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毕生寻找人类解放的真理，而人们往往注意其途径而忽略其理想。同样，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1812—1875）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对人类自由解放之道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但在走向“人类社会解放”的关键环节，虽然赫斯是先行者，马克思却是完成者。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渊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三大渊源如何结合起来从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源流却很少有人去探讨。其实，赫斯是最早一位试图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统辖起来论证其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但马克思却是真正的成功者。所以说，探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研究赫斯与马克思的传承关系，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生成中的“赫斯因素”　　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多种源头，赫斯因素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赫斯早在1837年《人类的圣史》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该著作比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及这一著作的前身《现实的人类和理论的人类》（1838年）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思想还要早，所以人们将赫斯称为 “德国社会主义之父”。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同时并行的，两者在思想渊源和问题意识上有类同之处，但赫斯逐步演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一度合作共事过，而他们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极为重要的一页。由于这种情况，所有的研究者都特别注意研究‘真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1]

　　1.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和影响了马克思。

　　赫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是德国第一批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人之一，他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使共产主义在1842年至1843年间变成德国的时髦。赫斯是马克思亲自接触和交往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赫斯曾影响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转向，对马克思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1842年10月起曾任《莱茵报》主编，在这之前，《莱茵报》曾转载了魏特林主办的《年轻一代》的一篇短评，又发表了赫斯的《德意志哲学派别》，此文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通过消除贫困和确立社会主义原则的方法来解放全体人民。[2]接着，《莱茵报》又刊发了有关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会议的报道。《莱茵报》刊发的这些言论引发了代表执政者势力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声称《莱茵报》有共产主义倾向，马克思被迫撰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驳。其实，马克思当时也不赞同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的现实上都偏向理论化和抽象化，表示 “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3]。可见，马克思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是伴随着理论质疑与现实反思的复杂过程。即使当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做出评论，也不意味着马克思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问题作出评论。1842年10月后，马克思由波恩迁往科伦的时候，他与赫斯接触频繁，曾参加过赫斯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定期讨论。虽然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抱有质疑态度，但赫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所引发的德国思想争论以及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反思，加速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

　　2.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赫斯因素。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早在1842年就已经了解了包括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魏特林等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但当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深入研究和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直接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为其向共产主义转变提供了可能性。1843 年 10 月，马克思携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来到巴黎。在巴黎，许多共产主义流派已经与无产阶级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马克思与 “正义者同盟”、 现实的工人运动及蒲鲁东、魏特林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家直接接触后，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开始从书本走向现实，也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误解和偏见。特别是1843年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三篇文章，集中完整地阐明了他对当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其中，赫斯用“科学的（真正的）共产主义”[4]提法标明他的社会学说不同于单纯追求财富平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不同于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也不同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是德国哲学自由与法国政治平等的结合，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影响较大。应该说，影响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当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与赫斯有着惊人的类同之处，不可否认赫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对马克思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BT3〗3.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肯定赫斯对他们的影响。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时曾指出，除了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所带来的苦恼之外，在《莱茵报》上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也触动他重新调整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实际上，这正是标志马克思通过赫斯等人在《莱茵报》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开始了解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在德国的反响，而马克思后来所指认的“法国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的主要制造者正是赫斯。[5]此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里也明确指出：“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6]所以说，赫斯在推动马克思接受和形成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有较大影响。

　　二、赫斯与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思想联接　　

　　国内外不少学者曾肯定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关于赫斯影响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方面，探讨的人不多。其实，从文本研究可知，赫斯是第一位将异化活动与共产主义相连的人，早年马克思明显受到赫斯的影响，他将赫斯关于“人的活动异化”思想推向“劳动异化”理论，从而将“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并在其后的研究中循着 “劳资关系”的追问，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契合，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赫斯论证共产主义的逻辑启发了马克思。

