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模式的提出

　　二战结束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都出现过社会发展的上升和进步态势。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在进步中却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反复，总体态势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到了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使得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滑向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国内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并孽生了贫穷和饥饿，这都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是有局限的。以至于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逐渐地受到质疑，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根基也渐渐地动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为了解决国家发展出现的根本问题，在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大转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上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大约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2000年前后将近20年的历史巨变中，中国模式产生和发展，并在这一进程中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其中，中国模式在苏东剧变中经历了严峻考验并顽强地生存、发展和壮大着，被国际敌对势力或仇视、或默认，但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评价。

　　一方面，在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国际思潮变动中中国模式的酝酿与形成阶段，正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低潮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冷战结束过程中凸显出“胜利者”的姿态，与此相对应的人类社会发展观是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成了西方舆论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在国际舆论中受到极为不公的贬损，甚至在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有一部分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实，苏东剧变正是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科学性，但这被西方主流舆论所掩盖，致使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难以认清苏东剧变的本质，只能看到当时相关国际现象与问题的表征。然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国家综合实力惊人增长在国际上独占鳌头，从正面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有效性和卓有成就，既客观消弭着社会主义国家内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怀疑论和否定论，又在全球范围直面回应着各种借助冷战结束而毁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思潮和行为。这是以中国特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其他模式，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外在竞争与比较，来体现不同国家间的主流哲学思想和社会发展观念的对比与较量。如果说这种竞争态势在冷战结束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势均力敌或难分胜负的话，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与蔓延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竞争的一个重大分界点。这个界点不仅仅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仍然繁荣，还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并且在这些国家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热。其中《资本论》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成堆地翻印、成批量地抢购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畅销书，是为一个显例。而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针对金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罪恶和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公开讲话，无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主流政治圈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变化，哪怕只是些微的变化。这些都在客观上否定或动摇了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论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长远的历史连续性看，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是：落后的中国是被卷入全球化潮流，而非主动地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加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性，造成了中国在寻找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总体上一次比一次更进步，一次比一次更科学，更靠近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模式的形成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摆脱摇摆与反复，逐步进入恒常、纵深的科学发展时期。它不但使中国成功地远离了贫穷落后而被全球化抛弃的命运，而且为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贵的发展经验，也一定程度上为发达国家再发展提供了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动态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性国际问题的重要依靠力量。地区热点问题、全球反恐问题、核生化武器及其材料扩散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问题，都日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这是中国模式国内效应的国际化结果。

　　上述两个方面无疑是造成中国模式备受国际关注的重要原因，但这里必须强调说明的是：一，在全局性和较长的历史视野中，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的自然过程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模式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其他发展模式的并存和竞争，也是同样是如此。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和预测的类型之繁多，只是体现了人们的主观差异和不同倾向；二，由于中国集中一切精力发展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改革开放开启时就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外交，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强调中国发展要韬光养晦，因而关于中国模式，既不是首先由中国自己总结和定义出来的，也更不是中国主观地以凸显本国发展的优越性去否定其他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被国际学界和政界提出和广泛评论为肇始，从而带动中国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或议论。

　　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加上上海世博会的盛况空前，等等，使得中国模式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已经逐渐让对中国发展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学者或政界人士的观点有所变化。中国模式发展了中国，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基本框架是怎样的？它有哪些特点？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相对于其他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又是什么？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说法难以统一。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理解和认识的模糊性和非确定性，妨碍人们理解中国模式的本质和特点。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基本上是主观的，即研究中国模式的视角不同与理论偏差。

　　二、几种主要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研究观点

　　（一）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来考察

　　代表性的学术成就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强调“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云锁认为，在雷默那里，“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然而，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甚至有时将二者等同起来互换使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指出：“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而“中国模式”则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2008年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尹倩博士认为，“中国模式”并非“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既可以是实践经验，也可以是发展理念，参照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所谓“北京共识”只是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它与“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都属于发展理念的范畴。因此，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概念的视角过于狭窄。美国人俄勒冈大学讲座教授、批判性理论和跨国研究中心主任土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北京共识”（全球组织的另一种选择和“中国模式”（回应中国社会的特色需要）存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与早先“中国模式”类似。早些时候的“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也没有否定在全球推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另一类观点强调：与“北京共识”相比，“中国模式”的概念更恰当。2007年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博士生陈志认为，讲“北京共识”有对外输出发展经验之嫌。而讲“中国模式”则更客观、理性，它主要强调本国的发展经验总结，所以用“中国模式”更适合。署名林春的作者2006年在《读书》上刊文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这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无法包容的。

