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8日的《金融时报》称，英国大选的最大赢家是“格斯·奥唐奈爵士和行政部门”。无独有偶，《卫报》也认为内阁秘书长奥唐奈是“那一刻的英雄”。在选举开始的几个月前，一个无多数议会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当时，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坚定地宣称，如果保守党赢得了相对多数议席，他将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他表示不会邀请自民党联合组阁，而只会在关键立法问题上与其寻求妥协，然后再发动另一轮大选。看来，1964年和1974年选举中不相上下的历史情形，将会在18个月内重现。而内阁办公室则希望通过促成联合政府来避免再次大选，这种做法遭到了保守党的尖锐批评——“让格斯·奥唐奈爵士这样的廷臣来作出决定？这样的想法完全是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搬出来的”。

　　令选举当晚评论员失望的是，5月6日大选的计票结果并不寻常。投票人数略有上升，达到了65%，其中只有4%的选民转投了保守党，使保守党获得的选票虽达到了1070万张，占选票总数的36%，获得下院议席306个，仍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议席所需的326个。新工党的选票滑落至860万张，下降了6个百分点，只获得29%的选票。但是由于选举制度的偏袒，在苏格兰的更好结果使其获得了258个议席，相当于下院席位的40%。自民党得票数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获得了680万张选票，使其议席增加至57个，占23%。在5月7日这一天，英国出现了组建弱势保守党政府并在2012年重新进行大选的可能性。

　　随着希腊出现了反对“泛希社会主义运动”财政紧缩的抗议和欧洲各国政府在处理欧元区此起彼伏的主权债务危机方面的争吵和混乱，这个选举结果并不是白厅和伦敦金融城希望看到的。从国内生产总值看，英国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希腊更为严峻。一系列史无前例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手段都失败了，甚至没给英国经济增长带来一丝的曙光。快要达到4％的通胀率比其他任何经合组织国家都要高；家庭债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计划持续到2011年的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一连串相互影响的违约和破产，这对陷入困境的银行、保险巨头和养老基金都会是巨大的冲击。出于默契，对于经济和金融破坏的评估被排斥在2010年大选运动之外；政党领袖们都心照不宣地提到了“解决赤字”的必要性，而这只是混乱状况的一个方面。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一直被拖到2010年5月大选之后才开始，并不妥当。一个少数派的政府在未来民众惩罚的阴影下努力实现财政精简，这样的前景并不是英国的执政者们能够心平气和地想像的。

　　不出五天，这种前景就被排除了。正如《金融时报》中一篇报道所说，“内阁秘书命令行政部门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根据一份下院议员尚未获准讨论的宪法草案，下议院暂时停止运作，同时官僚团队开始对政党领袖进行训导，帮助后者实现互利的结局。下一次大选将被推迟至2015年，议会的任期同时固定为5年。议会举行不信任投票所需的大多数比例被提高到55%。保守党和自民党的党纲简化成一项单独的声明，承诺将来举行全民公决来解决在如下两个关键领域上的分歧：选举改革和进一步的欧盟条约。5月12日，卡梅伦向等候的记者团解释说，他和自民党领袖克莱格在协商的过程中认识到，一个少数派的保守党政府是“如此缺乏灵感”。在唐宁街花园的阳光下，这两位年轻而上镜的政党领袖宣告了自民党—保守党联合政府的成立。这“宛若一场婚礼”，几乎得到了普遍的称赞。

　　再结盟

　　自民党—保守党联盟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尽管保守党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联合执政党团所占的363个下院席位中有306个属于保守党，24个内阁席位中有19个被保守党占据，但是自民党带来的意识形态补充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尽管自民党—保守党联盟纲领的主要内容（经济、福利、教育等）仍然沉闷没有新意，但就英国的三党共识而言，自民党的加入使联合政府的做法最低限度但又完全自觉地靠向了新工党左翼。例如，一项消除布莱尔监视型政府的议案；一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模式的投资与储蓄银行分离委员会；一项适度的再分配性资本利得税。卡梅伦已经提到要降低公共部门的不平等，使最高和最低工资比率不能超过20∶1。外交大臣黑格向华盛顿保证支持正在进行的帝国运动，但“不是以任何跟班的形式”。骨子里反撒切尔并通常自视为中左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数看起来对被自民党—保守党联盟的大潮荡涤的趋势感到既震惊又喜悦。

