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维埃政权，以往的史书通常只讲凯歌行进，无往不胜，对于革命领袖，也只讲丰功伟业，英明领导。对两者都讳言失误，不谈“走麦城”。然而，不管是政权，还是领袖，实际上既有辉煌的业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考察历史中的失误以及对失误的检讨和纠正，比单纯的歌功颂德，对后人会有更大的教益、更多的启迪。

　　1921年春，列宁就公开宣布苏维埃政权遭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这时候苏俄红军击退了外国的武装干涉，打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理当庆功，庆祝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怎么会遭遇最严重的危机了呢？难道还有比德国割去苏俄大片土地、榨取大量赔款、白军逼近莫斯科等更为严重的危机吗？

　　从列宁嘴里发出这样的警告，显然不是故作惊人之论，吓唬国人，而是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危险形势。

　　军事共产主义的危机

　　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

　　长期以来，列宁主张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前提。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列宁还认为自己不会见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列宁回国后，改变了一贯的主张，提出俄国应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把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直接目标。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在俄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原定的公式，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的阶级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贫雇农，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对象。在农村，革命对象是富农，对中农采取的是“中立”而不是团结的方针，但在实践中却经常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用到中农身上。这种错误做法直到1919年3月召开俄共八大时才予以纠正。俄国的无产阶级本来就处于人口的绝对少数，即使加上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还是少数。这样，在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农村就树敌太多，打击面太大，使自己在农村陷于孤立。这种做法缩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实际上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

　　俄共实行的粮食政策是反农民的。1918年5月初（这时国内战争尚未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实行粮食垄断，施行粮食专政，把全国的粮食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做法就等于在农业中实行了类似工业中的国有化。此后步步收紧，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1]，名义上征收的是农民手中的余粮，实际上征收的几乎是农民手中的全部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等。

　　实施粮食征收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有各城市自行组织的工人征粮队，有粮食人民委员部组织的征粮军，还有防止“背口袋的人”往城市倒卖粮食的截拦队。这些征粮大军所到之处，把整个村庄洗劫一空，甚至挖地三尺搜查粮食。家有藏粮者，即当作富农对待。搜查出来的粮食，例如马铃薯往往很难运走，就任其腐烂在地头。于是在农村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工人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从农村取得粮食，而农民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保卫自己的粮食，于是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两大劳动阶级之间就发生了为生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红军和工人征粮队员往往被农民打死，而农民也因暴力抗征而遭枪杀。粮食征收制导致城乡分裂。

　　征收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苏维埃国家第一年征收了37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增至11000万，第三年为26000万，第四年（1920年8月1日开始）规定征收余粮45000万普特，其中国家预期获得30000万—36000万普特。粮食征收制、产品直接交换等被多数人看作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战争迫使的措施。然而，在战乱中农业生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处于衰落状态，而当时成立的各种公有程度极高的农业组织如“农业公社”并没有能够提高生产，为国家提供需要的粮食，而是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状态。

　　尽管农村已经出现民不聊生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列宁还是认为，农村的农民手中有粮，生活得比城市工人好得多。直到1921年列宁才改口承认农民生活得非常困难。

　　不错，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后，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实行土地的社会化，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规定“一切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此写道：“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15000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族和教会手中。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5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2]

　　然而，这里所说的农民得到的好处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好处，事实上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因为在粮食征收制下，农民所生产的全部粮食几乎都被拿走，同时粮食和农产品的自由买卖也被禁止，甚至农民为交换生活必需品而出售农产品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投机倒把行为，要受到严惩。根据当时的理论，小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打击消灭的对象。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并不能归自己支配，而要被国家全部收走，这样的土地有什么意义呢？农民实际上等于国家的“农奴”，他们的生存得不到保障，这就逼得他们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

　　其次是经济濒临破产。

　　军事共产主义的特点是抓分配，抓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应付战争和城市的需要，而不是首先抓生产，发展生产。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工业生产连维持现状都不可能，勉强开工的工厂只能靠库存的原料和现有的陈旧设备维持。

　　在指导思想上，当时认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消灭市场，消灭商品和货币。苏维埃政权大量发行纸币，使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从而消灭货币的交换功能，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消灭市场的办法是，用城乡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来取代商业性质的市场交换。然而，那时候工厂根本生产不出用于城乡交换的工业品，所以城乡的实物交换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造成城乡交流的脱节。

