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处于理解马克思的立场、因而也是评定他的特殊贡献的过程中。透过作者本人的著作去解读作者是比透过有关他著作的二手资料来理解作者更好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们、非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们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解读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所做的解读中,黑格尔起着重要的但又不确定的作用。在西方,至少是从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之后,人们普遍把黑格尔看作是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但是在东方情况却不是这样,例如在中国,人们只不过是现在才开始重视黑格尔对于阐述马克思立场所起的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关键特征。依照这种方法,在反抗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并最终离开了哲学。这一前提假设就是,马克思与哲学的关系可以通过他与黑格尔的关系来充分描述,因为人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达到顶点并最后终结的。当然,黑格尔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是在他死后不久,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很快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使不能通过黑格尔的思想来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所有方面,但是很明显黑格尔仍然是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哲学人物。可是如果全部德国古典哲学不能被还原为黑格尔的立场,那么在清楚阐述马克思的立场时考虑与马克思相关的其他哲学家是重要的。我将把关注点放在他与费希特的关系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辩中鲜有人提起费希特,但是我认为费希特对于清楚地阐述马克思的立场,因而也对评定马克思的贡献至关重要。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要表明,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不是离开了哲学,而是事实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哲学贡献。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理解
如果证明费希特事实上影响了马克思,那么势必将修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自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来描述马克思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马克思拒斥了黑格尔,并且根据推测,是费尔巴哈使得这种拒斥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立场建立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之上。唯心主义所呈现出的是一套扭曲的、因而也是虚假的观点,它是基于现实世界的颠倒观念,这一现实世界是通过资产阶级思想的透镜所观察到的。马克思后来借助于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所有形式的唯心主义都是虚假的,但至少一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是真实的。费尔巴哈提供了唯物主义者对黑格尔、因而也是对唯心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批判。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的指引,摆脱了唯心主义者的庸俗话语,到达了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理解同时代社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为了保持本文在合理的限度范围之内,让我把这个复杂的论点分述为如下四个一连串分散的命题:(1)马克思的立场建立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之上。(2)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其中一个正确,另一个则错误。(3)马克思追随着费尔巴哈的指引,更准确地说是,马克思追随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决定性批判,放弃了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4)在放弃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超越了哲学。
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事实上每一个都是错误的。我这里使用“错误”一词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准确的、有偏见的,或者说是令人误解的。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立场根源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我们今天不应该否认马克思与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黑格尔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在还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在其早期作品中批判黑格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使用黑格尔的关键范畴。尽管马克思本人是青年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或者说是黑格尔左派哲学家,但是他也批判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
但是审视那种错误地将马克思的立场仅仅理解为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而形成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意味着,人们只要从黑格尔出发就能够充分地解释或者理解马克思,那么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似是而非的。或许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立场形成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解。但是这使得马克思超越了他对黑格尔的理解限度,开始关注经济和政治领域,并且在哲学领域他也开始关注那些他认为可以补充甚至纠正黑格尔的思想家。
第二个命题涉及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把唯物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看作是不可调和的,并且认为同时信奉二者将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认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或者说与现实主义不能在同一立场上相结合,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分析哲学的批评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拒斥唯心主义有共同之处。
我在康德哲学、因而也是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背景下详细地考察了“唯心主义”[1]。有不同类型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认为无论对于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来说,都存在着单一的、共同的戒律,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它们的非典型特征体现为家族相似,而不是具有共同的本质。GE摩尔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所有类型的唯心主义都致力于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2]然而,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他没有指认过一个犯了这种错误的唯心主义者,并且也没有任何人曾经被这样指认过。更进一步地说就是,人们通常断言的、这种假定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不相容从来没有为人们所确认。
