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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
作者:于艳艳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 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05-02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1899年恩格斯的名字首次传入中国。随之,恩格斯的著作开始在中国译介。从恩格斯的名字首次传入到大革命失败,是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最初的零星介绍、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以及“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三个阶段。随着恩格斯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其影响也不断扩大。认真考察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对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可提供借鉴。
关键词:恩格斯著作 早期传播 历史考察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就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界大都是将其与马克思的著作一起介绍,鲜有对恩格斯著作的单独研究。本文试就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作一初步梳理。

  一、1899年至十月革命前夕:恩格斯生平和著作的零星介绍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文章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却把马克思误作为英国人。文章还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豪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1]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有关内容的意译。这也是在国内出现的最早的有关恩格斯著作的文字片段。

  1899年5月《大同学》单行本出版。在其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首次提到了恩格斯的名字。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并说:“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作者对意译恩格斯的这段话,还说:“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明论。”[2]这样,通过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翻译和出版的这些中文书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一些言论最先在国内出现,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介的历史。[3]

  20世纪初,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把卡尔·马克思译作“加陆·马陆科斯”,把恩格斯译作“野契陆斯”。书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描述了他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两人“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苦”[4],并对《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恩格斯著作的写作过程作了介绍。该书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5]。与此同时,上海广智书局还出版了周子高译、日本人细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该书在介绍德意志之社会党时,也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中,马克思被译作“马克”,恩格斯被译作“隐垓”。1903年10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了中国达识社译、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该书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着重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

  1903年2月,马君武在中国留日学生主编的《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最后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目录,列举了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五本书。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字记载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1905年11月,朱执信(署名蛰伸)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对恩格斯(译作“嫣及尔”)的生平活动,文章介绍说:“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6]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恩格斯的生平活动。文章较为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和最末一段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7]1906年6月,宋教仁(署名犟斋)在《民报》第5号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是:“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颤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8]同年9月,《民报》第7号发表的署名为梦蝶生的文章也译介了《共产党宣言》中十项纲领的主要内容。

  从1907年起,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陆续刊载了恩格斯著作的一些译文。1907年9月,刘师培在《天义报》第6卷上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文章提及恩格斯的两篇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一篇被译为《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并把这一篇文章误以为是马尔克斯(即马克思)所著。《天义报》第8、9、10合卷中,刊有社会主义书刊广告,其中有《共产党宣言》。1907年12月,《天义报》第13、14卷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第15卷《学理》栏内,刊载了民鸣译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全文。这是迄今查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文。刘师培在“编者按”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按语指出:“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9]在《天义报》第16—19合卷(1908年春季增刊)中,刊登了民鸣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译成的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刘师培为此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序言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并提到了“因氏著《英国劳动阶级状态》”。[10]春季增刊还刊发了志达写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第一篇为因格尔斯(恩格斯)学说,文章写道:“因格尔斯所著,署名《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原》,其推论家族之起源,原因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其中复有论财婚一节,约谓今之结婚均由金钱。”并摘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中的几段文字。

  辛亥革命后,国内的一些报刊陆续开始直接译载恩格斯的著作。1912年5—7月,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2、5、6、8期上,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译载的恩格斯的一本著作。同年6月,《新世界》第2期上刊登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文章对《共产党宣言》作了概略介绍,全译了《宣言》中的十项纲领,称赞《宣言》“不啻二十世纪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1912年,《东方杂志》连续五期登载了《社会主义神髓》一书。