　　对卡梅伦而言，将保守党微弱的36%的选票转变为健康有力的80席联盟多数，也有助于遏制怀疑欧洲的保守党右翼。当2005年卡梅伦自称是“布莱尔的继承者”，目标是“使人们对重新成为保守党人感觉不错”时，他获得了保守党成员的压倒性支持，但只有90名保守党议员支持他，属于相对多数，另有57名支持撒切尔派的大卫·戴维斯，51名支持利阿姆·福克斯。在2010年大选前，卡梅伦的“蓝色工党”（右翼为其所起的绰号）派取得了一些进展。许多顺从的新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根据“多样性”——年轻、褐色皮肤、女性、同性恋——被挑选了出来。来自迪尤斯伯里的党主席赛义达·瓦尔西生于1971年，是一名工人起家的巴基斯坦小商人的女儿。尽管如此，撒切尔派可能会占据一个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1/3以上的位置。在处理党务时，卡梅伦表现得像布莱尔一样既是一个权威主义者，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项试图整顿无公职后座议员的“1922委员会”以使前座议员也能参与其中的议案被强行推进，１６８票赞成，１１８票反对，尽管后来在强烈的反对浪潮中卡梅伦不得不有所退却。但是，如果后座议员的反击不能给立法造成多大影响，撒切尔派就成为比新工党的竞选团体更激烈的反对者。他们背后还有一些媒体：严重贬值的《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由于《每日电讯报》揭露了大卫·劳斯使用公款为自己的同性男友买单的丑闻，这位自民党在财政部的二号人物不得不辞职下台。蜜月可能是短暂的。

　　像保守党右翼一样，自民党左翼对自民党—保守党联盟感到不安，因为这使他们无法作出反保守党的选择。但是，克莱格可以辩解说，这是千年一遇的机会，最终会打开选举改革之路。自民党呼吁的“替代投票”制度，即使由全民公决通过，也只削弱目前的“单一议席相对多数决定”制度。选举改革协会预计，如果实行“替代投票”，自民党的57个议席将会在2010年升至79个，其中大部分都是抢占保守党的席位。如果采用德国那种透明的“比例代表制”，自民党会有149个席位，新工党会获得188个席位，保守党会获得234个席位。但实际上，任何改革，哪怕是像“选择投票”这样的细微改革，都会增加自民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力量。自民党还能够如此显著地从加入政府中获得好处，在电视卡梅伦的身边经常出现新面孔克莱格。

　　事实上，自民党—保守党联盟中的两个伙伴能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中获利。保守党均衡各选区规模的承诺可能比“替代投票”产生更长远的影响。就像在1951年那样，艾德礼赢得了公众选票，但却因为工党在北部拥有人数众多的同质选区而在选举中失败，保守党现在也受到英格兰南部人口流失的困扰。目前的选区划分让新工党获得了过多的好处，额外的60个席位从天而降。在这一点上，选举改革只会给新工党带来损失。

　　反对党

　　新工党的失败发生在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解体过程中，既有上层的原因：党的领袖开启了新自由主义计划，也有下层的原因：去工业化、私有化和对移民工人的工资挤压。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左翼分裂出来，组成了左翼党；将来与社会民主党的重新联盟仍然只是一种可能。在意大利，左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全面溃散。在法国，社会党牢牢掌控着市政一级的阵地，但是未能摆脱从若斯潘时代开始的失望而重现全国性的辉煌。从后布朗时期的领袖候选人看来，新工党的智力退化速度比任何同辈都要快。年轻的米利班德高呼要重视伊拉克，而那些曾经提供忠实支持的年长者则开始反思：“工党没能很好地使教师、护士、警察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事业家，具有重塑人生的能力”。偏左的“指南针”（Compass，左翼压力集团。——译者注）派担心自民党—保守党联盟会变成“一种霸权，像布莱尔主义一样，在政治的中央随心所欲地野餐”，“这种霸权能使我们在野15年之久”。“指南针”派的作家们抱怨道，米利班德、伯恩汉姆和波尔们的新口号——“移民，移民，移民”——显示的是一种“从右侧包围自民党—保守党联盟”的热情。阿富汗战争变得不值一提了。

