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实践哲学是一种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思潮。实践理念的转变是建立在批判西方传统理性哲学的基础上的。它强调回归古希腊、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实践哲学传统，以社会交往、特别是语言交往来重建现代实践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福柯等。本文试图通过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实践理念的缺陷，突出后者的当代意义。

　　一

　　一些当代西方思想家认为，古希腊哲学具有一种明显的实践哲学传统，福柯甚至认为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后，这种实践哲学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主义哲学的基础，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一方面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另一方面也为西方实践哲学奠定了主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希腊实践哲学。在实践理念上，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逐渐抛弃了古希腊的实践哲学思想，并把理论、理性看作是优先于实践的东西，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等二元对立，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和精神危机。他们认为，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在实践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立：

　　第一，在古希腊，实践主要是一种与人的“技艺”活动相对立的自由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而近代以来的实践主要是按照生产劳动和近代科学实验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的对象化活动。生产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活动，而不是价值理性活动，因而是一种非自由的活动。

　　第二，在古希腊，实践的核心理念是“善”，而不是后世的“目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善来说，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善贯彻行动的全过程,行动者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不存在目的和手段的二元对立。善不是出于行动前的设定，而是出于习惯、信仰和教养。而“目的”只存在于活动的设想和结果中，并不贯穿活动的全过程，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二元对立。

　　第三，在古希腊，实践活动是“主体间性”的，作为实践活动的自由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对自然的绝对支配权和控制权的原子化的个人。

　　第四，古希腊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互动、质疑和理性直观。互动是指通过语言交往既影响他人，又影响自己，最终达到自我与社会的统一；质疑就是对理论前提和人的生活的合理性进行的反思批判；理性直观不是对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抽象分析和概括，而是在排斥经验认识的情况下，对人的行为和现实存在的根据、意义进行沉思和体悟。而近代以来的实践理念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特别是数学理念为基本模式，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理性分析，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和抽象性的特点。

　　福柯认为，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古希腊哲学是一种“修身文化”，而之后的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主体—理性哲学。这种修身文化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人和自然一样，既非绝对的主体，也非绝对的客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东西。按照福柯的考证，“人”（persona）一词的拉丁文原意，是透过（per）面具发出的声音（son）。换言之，人是隔着面具说话的动物。语言交往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人通过与别人交往，特别是语言交往，既达到与别人思想和意愿的交流，达到在思想、行动上的一致和社会的和谐，进而影响别人、改变社会，又达到丰富自己、净化自己的心灵、完善自己的行为并获得幸福生活的目的。

　　其次，这种修身文化所强调的，不是“认识你自己”，而是“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身体和幸福。“认识你自己”的原意不是达到对自我的理性认识，而是认识到个体相对于神明来说的有限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从属于“关心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关心自己，加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修养，从而践行神创造世界的意愿，获得社会生活的和谐和个体生活的幸福。①在古代，关心自己就是按照某种正确的原则行事，保持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而认识自己的目的，是在塑造自己的伦理行为中取得某种衡量的标准。但在现代，人们把自己塑造成主体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认识自己的过程。实践行为只是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在修身和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在古代，公正的伦理行为（如苦行和净化）是获得真理的基础和根本途径，转变自己的行为就意味着对真理抱有不同的态度和取得不同的认识成果。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掌握真理的人，你就必须是一个品行端正、优秀的人：“不净化自己就接触不到诸神手中的真理。”②而在现代则相反，修行实践和认识真理不是一种一致的关系：人天生就具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权力，认识真理无需建立在正确行为的基础上。我可能是非道德的，但是我知道真理。人因为受到真理的启发，才能够寻求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在身体与性的道德关系问题上，古代人认为，关心自己本身就包含着关心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就是要按照身体和性的自然性质和倾向，使其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身体和性的健康和满足与精神的健康、睿智一样，都是幸福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审美生活的基本内容。而在以后的社会中，特别是在中世纪，身体成为思想的牢笼，性成为非道德非审美的东西，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东西。

　　最后，古希腊人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包含着一系列实践哲学原则：

　　（1）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包含着实践哲学的主体间性：关心自己是最一般的生活原则，就是关于自己、关于他人和关于世界的态度。

