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吸收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冲击。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抵制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和渗透，并为我国不断上升的硬实力提供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中国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要素着手构建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体系，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一、中国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首要问题是，重新恢复和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因为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文化得以完整传承和延续的唯有中国，也唯有中国曾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近代多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乃至“自毁”，导致了民众对文化传统的彻底否认和排斥。加之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多元文化和思想的冲击，中国文化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而导致不知道、不清楚‘我是谁’，于是原来以为清楚的现在变得模糊了；原来自信的，现在惶惑了；原来相信的，现在怀疑了”[1]。

　　历史需要延续，文化需要传承。一种文化（文明），如果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不能丰富和武装当代人的思想，真正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财富，那么它只能沦为失落的文明。因此，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传统文化有所创新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基于农业社会的悠久历史之中，在近代被破门而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所击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了其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把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又把人拴在“物”上，使“人役于物”，崇尚物欲，崇拜金钱，把物的主体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21世纪必然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崭新时代，但它不应该是“物”的世纪，人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回归，应该“以人为本”，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优势是跨越时空的。

　　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多样的形式和博大精深的内容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意志与主体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体系以“人”为核心，以“天道”与“人事”为两端，讲求人法天而修己，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当前我们倡导“以人为本”，不自觉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它对人的规定性，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传统，而非以自然或社会为主体的传统。它尤其注重协调人的内心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顺平，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分表明了这种文化从人到物、从内心到外界的取向。它用对人的规定性来确立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定性。”[2]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21世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失衡、道德危机、生态破坏等。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要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必须适应新世纪人类的需求，实现现代化，在世界广为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实现现代化的是它的灵魂，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各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总的精神状态，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表现为人们对自身、对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的看法和态度。“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判断和协调人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方法论。”“可以包括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这样一些基本态度或曰方法论。”[3]这几个方面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传承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中国文化的综合系统。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时代的精英对这种“本真精神”进行了一次次的感悟、阐释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之时代化，并对它加以丰富和发展。但不论他们赋予这种“本真精神”什么样的涵义和面貌，都能将其一以贯之地持续发展下去。21世纪，需要中国新时代的精英，依据时代的客观要求，体察人民群众的需求，把握本真精神的实质，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重塑，形成现代化的新理论、新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传播出去才能形成文化软实力。中国要对自身文化准确定位，要明确需要向外传播和输出的东西。还要形成有体系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文化体系和传播模式，并对外进行传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也要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主动的传播和推广模式。一种文化，如果不具备主动传播能力，就很难形成对群体的占有和影响，“文化的力量，不仅自本身衍生出来，也要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力量”[4]。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西方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传播的主动性，积极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接受乃至认同中国文化。中国官方开办的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国家落地生根，广泛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就是很好的方式。

　　二、中国模式

　　大国的兴替与国家制度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关系史上制度创新的领跑者，无论是早期海权时代的西班牙、荷兰，还是19-20世纪的英国、法国，乃至当今的美国，往往会处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范。

　　中国锐意改革30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模式”成为“欧美模式”之外值得认真总结的发展之路，其突出特点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式改革、进行创新发展、谋求和平发展。

　　经济学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第一是创新，认为中国的发展顺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要通过创新来实现，发展中的矛盾与摩擦要通过创新来减少；第二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使用多种工具调控变革中的关系，追求经济协调发展；第三是自由发展，在融入世界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动性，追求和平崛起。[5]中国模式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优先地位，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设置，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它是一种新思维、新思路、新模式，是西方文化理论无法理解的发展模式。

　　然而，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完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仍需不断总结、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在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判断和总结外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形成新的导向性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综合系统，它的进一步完善发展要归结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深化改革和创新。其未来发展，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突出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新。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使公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正确处理政府权力与市场运行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文化上，继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鼓励推进和谐社会新文化，推动文化领域的发展繁荣。[14]

　　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但是它却同时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6]，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基本看法和根本态度，贯穿于人们的全部实践活动中，起着引导和规范行为的作用。它不仅是个体安身立命和自我认同的根本内容，也是国家与社会协调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认同的根本内容。

　　21世纪的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在此背景之下，人们的价值观趋向多元并呈现新旧交替的特征，不利于国家与民族的思想统一和凝聚力的增强。因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7]，提高中国社会的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显得格外迫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本土意识形态。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这个共同思想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所在，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思想指南，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公共精神支柱，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大潮中认清社会本质、看清前进方向，全面快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理想是人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是国家和民族奋斗的导航仪。中国要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广大人民认同的、能够鼓励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强大，首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团结一致、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开放，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核的中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强大力量。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的表现，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的禀赋特质，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确的荣辱观，是一个社会公序良俗的基础。当代中国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即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涵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传统与时代要求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好恶标准，为全体社会成员辨明善恶美丑、分清是非曲直、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准绳，成为引领中国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支撑，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社会和谐的根本，是维护中国政治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保证。

　　四、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家形象被认为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与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10]。在当今国际社会，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是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国家形象能否成为大国形象，“一般由国际社会内全体或大多数国家的三种意象构成：一是关于该国有无强国地位的意象；二是关于该国的行为尤其是它如何使用强国权利和是否滥用这种权利的意象；三是该国是否履行和在足够的程度上履行了它对国际安全、经济稳定和其他公益理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象”[11]。这意味着大国形象不仅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地位，而更应当是在这些实力基础上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义务和贡献的综合印象。

　　中国要依据国际社会的客观条件、自身的现实条件和需求树立并维护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各国人民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但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盛行，局部战争不断。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这必然要求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有所作为、发挥更大的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必然选择。

　　进入21世纪，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和谐共存，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的国际社会理念。与全世界共同繁荣，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本质内涵。中国倡导“和谐世界”和新安全观，从实际行动上表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实质是促进全世界共同繁荣，成为世界期待的“负责任”的中国。

　　中国的形象，首先应该是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国形象。要增强政治稳定和国家凝聚力，就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12]。中国安定团结不仅是对自身发展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13]。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领土和人口大国，中国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它对世界的首要贡献。这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国际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和承担大国责任。中国的形象，也应该是维护世界和平进步力量的大国形象。就是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树立我们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4]确认和维护国际道义和基本规范，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作为和平进步力量的基本国际义务。对于侵害国际和平的行为，中国要及时有效地加以谴责，适时加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反侵略阵营，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殊地位伸张正义，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制约和打击。

　　中国的形象，还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中国要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于各种挑战与威胁要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国没有了独立自主性就会随波逐流，无法担当大国责任，也就失去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中国的形象，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大国是国际社会的轴心力量，支撑着国际社会的战略格局。它应当是履行国际义务的表率和承担国际责任的楷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适时、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援助。这是大国的责任，也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必要。尤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特别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总之，中国文化软实力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中国模式的健全和完善、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和认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和维护，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系。这个文化软实力体系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和逐渐强大的国防力量将共同推动中国走向强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 余潇枫、潘一禾、王丽江《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2] 王沪宁《创造性再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定位》，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4] 王沪宁《文化扩展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5] 王广谦《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载于《财贸经济》2008年第2期。

　　[6] 张维为《中国模式回应世界挑战》，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9]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参见200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8]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2006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10] 管文虎等《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1]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12][13][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7-318页，第361页，第128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