浦路斯议席中的5个议席,同时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掀起了激烈反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运动。不过此后,劳动人民进步党认识到与中间力量合作的必要性。如果党要对广大民众有吸引力,在明确地开展国内斗争的同时保持其激进特点,就必须与其他民主力量建立联系。这一战略解释了劳动人民进步党与马卡里奥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后者直到1977年去世前一直在居民中得到超高的支持度。劳动人民进步党虽然和马卡里奥斯在苏黎世-伦敦协议上存在分歧,但仍然和他站在一边。
在1974年土耳其入侵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反对过去领导反英武装斗争的格·迪格尼斯将军所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力量。尽管对党当时领导的劳工斗争不应低估,但是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国内局势也迫使党优先考虑其战略的某些方面而放弃其他方面。这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党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合作上,党和他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共同致力于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和从塞浦路斯社会清除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1974年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再次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这次是争取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推动与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对话,谴责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土耳其入侵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并指责民主联盟招降纳叛,把许多前军人统治集团的支持者吸纳到自己的队伍里。更重要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一次摆脱了外国统治,摆脱了严重的内部冲突,给党提供了更加重视其意识形态说服力及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纲领的机会。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共产党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认为,在这两个国家的后威权主义时代,几乎不存在群众型政党组织发展的机会和必要性,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存在动员工人阶级反对继续剥削并作为一个团结的选举集团而存在的机会和必要性。
尽管党毫无疑问地忠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但其领导人的更换与民主社会主义党(ADISOK)事件恰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当时,前总书记埃泽基阿斯·帕帕约安努被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所取代,而民主社会主义党则是内部意识形态和战略分歧的第一个插曲。就在赫里斯托菲亚斯当选后不久,他的竞争对手党内改良派领导人帕夫洛夫·吉利斯退党,与党的一些干部、议员和异议人士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党。这一危机的根源是1985年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党的支持率下降了4%-5%)。在1985-1991年期间,改良派要求的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利用一个理想的机会,以戈尔巴乔夫及其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所实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革新思想为基础进行大规模改革。在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忠诚分子看来,修正主义分子自以为是塞浦路斯公开性的真正支持者。1988年党的选举后,党内谈判开始,忠诚分子与改良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当改良派的迪格里斯和齐亚蒂季斯建议将右翼的民主大会党作为党的潜在同盟时,关系紧张程度达到顶点。由于改良派在中央委员会选举和后来两个重要会议上失败,于是退党并另立民主社会主义党。
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历史是与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右政治力量合作的历史。1960-1971年期间,它支持马卡里奥斯(直到他去世)；1983年,它与民主党(DIKO)结盟,该党有一些右翼的前马卡里奥斯支持者,曾在1978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人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1985年,劳动人民进步党与民主大会党达成了默契,反对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总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政策,此后不久,党的支持率比1981年减少16%。在1988年各次选举中,党先是支持独立候选人、一位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商人吉奥哥斯·瓦西利乌,后转而支持独立的中左候选人吉奥哥斯·雅科沃。目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与民主党组成了以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为总统的执政联盟---这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的一个真正的创新,它避免了在瓦西利乌政府期间分享行政权力,而且在整个90年代也没有显示分享执政权力的意向。
民主党领导人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在总统选举中得到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宝贵支持,作为交换,他支持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领导人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竞争议会议长。尽管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议会拥有较多议席,这种交换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判断主流政治形势排斥共产党领导人在总统选举中发起成功的挑战。确实,自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创立以来,类似的形势一直迫使它与中右力量合作而不允许它让自己的候选人站出来竞选总统。
