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社会主义　　

　　在革命和改良之间，共产党人历来主张革命，反对改良。革命派认为要改造世界只有实行革命，给改良派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反对改良主义久了，往往闻改良而色变，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敢谈改良，明显的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措施明明是改良，却使用了“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说法，中文译作“改革”，避开了改良主义的嫌疑。中国的汉语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把“改良”换成“改革”，有了一个“革”字来保险，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改良也就变得不可怕了。其实“改良”是一个很不错的词，把制度、措施等等改得好一些、良一些，不正是大家所企望、所追求的吗？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起初全党都是实行不断革命的，在城市搞大规模的国有化，一开始是银行和大中工业企业，发展到最后连小型企业也统统国有化，把国有化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重要措施。国有化也推广到农村，1918年5月初宣布“粮食垄断”，实行“粮食专政”，1918年6月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把国内战争引入农村，不仅革地主的命，而且剥夺富农，伤及中农。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余粮征集制），名义上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几乎拿走农民的全部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那时候，城市和军队需要粮食，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党纲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性文件，纲领宣称，十月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提出有计划组织社会生产过程的任务，准备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国内所有经济活动最高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有计划的产品分配取代贸易，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去，把银行变成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的机关，扩大非现金结算和准备取消货币，以支票及短期购物证代替货币，等等。与此同时，采取措施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公有化极高的农业公社等等，依靠农村的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镇压富农及一切资本主义成分。以上一切都不是遥远未来的目标，而是近期的实践任务。所以到1920年内战基本结束的时候，各种共产主义的措施反而进入高潮。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全部中小工业国有化，12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给居民无偿发放粮食制品”的法令，12月17日发布“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日用品”的法令，12月23日决定“取消所有燃料的付费”。住房、自来水、排水和净水、煤气、电报、电话、电气、无线电话的收费都被取消，还准备取消货币税。

　　这一切表明俄共（布）打算通过一系列军事共产主义措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并且在这一点上全党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军事共产主义措施，尤其是粮食征收制，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反对，在内战后期各地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20年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农民暴动，而到1921年春更发展到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军港一直是红色政权的堡垒，其水兵是苏维埃政权的铁拳，哪里有困难就把他们派遣到哪儿，现今堡垒也发生兵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酿成了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危机。

　　穿军装的和脱下军装的农民以及普通农民的暴动，惊醒了醉心于超越阶段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迫使他们立即下决心进行改革，把粮食征收制改为粮食税，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到新经济政策。从这时起，俄共内部从一致向共产主义过渡，分化出两种社会主义发展观：一种是以列宁和布哈林为代表，主张实行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种是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代表，主张不断革命，加剧阶级斗争。

　　二、“公民和平”，改良，长入社会主义　　

　　1921年春，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5月初，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其中建议用“国内和平”（гражданский мир，也可译作“公民和平”、“公民和睦”）的口号取代“国内战争”的口号，在国内实行高度民主以提高党的威信，从而加强党对工人和农民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国家唯一的政权之后，在镇压了高尔察克之后，就应该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是未曾见过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全世界的影响。”7月27日，他把题为《伤脑筋的问题》的文章交给布哈林，供《真理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挥了报告书的思想，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进化。需要制定能保证和平进化、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规。有人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只能在经济好转之后实行，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振兴经济，而言论和出版自由恰恰是调动他们积极性所必需的。还有人认为，一旦实施言论自由，国内的一些混乱现象如罢工等会传出去。米雅斯尼科夫反驳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混乱现象而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混乱现象并不会因为不实行言论自由而有所减少。”何况即使报纸不报道各种事件，人们也会通过目击者了解到。而这种保密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们不相信我们的报纸。他说：“在我国所处的艰难条件下，谁想使疲惫不堪的工人跟我们走，谁想使我们的力量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的影响增强，他就应该说，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做到这一点。” [1]

　　8月5日，列宁给米雅斯尼科夫写了详细的答复，肯定了他关于“国内和平”取代“国内战争”的提法，认为这是“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他说：“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2]

