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然而，随着中国历史逐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这种传统文化在明末清初之际开始走向低潮。中国已无法自我产生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的思想文化资源。面对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曾尝试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实现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制度、思想观念的统一，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外来社会思潮中迅速选择、接受、传播、信仰和奉行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形式上有着某些契合，在精神上融通，因而能够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交、相融。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寻。下面择其要者述之。

　　1．中国传统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天下一气”。这种思想已经直观地猜测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古代思想家则从这一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力求用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学说既显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民族特色，又显示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相通性。其他如《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的军事典籍更是闪耀着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中国哲学的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肯定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韩非子、王充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些虽还不能称为唯物史观，但与它有相通之处。

　　2．传统均平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的一种均平思想，其核心就是社会公平。《礼记·礼运》设想了一个财富均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洪秀全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1]为理想天国。康有为则认为大同社会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孙中山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2]。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3]；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种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的也就是平均财富、社会公平和公正，因此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契合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未来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而且“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爱民、重民学说。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绵延不绝的重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桓公六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治国》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贾谊《新书·大政上》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唐太宗李世民认定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宋史·朱熹传》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容易产生共鸣。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二，就是以家族为本位追求人的社会价值。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三，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主题和核心内容，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改造，最终达到解放全人类。而中国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6]。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4．经世致用、敢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特点和阶级斗争思想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积极入世、求真务实的人生观。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以治国、平天下为落脚点，时刻关注国事民瘼、天下苍生，力求通过经世致用，使“民以安，物以阜”。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荀子》要求人们“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历代思想家无不倡经世，重教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其他理论思潮或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活生生的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要经世救国，光靠重教是不够的。所以，传统文化又赋予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最容易获得先进的中国人的认同。

　　5．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观点契合

　　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知与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代表认识、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实行、行动，亦即实践，知行双方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必须起到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作用。于是，在强调文化、理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实用性）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似乎达到了某种共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色彩，实质上并无任何相同之处，但人们在直观上却容易把二者等同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因为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实现文化转型和提升的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文化转型是指由一种文化类型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类型或形态的转变。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从传统文化中直接挖掘出现代化的精神，走原创式道路。二是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养料，以激发自身中的积极因素，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由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文化惰性，在近代逐渐落伍了，迫切需要与外来文化进行碰撞与融合，需要一种外来的“先进”文化激活其已经懒惰的生命力，并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上重建中国文化体系。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完全有气度和心胸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养料来实现自己向现代化的转变。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正好符合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比之中国传统文化更“先进”，是“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的理论，而是为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提供科学方法的理论，当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了科学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理论，既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相通的因素，更具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的功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奠定了传统文化转型的文化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观性、朴素性和模糊性等缺点，对其进行改造和提升，充分“激活”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使其通过转型而获得新的生存形式、新的生命活力。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碰撞、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实现了由学风到思想路线的提升。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的颜师古注曰:“务求事实，每求真是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风格、治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实事求是”的字眼，但其研究客观世界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进行了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由学风提升为思想路线。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8]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简明形象的概括。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写道:“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使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命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升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古代农业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未来人类的共同文化又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未来人类的共同文化相比，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这三种文化构成一个人类文化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资本主义现代文化与其他两种文化都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在现实历史中古代农业文化距离未来共产主义文化最远，但表面地、形式地看，二者的相似性却比它们各自与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相似性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是与中国以农村为中心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邓小平以农村所有制为突破口并推动全面经济改革。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升级，这个升级，越过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阶段，是跳跃式升级的典范。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转换。《管子·霸言》最早明确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由于当时广大的奴隶都只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管仲的“以人为本”体现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精神，肯定了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则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从管仲的“以人为本”到晏婴的“以民为本”再到今天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管仲的“以人为本”，将“人”与物对应起来，认为相对于物而言“人”（包括广大奴隶）是根本。晏婴的“以民为本”吸取了管仲“以人为本”中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人比物更根本等优点，增加了体现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认为在一切“人”当中，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才是最根本的，比管仲的“以人为本”前进了一大步。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基础在提高人的素质，核心在满足人的需要，重点在释放人的潜能，目的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传统民本思想的狭隘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付诸实践，实现了决策的人民性和实践的人民性；把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传统的民本思想最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转换，体现了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自觉选择和把握，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本创新。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的小康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孟子眼里，小康就是“不饥不寒”的生活。在西汉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中，“小康”是一种社会模式：“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传统的小康社会，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天下为家”、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将小康作为奋斗目标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在现代条件下被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地加以改造和运用，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当然，这个“小康社会”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标志着传统的小康社会有了质的变化，实现了新的飞跃。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推向现代化。“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之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提倡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但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逐步得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指导，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于是有了科学的内涵和特殊的战略意义。很显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既不是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和谐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第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提升。中华文化优秀成分的凝聚和升华，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面对近代整个社会极其沉重的内忧外患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需要在科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一次大的转变才能真正摆脱困境，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一切都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逐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形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扬弃、提炼和升华的基础上，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民主统一的团结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其主要内涵。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为推动党的革命目标的实现和民族独立的强大精神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其主要内涵有：开拓创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民主法制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等。这一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神，不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不竭动力。在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的科学理性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所欠缺的。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注重人学，却轻视对物的研究，把一切科学技术都看作“雕虫小技”。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一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一本《自然辩证法》，促成了许多中国人投身科学事业。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科学精神，已经并将继续陶冶中国人民的科学理性，促进中国完成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经过现代化改造，必将增强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真正使中国人民“强起来”。

注释：

　　[1]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9页。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899页。

　　［作者单位］陶相根，聊城大学管理学院；郑继江，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