　　1920年内战基本结束，然而这一年恰恰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顶点。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全部中小工业国有化，12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给居民无偿发放粮食制品”的法令，12月17日发布“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日用品”的法令，12月23日决定“取消所有燃料的付费”。住房、自来水、排水和净水、煤气、电报、电话、电气、无线电话的收费都被取消，还准备取消货币税。未来的院士斯·斯特卢米宁和叶·瓦尔加建议用劳动单位或者能量单位“тред”和“энергед”进行结算。布哈林则提出立即消灭货币。

　　拉林在《真理报》上这样写道：“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努力下，商品制度的千年基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垮台。我们的儿子长大以后只有靠记忆来认识货币，而我们的孙子只有通过历史教科书上的彩色图画来认识货币。”

　　然而，交换、买卖是居民生存的需要，于是在内战期间就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买卖人——“背口袋的人”，他们穿行在城乡各地区之间，把农产品背进城，又把工业品背到乡下进行倒卖，满足城乡各阶层民众的需要。“背口袋的人”被看作投机倒把分子，抓住是要枪毙的。但是生存的需要往往战胜死亡的恐惧，这是百姓为生存而自发采取的自救措施。正因为如此，“背口袋”的买卖禁而不止，苏维埃政权的禁令也没有能为自己赢得居民的好感。

　　最后是农民暴动蜂起。

　　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在国内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一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只有举行暴动，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红”“白”战争，即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到后期，就转变成“红”“绿”战争，即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战争，那时农民军自称“绿军”，而当局则称之为“匪帮”。农民暴动导致解散在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贫农委员会和取消单纯依靠“农村半无产者”的做法。农民战争的主要场地是产粮区：1919年春中伏尔加流域的恰潘战争和顿河的韦申起义，1920年春中伏尔加河流域的叉子起义，接着是1920年秋黑土中心地带马赫诺运动，西西伯利亚的起义延续到1921年底，有的地方到1922年。农民起义得到穿军装的农民的支持，最后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严重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统治，迫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得不迅速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

　　以坦波夫农民起义为例。1918年秋，产粮的坦波夫省已经感受到粮食专政和为粮食举行的十字军讨伐的重担：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切列波韦茨以及其他城市的50支工人征粮队在此征粮。有四万人参加反对暴力征粮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是安东诺夫，他从1905年起参加了革命斗争。从1920年8月拒绝交粮和解除征粮队武装时起，开始了作为群众运动的安东诺夫运动。起义者有良好的组织，采取同红军类似的建制，设有政治委员从事政治工作，以森林作掩护，采用游击战术。安东诺夫运动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成立了独特的农民共和国，对苏维埃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布尔什维克采取残酷手段镇压农民起义。据1918—1922年的苏维埃文献，当时甚至动用正规红军，使用飞机大炮等对付躲进大森林里的叛乱农民。

　　然而，暴力镇压并没有能够制止农民起义的浪潮，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到1920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有农民暴动。

　　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对立双方都是农民军，采取同样的组织方式（包括政委、政治部等），同样以红旗作为革命的旗帜，为“真正的革命胜利”而斗争。然而，他们之间展开了相互消灭的战争。

　　列宁非常清楚农民起义对政权的致命危险，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农民对临时政府的不满，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严厉抨击了临时政府的农民政策。

　　1917年9月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中写道：“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3]

　　1917年9月，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继续写道：“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4]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针对临时政府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扫除了。”[5]

　　列宁当年对临时政府的指责言犹在耳，如今，布尔什维克党自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农民又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了，其对苏维埃政权所构成的威胁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破产。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后，企图借助于军事强制手段，超越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证明，这条捷径是走不通的，在物质极端匮乏、小农占人口多数、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生活也绝对不能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可以扑灭某一地区的叛乱，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列宁的应对措施

　　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军事共产主义并非长久之计，从其实施之时起，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过，不仅党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断提出批评，而且党内的一些了解情况的领导人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并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在1920年，即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年头，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而粮食征收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关头，党内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用粮食税来取代粮食征收制。例如，托洛茨基在1920年初考察了西伯利亚，深感强征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严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向中央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6]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

　　在这前后，还有不少人提出过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各种建议。例如，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同年年底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建议在交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党的决策层接受。