　　在体制中，新工党仍然拥有40%的议会席位。它可能从即将开始的对严厉紧缩政策的全面抵制中获益，即从今以后英国仅有的反保守党的有效选票将会流向新工党。当影子大臣贸然宣布一项装点门面的60亿英镑的“效率节支”计划时，新工党关于“保守党紧缩政策将会更糟糕”的论调，成功地使保守党在2009年享有的领先10个百分点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尽管这与财政部已经公布的2011年—2012年400亿英镑节支计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保守党再也没有收复失地。新工党在英国北部（主要是公共部门）行政人员中的得票数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对“保守党紧缩政策”的反对也许不足以使新工党上台执政，但却有利于维持一种所谓的科尔宾主义（Corbynism），这是一种真诚而且有时有效的社会主义的行动主义，长远看会促进议会议席数有利于工党政治，重新带来一种工党有朝一日会焕发新颜的幻想。

　　新工党还可以依靠苏格兰，它现在为新工党提供了将近20％的议席。在政治上，布莱尔建立苏格兰议会已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荷里路德（苏格兰议会所在地）已经成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减压室：苏格兰国民党由于执政而败坏了名誉，而在2008年后按照爱尔兰模式构建的“凯尔特之虎”独立理想则遭到了重击。在英国议会的59个苏格兰议席中，新工党拥有41个席位，自民党拥有11个，苏格兰国民党拥有6个，保守党只有1个。事实上，新工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上升了2.5％，而在英格兰下降了7％，在威尔士下降了5％。

　　2005年6月，布朗呼吁南部边境那些已经放弃工党的选民“重回工党怀抱”，但只得到了零星的回应，将近4%的选票从新工党流向了自民党，后者是当时唯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政党。新工党的得票率下降了5％，只有35％，也就是950万张选票。布莱尔保持了66个席位的多数，这多亏不公正的选区制度和保守党得票率仅上升0.6%。迈克尔·霍华德的种族主义嘲讽——“你们在想我们所想么？”——完全失败。尤其是，曾经忠诚的穆斯林选民完全抛弃了布莱尔。2001年，53%的穆斯林选民都支持新工党，24%支持保守党，只有极少数支持自民党。到2005年，支持新工党的穆斯林选民减少了28％，跌至25%；他们对保守党的支持率也下降至10%，对自民党的支持率则升至40%。

　　2010年，在重点集中的竞选运动中，新工党对摇摆不定的穆斯林社群慷慨投入，动员他们反对威胁过大的英国民族党。重新支持新工党的穆斯林选民增加了13％：其中新工党的得票率上升至38%，保守党是8%，自民党是24%。拥有反布莱尔的议员——杰里米·科尔宾和弗兰克·道布森——的内伦敦选区也从小幅摇摆的工薪阶层选民和27岁以下选民以及选举边界调整中获利。但这些细微的逆流并不足以抗衡中部地区和大伦敦地区主要是白人工人（体力劳动者和公职人员）持续的选票流失。2001年，新工党拥有约60%的工薪阶层和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到2005年，倒向布莱尔的只有“管理层”的选民。英格兰南部和中东部超过50%的公职人员和体力劳动者支持保守党，而自民党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中西部，新工党2005年也仅在公职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中保持了勉强的优势。新工党只在自己的核心领域——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还能获得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持。

　　由于新工党的选举基础已经从内部被削弱，2010年4%的选民倒向保守党，足以使新工党失去了26个中部地区的席位，24个大伦敦和东南部地区的席位以及北部地区的21个席位。此外，新工党还有大约30个边缘席位，主要在中部地区（伯明翰、沃尔索耳、德比、切斯特菲尔德、诺丁汉）、约克郡和亨伯塞德郡（谢菲尔德、韦克菲尔德、格里姆斯比、米德尔斯布勒、赫尔）以及兰开夏和大曼彻斯特地区（布莱克浦、博尔顿、奥尔德姆、罗奇代尔、斯塔利布里奇）。在这些地区，持有欧洲怀疑论的英国独立党分走了保守党的数千张选票，从而使新工党能够艰难地进入。