目前,尤其自2002年联合国和西方国家提出安南方案以来,围绕着这个迄今为止解决长期存在的塞浦路斯问题最有希望的办法,有三股势力在继续较量:第一股势力是35%的居民和民主联盟,他们支持在公决中投“赞成”票；第二股势力是希族塞浦路斯人“最高纲领派”,他们完全拒绝在安南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被称为“强硬否决派”)；第三股势力希望对安南方案作最低限度的修改,使之可以被希族塞浦路斯人所接受(又称“软否决派”)。劳动人民进步党作为塞浦路斯和执政联盟最大的政党,属于或者说领导着第三股势力,并随后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在前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搞不可能的平衡,在一个包含大量最高纲领主义(Maximalism)成分的联盟中考虑其传统上主张解决、主张和解的立场及其战略利益。
二、内部因素
(一)“革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灵活性的好处
自从马卡里奥斯时代起,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就寻求与中间力量合作,表现出“温和的、调和的态度”。党主张采取“折中”的办法:它特别抵制半政府组织完全私有化,但是接受放松管制；它接受欧盟强加的提高增值税的要求,但(因其社会经济关怀及其国际立场)主张采取完全摒弃欧盟宪法的反均衡措施；它赞成比较灵活的增长与稳定公约,但反对让里斯本议程的社会方面屈从于削减成本和预算赤字的政策。党接受作为欧盟和谐进程一部分的自由市场和对竞争的必要强化。
然而,由于不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政策多么左,它们都可能由于党向亲欧盟立场的转变和执政对党的影响而受到损害,从而在党究竟是马列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有些含糊不清。党的政策实践导致记者和其他观察家对党向中间力量的转变和它同传统上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的调情说三道四。这种怀疑最近被党在2004年5月就安南方案所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所采取的否定立场所强化。当这种重新统一塞浦路斯的历史机遇“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两个潜在对立的传统和战略---‘反帝’与‘和解’---直接冲突时”,许多人指责这个最支持种族和解的党的此举是一种背叛。结果,党在2006年5月选举中失去了许多选民,选票减少了3%(两个议席)。
然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当时,劳动人民进步党被迫因社会主义的崩溃而对其纲领作重大修改,特别是1990年发表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观》---这份文件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一方面,这有助于确定党的马列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党的领导和忠诚干部已经意识到党应当对它的意识形态作出解释,并审查其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条件下(也许还包括考虑到因苏联解体而摆脱拒欧主义的倾向)的立场。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从同一现象中产生的新的政策方针的一个提前证明。最后,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党内改革,振兴选举成绩,党的名字改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左翼新力量(AKELLeftNewForces)。这也表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1990年创建了一个新的选举平台,以适应党外人士的需要,诉诸于更广泛的听众。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内部”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更多了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多了。
确切地说,出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明显转变。最明显的标志是,劳动人民进步党放弃了共产主义蓝图,直接接受了自由市场,条件是它须保持稳定,并通过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来加以补充。换句话说,各种所有制形式被当作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必要部分而被接受了。党把这个制度称作“革新社会主义”,而党的干部则声称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适应新的情况。当然,这要牺牲某些共产主义原则,比如所有工业国有化,这一原则在世纪之交几乎没有明显的采用过。社会民主主义和多党政策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观》中,被当作政治权力的必要形式受到明确称赞。尽管劳动人民进步党把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在争取和平、裁军、环保、社会进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斗争中的盟友”,声称它诉诸中间阶级,但是它第一次把自己定位为一支为“大资本家”以外的全体“国民”服务的政治力量。卡尔·博格斯(CarlBoggs)第一个确定了这种传统马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联盟。尽管共产党可能还在用马列主义或官僚民主集中原则塑造自己,但是“他们实际上争取的是一种更加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主义”。“也许”,他继续说,“他们(共产党人)最希望实现的是重新调整原则的次序,而且在权力地位长期巩固的情况下,向合理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
首先应当明确,劳动人民进步党没有向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趋同。社会民主主义不再支持五六十年代那样坚定的左翼思维了；许多研究证明,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向右转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观》中,劳动人民进步党谨慎小心地指出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缺陷,随后在其意识形态立场与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早在1990年,它就特别声明,“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在质上导致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它没有导致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党大概在继续推行与塞浦路斯其他所有政党包括国家民主联盟不同的政策,一种包含了许多来自传统的劳工斗争理论与实践因素的政策。
