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开始由哲学、历史学、政治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学领域转向，体现这一转向的典型文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此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阅读笔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一摘要笔记中包含着相当部分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发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承继了俄文全集版、德文全集版的编辑方法，将该摘要作为马克思的著作手稿，编排在《手稿》之前。MEGA2根据内容和写作时间将该摘要笔记置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第四部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录部分。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遵循MEGA2的编辑方法，没有将该文置于《手稿》之前发表。作为一篇阅读笔记，《穆勒摘要》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的阅读与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当时的国民经济学之间从起点开始的分歧。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的分歧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实际上这样的分歧已经起始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差异。《穆勒摘要》和《手稿》正是这一差异的见证，理解和认识这一差异无疑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前提。

　　一、类本质的异化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在政治经济学前置困境上的困惑 

　　当亚当·斯密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商业社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商人时，他已经预设了人的利己本质，或者说，他以人的利己本质为论证前提。这种本质在他看来是人们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相互信任的基础，这样的人性假设并不产生于国民经济学，它是哲学、社会学领域流行已久的传统观念，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此为前提，作为自己论证经济学问题的出发点。国民经济学的认识对象，从直接的物品交换到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再到以货币信息为中介的信贷关系的发展，无不以这一预设的前提为基础。

　　但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人性，在当时激进的批判家那里并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是人的异化了的本质。马克思这样转述他人的观点： 

　　这里，人们取得了一致观点：人自我异化了，以及由这些异化了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他的现实的共同体的特性，他的真正的类生活，因此他的活动表现为苦难、他的个人创造力表现为异化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他与别人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甚而他与别人的分裂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否定性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他作为他的创造物的主人，不得不臣服于这一创造物。[1]

　　亚当·斯密所赖以为基础的人性在当时激进的批判哲学家的视野中是人的异化了的本质，批判哲学家因此将现实社会的苦难归咎于此。与此相反，从同样的社会现实中，马克思这样来认识问题：

　　不论是生产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都是类活动和类享受[2]，都是现实的、意识到的和真实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的存在方式，。由于人的本质（menschliche Wesen）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das wahre Gemeinwesen[3] der Menschen），人在创造、生产中体现他们的本质，共同体、社会实体，这些本质，不是抽象的、与各个个人相对而言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个人的本质，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真正的共同体性不是通过反思而获得现实性的，它通过需要和个人的个人主义（Egoismus）等等得到体现，它直接地通过个人的生存活动产生出来。这些共同体性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不依赖于人；但是只要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人，并且因此按照人的方式来组织这个世界，这些共同体性就体现为异化的形式。因为它的主体，即人，其本质本身自我异化了。[4]

　　无论是对他人观点的认可还是自己的阐述，马克思在该处所理解的、或者说所认可的类本质具有这样的特征：经济交往活动是类活动、类享受，因此，人的共同体性不是通过反思而获得现实性的，它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反思又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人通过认识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类存在，这一认识使人对自身的个体推及到他人，因而形成类的概念。类是集合体、是共同体、是概念把握，但是其基础是现实的，是人们的经济交往活动。

　　这里，马克思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对人的类本质进行理解。“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生活的、尤其是个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本质就是什么样的。”[5]与此相应，对现实社会发生异化的理解，马克思是从自我反思的意义上来进行论证的：没有认识到自身作为类本质的存在并且按照这个认识来组织自己的世界、人的类活动，因而本质就被异化了。

　　虽然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前提，但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似乎又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或者自我反思能力的缺乏。这里显然还存在着理论认识上的悖论。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没有解决这一悖论。

　　二、异化了的类：是经济关系异化的前提还是结果？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亚当·斯密将个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作为人们经济交往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其哲学前提是传统的人性论，这样的人性在激进的批判哲学家那里是作为异化了的本质来理解的，他们以此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恶现象。马克思与斯密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马克思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认为经济交往活动是类活动、是类享受，如果现实社会不按照人的类本质来组织这个世界，这个共同体就体现为异化的形式，或者说，人异化了。

　　马克思与激进的批判哲学家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将人的异化看作是现实社会关系异化的结果，而国民经济学家将异化了的人看作是现实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只是在此时的马克思那里，人的自我意识的缺乏成为现实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这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与《手稿》中阐述异化劳动并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加以讨论的方法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发展历程。至少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不存在先于社会现实的异化而被异化了的人，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前提。这是马克思与激进的批判思想家发生分歧的地方，也是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发生分歧的地方。

　　国民经济学家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批判哲学家以异化了的人作为批判对象，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有着共同性，在他们看来，由异化了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是包含着分裂和对立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将“交往关系的异化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并且与人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6]。这是在国民经济学的认识前提与批判思想家的认识前提之间看到了共同性。