仔细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似乎是可以相容的,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漫长而复杂。“唯心主义者”这一哲学术语似乎是由莱布尼茨所发明的。在回应贝尔时,莱布尼茨反对“伊壁鸠鲁和霍布斯这些人认为灵魂是物质的”观点,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无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和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假设善是什么,在这里都可以结合起来。” [3]莱布尼茨对这一术语的使用,表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尽管不同,但是可以在单一的立场上结合起来。正如费希特后来所表明的那样,他提出可以同时信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4]
人们通常推测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克服并放弃了唯心主义而转向了唯物主义。作为黑格尔的反对者,费尔巴哈在各种各样的著作中批评黑格尔,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他所著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中。[5]然而就像马克思立场的名称清楚表明的那样,说他克服了唯心主义而转向了超哲学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不是实情。此外,声称费尔巴哈——一位哲学领域中的次要人物,“战胜”了黑格尔——一位哲学领域中的真正巨人,是言过其实的。他至多只能被看作是从某些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人。
第四,即使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超越了哲学。从德谟克利特、留基伯和伊壁鸠鲁这些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先驱开始,发展至今,有过无数的哲学唯物主义者。即使马克思赞成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也不能就此说他以这种方式超越了哲学。
谢林与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超越哲学时费尔巴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并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恩格斯明确表述的,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提出了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恩格斯是在结合来自谢林的思想和他自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并不怎么为人们所了解。[6]
恩格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是一个自学成才者,他只有一些粗浅的哲学背景。1841年,恩格斯参加了一个短期的谢林研究班,这段研究经历对于他创立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他同班的另一个学生是克尔凯郭尔。
在黑格尔死后不久举行的慕尼黑讲演中,谢林尖锐地批评黑格尔的立场是否定哲学的立场,并提出了他自己构想的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这后来变成了他的启示理论(theory of revelation)。恩格斯和克尔凯郭尔后来都清楚地阐明了不同版本的谢林对于黑格尔的不满,那就是,黑格尔没能理解具体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变成了理论与实际或者说实践之间的差异。
恩格斯发展了谢林所阐述的关于否定哲学和实证哲学之间的差别,并用它取代了人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恩格斯修正了谢林对于黑格尔所做的批判,指出唯心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抽象的,它没有能够抓住真实的社会背景。只有唯物主义抓住了它,唯物主义不同于唯心主义,它是具体的。
可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立场相距甚远,它是一个哲学的大杂烩,是通过借用不同的资源拼凑而成的粗糙的然而又高度令人误解的西方哲学传统观点,这一西方哲学传统观点建立在对德国唯心主义过分简单化的说明的基础之上。在恩格斯所写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可以找到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表述。[7]在此书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由被简单化了的三部分所构成,那就是:黑格尔与他之前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哲学与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与哲学和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依照这种观点,哲学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并走向了终结的。
黑格尔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与此相反,他指出,所有的观点,包括他本人的观点,都属于哲学史的范畴。康德提出了哲学在批判哲学那里达到了终结这一令他声名狼藉的论断,但是没有任何哲学理论能够使哲学传统走向终结。早期的理论不是被忽视就是为后来的理论所驳斥,而后来的理论则又不断使讨论超越任何既定的观点。
恩格斯概括了谢林关于黑格尔所假设的否定哲学与哲学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哲学一般而言不足以回答、解决或者以别的方式处理它的问题、关注点或者困难。理性必须适应,或适合于它的对象。恩格斯的这种基本的洞察回溯到了早期的希腊传统,至少是回溯到了巴门尼德。谬误之路是直线的,而真理之路是环状的,巴门尼德在区分两者的时候指出,知识的工具必须适应于它试图了解的对象。这一观点后来被多次重述,例如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康德哥白尼革命的中心论点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人只能够认识他所建构的某物。恩格斯认为哲学不足以充分地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真实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些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哲学。
恩格斯无论据的简单论断迅速地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几乎达到了与宗教信仰同等的地位。为了让人们认可,这种信条既不需要经过论证又不需要经过证明,并且这种信条也不能够为通常的争论所驳斥。恩格斯没有证明任何主张,他也没有寻找任何借口为他的主张作注解,他的主张仅仅是断言。
卢卡奇与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读,费尔巴哈使得马克思离开哲学而转向哲学之外的科学立场,以便回答、解决或者说克服哲学的难点、问题和关注点。正像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这种观点意在说明马克思离开了仰赖于单个或者多个个体行为的这一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法,转而依赖于科学,也即科学规律。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通过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而转向“科学”理论的观点,既然它不再是哲学,它也就不再依赖于主体性。可是正相反,当我们细读马克思的原著时,我们发现,他的立场依赖于对主体观念的反思,这种主体观念并没有被弃置,而是依赖于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费希特的思想。
恩格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之间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没有论证的叙述,在卢卡奇那里转化为复杂的、经过严密论证的较有说服力的叙述。卢卡奇与卡尔·柯尔施[8]同时使用了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不同于恩格斯,也不同于包括柯尔施在内的大多数的马克思研究者,卢卡奇对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卢卡奇早期曾致力于康德哲学的审美理论研究。他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形式有两个特征:第一,像柯尔施、也像其他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抵制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二元解读,主张更为丰富的多维解读。第二,不同于柯尔施、也不同于其他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了费希特对于理解马克思立场的重要性。
