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于1992年1月2日正式启动向市场经济转轨。至今，已有19个年头。在这期间，不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西方国家与我国，从官方到学者都发表了不少论著，从各个角度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研究，其中既有共识，也有不同的看法。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作为苏联继承国，俄罗斯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实施这一体制时间最长。因此，俄罗斯转轨任务最为艰巨，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复杂，转轨危机也十分严重；二是还应看到，俄罗斯经济转轨任务远未完成。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甚多，这里仅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看法。

　　　一、俄罗斯缘何选择“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式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其原因很多。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经过激烈争论，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 科萨尔斯等，2000）。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未来得及实施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改革，他就下台了。这样，当俄罗斯独立执政后才决定推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对向市场经济过渡曾提出“渐进的”、“激进的”(后来被称为“休克的”)和“适度激进的”三种方案。但俄罗斯独立执政后最后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基本内容一般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围绕这“三化”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是： (1)放开价格。从1992年1月 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价格，结果有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紧缩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大大削减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规定靠预算拨款支付的工资不实行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紧缩货币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与信贷规模。(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经济组织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 (4)在俄罗斯国内可以自由兑换卢布，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1996年，私有化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分别占俄罗斯企业总数与GDP的比重约为60%和70%。

　　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最后决定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原因是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想得到西方的支持，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实际上，原因非常复杂，本文归结为6点。

　　　  (一)在总结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未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后，俄罗斯民主派认识到，必须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

　　 俄罗斯民主派在确定了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当时俄罗斯“转轨进程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格泽尔兹·W科勒德克，1999：3）

　　（二）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促使俄罗斯新执政者实行激进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

　　到1990年，苏联的经济与市场状况是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到1991年，经济状况则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 2.8%和4.5%、石油和煤炭开采下降11%、生铁下降l7%、食品生产下降 1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24%、国家收购量下降了34%、对外贸易额下降 37%。1991年，国家预算赤字比计划增加了5倍，占GDP的20%。

　　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使得市场供应变得十分尖锐。1990年，在 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 乌留卡耶夫，2000：18、20）。1991年10月至1992年4月，笔者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访问学者，考察了当时的经济改革，亲眼目睹了这个时期苏联(俄罗斯)市场商品奇缺的状况，它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

　　 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指出的：“在俄罗斯(苏联)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前的十几年是可行的。因为当中国改革的经验出现的时候(1970年代末)，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人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乌留卡耶夫，2000：6）

　　（三）俄罗斯新执政者一上台，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

　　人们对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经济恶果已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所以在19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都产生了一种“幻想与错觉”，似乎只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可以马上摆脱危机，很快就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这种压力成为俄罗斯加快改革步伐的催化剂。

　　（四）通过激进改革尽快摧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使得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得不可逆转。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执政，民主派取得了领导权。但是，民主派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面临着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挑战。就是说，在民主派上台初期，俄罗斯国内面临着国家向何处去的争论与斗争。斗争的核心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在上述政治背景下，在民主派看来，必须加速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以便从根本上摧垮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达到体制转轨不可逆转的目的。

　　（五）政治局势也是促使新执政者推行经济激进转轨的重要因素。

　　苏联解体前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十分严峻。1991年“8•19”事件后，“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 乌留卡耶夫，2000：21、22）。这是因为，“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科萨尔斯等，2000：30）在这期间，大家忙于政治斗争，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取缔苏共，最后是苏联解体。这样，在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述政治情况下可供选择改革途径已经是十分狭窄了。

　　（六）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说明，1990年代初俄实行激进改革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笔者认为，对俄罗斯采取激进转轨方式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当时俄罗斯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去探究，切忌简单化。

　　二、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问题，有人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则从历史与转轨过程出现的失误两个方面分析危机原因（普京，2002）。笔者认为普京的分析是符合实情的，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下面笔者就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苏联时期留下的深刻危机因素。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经济继承了苏联经济，因此，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磨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和严重。这是因为：

