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后，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更加突出。由此造成的结局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无法完整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流，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给予其准确的理论定位；另一方面，则是无法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探寻二者相互脱节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首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的哲学思想发展史，进而把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哲学思想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哲学基本原理凝固化，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简单化，无法真正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一方面，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包括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包括多种源自马克思而又在理论形态上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将把在哲学形态上异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决非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它也必然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挫折的发展过程，即便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哲学思想也存在一个不断修正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正确思想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归结为一个不断宣示真理的过程，这不仅违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通过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正确与错误思想发展和斗争的历程，既能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原貌，又可以通过研究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立体地展现正确思想形成的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规律和机理。

　　第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形成了违背历史主义的观念史研究方法。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流行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批评。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脱离马克思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拘泥于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史的考察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并且秉承一种目的论的立场，预先规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以此为标准评判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的内涵及其意义，他批评这种方法无法科学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通过这种批评，阿尔都塞提出应当寻找促使马克思思想变革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考察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来实现思想变革的。应该说，阿尔都塞的批评是深刻的。因为单纯拘泥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文本，是无法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程的。

　　第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异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反过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论传统，不同理论传统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而且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理论论述的不同侧重点和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选择。但是，由于“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思想的发展史，使得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理解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有所不同、甚至提出过批评意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遭到主观批判，其结果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走向僵化。

　　在上述“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必然会产生相互脱节的结局，而且也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自它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以来，就一直被我国学术界主观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出发，揭示其理论命题的原意和回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只能揭示其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点并予以主观批判，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评介的水平上，既制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同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实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目的。

　　二

　　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直至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这一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对于如何认识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定位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和肯定三种理论观点。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一方面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难以达到共识，部分论者或者认为这种争论是一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或者力图绕过这一问题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纯地域性的中性概念来替代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本质上是为了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性做法，却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再加上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无法涵盖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化过程。但这一转换却隐含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也使得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不仅在外延上存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总称，它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力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自产生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使其理论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并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管其个人遭遇如何始终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建构始终联系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因而其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不同理论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论旨趣存在着原则区别。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思潮流派众多，但总的看可分为五大部分，即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领域过去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点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对这一部分内容本文暂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都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思潮，都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不同只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集权主义的批判。不管其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弱点和缺陷，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西方马克思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注重对马克思著作、思想作严肃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二是直接以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为目的，通过研究马克思著作、生平而贬损、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而形成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更加庞杂，其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等都有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既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较远的理论家，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远、甚至解构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显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理论参考系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具体说，我国学术界最初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其结果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阈中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的对象出现，甚至认为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是误读了马克思，或者是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两极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相互分离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具体说，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无法完整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全貌，而且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沦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著作的阐释史和导读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无法完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这一应当承担的使命。其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视野，立足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展开研究，而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资料评介，而且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上。笔者认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变革“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确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谓“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源，马克思哲学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多流派、多形态和多种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树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既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哲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看，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观点，而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就意味着，以变革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不仅必然会把“实践”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必然会呈现出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发展的格局。

　　第二，“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我们实现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在“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要展现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著作的解释史，具体说，主要是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贡献。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不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理论传统的个性和差异，而且也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尺度上，也形成了以自恩格斯、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衡量标准，评价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难以得到科学的结论。“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恰恰要求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其必然结果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局是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并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要求应当从时代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理论家如何解决时代问题的双向维度评价不同流派的理论家的理论得失。这种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内在地要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来。

　　第三，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实现研究视野、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本质上不过是“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体现，这种研究视野事实上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二元对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源多流”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历程，才能正确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应当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在机理，都是最终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因此，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停留于简单地评介其理论观点和展开盲目的追踪研究，而应该一方面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严格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以避免混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在真正弄清其理论命题的原意的同时，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研究，真正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处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