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文件明确地对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列宁主义模式的篡改和歪曲表示谴责:在党看来,尊重人的价值、民主和开放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根基。这意味着,在新制度下,社会上层建筑将包括多党制、开放、法治国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由上述内容所显示的,第一是对多党制的看法,第二是党的社会公正观。虽然文件前面提到列宁关于通过在支持劳动人民日常斗争的基础上赢得劳动人民的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但它也承认多党制的必要性。第二,在党看来,社会公正观是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基础而不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基础的,前者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概括,后者是马克思对一个完全无阶级社会的预见。最重要的是,在党的社会公正分析中,有关新制度下的阶级结构的提法不见了,或者说至少不再重申对一个严格的无阶级的社会的一贯信念了。
在劳动人民进步党关于塞浦路斯社会主义的简单推测中,许多意识形态因素按照适应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和塞浦路斯经济与社会特殊性的方式被理论化了,理论化的主要内容围绕着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所有制和市场来展开。它明确地声明,斯大林时期所主张和实践的那种完全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下所有制形式所的一种,其他基本形式是市镇、公社和合作社所有制,以及私人和个人所有制。与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观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它承诺要建立一种把计划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的创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虽然文件对计划过程和特征给予了非常详细的注意,但对市场的具体意义和自由程度却没有展开论述。
通过保留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景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党完成了三个重要任务:一,满足了高层领导与马列主义的联系(所有书记处成员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在前苏联或东欧受过教育)和继续在纲领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措辞的实用主义。二,党通过保留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景,使传统支持者能够留在党内并保持党的团结,保持与过去的连续性。这一点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宣言是在党缺乏理论家的情况下不受挑战地被通过的---这些理论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挑起一场有破坏性的党内辩论。三,党努力通过“创新社会主义”消除斯大林主义,并将马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使自己摆脱了僵硬的共产主义形象,从而吸引进步的中左选民。
虽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愿景的可行性似乎比较符合现代条件,作为一种现实的替代对该文件的潜在读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其主要意义还在其他方面:党在90年代和2000年后的理论阐述及其纲领性建议没有明确划分马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在1990年意识形态宣言和加入欧盟之后,党的干部和机关对澄清党的意识形态准确定位大多采取了回避,只是经常但含糊不清地提及马列主义和党的进步的工人斗争。
劳动人民进步党与老的社会党的区别,在于它坚持向社会主义过渡(它经常在其宣言的前言和出版物中提到这一点)以及反映两个理论灵活结合的“创新社会主义”理念。然而,党的主要成绩在于这一事实,即对“赞成还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的明确回答首先会化为一种绝望的本能反应性的政治行动,而党的领导人明智地阐述并重申其认同,应付了1990年危机。这带有与仍然忠于党的共产主义历史的那些人疏远的极大可能性。也许,党的立场最明确的表现是它一再拒绝回答“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用彻底拒绝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来明确表明其意识形态倾向。因此,它的比较务实而灵活的创新观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持党的生存和活力；它的实现制度革命化的思想至今依然如故,它也从未放弃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并把它运用到当前事务中去的信念。劳动人民进步党真正而毫不含糊地摒弃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破坏,也许它还毫无保留地摒弃了未来的破坏。它目前的立场是“创新社会主义”,尽可能地推迟未来分析---这种分析不过是泛泛而言,并不清晰。这样做只会对它有利。
(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与欧盟
自60年代起,劳动人民进步党就一直以其坚决反对欧洲共同体的立场而闻名,尤其是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时代,当时欧共体和塞浦路斯之间的关系是以建立关税同盟为最终目标的。这种状况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劳动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中支持的瓦西利乌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尽管党经常支持中间力量,但这与它对塞浦路斯政治总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塞浦路斯经济与社会几乎没有受到欧共体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且塞浦路斯与不结盟运动国家保持着和谐关系。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是在苏联和“现实社会主义”消失后不久转向亲欧洲立场的(正式时间是1995年)。
加入欧盟的主要理由是安全。当然,这种担心在前苏联解体和两极国际关系模式建立之后变得更加现实了---像其他几乎所有的欧洲共产党人一样,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是以两极国际关系模式为基础来阐述自己的政策的。所有塞浦路斯政党一致赞同接受欧盟条约所体现的各种规制的保护的必要性。成为欧盟成员国实际上意味着潜在的土耳其扩张主义政策将受到欧洲合法治理的阻止,同时欧盟成员国进一步表示了尽可能快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愿望。政治领导人正确地预见到,将来某一天,土耳其现在提出的入盟申请将导致重要的谈判,随之而来的是土耳其在其对外政策中要对那时已经是欧盟成员国的塞浦路斯表现出更多的人道的、国际法上认可的态度。
