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经验地运用及怎样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

　　人们可能会认为，当其他人提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再重要时，马克思主义者会通过展开自身的、系统的经验性研究来为其辩护。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几乎很少发生。事实上，在19世纪60、70年代也几乎很少发生这种情况，甚至当时布劳纳、科恩和其他学者声称他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及各阶级不是异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个人在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在工作中所使用的技术的本质。相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像统治阶级一样通过“压抑的容忍”（让你的对手发言，但不听或者不回应）的方法，或采取各种策略大幅度限制首先使用经验方法来研究异化理论。事实上，本文先前的草稿的两个评论者试图阻止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心理异化的经验研究来捍卫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观点认为后者的研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说明和解释是基于个体的人类本性和物种存在的，这是一种本体论，一个抽象的、概念性的、哲学的、约定俗成的“外壳”，这种外壳是形而上学的。因为我们的人性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没有当前的经验所指的可能而存在，无论是人性，还是我们对人性的疏离都不能被其他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来衡量和解释。一个不那么极端的观点是，原则上异化可以被经验地进行研究，但是由于人类的本性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因此实际上，由它产生的异化问题是难以进行经验性研究的。

　　然而，后一种立场有时因为另一种因素而被强化。因为所有事物在经验上和概念上都是相互联系的，对马克思而言，人类本性和异化都是跟集体和社会制度有关的，而不是跟独特的、自主的个人有关。而且，在实施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社会中所有成员都一样会被异化。再者，由于异化只源于资本主义或其他阶级制度，因此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异化不可能通过改革资本主义而大幅减少，即使改革是通过工人自己的斗争实现的。

　　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如莫利纳，1978）也承认马克思没有以个体作为他分析的单位，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黑格尔学派存在不同。然而后者使用马克思最早期著作中的哲学的、规范的模型来批判苏联这样的专制社会主义政权，与此不同，阿尔都塞为后者进行了辩护，他坚持认为成熟的马克思自已不仅拒绝了独特而自主的个人这一基准线，而且拒绝了任何人类共同本性的概念，因此也拒绝了异化概念。它们不仅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们仅仅是哲学的、规范的，而且它们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然而，也存在一些更加温和的立场。具体地说，他们认为保留异化概念是正确的，假如人们

　　（1）不考虑哲学的，同时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和心理学的关于人性和异化的观点，或者至少

　　（2）把异化限定为个体在客观上的无能为力状态。

　　米尔斯（1951）接近后者的立场，但是布劳纳（1974）持有一种更新颖的纯理论性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立场早期已被人批评过了，在此不能完整重复。这里仅是一个简要总结。

　　首先，虽然马克思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使用异化概念，即哲学的、规范的、客观上的无能为力和主观上的、心理的过程和状态，但他却越来越不依赖于第一个方面。毕竟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主要观点。此外，当他意识到他正在倒退到他早期的黑格尔主义时，马克思似乎感到窘迫不安和充满歉意，并发誓要将单纯的概念转化为更具有因果性的和经验性的术语。

　　其次，他在其中期作品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实在另一方面代表了他思想的重大转变。不过，跟阿尔都塞相反，这种转变更多的是方法论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人们应该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系统化的、具有可比性的、历史性的和交叉性的经验研究上，而不是关于事物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和先验的思辨上。此外，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自称为独特的、自主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原始单位。然而，这些也不一定意味着不能将相对独特的和自主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单位，也不意味着人们不能根据人的共性去推断人性。

　　马克思关于个体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总的观点是：不仅仅在生产方式、阶级和历史周期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个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差别很大。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严重地分化工人。例如，雇佣工人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合同是个人之间而不是职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此外，即使工人能成功地组织成联合体和更宽泛的组织，那些组织也经常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力下解体。

　　同样，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斯密、边沁的批判不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仅仅奠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观察，同时这种观察的结果狭隘地和理想化地将它们推广到所有的个体。费尔巴哈用基督教解释了无处不在的个体面对自然时的无能无力，甚至还以资产阶级的个体及他们的家庭作为依据。斯密认为工人天生是懒惰的，因此他们厌恶劳动，边沁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功利的、算计的，因为他的结论是建立在观察英国店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马克思则继续利用自己早期著作中的对人性的实质性假设来解释人性和异化。