　　其实上述观点都是关于对中国发展的准确概括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汇能够更加科学地概括出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与特点。即便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一回事，但大多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因为它超越北京共识，同时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欧洲模式等其他发展模式，更能突显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二）从全球化或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研究员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中国模式”中最富时代性的内容，离开了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

　　这两种观点都立足于当今全球化这个时代大背景，在本质上都是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前者更倾向于应对挑战，后者更加注重当代中国如何全方位地发展壮大，既要应对挑战，更要抓住机遇。从全球化视角来研究中国模式，不仅要强调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本身，还应着眼它对全球化进程带来深远的影响，去发掘中国模式内核所具有的伟大生命力和普世意义。

　　（三）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看

　　一是认为，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龙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及斯大林体制的重大区别作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理由。他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2008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张强撰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是不同语境下的同一概念，两者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同一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模式逐步成形并为世人瞩目的过程。

　　二是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首先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教授认为，中国“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

　　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国内学者更注重中国特色，国外学者强调中国模式也吸收了其他模式的、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

　　（四）从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来探究中国模式

　　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2010年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很好的启示性。2006年在北京举行“中非论坛”期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大力推崇中国模式，认为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机会所吸引，他们也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英国前首相希思认为，“中国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中国有丰富的经验供别人学习”，“中国有很多想法是很好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听到她的声音”。2004年5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称中国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吸引了无数追随者，而美国模式却正在失去吸引力。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说，中国的试验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受钦佩的。中国有自己的道路。2005年6月14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1992年10月，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索非亚大学前校长尼波波夫教授认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正确道路，“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教授200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将来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009年9月，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即“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另一方面，国际舆论也有不少对中国模式的消极议论，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少人以十分复杂的心态甚至以恐惧的心理看待中国的发展，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威胁”论及其类似的各种翻版。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社论观点的专栏作者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弗提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中国成为军事预算增长的国家；中国正处在由一个弱者变为强者的进程之中，将有机会去做它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它必须做的事情。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宣扬“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荒谬逻辑。《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上述论点之大成，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很难用通常的方法来对付它。因为与苏联相比，中国显著的不同点是，它的强大军事力量不是建立在虚弱的经济上的，而是强大的经济产生出坚实可信的军事力量。其关键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不仅是影响中国本身，而且波及到亚洲乃至世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界其他地方。美国国防部几乎每年公布的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都别有用心地夸大中国军力和军费开支，散布“中国威胁”论。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如“中国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造危险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等，不一枚举。

　　这个类别的观点呈现出两大对立倾向，一是认为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它不但发展了中国，还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可贵的发展经验，带给人类的是福音；一是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安全的威胁，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会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挑战现有国际权威，突破现有秩序，从而埋下战争与国际社会不安宁的种子，带给世界的是灾难。

　　（五）认为中国模式属于未定论或理论上的乌托邦

　　有学者对到底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提出质疑。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或是北京共识这样的东西；目前最多可以说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道路，寻找一个途径，但这还不能称作是一个模式，因为它还不清晰、不定型和不稳定，而所谓模式，相对来说是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乃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复制，所以，中国模式现在还不存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魏加宁说：“现在就谈‘中国模式’可能为时尚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认为中国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严重，因此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这些关于中国模式未定的观点，是从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固定的或现成的框架这个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发展的，这是与机械物理学或形而上学有相似之处。按照这种视角，那么即便一种模式形成了，循着他们的逻辑而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模式是在什么时间点形成的呢？是精确到年，还是精确到月，还是精确到日，还是精确到时或分或秒或？由于时间的划分可以无限精确下去，如此这般，恐怕中国模式按照此种逻辑，永远不会形成，永远都可以争论不休。如果有美国模式、苏联模式，是不是这两种模式都消除了腐败、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呢？其实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模式中越来越腐败盛行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不能作为某种社会发展模式是否存在的标准，而是某种既存社会模式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六）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方向质变

　　一些学者总结苏东国家由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应该把中国归入这类“转型国家”。俄罗斯东方学专家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就像苏联曾经推行过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这种模式被许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采用，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这些国家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创造前提。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的《中国变化的颜色》一文中虽然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但最终是踏上资本主义经济道路。