劳动人民进步党1990年大会确定了推动其最终决定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它们是: (1)鉴于塞浦路斯正在更加紧密地接近欧盟以及本岛的问题将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进入欧盟的决策中心,因而存在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与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2)加入欧盟的可能将增强两个社会的安全感并使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和其他单边行动伤害；(3)几乎所有土族塞浦路斯政治力量一致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是有益的,尽管在如何和何时加入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安全问题和与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平共处是党接受欧盟的唯一理由。在苏联集团瓦解之后,欧盟发展成“一个大陆上大多数外部国家都在围绕它进行社会化的权力中心”。这对塞浦路斯政党尤其是共产主义的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苏联集团瓦解后,党属于反对欧盟的政党群体。当然,在前苏联和两极国际关系瓦解后,特别是在作为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国际联系基础的不结盟运动地位削弱而不起什么作用的情况下,国际孤立和国内隔绝的可能性使党的官员越来越感到担心:“今天,欧洲一体化的可能似乎没有太多选择。对于绝大多数欧洲左翼力量来说,欧盟进步与民主重建的目标,即不断地接近‘人民欧洲’的长期目标,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看上去必然地构成了唯一的可能。”
1995年党的十八大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疑欧主义的关键时刻。面对这种压力,党看上去非常务实:“考虑到塞浦路斯其他所有政治力量支持加入欧盟的积极立场以及这一问题的发展程度,具有实质意义的基本考虑似乎已经从‘赞成’或‘反对’转变为是否可能、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现加入的问题。”
这段最后阐述揭开了劳动人民进步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那就是,它渴望赢得权力,追求决策权,特别是把国家决策权从这个国家的右翼力量手中夺过来。这在各种访谈和党以前的声明中得到了证实,那时党在原则上仍然反对加入欧洲共同体:“尽管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反对塞浦路斯加入欧共体,但它在研究并将继续研究加入的政治影响和共同体所属各个经济体及其围绕共同体发展的情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阿减少我国与欧共体关系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到后冷战时代开始时,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从把欧盟当作资本主义剥削冒险事业加以拒绝到把它当作一个必要的恶加以接受的第一步。它已经踏上了制定一个进程,一个把欧洲规范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经济价值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为一体的新议程的进程。新的战略是,“从内部与这个制度展开斗争”:这就是说,参加到把欧盟改造成一套主要为人民,而且更具体地说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民主制度的尝试之中。一旦加入“欧洲大家庭”,它将迅速建立一系列积极而明确地把欧洲联盟变成一个安全因素和国家结构行政现代化的机构。尤其自欧洲议会资助的欧洲事务小组成立以来,它的成员已经接到指示起草反对欧盟主要决定中可以觉察到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条款,而且党一般采取支持另一个欧洲的明确立场,大部分情况下与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党团-斯堪的纳维亚绿色左翼总倾向是一致的(不包括希腊共产党)。这使党能用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建议影响其选民并使他们处于自己的其影响范围内,也能利用作为国际左翼集体行动者的影响,进一步证明它的合作与妥协的意向。
(三)一个有吸引力的族群和解原则
自成立起到土耳其入侵和军人政变,甚至1955-1959年事件之前,族群和解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贯要求。早在成立时,塞浦路斯共产党就在党章中明确表示:就党来讲,塞浦路斯不同种族和宗教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在这一点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一向是一个有原则的党,是唯一一个在争取土族塞浦路斯人权利的努力中真正“流血”并同土族塞浦路斯个人和政党建立密切联系的政治角色。正如马夫拉查斯(Mavratsas)所注意到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甚至超越了两个族群和平共处的话语,谈到希土两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兄弟般”联系,这种话语取代了早期塞浦路斯共产党人所强调的统一的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
党通过这一点首先在它自己和党员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许多党员可能不赞成党的官方路线,但是他们通过统一塞浦路斯的理念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过去坚持和解的光荣传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自从70年代该岛分裂以来,那些在党的稳定立场中所反映出来的以邦联共和国的形式实现再统一与再和解的建议也得到老一代难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支持,他们在50年代希族塞浦路斯民族主义发作之前已经习惯了与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平共处。第二,从传统上讲,大批追随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政策的人不是忠诚分子而是所谓的“游弋分子”---他们是根据某个党在议会、执政或在野时的表现以及他们对流行的政治环境的回应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个人。对于这些游弋分子来说,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毫不动摇地支持与土族塞浦路斯人和解的立场已经证明对其选举成功是重要的。