卢卡奇关于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论述出现在他发表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9],同年,柯尔施发表了他的重要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卢卡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并混有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元素的对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将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商品分析。在卢卡奇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能够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
他对这一观点的康德式论证由两个基本点组成:第一,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够认识它的对象,即现实的社会结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仅限于理解虚假的现象,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通过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理论把握了真正的现象,因而它本质上是理性的。这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唯一方法。正像卢卡奇在一个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品(指《历史与阶级意识》——译者注)中所断言的那样,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理论能够解决任何难题和所有问题。[10]
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态度是既肯定又否定的。说他的态度是肯定的,是因为他补充了支撑恩格斯的过分简单化的论断的论据,重申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说他的态度是否定的,是因为他尖锐地批评了恩格斯在哲学方面的不充分,例如恩格斯对“自在之物”这一康德哲学核心概念的过分简单化的理解。[11]恩格斯仅仅是声称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并得以终结,却没有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卢卡奇则通过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在主体层面上存在着一个特定的缺陷,从而支持了恩格斯的这一主张。按照卢卡奇的陈述,这一缺陷是由马克思纠正的。
卢卡奇举出黑格尔著作中众所周知的三个理由来说明黑格尔没能提供一个充分的主体概念:第一,理性与历史的关系仅仅是偶然的,因为理性实际上并不能把握历史。这是人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黑格尔开始于一个抽象的、理论性的境遇,完全没有抓住社会和历史的境况。第二,黑格尔认为历史有一个终结,这一终结将发生在普鲁士国家。在此背景下,卢卡奇反复重申这种主张:在黑格尔后期的思想中,他放弃了年轻时的革命理想并表现出反动的政治姿态。第三,他指责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以一种抽象的、冥想的讨论方式,仅仅通过从逻辑经过自然再到精神这样一种转换过程的逻辑分析,将历史与其起源分离开来。这一结果是绝对观念似乎创造了历史。这是卢卡奇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清楚明白的断言,它构成了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批判黑格尔的基础,即黑格尔哲学是泛逻辑主义的。[12]
在卢卡奇看来,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它的方法指出超越这些局限的道路。正确的道路应该回归到马克思早期所发现的真正的历史主体观念。通过作为真正的历史方法的辩证法,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历史进程在无产阶级那里获得了主体/客体的统一。卢卡奇说:“这个进程至少是在方法上指出超越这些局限的途径,即作为真正的历史方法的辩证法,被这个阶级所把握,这一阶级能够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发现主客体的统一,‘我们’作为行为的主体,即无产阶级。”[13]
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解决由自在之物所带来的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清晰重申,即哲学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被终结。换句话说,由马克思发现并由马克思主义继续的无产阶级理论,提供了解决德国古典哲学遗留下来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卢卡奇在最后的分析中指出:哲学没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终结,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改造绝对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并且达到终点,马克思主义完美地延续了哲学。
我们能够总结如下: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关键性的转变体现在他早期作品中对主体性的再思考。据此,卢卡奇将注意力转向费希特。费希特的能动性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对理论与实践、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解决方案,对此概念卢卡奇持批判接受的态度。卢卡奇附和着其他人对费希特的批评,认为费希特没能理解人类能动性的真正本性,而仅仅把它理解为精神能动性。
费希特的主体概念完全是能动的,从来也不是被动的,它对于解决康德哲学问题做出的贡献具有重大意义。康德使理论依赖于实践,因为不能通过理论分析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依然能够得到解决。费希特超越了康德,正确地指出主客体在能动性中的统一。卢卡奇指出在反思主体和客体在能动中的统一性时[14],费希特揭示了既有的存在(given)可以理解为主体/客体相统一的结果。在卢卡奇看来,费希特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主客体统一的论证表达得相当清楚,依照其论证,费希特将这种主客体的统一定位于精神能动,但事实上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实现的。
费希特与马克思的主体观念
康德认为“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将知识的一般条件从心理因素中分离出来的先验的演绎”一节中,康德提出了他的主体观点。尽管他通过行为的类型说明了经验的类型,但是他仍然没有能够清楚地阐述统一的主体理论。在康德之后,费希特阐明了以主体能动性为基础的统一的主体理论。在黑格尔之后,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内的许多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为了进一步发展主体性而转向了费希特。[15]
马克思熟知费希特的立场,在其全部职业生涯中马克思一直对费希特充满兴趣。这清楚地表现在其早期作品特别是《巴黎手稿》(1844)中。在第三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著名章节中,马克思反对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主体观。他认为通过自我意识来思考人类,与将意识的对象还原为纯粹的精神创造物一样是错误的。在著作中,马克思使用了费希特的术语来反驳费希特:“当现实的、肉体的……人……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6]
我们看到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是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这一点与费希特相反,人们普遍地但错误地认为费希特相信现实完全是思想的产物。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如果人类个体不是单独地通过精神的活动而创造,那么他们也不能通过他们精神的能力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这里极力主张的观点多么类似于费希特自己的人类主体观念,推测起来,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反黑格尔的,并且可能也是反费希特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相当详尽地引用相关的段落是有帮助的。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7]