　　与此不同，马克思将自己与他人对问题的认识由类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转向了异化了的类是前提还是结果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事物，例如异化了的类和异化现象，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果来批判的。这一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以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前提论证经济交往活动的普遍性，这样的本性在激进的批判思想家那里是作为异化了的类本质来批判的。两者的共同性在于都将既成的人性或者类本质作为出发点，他们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与宗教的“原罪说”不谋而合，或者有着相似之处，受着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也是从人的交往活动（尤其是经济交往活动）出发，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类本质，则是以人的共同体存在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所讨论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异化，而是一定经济关系中的异化劳动及其带来的结果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其次，无论是作为前提还是作为结果，国民经济学和马克思所涉及的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时是人与物之间的：

　　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私有财产者与私有财产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此作为出发点。当作为私有财产者，即同时作为唯一的占有者是人的存在前提时，他就只有通过这唯一的占有证实他的人格，并且，正如他与他人相联系那样，又将他与他人区别开来，——私有财产是他的人格，他的特殊的，因而他的本质的存在——因此，私有财产的丧失或者放弃也就是人的外化，正如私有财产本身的外化。[7]

　　

　　如果说国民经济学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借助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因而也就可以表达为私有财产者与私有财产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顺着国民经济学的思路指出，如果私有财产的占有是人格的体现，私有财产的丧失就是人的外化，这里的外化在《手稿》中发展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即对一个人来说，外化了的私有财产成为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了。

　　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还没有这样明确地理解异化劳动问题，只是非常初步地看到了经济交往活动不仅仅说明了人的类本质的共同体特征，同时也蕴含着异化的或者对立性的因素。例如：

　　交换或者物品交易是社会的、类的行为，是在私有财产及其外化中形成的共同体、社会交往、人的联合，是类活动的外化。它因此表现为物品交易。正因如此，它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对立面。[8]　　

　　从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从人的类本质中去理解异化问题，将人的异化看作是现实社会关系异化的结果，是马克思有别于激进的批判思想家、也有别于国民经济学的地方，这一区别使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从一开始起就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

　　三、人之物与人自身：两种不同性质的交换关系 

　　同一个社会、同一种交换关系，马克思为什么与国民经济学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关注的是一种交换关系，即人之物与人之物的交换，在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中，已经蕴含着两种交换关系：一种是双方经济地位平等的交换关系，即人之物与人之物的交换关系（A），或者说简单商品交换，另一种是双方经济地位不平等（劳动手段占有发生社会分裂的情况）的交换关系，即人之物（既有劳动）与人自身（活劳动）的交换（B）。这第二个方面的思路在后来很快得到了发展，并且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一种情况（A）是人之物与人之物交换条件下的谋生劳动（Erwerbsarbeit），例如交换双方都是从事生产的私人劳动者，其中任何一个人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换取另一个人的产品余额。

　　第二种情况（B）是劳动手段与劳动者本人发生分裂情况下的谋生劳动，例如人之物(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与人自身（活劳动）的交换。

　　在《穆勒摘要》中，受着穆勒研究思路的影响，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思路主要限于第一种情况（A），即不是在劳动者与劳动手段相关联的意义上将情况A与情况B加以区分。在这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是在区别直接劳动产品（用于自己消费）与间接劳动产品（用于交换）相关的意义上进行的：(A1)，直接劳动产品；(A2)，间接劳动产品。

　　例如在(A2)情况下，“那些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是生产者，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9]，此时，“劳动目的与劳动本身已经不同了。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由于产品同生产者本人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10]。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劳动过程与劳动者本人为了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活动行为本身的异化，因为此时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因为，生产越是多方面的，需要越是多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劳动范畴，直至最后完全变为谋生性劳动而使劳动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偶然的非本质（实际上是非直接用于消费）的行为。

　　显然，这里所批判的异化劳动并非是（B）条件下的情况，而是(A2)条件下的情况。两个批判对象的性质是不同的，这里所批判的异化劳动只是指劳动程序的社会化取代了自主劳动与自我消费相统一的状况，后者由可能使得个人劳动活动本身对自身来说没有意义、没有兴趣而仅仅成为换取谋生手段的行为。

　　在《手稿》中，这种异化劳动的涵义是放在异化劳动的第二条来批判的，只是异化劳动第一条涵义的衍生。马克思接下来从四个方面来批判（A2）条件下的谋生劳动：（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显然联系；（3）工人的角色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但是社会需要与工人相异化，工人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才屈服于社会需要；（4）对工人来说，维持生存是目的，劳动活动是手段。

　　我们必须将这些有可能发生在（A2）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与（B）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区别开来，因为（B）是马克思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核心思路。而对于（A2）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来说，只要一个社会形成了由个人劳动向社会性劳动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同时形成这样的异化现象。