　　1．苏联历次改革未取得成功，经济问题越积越多，潜在的危机因素越来越增加。到了1970年代，苏联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前面我们已谈到。就是说经济危机在实行“休克疗法”之前已发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2．长期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明显地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提高。早在1971年，苏联就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但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集约化的道路仍未取得进展。这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工部门过于庞大，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这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普里马科夫指出，苏联解体前军工领域各部门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普里马科夫，2002：62）。如此庞大、占GDP比重如此高的军工企业，在1992—1993年，武器生产几乎下降了5/6，军工企业生产总规模下降6/7（刘美珣、伊万诺维奇，2004：350）。上面几个数字告诉我们，占GDP 70%的军工生产下降了6/7，这对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起多大的作用。

　　4．苏联时期的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1991年经互会解散，导致俄罗斯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与原来的经济分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对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据有关材料分析，在经互会解散的1991年，苏联GDP下降的50%以上是与经互会方面经济联系遭到破坏造成的。这里还要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地区合作和部门分工的破裂对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

　　这里可以看到，仅军工生产的大幅度下滑和经互会解体这两个因素，对俄罗斯出现经济转轨危机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想，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题。

　　（二）经济转转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

　　1．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在俄罗斯转轨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罗斯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到1994年2月10日，盖达尔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还强调：“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十分明显，当时俄罗斯经济转轨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没有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994年3月，俄罗斯调查了专家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看法。在受调查的专家中有57%的人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力度过于软弱”（ 科萨尔斯等，2000：64）。

　　2．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还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价格自由化过程中，为了抑制通胀，需要实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但俄罗斯没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门实行适度紧缩，而是全面紧缩，不加区分，结果造成投资大幅下降，1995年，俄罗斯投资总额仅为1990年的25%。投资危机在经济危机中最为突出。另外，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量的过度紧缩，使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而难以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过度的紧缩政策既没有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平衡财政的目标。还需要指出的是，过度紧缩政策，还导致三角债大量增加，并出现经济货币化大幅度下降与严重的支付危机。

　　3．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是俄罗斯长期解决不了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在IMF出版的《金融与发展》季刊1999年6月号上，盖达尔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俄罗斯危机给转轨国家带来的教训。他认为俄罗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失误是：“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性或不存在的行政管理限制灾难性地融合在一起”。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软性预算措施是与硬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共存的。由于每个企业都是某个庞大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牢牢控制着经理的任用，还要确保这些经理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企业经理人员完全处于集权化的政治控制体系中，他们必须循规蹈矩。虽也有掠取企业财富的犯罪行为，但受到限制。而当这种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之后，对企业经理人员的行政控制也就瓦解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每年的税收计划往往只能完成50%左右，而大量的财政支出压不下来，财政危机不断加深。1998年“8·17”的一场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典型例子。从这一年的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看，俄罗斯有一半以上的预算支出没有资金来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去。与此同时，还债的压力越来越大，并已完全丧失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到了8月，俄罗斯政府与央行不得不宣布调整卢布汇率与重组债务。

　　4．国企改革中的失误，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把过去统一的、过分集中的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俄罗斯改革所有制结构，是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在于搞不搞私有化，而在于在私有化的战略目标与方式等方面出了严重错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本文作专门论述。

　　5．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期望过高。俄罗斯在转轨初期，原设想只要沿着西方认同的改革方向发展，与社会主义决裂，就可获得西方大量资金。实践证明，西方的经济援助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援助的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即，要使俄罗斯长期处于弱而不乱状态。几年之后，俄罗斯对此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6．分配领域中的失误。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相当一个时期内未能实现这个原则。转轨一开始，由于盖达尔坚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社会与分配领域，他坚持的政策是：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居民。这样，在废除苏联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同时，并未采取有效的社会公正政策来遏制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据俄罗斯统计资料，10%的富有阶层的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在1991年为4.5倍，而到1999年的第二季度则升至14.7倍。另外，国家不能满足人们对教育、保健及文化等方面的要求。这种分配政策，使得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多数居民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这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得不到支持、市场经济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