　　“国内和平”的口号是宣布国内和解的口号。三年的国内战争使“红”“白”双方死伤惨重，国民经济濒临破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阶级和阶层人士疲惫不堪，这个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在新经济政策下需要各阶级各阶层的合作。对过去的错误做法，需要通过改良的办法予以纠正。1921年，苏维埃政权实行了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良，或曰大规模的改革，即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历史上一共进行过三次改革，依次为20世纪20年代的列宁改革、50年代至60年代的赫鲁晓夫改革和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列宁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识的改革是收效最大的改革。

　　就在肯定国内和平之后不久，1921年11月，在十月革命4周年之际，列宁发表了《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改革的宣言。显然是针对当时高涨的革命情绪和发热的头脑，列宁特别详尽地解释了革命同改良（改革）的关系。俄文реформа有改良和改革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改良，主张革命，因此常常把主张改良叫做改良主义（реформизм），久而久之，改良就顶着一个坏名声。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革命后实行的第一次改良或改革，但这种主张和政策当时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特意写作这篇文章，消除对改良或改革的误解。文章写道：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3]

　　换句话说，改良（改革）是用渐进的方法在体制范围内改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在这里不再需要剧烈的革命震动，不需要实行第二次、第三次革命，整个社会通过进化逐步向社会主义演进。布哈林后来用“长入社会主义”一语表达了列宁的这个意思。

　　列宁已经不忌讳“改良主义”了。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革命激进情绪，列宁警告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4]

　　列宁在病中口授的文章之一《论合作社》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对这句名言后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实列宁本人给予了最清楚准确的说明，他接着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5]

　　文化主义（Культурничество），是革命前俄国某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单纯的文化教育活动来改变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的主张，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正因为如此，以前各版的列宁《论合作社》的中译文都不敢直译为“文化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把此词译作“文化主义”，准确地传达了列宁所要说的意思。这里，列宁明确宣布要从抓革命、抓政治斗争、抓阶级斗争转向抓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抓“文化主义”上去。这是列宁“遗嘱”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很可惜，完全被他的后继者所忽略和遗忘了。

　　有一段流传的列宁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罗夫的“临别赠言”很能说明问题——私下的谈话往往比公开的报告要坦率一些，直白一些。当时主持《工商报》的瓦连廷诺夫记下了弗拉基米罗夫向他转述的列宁“赠言”的内容：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什么。他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第二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就是金融领域。我们需要坚挺的货币，好的卢布，而不是“苏维埃纸币”那种废物。没有坚挺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就会见鬼去。作为我们金融、我们货币系统的领导人，列瓦（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做一个守财奴，普留施金吧。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的人变坏了，习惯于大量地无偿地从国库取钱。这种习惯没有消除，我们有数以万计的“索钱”的爱好者。在这些人的压力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力量用坚挺的卢布取代苏维埃纸币。不要做软弱的诗人，不要听信那些向您渲染鄙视钱币的美妙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废话。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向您施加压力，要求国库追加各种款项、各种拨款，请回答他们，办事的启动资金他们是有的，超过的一切让他们自己去筹集。资本家投放一定数量的钱，他们能够在生产、经商、出售商品的过程中增加金钱的数额，得到剩余价值。让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学会创造这种剩余价值，那时候他们就不用跑国库乞讨了。一切都要求厉行节约。国家预算不要支付一戈比多余的钱。只有在一种场合下不要当吝啬鬼，这就是国民教师的奖励和薪水问题。我们在小册子和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全民识字，而在我们的农村和小县城，这些文化的使者没有裤子穿，在挨饿。我们出版无数的废物，而没有纸张制作学生的练习本。应当停止这种合作范围。如果为此需要所有部门厉行节约，列瓦同志，那就无情地坚决地去做。通过新经济政策我们当然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表现在教育者大军——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上。难道像沙皇时期那样到处都是文盲的国家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列瓦同志，还要给你一句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斯摩尔尼和革命最初年代早已过去。在革命5年之后，如果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学会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实际地对待，这就是说我们是白痴或者无可救药的空谈家。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非常经常地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加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听到这样的空话，列瓦，不要不好意思，要大声叫喊：“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要说废话！”[6]您能够理解我：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我意识到，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随便说的话，我也会胡说，在最短期间，甚至不要10年，我们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不好意思，揪住我的后襟，大声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弗拉基米罗夫三次，如果不是更多，以不同的方案和补充对我谈了他听到的列宁的赠言。可以看出，他赋予赠言以巨大的意义。像“我们是白痴或者无可救药的空谈家”，“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列宁的这些话他忧郁地重复了好几遍。[7]