　　此前在1919年党的八大就通过了一个实质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纲领，或者说浸透了军事共产主义精神的党纲，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的推行更是进入了高潮，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没有看到酝酿待发的严重危机，指望通过这些军事共产主义措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即使是提出废除粮食征收制的人士，其着眼点也是改进经济领导，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那时很少人感觉到严重的危机即将降临。

　　给军事共产主义最后一击的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军港本来是革命的强大堡垒，其水兵在革命中是一支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突击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内战结束的关头却带头发动了叛乱。他们的口号之一是“按照农民的愿望，给农民以全部土地的完整的权利”，取消粮食征收制。他们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政权，结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这就从根本上威胁到俄共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

　　喀琅施塔得暴动震撼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时候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只有118.86万，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7]。本来还犹犹豫豫地进行的修改粮食政策的讨论不得不加速进行，转移了全党注意力的工会问题争论不得不中止，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十大上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经过怎么讨论，这是死亡威胁下的决策，对许多原先着迷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举手同意的。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

　　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仍然极为担心，他仍坚持认为：“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8]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大。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

　　列宁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9]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第1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10]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11]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辛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12]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13]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说法。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完整设计的纲领，或者一开始就是一个系统的、完备的政策。它的各项政策措施是逐步发现、逐步采取的，是顺着事物的逻辑发展而逐步完善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按照粮食税政策，农民交纳了规定的赋税，剩下的粮食就归自己支配。农民除了自身的消费，如果有剩余，就出现如何投放市场进行交换的问题。起初，列宁担心放手自由贸易会产生资本主义，因而试图把流通限制在局部范围，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把交易限制在实物交换上，以便于控制。这时候，列宁连“商业”这个词也不想用。但是，经济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农民的农产品交换很快就突破了列宁所设的防线，实物交换变成了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

　　我们来具体看看列宁是怎样一步步地完善新经济政策的。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就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的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4]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15]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 1920年11月30日，列宁在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16]

　　实施粮食税之初，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作是“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商业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17]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直接去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其的地方性的范围，结果出现了许多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这样就有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18]

　　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19]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为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20]

　　所谓“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实质上就是经济规律本身比我们强大。故此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21]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一些传统的提法也作了修改，例如关于“投机倒把”的提法。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一直把农民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行为宣布为投机倒把，甚至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予以惩办。现在既然允许农民完税以后拥有余粮，那么他们处置自己的农产品的行为就不能再叫做投机倒把了。1921年3月3日，列宁在致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就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出售一事写道：依我看，应当允许带得更多。你们对投机倒把怕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东西带进贫困的俄国应当给与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阻扰。[22]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他主张“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这样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须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23]这样就逐步承认了农民商业行为的正当性，不再对其当作投机倒把论处了。

　　新经济政策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时少一半，并且主要负担落在富裕农民身上。个体农民提供985%的农产品。在城市允许私人租赁小企业和商业企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成分约占20%的工业项目，生产5%的产品。在零售商业中，私人企业集中了商品周转的53%。

　　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5年谷物的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年均产量的21%。一年后畜牧业也超出此水平。工业也缓慢恢复。1926—1927年产品的基本品种达到战前的指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据某些评估，食品消费超过革命前的俄国。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改革，改革的实施是很不容易的，一靠外力的逼迫，二靠列宁的威望。有人说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措施如果换另一个人提出，此人就会被立即枪毙。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列廷诺夫从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来任副农业人民委员）那里听说，党内很少有人支持列宁。他写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时的艰辛：“完全同意他（列宁）的也许只有克拉辛和瞿鲁巴；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斯维杰尔斯基没有说明是哪次会议，我也没有问），列宁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同你们玩一种通行的议会游戏。如果议会对政府首脑表示不信任，他就辞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例如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24]

　　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检讨

　　毋庸讳言，列宁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那时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都是列宁提出或者得到他的同意的。但是列宁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能够根据形势的要求否定自己制定的政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采取措施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新经济政策发展到承认商品买卖，承认商品货币市场的作用，再加上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但是尽管生活已经引导经济按照其本身的规律运行和发展，广大干部，包括上层领导干部，对向农民让步，运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仍然想不通，他们仍然怀念平均主义的、行政命令的军事共产主义，认为只有那样，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

