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利益多元化、碎片化，各种复杂矛盾易发、多发，给执政党施政带来许多风险和考验。国外一些执政党面对社会领域的新老矛盾，重视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加强与民众的对话和沟通，并辅之以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和谐，其经验值得借鉴。
一、当前国外执政党在社会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在社会民生领域，执政党统筹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面临新的考验。当前，许多执政党在施政进程中，要面对各种涉及社会公正的民生问题，如贫富差距、失业、社会保障等。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反贫困、反饥饿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民众追求更优质、更平等的教育、医疗、卫生保障以及就业机会的诉求也日益增多。一些发达国家执政党长期以来推行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但改革福利制度、削减社会开支却时常招致社会众多阶层的抵制。近几年来，无论是智利中左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还是英国工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等发达国家执政党，都曾在各种涉及民生的问题上陷入被动，执政风险和挑战增多。
（二）在社会利益关系上，不同民族、宗教、群体间的矛盾和分歧难以消弥，执政党在维护社会和谐时面临更多困难。一些国家地区发展差异突出，执政党既要努力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又要防止区域差异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分裂的导火索。近些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兴起，加剧了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甚至为维护特定价值诉求动辄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向执政党施压。
（三）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主流思潮异军突起，执政党整合社会思想、谋求社会共识的难度增加。一些非主流思想文化往往能够借助特定的环境、时代背景以及社会事件，煽动舆论，误导民意，与执政党长期培育的社会主流思想文化形成冲突，削弱执政党对民众思想的引导和控制。21世纪初，法国极右思潮抬头，最突出的标志是在2002年大选时，极右势力代表人物勒庞顺利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极大地震撼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主流社会，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领导人、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民众一起走上街头，抵制右翼势力及其思潮的蔓延。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种跨国犯罪活动的发展，犯罪组织日益全球化、网络化，增加了执政党治理跨国犯罪活动的难度。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一些国家的暴力、贩毒集团势力强大，形成地区、全球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甚至发展为割据一方的武装组织，对执政党维护社会治安甚至执政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近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扩散蔓延，在一些国家发展为社会危机，暴力犯罪活动抬头，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荡的风险上升。2008年底，希腊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社会骚乱，并波及多个欧洲国家，使希腊执政党既要应对经济危机，又要严密防控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
二、国外一些执政党应对社会领域挑战的举措
（一）多数执政党以民生为重，着力维护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注意加大社会领域的投入，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柬埔寨人民党坚持经济发展的“四角战略”，致力于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确保国家的和平发展。智利中左联盟坚持本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高收入群体实行私人养老金计划，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共养老金则为自由职业者、农民、妇女以及街头商贩等贫困人口提供免费服务。统一俄罗斯党推动政府把主权财富基金改组为主权养老基金，应对老龄化以及人口危机，同时鼓励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在自愿前提下再工作一段时间，多劳多得。不少发展中国家还注重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争取在经济下行期为民众特别是穷人提供更多的临时性救助措施乃至长期性机制。
许多发达国家执政党着力完善社保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社保功效。英国工党加大福利制度改革力度，着力将那些不应享受福利的适龄人口赶回就业市场，取消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员的救助，还规定长期失业人口要通过做社区工作换取国家福利。美国民主党政府认为现行庞大的医疗保障支出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赤字，给纳税人增加负担，必须加以改革并着力争取国会两院通过，从而减轻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压力。德国联盟党政府注意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民众的缴费水平，决定将2009年和2010年的失业保险缴费率从2006年的6.5％下调至2.8％，仅此一项居民和企业每年将少支出300亿欧元。
（二）多数执政党注重协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加强对话沟通，促进社会和谐。直接、及时、深入地与民众互动，了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策需求和施政反应，以更好地回应各方面诉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规定，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利用业余时间同本选区民众见面，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每次至少三小时；议员在四年任期内，对选区内的家庭至少要拜访三次，了解社情民意，并体现在政府政策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创立了群众集会制度，在中央领导定期巡访地方时，安排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群众集会，由群众就本地区发展提出问题或批评。中央领导与在场的地方官员商议后立刻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将被记录在案，尽快处理。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政府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限制大地主土地数量，为无地或少地农民提供土地。英国工党、澳大利亚工党、南非非国大等还在党的网站设立咨询或问答栏目，聆听群众提出的意见和看法，并及时作出反馈。
建立和完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调节复杂的社会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在调解劳资纠纷、保护消费者以及弱势群体利益方面，西欧国家执政党普遍采取了由执政党、政府和其他中介机构参与的社会协商对话形式。阿根廷正义党政府成立了一个名叫“阿根廷对话”的机制，由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小企业、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知识分子以及各政党领导人参加，确定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对策。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政府注意在阿拉伯人居多的大学设置阿拉伯—犹太中心，推进两种文化互补共存、消除成见。智利中左联盟把地方（市镇）税收收入的60%拨出来组建市政共同基金，在不同市镇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对贫困人口较多的城市实施公共投资倾斜。
（三）不少执政党大力打造社会主流文化，增强社会共识，通过思想认同维护社会稳定。老挝人民革命党提出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革新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六项基本原则，确立了党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立场。利用多种形式积极在党员、群众中开展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各类学校开设政治课，对青少年普遍开展民族历史、民族传统和民族风俗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积极推行“礼仪社会”运动，宣传47种崇高的价值观，这其中既有儒家思想，也有西方哲学和马来西亚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加强人民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礼仪认知，促进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在本国的和谐相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的政府为改变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错误导向造成的思想混乱，着力维护历史传统、应对西方的思想攻势，主张对历史进行客观的评价，形成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观。德国联盟党、英国工党、奥地利执政联盟、意大利执政联盟等纷纷压制和打击国内极右势力，推动文化和宗教界人士出面，从思想和文化上教育民众，抵制极右思想的传播和扩张。多数国家执政党还加强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监控，防范各种错误思想或极端思想的泛滥。
（四）许多执政党注意通过法律、司法以及行政等途径，保障社会安定。格鲁吉亚执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推动议会通过《游行集会法修改草案》，对示威游行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示威活动危及国家社会安全。不少国家执政党还积极设立安全和治安预警机制，防范各种形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演变为社会冲突。德国执政联盟通过新移民法，规定如果有移民在公共场合或公共集会上号召采取犯罪行动，或者煽动对某个特定派别组织的宗教或种族仇恨，可以驱逐出境。
三、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执政党要有民生意识，通过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执政党应积极推动政府根据国情和国力逐步推进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和改革，确保社会大多数群体都能够被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对低收入群体、社会边缘群体给予适度关照，防止因缺乏社会公正诱发动荡风险。
（二）执政党要有和谐意识，妥善处理不同利益团体、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不同利益团体、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多源于发展和利益分配问题。执政党要以发展为前提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发展积累充足的物质基础，为协调不同群体、地区、民族、宗教利益提供保障。对民族、宗教冲突，应淡化其民族或宗教色彩，更多定义为治安或安全事件，依法适当处置。
（三）执政党要有维稳意识，严密掌握社情民意、舆论动向，着力维护社会稳定。执政党的各级机构及各级政府要密切跟踪研究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仅要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且要形成切实的利益维护机制，避免一些本可化解的社会问题长期积淀，最终演化为社会危机。
（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还要重视本土文化的作用，以传统社会价值理念维系社会稳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不少是大党、老党，是民族、本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历史上都曾以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统领社会、号令群众，因此民族传统思想文化是这些执政党争取民众认同的有利武器。在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博采各种先进思想文化之长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还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防止因人为篡改历史而影响对执政党功绩的评价，破坏执政党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