　　这段话在《列宁全集》中是没有的，但完全符合列宁最后的想法。人之将逝，其言也善，病中的列宁在赠言中讲了许多大实话：老百姓不管谁在克里姆林宫执政，他们衡量政权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同过去相比，他们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如果他们不满意，就会起来反抗。俄国农民曾经起义反对沙皇政府，也曾起义反对临时政府，后来在不堪重负的粮食征收制下又曾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依据亲身经历知道，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只能与之妥协。列宁警告，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充当浪漫诗人，不要用革命诗歌代替干实事，不要说漂亮话，不要狂言在短期内进入共产主义王国。这时候的列宁已经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而是踏踏实实的改革家，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了。

　　理解、接受和阐发列宁改良主义主张的是布哈林。十月革命后，布哈林是党内著名的“左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他反对向德国“投降”，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残余，打倒资产阶级。他把农民看作最大的敌人，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其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在这段期间写成的两本书《共产主义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和《过渡时期经济学》，堪称军事共产主义的“经典”。

　　不过布哈林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人。经历了内战、军事共产主义以及农民暴动的反抗，他发现不能与农民为敌，对农民的要求需要让步，要保持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同农民妥协，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运用市场机制。因此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经过短暂的思考，立即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改良的一边。

　　接过列宁的“公民和平”的思想，布哈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需要革命，只要渐进的改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有机发展的道路，和平长入的道路。有机发展论否定了不断革命论，否定了跳跃发展、跑步发展、大跃进。因此他提出的政策是发展经济、发家致富政策，是富民政策。他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口号。他主张多种经济并存，互相促进，互相繁荣，反对老百姓一富起来就搞剥夺没收。

　　布哈林认为，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使用暴力镇压是必要的，需要借助于暴力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但是在完成镇压任务之后，国家的职能就应当改变，由使用暴力转向文化经济建设。在这里不需要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如果搞这种革命，那将是反革命，而不是革命，需要的是国内和平，而不是国内战争。布哈林这里秉承的是列宁关于“国内和平”的指示。布哈林是最早注意到列宁1921年给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所肯定的“国内和平”口号的。他依据列宁的说法，反对在和平时期煽动国内战争。

　　工人阶级在打退敌人的一切进攻并保证和平建设工作之后，它在本国就不再鼓吹国内战争，而是鼓吹在一切阶层——包括政权过去的敌人——都完全承认这一政权、承认它的法律、它的机构的基础上，以及在服从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基础上的国内安定。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国内和平的政党”。[8]

　　布哈林反对使阶级斗争尖锐化。1925年，他在批驳左派拉林的“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要求时指出：“这种阶级斗争尖锐化将把我们引向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尖锐化’将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即剥夺另一个阶级。”[9]他反对进行第二次革命，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农村鼓吹积累，同时却允许安排在两年后举行武装起义，那就会害怕积累。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0]不能在农村搞“巴托罗缪之夜”。巴托罗缪之夜指的是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即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里需要的是逐步进化、演进，而不是革命。他解释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机发展过程，是自然生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能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做促进工作，不能揠苗助长。他把自己的主张叫做“长入社会主义”。

　　布哈林了解霍布森的有机社会思想，知道他提出的和谐发展理论，他当然也知道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布哈林认为自己的长入社会主义主张同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有原则的区别。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专门谈了长入社会主义问题。他说：

　　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者讲得很多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长入社会主义。不过，我们和修正主义的分歧就在于什么时候开始长入。修正主义者不愿意有任何革命，断言这种长入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认为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获得政权就开辟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获得越来越大的基础，逐步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排挤出去，直到因此把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止。[11]

