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大国扎根生息，必须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结合的过程。要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新的判断。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层次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被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实，这种做法，既没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也没有真正地理解列宁的初衷，更没有察觉到这种做法暗含的弊端。①

　　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可以分成板块，却可以分出层次。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讲层次的时候，前提是存在整体，各个层次之间因与整体的关系不同而相互区别；而板块则可以单独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各行其是，特别是在划分学科之后，在实际上更是各不相干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学术研究更需要发展，不能停留在一种观点上恪守不变。其实，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自身的三个层次结构：

　　一是它的理念层次，主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指的是它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用来观察世界、分析对象、解决问题和制定策略的总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根本的价值目标。理念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层次，是赖以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环节。

　　二是它的制度层次。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地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去逻辑地预测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从而揭示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干，是它存在的基本标志。制度层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

　　三是它的策略层次。马克思的策略层次是针对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特定的时代条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为特定的社会主体提供从事实践活动所需要的战略思路和策略路线。策略层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环节。

　　理念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制度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骼，策略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血肉。理念层次是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的指导原则，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是理念层次的具体运用，制度层次和策略层次又为理念层次提供逻辑论证和实践支撑。三个层次之间相互区别，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从头脑中编织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和实现理想社会的策略，而前者是从社会物质生产所呈现的客观要求中去预测新的社会，是从“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②中去寻找关于实现新社会的策略。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这种联系注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发展的理论。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在三种意义上进行：一是策略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理念层面。但是，这三种发展是有区别的：策略层面的发展仅仅源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所调整的是战略模式和策略步骤，例如同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俄国是城市武装起义，中国则是“农村包围城市”。制度层面的发展源于时代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所调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而理念层面的升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则是在策略层面和制度层面中国化完成的前提下，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发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区别清楚的。无论是策略层面的发展，还是制度层面的创新，甚至理念层面的升华，都是从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始的，因而都具有策略方面的意义。问题在于，来自策略方面的突破，在实践中将不断深化自己的原则，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如果现有的制度层面无法包容这种发展，无力解释新出现的事实，它本身就需要改变了。当然，当制度层面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理念层面上的升华也就提上日程了。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它虽然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③。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首要条件。

　　第二，从文化传播的一般流向规律来看，文化传播的流向，一般是遵循着由“高”至“低”的方向发生传播与影响。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发展程度有高有低，在同一时期所达到的阶段也不尽相同，这种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并规定了文化传播的一般流向。相对而言，发达文化对不发达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尽管形成于19世纪，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文明，相对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无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历史哲学、价值系统以及在其他领域，都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反映了19世纪人文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一种优势文化，是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正值19、20世纪之交。而此时的中国，从社会发展上看，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而代表着中国文化最高思想水准的儒家文化，因为无法为中国迎接现实的挑战提供出路和指导，处于整体衰落时期，无论如何是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拟、相抗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统具有潜在的必然性。

　　第三，根据功能文化学派的观点，文化的发生是适应于人类的某些“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作为整体系统的文化如此，其中某一要素亦是如此。而人类的“类”的属性，决定了其需求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相似性”。因此，各民族文化，虽各有源头，各成系统，但却可以表现出某种“相容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虽为不同的文化系统，有其各自的“民族性”与“个性”，但均为适应人类生存需求和其他需求而发生发展的，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性”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要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或思想有相通之处是不足为奇的。从发生认识论角度看，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若在“结构”或“要素”上有相似之处，有助于主体对客体的积极认同或接受，实现主体与客体间的“共鸣”（融合）。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历史可比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等。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过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得到发展，都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坚持自身基本思想和根本性质的前提下，采取该民族或地区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类思想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也可以称为文化传播的本地化规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其著作从文字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欧洲民族的烙印。要使具有明显欧洲风格和欧洲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并自觉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民族形式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④恩格斯这一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基本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针对某一国的学说，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付诸实践，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指导意义，显示出其真理的价值。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普遍性的真理被具体化，而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优秀文化又被马克思主义化，融汇成既体现普遍性又包含特殊性的新型理论，这种理论必然会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同时，不同时代的社会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以及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又使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前一个结合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后一个结合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明显地带有西方文明的痕迹，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主要依据西方的实际。要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赋予这些原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通过民族性显示其科学性，通过理论创新来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⑤“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⑦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告诫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⑧1942年2月，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再次强调：“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理论概括。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

　　从上述分析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通过水乳交融，才能真正完成和实现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播、生根、发芽和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理论体系，不可能齐头并进地把自身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同时移入中国，使之中国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乳交融有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结合的过程，结合的路径大致经过：借言赋意、耦合再造、溯本开新三个阶段。

　　第一，借言赋意阶段。借言赋意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标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成语典故的本真词义加以借用，赋予其适应时代需要的崭新内涵。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策略层面中国化阶段的一种结合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借言赋意不是毫无根据地硬搬、模仿和曲解，而是在独特历史情境下所进行的崭新创造，从“因袭”到“会通”再到“超越”。这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品质和实践品格，而且也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例如：引用“实事求是”来表述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用《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引用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说明认识的全面性等。

　　第二，耦合再造阶段。所谓耦合再造，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以至于对接起来，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层面中国化阶段上的一种结合方式，较之借言赋意而言，耦合再造无疑是更深层面的结合方式。任何外来文化，要实现成功的移植，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生长点和结合点，前提就是与本土文化传统具有某种价值契合性。体现着人类思维本性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与融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而深入传播且中国人对此又容易接受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根基。当然，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及由此伴生而来的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更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例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接起来，创造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第三，溯本开新阶段。所谓溯本开新，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而又具有潜在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次发掘，并在对时代中心问题作出积极应答的过程中，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内在本性，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理念和新范式。较之借言赋意、耦合再造而言，溯本开新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层面的结合方式。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的重新整合与阐扬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无疑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容。如果说，中国模式在未来人类文明进程中将形成创新价值，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即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市场经济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整合的成功，中国传统文化将借此实现一次凤凰烈火中的再生，而中华民族将因此获得伟大复兴。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预言的那样：“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⑩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马克思主义三个层次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进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对此，胡锦涛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

注释：

　　①详见林志友《对马克思主义三分法的再认识》，载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0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90页。

　　③《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9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4页。

　　⑤⑥⑦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534页，第534页，第70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4—845页。

　　⑩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

　　[11]胡锦涛《发扬长征光荣革命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于2006年10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