　　（2）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也是一种基本的伦理态度：通过净化自身，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通过自身训练的活动，“控制自己、改变自己、净化自己和改头换面”。

　　（3）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既是实践行动，也是一整套的规则和方法，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修身方式。一种是向外的方式：关注现实和历史的现状和进程；一种是向内的方式：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思想修养和沉思。

　　二

　　当代西方思想家认为，这种实践理念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哲学核心范畴内涵的变化：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的本质是理性和语言，所以，真正的实践是指人在理性智慧指导下的语言交往活动。按照海德格尔、福柯等人的考察，“主体”概念是随着现代“科学”观念和工商业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是欧洲14—16世纪以后的产物。按照福柯的观点，古希腊之后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人成为主体的历史。在古希腊时期，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人和自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存在者”，人并不是优越于自然的“上帝的选民”，而是自然的“看护者”。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就人的身体而言，古希腊人认为，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希腊人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性生活，身体的活动（包括性生活）不是一种工具性活动，而是美的生活本身。合理、幸福的生活包括政治道德关系的和谐、精神上的恬静和欲望的节制，等等。实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古希腊主要是指一种城邦的政治生活，一种通过语言交往而达到一种共识或默契、从而解决城邦生活和个人在认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后来所说的对象化活动。理解既是认识活动，也是实践活动，即通社会语言交往，达到城邦中自由人的相互理解和人的行为的改变。古希腊实践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而不是对生产劳动等活动的结构和功能的客观性的分析。古希腊的理性，指合乎客观的善的原则，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对于感性的对行为结果的纯粹理智分析。因此，这种理性基本上是反思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当代西方思想家认为，近代实践哲学是工具理性，而不是反思理性。这一思想最早发端于韦伯，并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韦伯认为，近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理性逐渐衰弱、工具理性日益强盛并最终支配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和社会的危机，就是科学精神和力量统治整个社会包括人文思想领域的危机。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技术的理念和力量作为一种“座架”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哈贝马斯更是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看作是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的膨胀是与实践理念的主体化、理性化分不开的。以生产劳动为模式的近代实践理念强调，实践就是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行为，是人的自我意识、目的的对象化。实践本身也成为人的生活的手段。这样，古希腊实践哲学的客观性的善，就成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善就被分裂为作为实践目的的人的主观意志和作为实践手段的实践过程和结果。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的说法，西方近代理性哲学分为以17—18世纪英国经验论和英法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两个时期。通常认为，笛卡尔开启了近代哲学的先河。在他那里，世界被明确地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物质和精神。而且“绝对理性主义”具有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实践观，它以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为代表：“第一，他坚持对实践作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解释，但只是从客体的或自然的角度去理解。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将实践视为自然探索奥秘的科学实验、‘事功’和工匠的‘方术’，将实践看作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事件，与自然并列为‘归纳法’逻辑的客观事实基础。第二，强调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由此走向极端，忽视甚至反对实践的社会交往性质，撇开‘主体—主体’的关系。”③

　　德国古典哲学是相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和建构。它的实践理念的特点可归纳如下：（1）它以“实践理性”或“历史理性”为基础。实践理性不只存在于人的认识领域，而且也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领域，特别强调对人的行为、对社会历史合理性的反思批判性。（2）它力求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把目的性看作实践活动的基本环节，那么康德则揭示了实践的另一个基本环节，即实践是一种自主性的活动。他认为，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和意志发生关系的那种理性，人的意志问题属于行动问题，实践理性就是理性通过意志在人们活动中的应用。费希特一方面把实践的涵义扩充到整个理性，另一方面认为实践即理性的创造性活动。黑格尔把实践明确地规定为人的主观目的的对象化，是主观通过实践手段改造客观的活动，并在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中探讨了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关系。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具有精神的感性存在，把实践看作人的感性活动。

　　三

　　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和态度上，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与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第一，他们都强调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把西方传统哲学称之为思辨哲学，而当代西方思想家们把它称之为理性哲学，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以抽象的人的精神、理性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创造世界的观点，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不是精神创造了世界，而是实践创造了世界及其人的精神。当代西方思想家也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一种理性哲学，一种理性的虚妄和人的主体性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古希腊、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实践哲学的传统。