　　在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个理论误区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在苏联时期的历次改革中，有两个问题是不允许触及的：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所有制经济。苏联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一个重要原因，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会冲跨国有制经济。产生上述问题亦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所有制是高级形式，或者像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那么，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异化。因此，在这种生产资料全盘国有化的情况下，国家是惟一的所有者和雇主，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往往是虚拟的，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往往被忽视。因为，“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它依靠直接的暴力和强大的宣传机器压制人们的经济利益，企图把经济利益偷换成虚伪的、人为地制造的‘主人翁感’。当这个制度已精疲力竭，已没有力量进行压制和‘再教育’的时候，国家虽然不太愿意，但也不得不逐渐地开始承认经济利益的存在。于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人和其他一切正常人一样，无非也是‘经济’。他也完全具有经济利益——金钱利益、所有权利益。这就推动了私有化。”（丘拜斯，2004：11-12）

　　生产资料全盘国有化所产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清楚地表明，改革所有制的结构，到了叶利钦上台执政时，不论从发展经济角度还是从向市场经济转轨角度来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俄罗斯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是通过私有化进行的。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业绩

　　1．由于俄罗斯以较快速度实现了私有化，从而打破了国家对不动产与生产设备所有权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经营多元化新格局，为多元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2．在以代表民主派执政的俄罗斯政府看来，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私有化的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经济转轨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保证。

　　3．私有化企业经营中决策的自由度增大与开发新产品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样，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可能更符合市场的要求。

　　4．小私有化都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1)由于商业、服务业、小型工交企业转换了所有制形式，提高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得到较快发展。1994年，在俄罗斯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非国有成分已占80%以上。(2)活跃了消费市场与促进了流通领域发展。(3)对调整苏联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起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大，如俄罗斯，1991年服务业占GDP的24%，而到1994年已上升为50%。

　　（二）俄罗斯私有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由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因此，私有化是在丘拜斯为尽快实现摧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主导思想下进行的。丘拜斯明确地说：“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凡是有助于使国家脱离共产主义，有助于在国内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的东西，就应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丘拜斯，2004：282）因此，俄罗斯私有化从指导思想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例如：(1)俄罗斯改革国营企业，采取强制的方法，人为地确定在每个时期要把国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多少，等等。(2)为了尽快培植起一个广泛的私有者和企业家阶层，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实行无偿的证券私有化，力图用相当于当时俄罗斯国有资产总值的1/3的证券，让公司购买私有化后企业的股票。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俄罗斯61%的新企业主曾经被列为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就是说，私有化为原领导人和投机者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从事投机，大发横财。（3）与上述因素相联系，在改造国有企业过程中，没有考虑如何保护国有企业已经形成的潜力，并使其继续发挥作用，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并没有去研究和解决如何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这些因素也是导致所有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产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2．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这是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俄罗斯500家最大的私有化企业按现价至少值2000亿美元，而实际以72亿美元出售（真理报，1995）。又如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值为10亿美元，而仅以400万美元卖给一家私人财团。

　　3．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私有化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或者变化不明显。这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1)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市场的主体，以此来促使企业尽快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率与竞争能力。但实现这一目标，对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企业来说，需要有个过程，决不是某些人所想像的，只要所有制一变，经营机制立即会变，经营效果立即会提高。

　　(2)对部分以股份制形式实现私有化、并又是国家控股的企业来说，企业的产权与责任并不十分清楚，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私有化企业，更多地考虑国有财产的处理问题，不顾及企业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

　　(3)经济转轨国家的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在传统体制下，都忽视设备的更新，生产技术十分落后，急需更新设备与技术，而私有化后的新企业主往往缺乏资金，没有新的投入。“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材料，当原班管理人员当领导时，74%的新投资者拒绝为自己拥有的项目投资”（ 刘美珣、伊万诺维奇，2004：352）。这样就难以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益。

　　(4)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私有化尽管是打着科斯定理的旗号进行的，即国家财产一旦私有化，它最终会落入效率最高的生产者手中。而俄罗斯实际上没有按科斯定理推行私有化。