　　赫斯是德国第一个将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的人，也是哲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者。从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哲学伦理学的论证逻辑中，我们不难发现赫斯的影响。赫斯在1843年《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论货币的本质》及《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其中内含这样的人本主义逻辑：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活动——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扬弃人的异化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期马克思深受人道主义影响，与赫斯一样，曾试图通过哲学伦理学视角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质理论，主线是通过劳动异化及扬弃异化劳动，从而实现自由活动的回归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仍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哲学理解，“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此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7]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一种社会实体、一种运动，而且还是哲学价值。美国马克思学者斯坦利·穆尔认为，早期马克思像赫斯一样试图以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来对共同体进行论证，“强调异化（外化）问题，强调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冲突。其结论就是：要使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相和谐，必须使社会秩序建立在‘共同体’即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8]。根据马克思与赫斯当时的交往与合作及赫斯在德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文本时间顺序，还是从马克思对赫斯文章的引用中，都可以判定这样的事实：赫斯对共产主义的哲学伦理学的论证逻辑启发了马克思，毕竟赫斯是“第一个在行动的哲学中将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9]。当然，承认马克思深受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并不等于承认马克思经历过“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哲学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界线。赫斯从早期哲学共产主义阶段走向后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早年的马克思成功实现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的转换和推进，将共产主义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从而把人类解放理想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上。

　　2.赫斯启发了马克思对社会解放的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历经精神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的求索过程，而马克思在他1837年至1844年间创立新哲学的关键阶段，经历了一个从诉诸哲学批判到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费尔巴哈、黑格尔和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影响，但历史情况表明，赫斯是引导马克思从哲学话语置换到经济学话语的关键人物。

　　相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人士而言，赫斯早在1837年《人类的圣史》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与不和谐将会导致一场革命，但这个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神圣王国产生的基本前提不应从统治形式中去寻找；社会贫困的根源是更为深远的，它是在于功勋的继承性，在于所谓历史权利，在于贵族制度，但不是在于逐渐衰亡的贵族制度，而是在于日益壮大的金钱贵族制度。”[10]在1841年《欧洲三同盟》中，他继续强调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还不是真正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通过社会解放之路。后来，赫斯通过1843年7月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文章中，就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应该成为今后的革命方向。从而赫斯就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由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的先导。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像黑格尔所描述那样，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社会问题也不能通过国家和法律手段得到解决。但当时的马克思显然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他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中指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11]当时的卢格、恩格斯正在赫斯的影响下慢慢抛弃自由主义的救国方式，转向社会解放的方式。当然，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的方式比前两人曲折一点，他当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从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寻找到批判黑格尔的理论基础。但费尔巴哈“过多地注重自然界，而过少地重视政治”这一点让马克思不是很满意。因而，赫斯作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拓展者，将费尔巴哈的类哲学直接推向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这让马克思寻找到发展和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途径。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社会解放的重要性，而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直接指认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文章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后，将社会解放思想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的社会解放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的应然，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3.赫斯先于马克思将德国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结合起来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思想启发了马克思。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由三大部分组成：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实，从文本研究来看，赫斯先于马克思将德国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结合起来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英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专家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赫斯提供左派黑格尔人本主义和‘法国’共产主义之间的积极联系。他是马克思最直接的前行者……赫斯在马克思之前开始达到德国、法国和英国激进主义的进步‘综合’，正如其在《欧洲的三头政治》表述出的观点。”[12]赫斯提出“科学共产主义”[13]，借以批判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始初的、最粗陋的形态”，是“贫穷的平等”，批判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平等的自由，认为“科学（或真正）共产主义”将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虽然赫斯的整合不算很成功，但他将异质的三种理论体系融合起来证明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应是一个重大的尝试，这种尝试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

　　同样，马克思早期也有意识地将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及英国经济相结合论证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批判和承认蒲鲁东。”[14]当然，承认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并不等于夸大赫斯而贬低马克思。每个伟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每种理论都在传承中发展，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哲学立场与方法论不同，所以即使同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两者后来在国家观、阶级革命及人类解放理论方面都有较大的分歧。

