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运用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拨开了覆盖在社会历史上的层层迷雾，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原貌。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最为大家熟知的要数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不同来划分而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马克思在研究中还从其他视角出发思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被众多学者提了出来并给予极大的关注。当前，进一步研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深度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脉络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三大阶段。多年来，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左”的思想的影响，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理论界与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刚提出时还受到不少抵触。有人认为它只是马克思“偶然提出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虽不像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样频繁地出现，但也绝不是马克思“偶然的”思想，它也有自己的思想发展脉络而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
在唯物史观的实验性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在经历思想“临产前的阵痛”的马克思，尽管仍背负着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但他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历史，并在人本学的逻辑框架内构筑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在分析中，他以人的本质即劳动是否异化为原则，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未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异化被扬弃的阶段。这可以看作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初萌芽。当然，由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历史观的彻底转变，他还没有探索到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这样，他在解释历史发展时不得不借助于“人类本性”，而整个历史在他看来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在论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时，马克思虽然强调二者的相互作用，但他更倾向于用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制而不是相反。因此，此时马克思划分的三大社会形态还明显存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
在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论述，其中也包含不少对三大社会形态的阐发。此时，马克思已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不再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过程。他从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具入手，进而研究了与之相适应的分工状况、所有制关系状况等对于人自身发展的制约。这样，马克思依据这种制约的特点，又对人类历史作了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他指出，在人类的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各个个体通过家庭的、部落的或者是地区的联系简单地结合在一起，个体为自然界所支配；而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各个个体互不依赖，其间的联系仅限于交换，故个人为劳动产品所支配；只有到了第三大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将被消灭，此时的社会才能作为“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地实现个人的个性和自由。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段论述显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已经形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更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经典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②这标志着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之后，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继续了其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可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的见解，并把《手稿》概括的“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全面发展”正式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物化的社会关系与“自由人联合体”三大社会发展阶段，进一步丰富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二、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内涵与理论定位
纵观上述论述，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视角，透视了随着人类历史进步而不断完善的人的发展程度与自由实现状况，并以此为标尺，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三阶段的划分，形成了其社会形态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家庭、氏族以及各种形式的公社都是体现着这种从属与依赖关系的共同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货币、交换价值亦一道发展起来了，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趋于瓦解，人类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此时，个人从自然形成的各种关系下解脱出来，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人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使得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渗入社会的一切领域，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 人受物的役使，依赖于物，即表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③在比较前两种形态时，马克思确认，物的关系相对于人们之间自然形成的关系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是人的个性形成的最初表现，是自由个性实现道路上的必要一环，但它并没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然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只有到了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④，劳动才不再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即“真正自由的劳动”。⑤这样，“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⑥， 社会才真正成为实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虽然也是以人为其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但却与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学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理论深度也非他们所能比的。一方面，与人本主义不同，马克思眼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个人、群体和人类三个层次的统一的人。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人本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划分三大社会形态时，并不是抽象地从人的发展入手，而是在把握人的发展及其发展条件之间客观逻辑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社会历史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⑦。也就是说，人的发展要从人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中去寻得答案与获得进步。
在研究社会历史进程时，马克思已经通过社会结构的横向剖析，“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⑧， 进而形成反映人类历史进程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么他为何还要从人的发展程度出发来划分社会形态、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从研究主旨来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宗旨，人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最高目的。在谈到人类社会历史时，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⑨， 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恩格斯就曾称唯物史观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⑩。所有这些总结为一点就是，人应该是目的，它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之上，体现在人价值的实现之上。第二，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它体现了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历史尺度是指从生产力的发展来探讨社会发展的宏观进程，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而价值尺度则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出发来对社会历史进程和事件作出评价，强调的是其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贯穿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如，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侵略与殖民行为时，既从价值上对其所犯下的罪恶进行强烈的谴责，称之为“海盗式的”掠夺，人们“被投入苦海”；同时又客观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指出这些尽管“完全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它无疑会促进爆发“一个根本的革命”。因此，“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正是马克思站在主体视角，从价值尺度出发，对社会历史进程作出的宏观性思考。它的提出使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因更具浓厚的人学意蕴而更加丰富与完整。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发现丰富了唯物史观，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另一片绚丽风景。但是，随着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挖掘，另一个问题随之而出，不少人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为理由，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伪命题”，并建议“扶正”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涉及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定位问题，即其与其他阶段论、特别是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并不是单一地从其中一个角度出发的，他不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对人类社会历史作了不同的多维思考，而且在同一篇著作中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多重思考，这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形态理论。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有五种社会形态的详细分析，还有大量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探讨。而这也进一步表明，马克思本人无意用其中的一种分期理论代替另一种，那样做只会曲解马克思的原意，破坏其理论的整体性。就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言，前者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主体视角和价值尺度，后者则反映了其研究社会形态的客体视角与历史尺度，它们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托，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共同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史的丰富多彩性。
三、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反思与当代价值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人学领域的具体展现。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不仅对人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系统的阐述，还向人们指明了实现人的最终解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这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人学思想是西方那些人本主义者所根本无法企及的。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一直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在谈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时，我们总是僵化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更不用提关注人的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了。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反映到实践中，使得我们在建设中忽视了人、人的发展以及对于人的“现实关怀”，对人的现实需求持否定态度，也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价值追求在失去其客观现实基础后，带上了浓郁的政治乌托邦色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反思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果断推进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抛弃对市场经济的错误定位，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这为推进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物质前提。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理论上，我们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所包含的丰富思想的理解也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在实践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进入21世纪后，我国正面临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艰巨任务，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更加科学的定位。在研究中，马克思是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此他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也是多向度的。另外，与自然史不同，人类历史所特有的“相对选择性”使得其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同民族或地区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所以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定位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时，绝不能仅仅从其中之一出发，而必须同时从三大社会形态与五种社会形态出发，在它们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从五种社会形态来看，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都已经是社会主义属性，即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态来看，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并未处于与之相对应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而是正在完成由“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过渡，即我国处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开始阶段，远没有达到那个“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尽管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先进的制度前提，加速了过渡的步伐，但就现实而言，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共处、血缘关系与商品货币关系组合在一起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关系，这些都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因此，全面理解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正确把握当前“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将有助于科学地把握我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制定合理的社会发展战略，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发展。
第二，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价值导向。作为经济运行形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其高级阶段）是人类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一经出现，便极大地冲击着束缚在人们身上的血缘的、宗法的关系，将人从直接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前提。诚然，马克思也曾强烈谴责了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物的依赖关系”，但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形态而言，它能使人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更能促进人的发展。我国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弊端，如自发性、野蛮性以及商品货币拜物教等，又都在新的形式上束缚、阻碍着人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力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深刻地理解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内涵，将为我们完善市场经济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它昭示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绝不能将发展经济作为最终目的，而只能将其作为推动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条件与手段。人的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又是评价经济发展的尺度。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应该是创造精神的、物质的各种条件，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奠定基础的一个动态过程。
第三，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撑。如前所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不是空泛、抽象地探讨人的发展。人的发展需具备多方面的条件，除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外，还必须包括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生态、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在评价体系中，重增长轻发展、重速度轻效益，唯GDP是瞻。总之，在建设中重物轻人，忽视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鉴于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关注并着力解决当前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促进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协调发展。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党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反映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解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理论支撑。
注释：
①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85页，第30、81页。
②③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第21、102—104页，第486页，第1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2—113页。
⑧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2、24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38、765、766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