　　我们之所以拥有创造力是因为我们拥有区别于我们自身的动物本能的能力，我们能提前制定计划和间接鉴别事物，因此我们是唯一的能够在认知和情感方面远离那些对人而言使人丧失道德的、令人沮丧的本能关系和活动的物种。我们有共同的活动和交往的需要，但有多少种我们期望和渴求的这样的关系和活动，取决于大量的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情况。结果是，我们对主观无能为力感的体验结果也将会相差很大，正如我们对剥夺和挫折的反应一样。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障碍来得到满足，就像我们做猜谜的游戏一样，因为它们提供了多样性和挑战，我们在应对这些多样性和挑战时就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主观的异化感也将不再是对较高的客观无能为力感的直接反应。相反，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会是让我们的身体远离我们的老板或工作，但是当我们倾向于与其他人组织起来表达我们的心声以尝试得到补偿时，这就很难做到。心灵的异化（即情感上和认知上“撤出阵地”）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

　　关于政治异化，马克思这样认为：“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这一事例似乎解释了泽曼的关于巴黎工人1968年抗议的调查结果。那些没有无能为力感的人似乎参与不多，但那些感到极端无能为力的人当中也没有太多的人参加。前者大概没有被充分激怒，后者则对参与这种抗议会起什么作用没有信心。同时，适度的无能为力感由对他们的控制力的威胁所挑起，但他们仍觉得有足够的信心来保护它。

　　在马克思看来，精神异化的关键方面是在情感和认知上从各种关系和活动中撤离出来，尤其是那些人们在身体上无法离开的活动和关系，而这些往往意味着会降低对满足感的期待。这是为了随后而来的匮乏和挫折将不如以前那样频繁和痛苦。降低期待的通常结果就是主要从外在的、工具的或实用的角度来看待别人和自己的劳动。“非公莫入”这句话概括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一方只想要利用劳动力来压榨，另一方只要就业，工作仅仅是为了生存。类似地，工人往往把工友看成竞争对手。

　　马克思往往用经验上可观察和可验证的方式来表述这些主张，因此，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这是马克思想要检验的预言，这一点在其以后的著述中似乎很明确：如果资本愿意支付没有使用的劳动，那么双方就可以愉快地进行讨价还价了。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绝大多数中了彩票的大赢家都会放弃工作，赢得越多，放弃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些留下来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因为还有工作没有完成。马克思支持傅立叶进行的使劳动更具吸引力的各种实验。如果人们将自已局限在德国思想家格林的夸张概念里，那么，“所有的心理实验都将是不可能的”。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意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即使人们能够战胜客观上的无能为力，个人是否会自觉地意识到自已缺乏对其工作的内在参与也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指出，没有意识到人在客观上的无能为力，没有意识到人们从根除资本主义中能够获益，这都将是虚假的意识。实际上这是异化的最高阶段。在此人们可能还记得米尔斯将工人视为快乐的机器人的说法。

　　既然马克思使用了典型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式的“回归”（regression）概念以及使那些不是某人被剥夺和感到挫败的根源的他人成为“替罪羊”的观念，那么看到他也对“压抑”（repression）进行了思考，也就不算一种巨大的心理学上的飞跃，这是有迹可循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常常提及各种主观感受，例如工作中缺乏愉悦感，但他并没有把工人视为傀儡，而阿尔都塞明确地这样做了。

　　米尔斯关于工作满意度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除了对工作本身的内在参与，它还是由其他许多因素导致的。而且，高度的不满意可能意味着人们仍关心自已的工作，甚至为它降低个人的期待，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与工作处于异化状态。不过，个体和职业之间在不满意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可能确实说明了在异化方面的差异。

　　当我和同事们开始经验性地研究异化时，我们对辞职率和其他对工作表示排斥的客观指标进行了试验性研究，但经常发现没有多少可以用来解释的变量。然而，这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提出的重要的限制条件：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在肉体方面就会逃避工作。记住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访谈和调查对象对其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行动和目的，以及他们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他们是否会自觉地去做额外的工作，即使他们没有被要求这样做？如果他们现在拥有同样的选择机会的话，是否会选择同样的工作？他们的选择是建立在收入还是内在兴趣的基础上？这些衡量指标表明，与工作满意度通常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相比，职业阶层之间异化程度更高，差异更大，而如果只是询问工人是怎样投入或忠于其工作的，他们给出的答案类似于他们被要求描述其公开活动和假定性选择时给出的回答。