　　以政权为分界，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为前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镇压了被推翻阶级的反抗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

　　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的正确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夺者的反抗。以后，新社会便开始有机地进化增长，这个增长本身就是伟大革命改造的组成部分。[12]

　　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用“长入”这个词来说明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过程。例如：农民“能够通过合作社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体系”；“农民合作社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逐渐长入各种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各种合作社——贫农合作社、销售、采购、信用合作社以及富农合作社，“这整个阶梯都将长入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的体系，并同时长入我们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其结果就是富农长入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贫农和中农长入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网将不是由富农式而是由‘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像租让企业那样”，等等。[13]

　　“长入”一词所要强调的有机生长，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是逐步的渐进的生长过程，而不是人为的揠苗助长，不是大轰大嗡的跃进。这里不需要革命，不能使用暴力，只需要改良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长入”一词不仅用于劳动成分、集体成分，而且也用于剥削成分、资本主义成分。不是布哈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东西，而是他认为不同成分可以通过不同的和平的而非剥夺的办法，使之融入、长入社会主义机构。这就是他反复解说的阶级斗争形式改变了，就是对富农也不应当采取“打掉门牙”的办法，对私商也不应当采取“封闭店铺”的办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14]在正确的方针下，在执行正确的政策下，社会各阶层、各种经济力量是能够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的。

　　布哈林注意到列宁在最后的文章中的明确主张，即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经济建设上去，实行“文化主义”。

　　归根结底，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列宁生前除了同上述弗拉基米罗夫有过关于农民问题的谈话外，还同布哈林详谈过农民问题，其最主要之点就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布哈林记下了列宁的指示，并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详细发挥了列宁的最后主张。对当时争论最多的富农问题，布哈林提出同富农的斗争不应当采取敲掉牙齿，拆洋铁皮的房子的办法，而应当用经济的手段，使中农和贫农因得到国家的支持而在生产经营上胜过富农。布哈林说，也许富农的孙子会因为这样做而感谢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所谓的富农多半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善于经营、勤劳致富的中农，而不是革命前的旧式富农，后者在贫农委员会期间已经被剥夺干净了。

　　三、不断革命，使阶级斗争尖锐化　　

　　在革命的高潮中，在天天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盼望世界革命的俄国，要冷静下来，不谈甚至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是不容易的。十月革命的领导人都是在革命斗争中的无畏战士，他们的一生、他们的思维都是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毫不奇怪，十月革命后直到20年代，绝大多数领导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革命、阶级斗争、暴力剥夺、消灭阶级敌人、铲除资产阶级、清除资本主义的根子，等等。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在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两人确实存在着实质上的相似之处。

　　在俄国革命中，托洛茨基早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主张。起初他的不断革命只是指在俄国民主革命必须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列宁、布哈林等人也不约而同地持这种立场，俄国二月革命后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在俄国民主革命任务远未完成的情况下，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用社会主义革命“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

　　到20年代，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理论发挥到国内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这一阶段也应当“不断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国际革命更应是不断的，一国胜利后要把革命推向其他国家，直到取得全世界的胜利。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一书的初版序言中写道：

　　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结束。

　　托洛茨基认为他的不断革命论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三个思想”。第一个思想是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个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间内和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发展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的。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革命，是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15]这是其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

　　他在《什么是不断革命？》中解释说：“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是可以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斗争必然在国内引发国内战争，在国外引发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就在于此，不管这里所涉及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和议会制时代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16]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开展，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核心观点。要“不断革命”，就必须有革命对象，在托洛茨基看来，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耐普曼、富农甚至农民，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予以打击的革命对象。农民问题是托洛茨基最担心的问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仍然认为，小生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2500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间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在社会主义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17]对小生产的作用列宁也有过疑虑，但他在最后时日修正了自己的想法，而托洛茨基并没有随列宁前进。