然而,在缺少关于党与土族塞浦路斯人特殊关系的塞浦路斯商业宣传品的情况下,党自己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来传播它支持和解的信息,解释它的历史。党的总书记的讲话和党报正式发表的文章以及每次大会通过的决议,都经常提到土族塞浦路斯人的权利。至于行动方面,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发展土族塞浦路斯人党员,让他们加入党组织和青年组织方面做得非常有效。共产党的附属组织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早在40年代就有1700名土族塞浦路斯人党员,目前它的代表性超过右翼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劳动人民进步党坚持为和解而斗争及其赞美其历史的战略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它三十多年来每年都纪念两个著名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党员---希族塞浦路斯人埃利亚斯·米沙利斯和土族塞浦路斯人卡瓦佐洛,他们在1965年开车前往拉纳卡参加一次支持和解活动的途中遇害。
尽管事实如此,但劳动人民进步党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的大量投入,特别是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统一民主青年组织的积极活动,确保了中左选民源源不断的支持,这些人思想不稳定,但对国内局势越来越担心。这也使党的社会主义言论相形见绌:与和解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党在90年代初正式宣布:它把塞浦路斯问题摆在高于争取社会进步的其他斗争的地位,这一信息后来经常被重申。到族群间和解作为一种普遍态度被接受,所有政党都公开而坚决地表示赞同的时候,劳动人民进步党已经巩固了它作为同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平共处的最早支持者、而且是双方最有力的中间人的声誉。
(四)组织问题
由于采用和保留研究文献所说的一套鲜明的共产主义规则、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内部组织在其整个历史上保留了纯粹的列宁主义特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发挥着促进共产主义政党稳定的作用。这在党内外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埃·帕帕约安努领导期间,集中程度很高。随后,它使党的上层领导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但是作为“创新社会主义”纲领的一部分,民主集中制被扩展到包容多种意见,因此也可以视为党对斯大林模式广泛批评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党决定在组织层面实现民主化的时间,是在它的最大内部危机和它的最糟糕的选举结果(1986年议会选举)出现之后以及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广泛复兴的时刻。这个时机选择表明内部因素很多时候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这次的外部因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现实社会主义”的解体。
有关西欧共产主义的文献坚称,民主集中制的滥用导致了新的内部冲突,后者不仅伤害了党的团结,而且削弱了党的吸引力。就劳动人民进步党而言,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发展成“官僚集中制”,这增加了本文对它的分析的价值,解释了后来把劳动人民进步党从长期衰落中拯救出来的党内冲突和公众批评(大多是最近的安南方案事件的结果)的相对温和性质。虽然对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滥用还缺乏全面研究,但是可以看到,反对“批评自由、行动统一”的威权主义措施,在树立党的非斯大林主义形象和防止在民主问题上发生党内冲突方面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党在很短的时间里所开始并完成的变革,通过增加党员的灵活性和权利加强了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方面。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党试图解决“社会党的指挥机构扮演保守角色的......倾向”。
主要的变革集中在所有可能的层面:基层党组织、政府机构和中央机构。最初,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奉行公开性哲学,但是摒弃它的灾难性后果。然而更新的规模很大。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1988年选举期间更换,新成员和总书记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从老一代手中接过了领导权；党的议会党团也换人了。为了防止领导人挑选“自己的人”,采取了四个措施。第一,在选举党的高层机构时进行秘密投票---例如,在党的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在挑选公职候选人和选举市级书记时；第二,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现在由党的基层组织选举,公职候选人由党员和非党员为此组成的一个基层组织推荐,然后由区选民大会推选；第三,区级机构的候选人名单由区级组织决定；市级选举候选人名单则由市级组织决定；第四,重点放在“党的朋友”身上,使他们有权推荐参加地方权力机构或代表机构的候选人。
此外,党员选举的候选人可以比党的机构所提供的候选人要少。关于对民主集中制最突出的批评,即实际决策过程缺乏民主的问题,基层党员可以在党大会开幕前通过党报进行公开辩论,上级机构在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前发起自由讨论。虽然权力仍然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但党内建立的新型辅助机构(或办公室)有效地推动协商过程,帮助党中央决定它在各领域的政策。最后,1990年十七大通过了党的专职工作者必须在65岁退休的规定,进一步在1989年后的重要时期推动了组织和领导更新,吸引了塞浦路斯媒体对党所选择的新道路的密切注意。
1994年召开的组织会议确定了以下主要任务:党报的党员订阅及每年的展示和发行,思想教育以及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关于上述情况,尤其是关于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党开展了一个长期运动,意在引起对党的青年组织“统一民主青年组织”的作用和活动的注意。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国立学校建立自治的基层组织,有力地增强了统一民主青年组织的影响,增加非集中化成分和对广大左翼人士的吸引力,从而保证了后来一些年党员比例保持在较高水平。
尽管党的领导看到了党员在变革后不久出现的反常行为---例如,志愿人员萎缩,但是党成功地保持了党的发展和约束力:这表现在党保持了将近114万名党员,也表现在党内高度团结,没有出现影响到公众的内部冲突。然而,为了不受外部影响,党在形式上保持了党民主集中制的某些表现形式。例如,理论上,谁都可以入党,这种事由最低一层的组织决定,上级机构只是在拒绝某个申请时才介入。但实际上,党有时执行一个严格的甄别过滤程序,使党员人数有一个最高限度；更重要的是,使党不受党员大的起伏变化的影响,后者有可能导致分裂或至少是党的性质的改变。此外,党的领导机构候选人的标准和挑选程序是预防异议候选人和投票结果出人意料的一个保证,也是约束和指导投票的保证。所有这一切措施中,最突出的是选举委员会的职能,它负责准备对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投票并在将候选人名单提交中央委员会之前提出意见。