　　第二，当代西方思想家和马克思都普遍强调要以实践哲学批判和改造西方传统哲学。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仅仅从客体和感性看世界，而应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把世界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等等。当代西方思想家也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以实践哲学来批判和改造传统理性哲学。如当代分析哲学中的语用学派进一步认为，语言的意义不仅仅来自对语言内部结构的逻辑分析，更重要的是来自语言的实践，即语言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语言内部的逻辑结构也是在语言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对人的意识内化的结果。这就把语言的意义（理论）看作是在语言的使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美国新实用主义认为，语言、真理等都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的生活经验建构的东西。所以，理论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并从属于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同样，理论的真理性不是来源于客观现实，而是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理论真理性的最终标准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理论的实用性。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理论”。他强调，科学和理性的基础是由非理性、经验、传统习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构成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实践哲学的目标，不是通过人的理性来获得关于作为“是者”整体的世界观的理论，而是关于“去是”即人的生存活动的学说。当代存在主义认为，哲学的主题是强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活动合理性的无限追问。哲学中的存在主要是指人的存在，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存活动。在人的生存活动中，不是人的非理性从属于人的理性，而是人的理性从属于人的非理性。人的本质就是生命意志的对象化。所以，在存在主义那里，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是人的非理性化的生存活动，而且是个体化的人的生存活动。在现代解释学领域，伽达默尔强调恢复和重建古希腊实践哲学。他的解释学的方法主要是对作者、读者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创造文本意义的历史过程的分析。

　　第三，在思维方式方面，当代西方思想家和马克思一样，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批判传统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就是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历史的自然化和自然的历史化的统一。这种历史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哲学以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二是把事物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具有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如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时间性的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历史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历史视域，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道德谱系学”，德里达关于文本的“延异”，等等。

　　四

　　毫无疑问，当代西方思想家具有关于实践哲学的积极成果，但是，他们的实践理念是有缺陷的，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或错误之处：

　　第一，最根本的，他们的历史观、实践观是抽象的，它遮蔽了哲学通往现实社会矛盾的道路；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实践观是现实的，它打开了通往现实社会矛盾的道路。

　　首先，当代西方思想家认为，近代社会的现代性是科学与理性，近代实践理念的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膨胀发展。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最高评价是，马克思不同于胡塞尔和萨特等人的当代解释学、存在主义，而能够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但是，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也没有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他从近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把近代以来的社会称之为“技术社会”，技术的“座架”造就了社会的物化、规定了人的主客体对立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物化和人的思维方式的客观化、抽象化看作是“资本的逻辑”的表现，把否定看作是实践的本质，而是把物化和思维的抽象化看作是科学的本质，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把否定仅仅看作是人的生存的本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把人的主体性、理性和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但他只是从一般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如社会的法律、教育、习惯、性的观念等方面，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的逻辑”的角度去认识对个人的解放和异化的双重作用。而马克思认为，近代社会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近代实践理念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的本性和力量。他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衰落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的逻辑和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独立自足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的需要，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个人活动的历史，个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历史的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人，而是资本：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代理人，而雇佣工人只是资本升值的手段，所以它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物化。

　　其次，在对如何消除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建实践哲学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大多数当代西方思想家都强调哲学的批判性以及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性。但是，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大多数当代西方思想家往往只是从文化、理性、思维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部，保持了哲学批判的独立性的外观，表现为批判的不彻底性。而马克思认为，不但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哲学的批判、理性的批判，还要进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彻底批判建立其上的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和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文字间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批判，但是由于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只是从抽象的个人、抽象的劳动的角度进行分析，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软弱无力的，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在我们看来，大多数当代西方思想家也和当年的国民经济学家和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只是从抽象的个人、文化、人的生存、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出发去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性和伪善的自我辩护性，强调的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而且这种对社会的批判往往不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是孤独的个体性的，不是真正的理性分析，而是非理性的本能欲望的宣泄。如在实践观方面，存在主义坚持的是个体主义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不是建立在人的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上，而是建立在人的生存活动上，甚至建立在人的非理性活动的基础上，所以明显地存在着意识哲学和唯意志论的倾向。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仅仅局限于在理解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的创造过程，对于形成文本意义的更广泛和重要的因素，如作者、读者、社会环境与人的整个实践活动的关系，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新实用主义只是从认识论、价值论的角度把真理等同于真实和合理性，把社会实践对真理的建构性排除在外。它所谓的实践，只限于人的生存活动，而对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则缺乏深入的分析。至于语言分析哲学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性的思想，且不说其逻辑分析学派把语言的意义归结为语言内部结构的逻辑分析，表现出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就是其语用学的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比，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把语言的意义仅仅归结为语言的使用，而对于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更加广泛的实践活动缺乏更深入的分析。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缺点或不足，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