　　(5)大私有化打破了国家的反垄断，但在某些国家又出现私人垄断和行业垄断。这在西方如美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如英国供排水公司，私有化初期效果较好，后来因存在行业垄断，该公司其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利润上涨幅度。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政策后，据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透露，他是由7个银行家和商人联合起来控制俄罗斯50%财产的成员之一。这些大财团，控制某个行业是十分容易的事。垄断不打破，就不能通过竞争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6)从客观来讲，较为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尚未形成。

　　4．产生的社会问题甚多。主要有失业人数增加；经济犯罪日益严重。1996年，俄罗斯仅私有化主管理部门——各级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还应看到，随着俄罗斯私有化的推行，对整个社会经济犯罪起着推动的作用，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如在俄罗斯一方面出现了暴发的“新俄罗斯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广大居民阶层。这必然引起社会大多数人的不满并使社会处于紧张状态。

　　5．通过私有化也没有达到大量增加预算收入的目的。普里马科夫指出：“从1992—1998年，预算从大量的、全面的‘私有化’中仅仅得到想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收入。其余所有的全落入人数很少的所谓‘寡头’集团腰包。”（普里马科夫，2002：183、33）

　　6．国家政权的“寡头化”。这是在1992年至1998年与叶利钦一道共事的总统助理们写的一本书中提出的看法。他们毫不隐讳1996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国家处在“寡头化”时期（萨塔罗夫等，2002：916）。因此，在谈到私有化的后果时，不能不涉及到金融寡头的问题。

　　金融寡头出现于1993年，也就是说它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中，出现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互相融合与发展过程，因此，也可称金融工业集团。

　　金融寡头的出现，其客观条件，从大的环境来讲，是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转轨；从具体条件来讲，最直接与重要的是俄罗斯国家实行的私有化政策与采取的全权委托银行制度。这些条件为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已握有财权和管理权的大企业与大银行，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成为更快集聚资本的最有效的途径。

　　四、叶利钦之后俄罗斯经济转轨趋势

　　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为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强国地位作出了努力。深入研究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对认识与把握俄罗斯的未来十分重要。

　　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连任后第一次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说，从1990年代初起，俄罗斯在发展中走过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破过去的经济体系，随之习惯的生活方式也被打破，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社会经历了严重困难。而第二阶段是清除旧体制坍塌的废墟，同时成功地制止了最危险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普京认为，在不久前才开始走向发展现代化俄罗斯国家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才有可能高速发展，有可能解决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才有了足够的经验和必要的手段，可以为自己提出真正长期的目标。

　　显然，俄罗斯发展的第一阶段系指叶利钦执政时期，第二阶段系指普京总统的第一任期，而第三阶段系指起始于普京当选第二任总统。普京把他第一任期即俄罗斯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政绩，简要地归结为成功地制止最危险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

　　自普京执政以来，人们给他本人和在他治理下的俄罗斯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无非是为了论证普京的治国思想通过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及政策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判断俄罗斯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到普京执政后期，对其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基本政策，不少人归结为实行“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有人把“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称之为普京的发展道路即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我想，如果说得简单一点，所谓“可控的民主”，是针对叶利钦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由此造成的社会无序而言的。如果这种状况不克服，就不可能使政局稳定，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秩序，经济也不可能得到稳定发展。“可控的市场”（有人指这是普京构建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亦是针对叶利钦时期失去国家调控的无序的与混乱的市场经济而言的。“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实际上只是在俄罗斯、只是在针对叶利钦时期的情况才具有意义。拿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苏联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早就争论过，当时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概念，因为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可以也应该得到调控的。笔者认为，“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是普京根据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所推行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视为一种政治体制模式与经济体制模式，或视为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这些提法都尚需斟酌。在我看来，普京执政时期一直坚持实施的是以体现俄罗斯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治国方略和政策，他的治国方略或基本政策是两条：政治上集权化与经济上自由化。

　　普京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其基本国策是围绕两个轴心进行的：加强中央权力和加速经济发展。与这个基本国策相适应，推行的基本政策是：政治集权+经济自由。我们这里讲的经济自由或自由经济，是指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的。普京强调的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届杜马的讲话也表示了俄罗斯将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他敦促国家杜马批准久拖未决的土地私有化。同时，普京强调，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像叶利钦时期那样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一般原则要求的“自由经济”。普京认为，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经济”，对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与经济发展可取得最佳效果。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8日，普京被俄国家杜马批准为政府总理。这样，“梅普政权”正式形成。