　　想必，马克思主义者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研究，否则，声称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或过时的观点将得不到反驳。因此，布劳纳认为既然体力劳动工人自己之间在异化方面存在这么大差异，因此，资本主义及其各阶级并不是异化的重要来源。类似地，在对拥有自己的股份的人和没有股份的人、在工厂中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在异化方面进行对比后，科恩得出结论认为所有权对异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弱小的和间接的，但在管理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几乎可以解释异化中的所有不同。

　　因此，布劳纳和科恩的观点非常依赖主观上的无能无力，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主观上的无能为力并不是处于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中，甚至与主观上的异化也不是处于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甚至在各阶级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同，持有少量的股权或者拥有一家私人小企业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对市场或者自己的工作拥有多大的控制权。当我们纠正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所有权对个人在职业等级中所处地位的强大影响是绝对的，而对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工作本身的控制的影响是相对的。

　　另一方面，布劳纳和科恩的研究迫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阶级都不是异化唯一的原因，所有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工作的控制来发挥的，而在资本主义生活中异化确实存在减小的可能。虽然这些主张对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属于异端学说，但是对马克思本人而言肯定不是如此。马克思写道：所有大规模的联合劳动都需要指导部门，以确保个体行为的和谐展开……而一旦资本发挥作用，它就获得了特殊性质。

　　随后，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资本的特征是以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为核心的，因此它

　　（1）使劳动力更加具有生产力

　　（2）克服不可避免的工人的反抗

　　然而，这种劳动分工只是协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许多缺点源自协作的一般特点，而不是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

　　其后果之一将是会造成最低限度的、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无能为力，以及工作上的精神异化，即使工人想要将生产方式社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立场跟马尔库塞在基本压抑和过剩压抑之间作出的区别是相似的。然而，那些在知识、技能和监督责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更高地位的人仍然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而更少处于精神异化中。如下这一点很可能是正确的，即无论个人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但是拥有生产资料和雇用大量雇员，看起来确实能够使人对那些本质上更加有趣的工作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但马克思认为，在成熟的社会主义远没有到来之前，某些类型的工人还是可能会经历较少的主观与客观异化。例如，在经过共同的斗争，并且其生存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后，巴黎的技术熟练工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得到了提升，而对于那些加入了工会组织的英国熟练工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工人的物质条件有了改善，他自己就能够培养自己的思想，从而不知不觉中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最后，马克思自已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越来越多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工人倾向于利用机械，这将使他们从艰苦的体力劳动和更多的新形式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反过来，这样既会提高他们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渴望，也会使他们更渴望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全面发展自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布劳纳一样天真，但这并没有偏离我的主要观点：马克思意识到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能够减少的。

　　带着这些防止误解的说明，让我们回到剩下的论述中去。

　　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减少了工厂工人的异化而增加了服务型人员的异化吗？

　　如果以上标题中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没有多少“有力的”经验性证据来支持它们，而大量证据表明这样的观点至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

　　因此，工厂里产品的装配线比连续生产要多得多，虽然后者可能会减少工作的身体负担，但它们不一定会使工作更富挑战性和活力，而相当一部分工作时间花在了担心系统失灵和维修故障方面。像我们这样在自己工作中大量使用电脑的专业人士通常认为电脑使我们获得了更多自由，而手工业生产工人和地位较低的服务型工人却抱怨，与那些更少使用电脑的同行相比，他们没有得到什么自由。他们还抱怨工作保障太少，工作要求太多，工作时间太长，而且，计算机化使管理者有了更多的压迫、监视和处罚工人的机会，往往他们在家里也像在工作场所一样。

　　同样，装配线的缩短，工作岗位的轮换、扩张或重新设计以及工人对工作的更多参与能够增加，有些情况下已经增加了工人对雇主的忠诚度，对工作的参与度以及生产率，减少旷工和职工更替率。然而，其所导致的残酷的竞争和社会劳动组织的变化已经威胁到了管理者和工人，那些计划不可能得到完全、切实的实施，工人既没有工作保障也没有对工作产生有效影响。相反，管理者的观点经常会提升工人的期望，但这些期望很少得到实现。