　　托洛茨基派的政策方针首先是针对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在城市是耐普曼，在农村是富农和富裕农民，他们按照“不断革命”的理论，要求不仅限制而且要消灭这些资本主义成分。不过，从列宁逝世前后起，托洛茨基在中央已经不拥有实权，那时掌权的是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所以他的主张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主张，而不是实践的政策，没有带来多大的实际危害，它只是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股“左”的激进思潮。并且从托洛茨基能在1920年初提出改变粮食政策的建议看，他也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政治家，因此很难说他如果当政不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危害大的是斯大林实行的政策。斯大林在党内斗争初期往往以“中庸”的面貌出现，尽量避免过激行动。在20年代中期，当季诺维也夫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时候，他反对“割除”政策。他既表示不同意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又为之辩护。但是到了20年代末，斯大林击败所有反对派之后，树立了自己唯我独尊的地位，其极端立场立即暴露无遗。

　　1929年，布哈林已经成为斯大林批判的对象。在1929年4月的全会上，布哈林引用了一个他所受到的“指责”的清单：

　　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

　　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

　　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只靠富农；

　　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

　　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18]

　　这本是托洛茨基等在反对派政纲中对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中央提出的指责。两年后斯大林又对布哈林提出了同样的指责。所以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政纲同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竟有如此奇怪、如此可疑的‘思想上的一致’！”这就证明了斯大林派同托洛茨基派在思想上的某种一致。

　　斯大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理论功底和概括能力，没有能够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来谈问题，只能在阶级斗争这一点上做文章，不过仅此一招就足以实现他消除异己、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这一招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从1928年开始，他在谈论各种问题和困难时都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用阶级斗争解释发生困难的原因，用抓阶级斗争去解决问题。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创新，即“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敌对阶级的反抗就越激烈，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这个独创的理论是斯大林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理论依据。

　　1928年7月9日，他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时说，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力量”，“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9]

　　斯大林解释他所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时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20]

　　为强调自己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斯大林捏造出一个所谓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成就越多，阶级斗争就越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21]与此相对，斯大林把自己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叫作“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

　　依据“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所展开的是什么样的斗争呢？

　　1928年，斯大林实施了对沙赫特矿井工程师的镇压，把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管理不善所引发的矿难变成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把矛头指向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接着，在30年代初又制造了“工业党”案、“劳动农民党”案、孟什维克案等等，打击和镇压了大批老知识分子。由于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排挤和镇压，造成人才的严重短缺，斯大林不得不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加紧培养“自己的”干部。

　　前面已经说过，十月革命后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剥夺，旧俄的富农已经基本消灭，后来出现的“富农”绝大多数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他们利用新经济政策所给予的优惠条件发家致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在全盘集体化中他们遭到剥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遭到镇压的还有那些藏有粮食不卖给国家的农民，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甚至还有饥荒年月到地头捡拾麦穗的妇女和儿童。据苏联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遭到没收财产的男女老少有850—900万人。这个数字比斯大林亲口对丘吉尔说的1000万略少。[22]然而残酷的集体化并没有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就在全盘集体化之后，1932—1933年苏联发生了连续两年的大饥荒，至少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全盘集体化直接带来的恶果，至今乌克兰人还在算这笔老账。

　　如果说在30年代前后鼓吹“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为消灭“富农”和资本主义成分制造舆论，那么到了30年代中期，在声称已消灭剥削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斯大林继续鼓吹阶级斗争尖锐化就是为了消灭党内异己，消灭过去的对手、潜在的对手以及臆想的对手。 

　　1934年底发生了基洛夫暗杀事件，此后不久，1935年1月18日联共中央在秘密信中指出：“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23]

　　1937年3月，即在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批判了一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斯大林宣称：“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24]

　　既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再说国内的阶级敌人破坏就有点不合逻辑了，于是斯大林把问题引向了国外，说是国外的阶级敌人在指挥国内的破坏活动。斯大林创造了新的逻辑：“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25]