　　三、分歧与超越：透视赫斯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关系 

　　赫斯是第一个推进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内在联接的人，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曾启发或影响到马克思。但随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活动的拓展，他们在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上都产生了分歧，导致两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方面大相径庭。

　　1.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上存在分歧。

　　赫斯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全人类的事业，但实现主体却与马克思不同。据史料可知，赫斯早期也强调社会革命、阶级及政党的作用，并在分析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时指出，共产主义的根源不仅在于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在于哲学，因而共产主义既是实践的，同时又是理论的。[15]但历经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后，赫斯开始反对阶级暴力行动，从而主张通过伦理教育与渐进的社会改革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而马克思虽然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却以无产阶级为切入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社会革命的先锋力量和主体力量。马克思不仅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更是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最坚决的阶级被马克思认为是人类解放得以实现的领导阶级和主体力量。可见，立足于劳资关系，“至少马克思是把握住这样的事实，感觉到没有世界根本的变革，工人阶级便不可能解放”[16]。可以说，“‘哲学共产主义’对于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来说，则是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成了‘哲学共产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界性标志，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诞生的土壤和摇篮”[17]。

　　2.在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上，赫斯侧重于用伦理学方式去审视社会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认为共产主义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教育得到实现。

　　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一个人性预设，即认为每个人都有理性和爱，当人的能力与外在的物质基础具备后，只要人能够认识到历史演变的法则，自然自觉到扬弃物欲主义与原子主义的迫切性与必然性，从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渐进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实行“爱”的教育与渐进公有制改革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途径。

　　而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演变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强调经济基础在人的素质和社会演变中的决定性作用。早期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思想上也有一个人性预设前提，但不同于费尔巴哈、赫斯将“爱”看成共同体的粘合剂，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更多强调生产实践及社会革命实践对人类解放的必要性。所以马克思认为，教育和道德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与人的发展程度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教育与道德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发展自由个性，人类将在新的联合中走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理论不是道德理论，也不是宗教学说，它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发达物质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

　　3.社会实践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根本所在。

　　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影响着马克思与赫斯在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分歧，其中社会实践论所促成的哲学变革成为马克思与赫斯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其实，强调行动实践并非马克思的独创，赫斯也将“行动实践”作为人的类特性，并将人的社会交往看成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但是，赫斯的行动或实践缺乏对于实践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的指认与把握，因而赫斯在社会实践问题上只能是先驱者而不是创始者。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包含天才萌芽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观，这种实践观与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和赫斯的“行动”有着质的区别，马克思的实践观既是从哲学层面也是从社会历史层面得到确证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为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8]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本质的回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最大程度的联合基础上的必然趋势。“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9]所以说，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内在包含劳动的本真状态与异化状态，异化劳动又内在包含交往异化，而人的劳动实践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正因为如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因为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包括唯物史观萌芽的“异化劳动”思想，而且尝试从哲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种视角为人类解放理论提供论证，虽然这种融合比较牵强，但毕竟有了方法论的创新。

　　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理论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追溯理论渊源和渊源人物。赫斯是引导马克思从哲学话语置换到经济学话语的关键人物，但早年的马克思成功实现了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的转换和推进，将共产主义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从而将实现人类共同体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上。显然，深刻认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立足于人类实践辩证法，从而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超越赫斯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胡文建：《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2年第4期。

　　[2]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第1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4] 赫斯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明确的区分，但他通过“科学共产主义”的说法，借以区别前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阐明未来社会的取向是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6]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62—963页。

　　[8] 鲁克俭：《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 年第4 期。

　　[9]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1卷，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262页。

　　[10] 同上书，第255页。

　　[11] 同上书，第447页。

　　[12]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13] Moses Hess，The Ho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Other Writings，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hlomo viner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4，p.105.

　　[14]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8页。

　　[15]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456页。

　　[16] [德]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7]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18]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