在党外,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被认为对基层选举动员的成功发挥了作用。对党外民主制的三个成分的考察也许是有意义的。第一,对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和塞浦路斯农民联合会的控制,前者在2000年有63500名会员。同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的关系符合像葡萄牙共产党这类早期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组织模式,因为它把选举组织和法团组织看作一个单一而统一的工人运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臂膀。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是塞浦路斯最大的工会,就其作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捍卫者的性质而言,它只是在纯粹的社会经济问题上帮助党整合和动员工人阶级。第二,维持青年和妇女附属组织: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操纵着一批附属组织。例如,以青年人为对象的统一民主青年组织,以妇女为对象的泛塞浦路斯妇女组织联合会,并通过它们对和平运动及与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合作施加压力。尽管党和统一民主青年组织也进行过一些谈判,但这些组织是党的工具,执行党的指示。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就安南方案举行全民公决的几天前,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完全支持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第三,企业家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商业人士为党创造资金,同时保持对党的忠诚: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党派动员战略通过全面控制党的报纸《黎明报》密切同党支配的阿斯特拉电台的联系得到促进---阿斯特拉电台最初是一个音乐台,后发展成为从事政治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资源。从支持者来讲,塞浦路斯最大的俱乐部欧摩尼亚足球队也被一个和党有联系的董事会所控制。
对党与附属组织的沟通、协调和合作的积极影响不可高估。通过它对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动员工人阶级,它对青年和妇女组织的谨慎态度和慷慨支持,以及通过它对党所支配的媒体阿斯特拉电台和《黎明报》对“软”宣传的小心操作,党保留了大众政治的积极性质、信息的不断流动和发展新党员的开放网络。不过,强调这一点也与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有关,因为这些附属组织的高级官员都是党把他们提拔到党的决策机构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候选人或者是党的干部,或者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黎明报》的主管一直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高级官员,该报主编和阿斯特拉电台总经理都是党的决策机构的成员,后者还是党的议员。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潘比斯·基利奇斯和总理事会成员索蒂罗拉·哈拉兰博斯分别是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党的议员,而且前者还担任过统一民主青年组织总书记。所有统一民主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和泛塞浦路斯妇女组织联合会领导人也都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有时还是政治局成员。
除了进行组织改革,防止党走向专制主义,总书记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的作用在他当选后17年里也是工具性的。第一,他成为党的革新的主要阐述者,因此吸引了广大媒体的注意,成为目前该岛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第二,他将革新与正统原则结合起来。也许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事件的影响,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首先证明他最信仰列宁的党的团结思想,对未来的宗派主义的任何情况都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同时,一直热情地支持党员参与党的活动和决定。然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个人为基础实现的；至今这种状况仍未改变,而且党的领导经常谈到团结问题。例如,在关于安南方案的谈判期间,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内部团结程度很低,因此对党的某些官员的纪律性公开表示抱怨,当然他没有点这些人的名字。尽管党在“安南方案公投期间”发生了危机,甚至差点瓦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党避免了一次潜在的分裂,而民主联盟则未能避免；第二,党的团结保持在82%的水平。
三、外部因素
(一)工人阶级
劳动人民进步党之所以能保持力量,其基本原因之一是它从塞浦路斯共产党成立至今一直努力保持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关系。据观察,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吸引力随着从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区的推移而增加。例如,党在利马索尔郊区尼科西亚周围的得票一直很高,因为在法索里农村有各种工厂、港口和大种植园。
塞浦路斯的阶级分裂因1974年土耳其入侵而强化。大批中产阶级人士突然发现他们身处难民营中,只能勉强维生,之后成了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非难民的处境明显好一些,因为从经济方面来讲,入侵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损失。从1950年代到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经济兴旺,多次呈现繁荣。这些趋势在70年代中期以后继续。许多人因为旅游业的爆炸性发展而发家致富,这增加了第三部门工人阶级的活力,他们早在1992年就成为劳动力的最大一部分(在1961年至1992年期间增加了28.3%)。
然而,欧洲的发展趋势证实了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减少,学术研究进一步确认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从1980年代以来陷入危机。那么,仍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首要政治战略目标的塞浦路斯工人阶级的情况怎样呢?据2004年的数字,中下阶级、下层阶级和失业者占居民的82%(见表3)⑤。因此,当大多数国家左翼政党的成员更多来自白领、中产阶级、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时,在塞浦路斯,强大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更没有轻而易举地被取代,蓝领雇员仍然占人口的44%(见表4)。党员和权力结构的改变能解释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选举成功的很多情况,但在这种情况在塞浦路斯没有出现⑥。