　　斯大林制造这套理论不是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总结，而是其大规模镇压的遮羞布。他以基洛夫遇害为借口，开始了清除党内异己的斗争，连续举行了针对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党政领导人的三次公审闹剧，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1936年）、“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1937年）、“右派和托派联盟案”（1938年），举行了对苏联将领的秘密审判的“反苏托派军事组织案”（1937年），把以前的各种反对派成员网罗进去，把对他有潜在威胁的领导人清除掉。通过这一轮大清洗，列宁的最亲密战友、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被清除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忠于斯大林的二三流角色。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千百万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有权为此获得回报：休养生息，改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苏联出现了非常好的改革时机。但是，斯大林给予人民的回报却是加紧控制，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批判浪潮，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莫须有的案件。祸不单行，战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这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第三次饥荒。

　　数以百万计的红军进入西方世界，看到了外部社会的真实面貌，接触到西方高生活水平的自由社会，这一切给长期封闭的苏联社会带来严重的威胁。为消除西方的影响，斯大林开辟了新的战线，大反“世界主义”，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开展了一浪接一浪的批判高潮：清理批判杂志《旗》和《列宁格勒》、歌剧《伟大的友谊》、电影《灿烂的生活》、《西欧哲学史》、经济学以及语言学著作，同时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案件，如犹太人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等等，把他所不放心的人网罗进去，予以镇压。

　　这时候，重弹“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老调已经很难自圆其说。然而，独裁者是很难有安全感的，斯大林对其周围的人仍然不放心，仍然不能放弃镇压，于是又搬出了曾多次宣布业已消灭的“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俄流亡者”等等作为假想敌。1948年1月，他召见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再建一批新的劳改营和特种监狱：“请在2月份汇报决定草案，对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俄流亡者需要创造特殊的条件……”

　　2月中旬，克鲁格洛夫等给斯大林送上“关于建立制度严格的劳改营和监狱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以及将其流放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服刑的决定草案”。根据这项决定，在苏联各地新建了几十个劳改营。[26]直到斯大林死亡才中断这一镇压进程，使许多人逃过了一劫，这其中也包括斯大林的亲信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

　　这就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实践。如果说，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主观上还是为了把革命继续下去，其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就很难让人认真对待，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加强控制、实施镇压的一个口实而已。这是不合逻辑的“理论”，是杜撰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把苏联引向另一条发展的道路，引向死胡同。

　　四、结 语　　

　　至此，我们看到苏联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可惜的是列宁的“公民和平”口号和布哈林的“长入”设想没有能够占主导地位，很快就被掌握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抛弃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占了上风，其结果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了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按照苏联和后来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的说法，有2000万人成为无端镇压的牺牲者。[27]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成为动荡不安的、人人自危的社会。

　　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生来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如此，尤其是在此制度下的各项具体政策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而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因此，不断地进行改良或改革，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得到不断改善。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讳言错误，承认错误，并且采取改良主义的措施，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施了改革，取得了可喜成就，苏联的20年代是朝气蓬勃的年代，欣欣向荣的时代。可惜，后继者斯大林推翻了列宁开始的改革，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企图以强制手段建设他的社会主义，使苏联走上一条极权专制的道路，为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丧权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本文有关米雅斯尼科夫的资料转引自Ю.格兰德的《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综述》，原载前苏联《旗帜》杂志1990年第3期，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2]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45页。

　　[3][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4—245、246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6] 屠格涅夫《父与子》中描绘，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躺在巴扎罗夫旁边大发诗意：“槭树的干叶飘落到地上；它的姿态完全像飞舞的蝴蝶。最悲惨的和死亡的东西却像最快乐的和活生生的东西。”对此巴扎罗夫讽刺地叫道：“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7] Волентинов(Вольский) Н.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Stanford.Caltfornia.1971.C.186.

　　[8][9][10]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译：《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431、384、370—371页。

　　[11] 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40—141页。

　　[12]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译：《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13] 同上书，第375、376、386、419、428页。

　　[14] 同上书，第365页。

　　[15] [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85—87页。

　　[16]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17][18] [俄]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43—44页。

　　[19]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5页。

　　[21]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4页。但布哈林本人并无这样系统的说法，参见拙作《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载郑异凡：《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2] 〖JP3〗[俄]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1页。

　　[23][24][25]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4、128—129、129页。

　　[26] 转引自[俄]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第459—460页。

　　[27] 俄网上资料：一周访谈，2000年11月4日。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