　　第二，由于抽象的历史观、实践观，当代西方思想家人为地造成生产劳动与社会交往的二元对立。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思想家由于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认为生产劳动与社会交往、特别是人的语言交往是对立的：前者是人的非自由活动，而后者是人的自由活动，因为前者是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而后者是人的工具理性活动；并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是以生产劳动这种工具理性活动而不是以社会交往为基本模式和理念的实践观。这种二元对立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对马克思的实践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或歪曲。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实践观必然使他们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实践哲学中的“实践”理解为动词性的实践，而是理解为名词性的实践。他们从抽象的实践范畴出发去逻辑地建构整个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体系，而不是像马克思始终强调的那样，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矛盾出发引出思想结论。例如，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其“交往”就是一种不同于生产劳动的抽象化、理想化的实践形式，特别是语言交往形式，而不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个人的具体的交往本身。他强调社会交往的真诚性、客观性等，但没有突出生产劳动对整个社会交往的基础性。当代西方思想家往往以游戏、特别是语言游戏为基础建构现代实践哲学。他们普遍认为，游戏之所以可以解构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哲学，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它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2）游戏规则不是本质主义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人约定的，是可以根据游戏者的集体意志而变化的。（3）游戏本身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是非功利性的、非工具理性的，具有反思理性或价值理性的意义。游戏者在游戏中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和地位，他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目的，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志和能力，达到一种忘我的人我统一的状态，所以，游戏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4）游戏是一种集体性或社会性活动，要把他人看作是一个主体，而不是游戏的工具和客体。（5）游戏本身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活动。游戏规则就存在于游戏之中，并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游戏观最早发端于维特根斯坦。它不但在现代语言哲学中，而且在历史哲学等领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德格尔就把艺术活动看作是一种人的自由的游戏活动。他认为，艺术与游戏具有相同的自由性质：艺术不同于劳动、科学实验，它是一种反思的价值理性活动；艺术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的自由发挥，它能够达到物我融合的精神境界。

　　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十分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任何一种实践形式都是社会交往实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对立不取决于实践形式，而取决于实践的社会历史条件：（1）从纵向上来说，马克思认为，无论是经济交往、政治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活动，一定社会的财富、资金、技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历史继承下来的既定的东西，构成了人的活动的社会历史基础。从横向上来说，生产劳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它们既是经济交往的前提，又是它的产物，所以，生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2）即使在生产劳动中，也不存在目的和手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对立，二者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动物的活动出于其生存本能，而人的活动则具有高度的目的性，实践的结果不但存在于实践活动之前，而且存在于整个实践过程中，人不但能够利用周围环境，而且能够按照人的目的改造环境，所以，在生产劳动中，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在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实践活动中，人首先必须认识和掌握客观事实及其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人不但对自己的实践结果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以此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抽象地说，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3）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但创造社会的财富，而且人还按照任何物种的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性质不在于它是什么样式，而在于它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都带有异化性质，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和其他社会交往活动基本上是一种自由活动。（4）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但强调对社会现实及其规律的认识，而且始终以探讨人类的最终解放为目的。所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决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活动，不可以简单地还原为生产劳动，而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历史性的交往活动。

　　总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当代实践哲学中具有独特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一些当代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但由于自身的抽象的历史观、实践观而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或歪曲。只有通过一番认真、仔细的厘清工作，才能彰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注释：

　　1.福柯：《主体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同上书，第51页。

　　3. 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