在西欧,各种“大烟囱”工业区,主要是城市地区以及有众多农业劳动者的孤立的农业地区(葡萄牙南部、芬兰南部、意大利中部、法国中央高原),被通过集体斗争获得拯救的渴望冲昏了头脑,最初都转向了共产主义⑦。此后,随着许多重工业迁出西欧,来自纺织、造船、汽车制造和采矿业蓝领工人的支持减少了。在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堡垒不限于劳动密集的工业地区,毕竟塞浦路斯的钢铁、煤炭、造船、大规模制造和纺织业一直不发达；此外,塞浦路斯第二部门的减少幅度也没有西欧其他国家那样大。第二部门在1970年到2004年期间有小规模减少3.4%(从24.7减少到2.13%)。但是蓝领雇员仍然占塞浦路斯劳动力的44.1%,因而对塞浦路斯工会主义特别是泛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领导及党对它的传统控制程度很高提供了一个解释。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成功也是它代表并将这个特定的社会部分整合到自己的组织结构中的历史能力以及它不仅对工人阶级有广泛吸引力的结果。这两个因素是与第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因素显而易见是内部的,与党对塞浦路斯选民的战略有关。第一个方面已在前面解释过。说到广泛吸引力,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期就诉诸于中产阶级。但是尤其因为它在1990年革新纲领---这是在工人阶级被四个政党瓜分,而且在一个新的左派政党出现之前发生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对工人阶级及其附属组织的认识似乎变得相对宽泛了,因此它的战略正式改变了。它的目标选民现在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分类更广泛---传统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阶级是由从事体力劳动的第一部门的工人阶级构成的。例如,党确信,随着科学进步,大批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中间阶层”,不仅增长速度超过了欧洲平均速度,而且也被“无产阶级化”了。按照党的定义,这些阶层“由那些从职业上讲大多从事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精神工作的人所组成”。他们是“教授和教师、管理人员、机械工程师、民用建筑工程师、建筑史、医生和律师”,即1974年后塞浦路斯的技术官僚治国论者。的确,这一代组成了一个已经避免严格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党无可非议地最不愿争取的一部分选民,正如像塞浦路斯共产这类党的宣言所反映的那样。
(二)缺乏左翼竞争
关于社会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挑战”,很多文献都有描述,而且它常常被说成是共产主义选票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共与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上的尖锐对立是迄今为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左翼竞争说明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相似的政党家庭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塞浦路斯政党制度与西欧国家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使劳动人民进步党在1970年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出现之前有很大空间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当马卡里奥斯的私人医生瓦索斯·利萨里季斯建立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并把它作为民主阵线的左翼---即从60年代到1970年支配希腊塞浦路斯政治的广泛的民族联盟---定位时,它在行动上不像一个与无产阶级有广泛联系的竞争性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最终成为反对希腊军事独裁和希族塞浦路斯极端主义最直言不讳的力量,后来转向主要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立场。事实上,起初,这个党没有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它是后来加上去的。
有两个因素冲淡了它的阶级话语,使它充满困惑。第一,它的出身吸引了以反对殖民主义的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为根基的传统的马卡里奥斯中间分子和右翼分子,受1968年事件影响的一些左翼支持者以及尼科西亚的右翼分子。第二,巴兰·保罗和保罗·斯威齐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边缘理论对许多领导干部的影响(像许多第三世界政府一样,许多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分子接受复兴党和卡扎菲式的而不是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后来向欧洲社会主义的转变,显然产生了令广大选民感到迷惑的影响,尽管评论家认为他们反映了党的支持者与党随后为适应这些支持者的认识而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之间的差别。展开说,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从未把自己建成一个与工人阶级有牢固关系的政党,或是对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替代,确切地说,获益的是中间党而不是社会党人,而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经常从中间党的异议选民中获益最多。
在后冷战时期,虽然社会党领导人所作的在1992年和1997年总统选举中“按意愿”投票的决定,对把劳动人民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排除在行政权力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国家民主联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对劳动人民进步党在90年代立法选举期间的选举吸引力和成就构成重大挑战。1998年社会党领导发起了一场运动,把劳动人民进步党和民主大会党之间的所有中间政治力量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新旗号下团结起来,但这个运动最终演变出的这个新实体基本上信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也构成了党强化其社会民主主义身份,从而加入欧洲社会党中获益的一个尝试。然而,在许多问题上,社会民主运动缺少充分详细的政策立场,它的纲领的说服力也被中右分歧所削弱。它的既非新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政策不努力诉诸(劳动人民进步党还是民主大会党)在高度两极化的体制中的立场稳固的广大选民。因此它的选民严重减少,其选票从1985年的11.1%间减少到2000年的6.5%,直到最近才恢复到9%。