  以上是十月革命前恩格斯著作的译介情况。这一时期恩格斯著作的译介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恩格斯著作的译介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介绍开始的,而且对恩格斯的生平事迹介绍大都是在介绍马克思生平事迹时顺便提及的,还没有专门介绍恩格斯生平事迹的文章。恩格斯的中文名字还没有固定的译法,这也是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时期主要有“恩格思”、“野契陆斯”、“隐垓”、“嫣及尔”、“因格尔斯”、“恩极尔斯”等译法。十月革命后,又出现了“昂格思”、“因格斯”、“英哲尔士”、“安格尔斯”等译法。二是译介恩格斯著作的人物比较复杂,目的各异。译介者既有外国传教士、无政府主义者又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外国传教士是为了思想传教的方便,无政府主义者是为其无政府主义张目,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为了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三是影响甚微。所作的译介是很零星的、片面的和肤浅的,从整体上看还处在自发状态。译介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作者误认为是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大都只提马克思等。译文多用文言体裁表述,而且译载恩格斯著作的出版物多数在日本发行,国内也主要是局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流传。

  二、十月革命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恩格斯著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从而也推动了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前夕出版的第16号“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译文,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文章突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编者在译文前加的按语说:“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le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是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2月7日,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李大钊的帮助下,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改版,增加了“自由论坛”和“名著介绍”两栏。同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5月5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由渊泉译、日本人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章比较详细地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且全文译载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接着,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转载了此文。同年9月和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第6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文章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传播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第6卷第5号还发表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一文,文章提到《共产党宣言》,说马克思“与至友昂格思应一秘密结社之要求,合刊一共产党宣言书,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译本……此书可称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圣经。书中之一语,正如枪弹之一射。就其全书言之,几无一语,不经千次之呼吁”。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有进步要求的报刊也相继开始刊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文章。《星期评论》第10号发表了由戴季陶翻译的恩格斯于1891年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此后,这一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1919年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同年11月发行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文,译名是《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国民》杂志10月号发表了常乃惪的《马克司历史的唯物主义》,文章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引用了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有关论述。1919年12月,胡汉民在《建设》第1卷第5号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该文辑译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1920年该刊第3卷第1号发表了徐苏中从日文转译的介绍文章《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此文是由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最后结论部分编辑而成的。1920年1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发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翌年5月,副刊“觉悟”也发表过施存统节译《共产党宣言》的《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1920年10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连载了恽代英的《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一文,文章摘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中关于家庭起源的部分内容。恽代英“译者志”中写道:“英哲尔士为马克思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类似的介绍和宣传在其他报刊上也相继出现。

  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当时是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全书用三号铅字刊印,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并且在书的上端印有“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署名。初版印刷只有一千本,很快赠售一空。同年9月就出版了第二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多年来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时期就不仅流传于上海,而且还流传到北京乃至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伐战争时期,在有的革命军队中,甚至人手一册,广为流传。即使在革命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宣言》仍然改头换面,秘密流传。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联合出版了由郑次川编译、王岫庐校订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小册子,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第三章节译,恩格斯的独著在我国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尚属首次。

  这一时期恩格斯著作的传播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推动了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二是涉及到的恩格斯著作种数较前一时期有所增加。十月革命前,译介的恩格斯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四种,这一时期又增加了《神圣家族》、《反杜林论》、《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的信》等三种,而且《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出版了单行本。三是《共产党宣言》仍然是传播的重点。这一时期对《宣言》的传播不仅有节译,而且还出版了完整的中文译本,它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四是传播的主阵地为报刊,这也是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时期译载恩格斯著作的报刊主要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国民》杂志、《建设》、《东方杂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时期:译载恩格斯著作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1921年9月1日,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新青年》第9卷第5号发布“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了创社宗旨与任务。通告说:“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此通告还列出了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等49种,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以及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至1922年6月底,由于实际能力和翻译水平有限,人民出版社实际共出书12种,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译者署名改为陈佛突。