　　在分工形成的条件下，上面提到的第二种交换形式即（A2）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交换行为不再是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人们交换的不再是自己的剩余产品，与此相应，产品、私有财产越来越具有等价物的意义，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的存在，而货币现在是直接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媒介。

　　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的物，更确切地说外化了的抽象存在，开始对人进行全面统治。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已经认识到问题的这一方面。不过这一涵义上的异化概念与异化劳动、与类的异化都有所不同，它是从一般意义上指人的活动结果与人自身发生了异化，而在异化劳动理论中，这样的异化是特指工人的劳动产品与工人自身的异化。

　　四、异化劳动异化了什么？　　

　　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和激进的批判思想家将人的活动的对象化意义上的异化现象作为事实来加以认可、加以认识，甚而可以将人的异化本质作为前提，马克思在阅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认识问题的，两者对异化概念的认识由人的类本质延伸至人的劳动活动。

　　人——这是私有制的基本前提——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有。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这是一种个人功利[11]的目的；他生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个人功利需要的物化。[12]　　

　　国民经济学对人的劳动活动的功利性认识与其对人的异化类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这种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宗教的原罪说：人是异化了的，人的行为是以利己为前提的、功利的。

　　与此不同，马克思从相反的方面来看问题，马克思对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定义同样蕴含着非私有制条件下的非异化劳动状态。但是，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有个前提，这就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后者是前者的原因。与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解相一致，马克思假设的劳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自由活动：人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命的乐趣。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中，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生命、肯定自己的个性，劳动是人真正的财产。

　　与激进的批判思想家对异化了的类本质的认识相吻合，同样与国民经济学对人性的理解相吻合，他们所理解的劳动是一种功利性活动：人的劳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手段，于是乎，既然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就是被迫的、痛苦的，因而又是外在的、异化的。

　　不过，这里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与其他思想家、哲学家对人类劳动及其本质认识上的分歧，即人的劳动本质是自由活动（非功利的）还是异化活动（功利的），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剥削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即被他人占有劳动成果的异化了的劳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这里的分歧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劳动的衍生意义上的含义，即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批判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方面。

　　马克思的《穆勒摘要》与《手稿》的密切关联体现在马克思对类及其异化、对人的自由活动与异化劳动的讨论中，如果从马克思研究思路的核心问题来看，《手稿》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比《穆勒摘要》更彻底。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焦点对准了外化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的问题，而在《穆勒摘要》中所讨论的异化劳动则成为《手稿》中所描述的被异化了的劳动的一个衍生方面。

　　我们可以这样将两者之间的区别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穆勒摘要》中：异化劳动=功利性活动；在《手稿》中：异化劳动=被他人占有了的劳动。在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思路的发生过程中体现了他与当时国民经济学家的分化路径：马克思并不反对穆勒等国民经济学家或者思想家、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认识与批判，马克思与他们的分歧只是涉及到异化劳动的原因，穆勒等国民经济学将其归咎于人的异化了的本质，或者说本质的异化。在他们那里，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原因，这是一种原罪说式的理解。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无论是衍生意义上（穆勒手稿）的，还是剥削意义上（手稿）的，都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前提，前者针对的是商品经济关系，后者针对的是私有财产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裂状态。

　　五、小 结　　

　　从《穆勒摘要》到《手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法学、哲学、政治学领域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起步阶段，马克思就与当时的国民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的端倪从《穆勒摘要》中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分歧的彻底明朗化则是在《手稿》中体现出来的：在《穆勒摘要》中，这一分歧由对人性、人的类本质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延伸至对人的劳动性质认识上的差异；在《手稿》中，一方面进一步从外化了的意义上来理解异化劳动，这一思路后来借助于实证的经济学方法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方面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中进一步明确了财产权分裂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理性认识发展历程，对这一连贯性发展路径的认识，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前提。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穆勒摘要》，因为这一笔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思路转向初期的轨迹。

注释：

　　[1]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2-4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页。

　　[2] 中文版和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这里都是“类精神”而不是“类享受”。参见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 1975，Volume 3，p.217；显然两者都是依据MEGA2以前的版本翻译的。

　　[3] 英文译为community。

　　[4]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4—25页。同时参见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 1975，Volume 3，pp.216-217。

　　[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页。同时参见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 1975，Volume 3，p.217。

　　[6]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页。

　　[7]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26页。

　　[8]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7页。

　　[9][10]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8页。

　　[11] 德文原文为eigennützigen，英文版译为selfish，中文版译为“自私自利”，应该是根据英文版的词汇翻译的。

　　[12]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V/2，Dietz Verlag Berlin 1981，S.46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3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