新出现的激进左翼或新左翼,也是令人难堪地批评共产党不能在国内国际领域“微调其话语”的来源。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革命观已经在西欧激起了强烈反响⑤；所谓“新政治”的出现是共产主义和社会党失去支持的一个原因。按照基奇特的简单分类,新左翼可以分为左翼党和自由至上主义党,前者主要反对市场,坚持平均,后者拒绝集中化的官僚制度,要求实现个人自治和建立非集中化的共同体。这些政党家族最初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和荷兰,而比较成功的似乎大多在高收入国家⑥。缺乏强大的新左翼政党似乎并不表明塞浦路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是这种政治组织在塞浦路斯出现得比较晚,意味着劳动人民进步党有时间巩固其选民基础,并从英格尔哈特教给其欧洲同伴的理论中汲取教训。从1974年入侵灾难恢复过来后,各党目睹了重要集团财政资源和激励倾向的增加。此后,劳动人民进步党迅速对以非阶级认同为中心构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查。它建立了教育办公室、环境办公室以及欧洲事务办公室。当绿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建立时,它在制定最初的政策纲领方面受到严重的制约。
在塞浦路斯,性别和民权问题一直被政党所忽视,但是在国内领域,劳动人民进步党在有些问题上特别是通过泛塞浦路斯妇女组织联合会在妇女问题上形成了党的方针。不过,在塞浦路斯的具体环境下,对种族问题越来越多的重视转化为与土族塞浦路斯人和解的传统问题。当新的左翼政治组织出现时,在和解问题上拉走选票的机会非常有限,新的生态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运动似乎连通过诉诸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公民权利来吸引选票的严肃努力也没有进行。与西欧其他国家的趋势相比,它的主要失败是未能在青年选民中保持一个据点。它之所以能赢得很少量的2%选票,唯一的原因是它直接而强制地诉诸于环境运动---而在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对环境的破坏是非常缓慢的中等资本主义国家,环境目前还不像西欧其他国家那样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绿党之所以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立场遭到损害,从对大量话题的详细分析来看,首先是因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环境主义者”组织起来之前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主张,第二是因为他们未能超越严格的环境主义认同。
四、结论
我们认为,在解释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70年代以来的成功原因时,内部因素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缺乏强大而有影响的社会党,新左翼出现的很晚而且软弱无力,所有这些重要特征对塞浦路斯政党竞争的性质产生了与西欧其他国家政党制度不同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外部因素。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通过其侧翼组织把工人阶级整合到自己的结构中,将和解立场当作非阶级问题来看待,这些做法都限制了其他左翼角色的发展,应当作为党的成就加以肯定。
劳动人民进步党设法吸引广大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不破坏它作为工人阶级捍卫者的身份的核心意识形态和组织特征的情况下,保证了选举的成功。不过,它的迅速而有效的革新,不仅防止了媒体和社会的攻击,也阻止了非共产主义左派对这些弱点的利用。通常称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制度”---即最终蓝图---显然已经被西欧大多数共产党包括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放弃(希腊共产党除外)。在这些环境中,走向革命的最终目标的理论的大部分要素已经被放弃和革新,从而保持了走向选举成功和随后的政策制定道路的畅通。与此同时,与欧洲的趋势相比,共产主义的社会维度在塞浦路斯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蓝图的工具(一个庞大的群众党、群众组织和工会)以及使资本主义革命化的意图,并没有被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放弃。相反,它们被自豪地保存下来并在基层动员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尽管党多次试图澄清其修正的规定和新的目标,但它的特点仍然是变动不居的。它在加入欧盟后向塞浦路斯社会提供一以贯之的理论及政策和在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进一步阐释路线的有限努力,意味着劳动人民进步党拒绝进行一场意识形态争论和对在至关重要的工人和种族之间争斗上采取有力行动的兴趣。无论我们把它的含糊立场称作“创新社会主义”还是说它在像意大利人那样利用“重建共产主义”,或是给它贴上一个衰落的左翼组织所能接受的另一个标签,它的认同在理论上的含糊这一事实有助于党避免许多内部混乱、时间和投票。
转向欧盟不一定是机会主义,它是参加而不是完全拒绝一个看上去不可扭转的重要国际计划的务实主义和逻辑的结果。与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党团-斯堪的纳维亚绿色左翼的进一步合作,经常提到与欧洲进步力量的合作,已经使劳动人民进步党从在其政策和国际联系中扮演的灵活角色中获益,避免了使其他欧洲共产党受到损害的两个问题:不能适应,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受访者声称,要推行把重要的决策权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右派手中夺来的政策,人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纲领和意识形态变革是追求执政和选票最大化的一个信号。这三个战略目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决不能被看成是相互排斥的。
最后,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所出现的选举波动来看,有一点必须注意。虽然最近的议会选票(劳动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中损失了3%的选票)决不标志着党的死亡,但是它们体现了努力工作和调整政治战略的必要性。第一,安南方案造成的各种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赞成”/“反对”的分裂)；第二,中间政党(民主党和塞浦路斯国家民主联盟)作为选举的明显的赢家出现的可能性,都说明前景艰难。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虽然是西欧共产主义中的一个例外,但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政治行为体,对它来讲,未来和不久的过去一样具有挑战性；在欧洲进一步一体化把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愿景拉回到现实的讨论桌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