  这一时期,一些进步报刊成为译载恩格斯著作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先驱》、《少年》、《中国青年》、《政治生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译载过恩格斯的著作。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发表了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引译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论述。该文曾作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而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中三篇文章之一,广为散发。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先驱》创刊号,发表了署名重远的题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该文援引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部分论述。同年2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3期发表了励冰的《〈共产党宣言〉的后序》一文,引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内容。1923年12月10 日,法国巴黎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创办的《少年》第13号,发表了题为《权力的原理》的文章,该文是恩格斯《论权威》的全译文,译者署名抱兮。这是党成立后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恩格斯著作中最早的中译文。1924年3月30日,《中国青年》第24期刊发了署名冰冰撰写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该书目对每一本著作作了简介,其中就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924年8月24日,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第14期,译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片段,标题为《民主革命与工人》,译者署名葵。编者在译文前加的按语中称“这篇演说与《共产党宣言》同一重要”。1925年2—3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了柯柏年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全译文,标题是《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署名为丽英女士。柯柏年的译文是恩格斯这部著作在我国发表的第一篇全译文。“觉悟”的编者在发表这个译文时加的按语中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经典之一,为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所必读之书,亦为最易明了社会主义要领的入门书。全书共三章,第三章曾由某书局翻译出版,可惜译得不甚高明,此系全译,译者对社会主义素有研究,故意义和文字都较前者为善。”

  由于这一时期“讨论马克斯的学说或他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已经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某些有影响的书局和一些非进步报刊也出版、介绍和译载过恩格斯的著作。1924年8月,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一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是以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吸收了当时一些新材料,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编撰而成的。到1927年3月,该书已再版四次。1922年7月出版的第2卷第1期《今日》杂志发表了《马克斯著作史》,列举了包括马克斯、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在内的18种著作。翌年8月出版的第3卷第2期上,刊载了熊得山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九章的译文,标题分别是《历史以前的文化解读》、《国家的起源》、《未开与文明》。“《今日》是由投机政客和讲坛学会主义者主办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进行政治投机的反动刊物”,但它所译载的恩格斯著作,“使当时渴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

  这一时期恩格斯著作的传播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有领导、有系统、有计划地被译介到中国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党先后建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出版机构,翻译和重印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全译文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的部分译文。二是译载恩格斯著作“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不仅国内进步报刊《新青年》、《先驱》、《少年》、《中国青年》、《政治生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译载过恩格斯的著作,国内某些有影响的书局和一些非进步报刊也出版和刊登过恩格斯的著作,而且远在法国巴黎的《少年》杂志也译载了恩格斯的著作。三是恩格斯著作的译介水平明显提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译文不仅由柯柏年在我国首次发表,而且由于“译者对社会主义素有研究,故意义和文字都较前者为善”。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像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第一批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

  四、几点思考

  认真考察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可提供借鉴。

  首先,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张力密不可分。近代以来,国家衰落、列强入侵、救亡图存成为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各种社会力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结果屡遭失败。新文化运动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五四运动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决定了中国需要西方思想,但又不能忍受那种和帝国主义有明显联系的、并足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它特有的优点。它是来自西方的、是比较完整的、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同时,它又相当激烈地批判西方,和中国人民所仇恨的帝国主义不仅界限分明,而且势不两立;再有,它和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有某种同构的关系,特别是和儒学那种注重实践、那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强烈的社会意识、历史感受,有不少可以找到结合点的地方。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这一特别的思想力量和理论力量,使得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作用,就必然要带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带有独特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与民族特色。把包括恩格斯著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欧洲语言通过翻译而转化为中国语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前提。如果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这种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显得更加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再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五四运动后涌现出的400多种报刊中,至少有200多家程度不同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也是大众传媒。当今社会是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总是倾向于主动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和所需要的媒介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根据受众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媒介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为了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还要把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报刊杂志与通俗读物、印刷传媒与数字传媒等多种传播媒介进行优化组合,努力打造一个全方位、广覆盖的大众化的传播体系。

注释:

  [1][2]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第55—56页,第313页。

  [3] 周子东《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第144页。

  [4][6][8][9][10]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152页,第353页,第373页,第430页,第431页,第433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第242页,第244页,第258—259页,第261页,270—271页,第266页。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网编辑删除了部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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