　　金融危机之后

　　正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工人阶级的遗弃在一定程度上是布莱尔和布朗自己造成的灾难。通过消除福利国家安排和向华尔街的金融家开放伦敦金融城，撒切尔成功地解决了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问题。但只有到了梅杰时期，从严重的经济衰退和1989—1992年货币贬值中恢复之后，新的模式才开始形成。来自快速发展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税收导致了英国公共部门的再膨胀，现在却正以最优惠的条件向私人资本开放。在布莱尔和布朗时期，伦敦金融城快速变成了世界上最缺乏监管的金融中心，恰恰在这时全球金融活动进入明斯基的“庞氏时刻”——一个加速发展而又不可持续的投机阶段。简单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使西方世界感到不可思议。在英国，高估值的英镑确保了廉价的进口商品和宽松的信贷。作为美国经济的迷你版，英国家庭债务和住房价格从东南部快速攀升，伦敦一所住宅的价值在十年内上涨了500%。

　　数年来，新工党看到了一个新的金融“大众精英”群体——50万优秀的百万富翁——的出现，还有一个靠收房租的中产阶级房地产富人群体，他们占有了大多数的住宅。英国平均工资水平是2.1万英镑，而80%的英国人的收入都低于3.5万英镑。受到英镑升值的冲击，国内制造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收缩至13%，其中大部分来源于由政府大力补贴的军事工业。在新工党执政时期，英国制造业的岗位减少了100万个，这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大伦敦地区的中型企业。2004年，布莱尔为奖赏“新欧洲”国家对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支持，作出了向这些国家的求职者敞开大门的决定——当时德国和法国是禁止他们进入的，这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移民流入。受过良好教育而勤奋工作的年轻的东欧人大量涌入英国的服务业，特别是了英格兰南部，辛苦地挣着用现金支付的最低工资。2005年英国失业率开始上升，到2009年官方数字已经超过了250万；还有770万工人从事兼职，或者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资标准。正是这些地区的工人成为过去十年抛弃新工党的最大群体。在许多时候，20世纪80年代倒向撒切尔的那些选区，在1997年转向了新工党，现在再次转向支持保守党。

　　作为一个更加富裕的国家，英国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比希腊和西班牙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危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2008年崩溃了。大型银行危险的收紧信贷行为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增长的前景。英国的主要市场欧元区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经济紧缩；美国的大规模刺激手段将接近尾声；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也给过热的经济拉上了闸门，效果至今还不明确。危机后的英国可能重新回到新的经济长期下滑时期。不管怎样，当统治者开始从公共部门退休金、工资、税收、医院和学校为投资者挤榨出更高的利润时，一段时期的激进重组已不可避免。正如沃尔夫冈·夏伊布尔最近指出的那样，任何欧洲政府都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进资本所希望的结构改革。在德国，通过减少失业救济金来削弱工人的力量；在西班牙和法国，减少老员工的收入；意大利精简了南部地区的公共部门。新自由主义的广泛目标越来越像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延续它的议程。

　　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还不明确。新工党的失败是其支持率长期下降的结果，而且大选前的刺激措施延迟了英国对危机的反应。雅典对帕潘德里欧、西班牙对萨帕特罗、葡萄牙对苏格拉底和爱尔兰对考恩的反对运动，还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来认识，那就是他们政治对手如果掌握了政权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可以说危机本身尚未带来反对现任政府的重大变化。有一种模式似乎逐渐浮出水面，政治压力将会带来限制金融或使其为危机部分买单的措施。默克尔政府在失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选举后禁止了无担保卖空交易；欧洲委员会在希腊混乱局面出现后出台了更严格的对冲基金管理规定；在失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支持后，奥巴马请来了沃尔克，并告诉高盛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战斗”。由于缺乏真正的政治意愿，诸如国会的金融监管法案一类的措施迅速地被金融机构的抵制削弱了。在美国，更不用说在英国，华尔街模式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毫无出现的迹象。当然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