　　国内外舆论认为，梅普结合将会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学者指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联手意味着现政府开始的改革进程会继续下去。这也是将会更加重视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为了使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继续下去，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其离任前的2008年2月8日，普京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的讲话（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为俄罗斯今后12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大的框架。该《发展战略》基本政策是：

　　从战略目标层面来讲，与普京一上台就提出的和执政8年期间推行的富民强国战略是一致的。从推行经济发展与改革层面来讲，朝着经济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不论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内，普遍认为， 2008年2月8日的讲话，“这是普京近年来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一次讲演，其社会领域的主张更加温和。”他的战略“重点是发展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强大的国家和负责任的社会政策。”（斯坦诺瓦娅，2008）

　　为了发展有竞争能力的市场，使经济朝着更加自由化方向发展，普京在他提出的《发展战略》中，承诺将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主要包括的内容有：

　　第一，大幅度降低税负，以刺激投资，增加国内需求。普京在《发展战略》中提出：“必须积极地运用税收机制来刺激发展人的资源的投资。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免公司和居民的税收”（普京，2008：679）。

　　第二，创造条件发展中小型私营企业。普京指出，现在，俄罗斯的中小企业生存很艰难。但要解决就业和发展经济，又得依靠中小企业的发展（普京，2008）。

　　第三，减少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俄罗斯工业家与企业家联盟主席绍欣指出：普京在2008年2月8日之前，曾两次谈及俄罗斯不打算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并说：国家集团公司不应包揽一切，更不会限制实业界的利益或压缩私营企业。绍欣认为，这是一个转向自由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普京在《发展战略》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消除对经济的过分挤压，这种挤压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力。”（普京，2008：683）

　　第四，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普京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就是效率极低。”“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化的、腐败的制度，它没有谋求积极的动力，更谈不上有谋求急速发展的动力。”“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是权力过分集中。”普京提出，“政府应该成为提出思想、制定战略规划的智囊中心。”“而不是一个劲儿找无关紧要的细节，在鸡毛蒜皮上下功夫。”（普京，2008：680、683）在行政体制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严重。

　　第五，形成独立的司法体制，以保障企业的权益，使其不受官僚摆布。

　　第六，实行广泛的社会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住房、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问题。

　　应该说，不论从当前还是今后时期，梅普发展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都要实行富民强国战略，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强化市场化改革方向。梅德韦杰夫一再强调，将沿着普京的路线走下去，要继续执行普京执政时期的政策。

　　但要指出的是，不能从以上的分析得出结论，梅普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完全一样。从治国理念来说，梅普虽都强调建立强大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但梅德韦杰夫在强调上述理念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公民的自由。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宣誓就职的演讲中说：“人权和自由在我们的社会被认为是最高的价值，正是这两点决定着所有国家活动的意义和内容。”他认为，“自已的最重要任务是继续发展公民自由，为自由和责任感的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国家繁荣创造宽泛的条件。”2008年11月5日，梅德韦杰夫所作的首个总统国情咨文中，又特别强调指出，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的成熟程度是俄罗斯今后发展的源泉。他还说，通过宪法来扩大经济与商业自由，形成中产阶级、发展中小企业与建立创新经济。2009年11月12 日，在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实际上对普京时期国有经济增长提出了批评性的看法。他说，俄国有经济现占经济总量的40%。这部分经济，由于存在垄断性、封闭性与缺乏现代化的特点，其经营效果差，这些大垄断集团的领导人一般由政府委派，从而容易产生官商结合的腐败。梅德韦杰夫认为，国有经济成分不断增加，“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好处也没有。国有大公司，在当代，这种方式总的来说是没有前途的。”

　　从目前的俄罗斯来看，普京仍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乃是一个强势总理。当今，梅普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尽快使俄经济走出危机，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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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