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段话，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地位、作用及其重大指导意义，也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因此，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进行梳理和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一般世界观与方法论集中体现于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最具独创性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1]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研究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谜，唯物史观则是通过揭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马克思主义最具独创性的理论都将发展的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和探索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一般世界观与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唯物辩证法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辩证法定义为发展的科学：“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列宁将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成果中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推向前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3]列宁深刻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认为如果缺少唯物辩证法，“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理论基础——辩证法”[4]。而恩格斯则将唯物辩证法定位于唯物史观创立的必要条件：“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5]如果说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唯物辩证法则是其关于发展的一般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

　　在唯物辩证法这个作为认识和观察世界运动发展问题的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揭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阐述了发展的动力与原因、状态与形式以及道路与趋势等普遍规律，将发展作为整个世界运动、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特征。首先，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发展的规定性与实质。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恩格斯指出，“无论如何，旧事物是永远死去了，再也不能使它复活了，正像不能使一种绝了种的动物复生一样。生活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7]针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著名命题，恩格斯强调，“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8]。其次，唯物辩证法确立了发展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逝。[9]正是由于联系才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0]再次，唯物辩证法概括了发展的基本规律。“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11] 因此，要运用矛盾分析法不断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和谐发展；重视积累，促成飞跃，推动事物不间断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主体既要树立必胜信心又要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集中体现于唯物史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同样是辩证唯物主义，并集中体现于唯物史观。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总结和批判吸收人类社会实践经验与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12]。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要旨在于：第一，历史决定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14]第二，历史辩证法。一是在坚持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同时，反对将经济、生产力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十分重视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为完成将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驱逐出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但也引起了“经济因素唯一决定论”的误解。对此，恩格斯解释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15]但“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6]。二是既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又重视自然因素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制约性。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只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7]。他强调，“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18]，一方面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9]，另一方面坚持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0]，从而将作为发展主体的人规定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马克思高度重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恩格斯则直言不讳地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2]三是合力论。马克思指出，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或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23]恩格斯在坚持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 ……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4]合力论精辟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致,揭示了单个人的意志和各个单个意志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即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

　　三、科学发展观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理论创新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和学说体系，还包括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后人的创新与发展。列宁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25]：通过阐发经济社会形态概念、进一步阐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揭示经济社会形态作为自然历史过程依据的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论述了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作用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批判了庸俗经济决定论，阐明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阐明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统筹兼顾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富裕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反映了我们党最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基本立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6]他还以著名的“中轴线”理论，形象地阐述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27]胡锦涛同志一是坚定地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第一要义是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内容。三是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号召全党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一是围绕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进一步提升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观，明确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再次，“全面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辩证法，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重视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能动的反作用，既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又重视自然因素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制约性，既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发展观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中国国情出发，一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全面发展观。二是提出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协调发展的协调发展观。三是提出了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四是提出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科学发展观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注释：

　　[1][2][9][1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6—777页，第483页，第359页，第361页，第334页。

　　[3]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10页。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6][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2—113页,第32—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4页。

　　[8][11][15][16][24][26][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7页，第310页，第726页，第695—696 页，第697页，第695—696 页，第733页。

　　[14][25]《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91页，第2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

　　[18][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1页，第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00页。

　　［作者简介］邵军，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安庆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