　　因此，要贯彻新经济政策，使新经济政策成为长期的政策，还必须认真总结过去的教训，对军事共产主义作一番认真的检讨。

　　“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过去多认为是列宁在总结国内战争的政策时首次使用的。实际上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前，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亚·亚·波格丹诺夫已经使用这个名词，并且警告过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他说，1917年6月，他在《国家—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25]“1918年1月，那时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在《新生活报》上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开端，而是军事共产主义。”[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工厂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额。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列宁的设想和后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来自一战期间各国政府的措施。例如粮食垄断，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之前，列宁已经注意到并打算作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措施提出。

　　1917年9月7日，列宁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的空前负担和灾难，史无前例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这一切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不仅指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27]

　　1917年9月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重申：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和武器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28]

　　由此可见，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措施，如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还在夺得政权之前列宁已经设想好了，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列宁把这些措施同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成了共产主义的措施！这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爆发国内战争，列宁也会采取这些措施。

　　因此，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训时，需要联系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清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列宁最早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词是在1921年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这是列宁唯一一次谈到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须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应当说我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为怕引起误解，列宁随即强调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29]

　　列宁在这里强调“特殊”、“临时办法”，是针对当时许多干部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看作是无产阶级执政的正常政策，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

　　过不多久，列宁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错误。1921年10月14日，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30]

　　错在什么地方？就错在“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承认，即使没有完整明确的计划，至少也曾经“设想过”这样做，这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偶然的失误。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31]

　　列宁坦承这一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32]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在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接着谈这个错误：“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33]

　　在一个月内，如此反复、密集地谈自己的错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后果，这在列宁的一生中是罕见的。

　　一年以后，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列宁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回顾1921年的严重危机，把它当作俄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教训来告诫全党和全国。他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说：“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4]

　　列宁的检讨是空前绝后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检讨错误的领导人了，列宁承认以往政策的失败，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探寻错误的思想根源，指出错误的严重后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议论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始终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我们”这个词表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党，由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采取了走捷径的办法，用军事强制的手段去实施“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为此压制甚至剥夺广大农民，从而引发农民、工人以至军人的严重不满，使之起而造反，并酿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严重失误，列宁是认真对待的，他不仅思考这一问题，而且公开承认，把这一切当作全党的教训和财富。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通过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这种“共产主义”已经深入许多干部的脑海，他们把这一套做法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一套军事命令做法简便易行，已经变成一种领导作风。要纠正这一切，必须反复讲，经常讲。列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列宁不怕承认错误，不怕承认失败，他教育全党要从错误中学习。他说：“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35]

　　得罪农民，也就是得罪广大人民群众，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是使列宁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教训。列宁在最后时日留下的“遗言”就包括这项内容。《工商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曾经记述了列宁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的“临别赠言”：“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36]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37]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列宁曾对她们说：“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38]

　　不能对农民发号施令，不能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能把国家变成“绞肉机”，这是列宁总结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涉及政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相对说来，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农民的黄金时期。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属性的估计改变了。不再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根源，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决定同农民一起前进，尽管速度要慢很多。第二，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在分给他的一小块土地上自由耕作，在缴纳了事先规定的农业税之后，剩下的农产品归自己支配，可以上市。第三，列宁提出用做买卖的合作社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对农民采用强制暴力手段，甚至允许土地租佃和雇工，号召农民“发财”。

　　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能够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他身边的某些领导人。在他逝世之后，党内上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在击败了所有对手后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退回到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为半个多世纪后苏联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又译“余粮收集制”，欠确切。本文统一用“粮食征收制”。

　　[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页。

　　[3][4] [27][28]《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16页，第272页，第163页，第302—303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页。

　　[6] Л.Троцкий. Новый курс. Изд.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осква. 1924. с.57-58.

　　[7][8][9][11][12][17][19][23][29]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0页，第50—65页，第67页，第65页，第199—300页，第268页，第263页，第224页，第208—209页。

　　[10] [1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5—107页，第120—122页。

　　[14][20][21][30][31][32][33]《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第228、506页，第228—229页，第176页，第181—183页，第184页，第225—226页。

　　[15]《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16][22]《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35—36页，第152页。

　　[18]《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24][36]Н.Волентинов(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Caltfornia.1971.С.31，С.186.

　　[25]《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问题》中的一节，而《社会主义问题》是1918年出版的书中的一章。此书的第一册后来收入亚·波格丹诺夫和伊·斯捷潘诺夫《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2卷。

　　[26]参见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34][35]《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278页，第226页。

　　[37]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38]［苏］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