　　关于后工业主义对于异化的影响的观点也是含糊不清的。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实现了全面升级，如果这是确定的，那么就像德班原理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可以期待工作中的异化将全面降低。不过，德班原理还预测了对于地位较高的服务型工人而言会发生相反的趋势，据说原因是分工的增加以及去技能化。然而，现有的研究表明，不存在任何统一的趋势，无论是升级的趋势，还是去技能化的趋势。

　　相反，在许多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职业等级被掏空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好的（高技能、高控制权的）和差的（低技能、低控制权的）工作岗位中，以及在非体力劳动的白领职位和体力劳动的蓝领职位中都在增加。

　　因此，存在一些低技术、低工资的“仆人”产业，其人员主要由妇女构成，相比之下，高技能、高工资的私人金融业和公共服务行业中的上层人员几乎全部是男性。而在这两种类型的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男性都声称能够减缓其工作节奏，并主动地承担新的工作任务，而妇女则正好相反。

　　一方面，大多数服务型工作所需的培训的真实数量、人们从正规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所得到的应用、以及人们在工作中实际拥有的自主权，都比专家通过正规模型所作的预测要少得多；所有类型的服务型工人中都有人有就业不足的感觉；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这种感觉的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984年到1996年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在技术型产业工人中，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1996年是66％，远高于技术型服务业工人的42%，监管人员的42%，半专业人士的45%，专业人士的46%，管理人员的37%，企业高管的20%。在这里，年龄和教育也很重要：正是那些最年轻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人最多感到就业不足,但这一点既适用于体力劳动工人，也适用于服务行业工人。

　　主观异化已经变得多糟，全局性的还是阶层性的？

　　2001年，在一家拥有500多名员工的加拿大公司所做的大规模调查中，只有约一半的受访者忠诚于他们的雇主，虽然工作满意度很高，但表示其工作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并不高，即使是那些地位高的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这一百分比也只有42%。此外，在2004年美国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只有41%的人表示他们的工作是他们整个身份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下的59%认为他们工作只是为了赚钱。

　　2002年盖洛普调查开始衡量美国人以何种程度投入其工作，而许多用来衡量这一点的具体指标的确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及其来源有关联。例如，它们包括：在工作中，我有机会每天做我最拿手的事；在工作中，我的意见似乎发挥了作用；过去的一年中，我有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和成长。

　　然后，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例如，是否得到主管的鼓励和认同）的答案，被用来将雇员分为三类：（一）投入的（忠心和在心理上忠于其组织）；（二）非投入的（这些雇员可能生产能力强，但他们没有在心理上与他们的组织或工作建立关系）；（三）主动不投入的（他们的肉体是出席的，但心理上是缺席的。他们等待别人来解决问题。他们对工作条件表示不满，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同事分享他们的不满）。

　　盖洛普的研究人员发现，只有30%的美国人是投入其工作的，54%的人是非投入的，另有16%的人是主动不投入的。后来，人们发现就医疗行业的雇员而言，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比行政和办公人员或护士更加投入工作。重要的是，总投入率（rate of engagement）与辞职率密切相关。

　　同样，萨阿德发现，只有32%有工作的美国人热爱其工作，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仅仅是喜欢、不喜欢、厌恶其工作，那些热爱其工作的人表示他们对其工作完全满意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四倍。更重要的是，虽然对工作的不满意作为衡量异化的唯一标准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赢得了1000万美元彩票的情况下，比起其他人来，那些热爱其工作的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工作，而不是完全停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得多（72%比56%），以及会保持原有工作而不是另寻他就的可能性也要高得多（61%比26%）。

　　不安全的新时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1）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大多数工作已经因为技术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而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2）因此，劳动中的主观异化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了减少；（3）劳动异化中先前有利于高技能和高地位雇员的各种不平等已经发生了逆转。

　　德班会议组织者的主张之一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即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在主观上的异化程度要更甚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中的工人。然而，各区域内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主观异化本身及其来源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我的观点是，任何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变化的说明都无法将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变化排除在外。

　　所有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了工人在就业、工作和财政方面的不安全性，而相比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而言，这种不安全性的增加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人来说更加严重。如果这些重大的变化趋势没有令工人觉得更不安全，也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加无能为力和被异化，那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林艳 宁琼：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