据我所知,在马克思多卷本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其他个别的段落能够(像这个段落一样)提供马克思对于人类个体理解的更为详细的陈述。此外,这一段落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马克思对于有限人类的理解与费希特观点之间显著的相似性。用费希特的话说,人类可以被描述为自然的、拥有驾驭力的,因为它的有限而受难的、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充满激情的(存在物),这反映了马克思理解费希特的理论和费希特有限人类的特定概念。尽管马克思的全面立场不同于费希特,但是很明显,马克思认可了费希特论述人类个体观念的主线,即人类个体被看作是一个受周围社会环境制约的自然存在,并能够在改造周围的社会环境中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结论: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
在文章的开始,我提出了马克思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如何理解费希特主义者,这在费希特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青年谢林和青年黑格尔一度都是费希特主义者,尽管费希特立刻拒绝了谢林作为他的弟子,并且黑格尔也迅速超越了这一早期阶段。如果成为费希特主义者意味着接受费希特立场的主线,那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从来不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甚至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费希特本人也从来不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因为在近16个版本的知识论中,他不停地变换立场,他从来也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陈述。反过来说,如果成为一个费希特主义者意味着接受一个或者多个费希特的核心观念,那么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讲,马克思显而易见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这突出的体现在他关于有限的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能动的观念。
在现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提出了两种人类主体观,即广为人知的、“正式的”观众理论,和鲜为人知的、但更令人感兴趣的具有争议性的演员理论,这一理论蕴含在对笛卡尔《方法论》这本书的著名段落“在世界上演的所有喜剧中试图成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这句话的注释之中。[18]
所谓主体的观众理论一直为人们所熟知。可总体上说来,在笛卡尔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主体观念是不同形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界定的演员观念,借助于这些观念,不同的思想家试图去了解知识、道德以及通过有限人类的能动活动的棱镜所折射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属于这一发展路径,起初他反对康德那完全理论化的主体以及在黑格尔那里主体的明显缺位,这一缺位最初是通过费希特的主体观念来克服的,费希特的主体观念一直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但是主体的能动性又为主体自我建构的社会环境所制约。当然,马克思不是费希特,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非常相似。在费希特之后,马克思以一个费希特主义者的方式,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由工作、也可以说是由劳动所界定的主体性进行了反思。通过有限人类的自我生产,马克思解读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在将来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可能超越了满足有限人类的现实需要,通过劳动,人们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人的潜能,这种劳动,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人类活动。
马克思的全部立场是试图以人类能动性理论为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规划人类自由的现实条件。这种通过人类的能动性理解人类的方法是由费希特在批判康德的时候所形成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借用并改造了这一方法。
马克思的观点不能被还原为其前辈的观点,然而,这一观点类似于并且很明显还吸收了前辈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提出了在人类能动活动中把握有限人类的存在和所有诸多社会形态的方法。在西方传统中,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能动(activity)的生活理论。但是19世纪中期,当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反抗黑格尔时,影响他们的最为接近这个方法的版本就是费希特的立场。就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的人类观念起源于费希特。在这一意义上,并且也可能是在其他的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
注释:
[1] Tom Rockmore,Kant and Ideal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2] “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in G.E.Moore,Philosophic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2,1958.
[3] G.W.Leibniz,Philosophische Schriften,edited by C.I.Gerhardt,Berlin: Weidmann,1875-1890,IV,pp.559-560.
[4] “First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in J.G.Fichte,The Science of Knowledg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and John Lach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3-28.
[5] Ludwig Feuerbach,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Indianapolis: Hackett,1986.
[6]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谢林的关系,参见:Manfred Frank,Der unendliche Mangel an Sein.Schellings Hegelkritik und die Anfnge der Marxschen Dialektik,Frankfurt a.M.: Suhrkamp,1975.
[7] Friedrich Engels,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edited by C.P.Dutt,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1.
[8] 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 New Left Books,1972.
[9] 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 MIT Press,1971.
[10] Ibid.,p.83.
[11] Ibid.,pp.131-133.
[12] Georg Lukács,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edited by Frank Benseler,Lukács\|Werke,Neuwied: Luchterhand Verlag,Bd.14,1984.
[13]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p.148-149.
[14] Ibid.,p.123.
[15] Auguste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1970,2 vols.,II,p.294.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4页。
[17] 同上书,第324、326页。
[18]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vol.2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Haldane and G.R.T.Ros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99.
(作者:Tom Rockmore,美国杜肯大学特聘教授;译者单位:国务院侨办侨务干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