　　这些观点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手段，而且把经济发展手段意识形态化。实际上，商品、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是经济学的中性词汇，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褒贬，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其中的根本区别不是手段本身，而是采用某种手段所创造的财富和带来的幸福，最终是为社会的大多数人享有，还是被极少数人所垄断，这才是判断社会经济模式性质的根本所在。

　　（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或社会综合发展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张剑荆副总编认为，“中国模式”指的是，在过去近30年间成功地回应了各种经济难题，保持了经济连续和快速的增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力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是指一种行政主导的经济开放模式。这是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模式。

　　从社会综合性进步来看待中国发展，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并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来改善社会。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中国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吸取中外一切优秀思想和经验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模式。

　　仅仅认为中国模式是指经济发展方面而言的，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它看见了中国发展的根本所在，却看不见中国发展的其他方面，而且无视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其他方面发展的影响，从而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学术窠臼。认为中国模式是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是一个社会运转的全貌和内在机理的联动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的结果。

　　二、简评与总结

　　第一，无论用什么词汇来表述中国模式，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它自身的客观存在和本质。关于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只是如何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精炼地概括的问题，本质上属于概念选择和内容理解的准确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不是主观论述能决定的，而必须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证明。证明的过程应该是有章可循的，而不是用简单的现象罗列来代替规律发掘和总结。中国模式既有一般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共性，也有其独特个性；相对于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相较于其他发展模式而显示自身的优点和缺陷。不同的研究者采用哪个词汇作为定义，不是根本问题，只是更有利于研究者能够更加贴近历史和现实地挖掘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第二，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出现了数次高潮，大多是以经济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便辅以其他方面的论述；其中也有一少部分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综合探析。这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渠道，有助于人们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和潜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并预测了中国未来发展将要遇到的挑战。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只能在某个领域或方面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浅层或中层性规律，还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中抽象出一个能够为不同学派基本认同的论证脉络——串接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主轴线。

　　第三，“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发展主体都想在特定时空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来有效治理和发展本国或本民族，所以当代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是有自己的组织性和规划性的。这决定了任何社会发展都是有自己的特点，即不同的社会发展在客观上存在模式差异。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认为中国模式是乌托邦，是认识主体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性，抹煞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

　　从长远的发展视角看，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在社会建设方面，任何模式都具有其历史性，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而且，任何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以中国发展的非完美性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忽视或漠视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第四，关于中国发展是否潜在中国威胁和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主流是持或观望、或否定、或贬低的态度，虽然也偶有赞扬或客观的研究，且这些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大多对意识形态着墨深重，强调中国逐步西方化而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而资本主义化。再者，西方这些看待中国模式的观点，要么以偏概全，要么随意夸大，不同程度地掺杂着冷战思维，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从根本上讲就是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强大，从而演绎出“中国威胁”论。

　　第五，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与中国主流学者们有许多相似处。他们把研究的中心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面貌的巨大变迁，同时关注中国政治尤其是国际地位的提高。这部分观点一般比较中立，其主观上主要是提炼或借鉴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模式产生良性的国际影响并赢得国际美誉。

　　第六，从全球化方面看中国模式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考察中国模式形成的外因和面临的挑战。这些大多是就中国模式的内向性意义而探析。关于中国模式形成的外来因素和面临挑战的根源、中国模式在对本国的长远意义之外的国际拓展性影响及其动力，没有充分挖掘。中国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中国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将越来越大。中国模式影响世界不仅仅局限于已有的方式和程度，它未来的国际作用是什么，如何起作用，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而且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还从全球化视角去审视，难免会出现把全球化当做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包治百病的普世真经的倾向。全球化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拼加，而是存在某种机制促使两者和谐地相互融合。这个机制既能阻止全球化中的不良因素进入中国，又能有效吸收全球化中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优秀成分。这个机制是中国模式与全球化之间联动的关键。那么，这个机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加速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把国别特征与国际关系演化相结合，既要抓住国际机遇，又要迎接挑战；既要享受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又要对全球化做出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贡献。

　　第七，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存在两个共同缺陷：一是，在如何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大多只是实然研究，即主要是研究中国模式的历史和现状，即便也有一小部分研究是预测未来的。但对中国模式如何形成，为什么要这样形成，未来趋势是什么，鲜见有从哲学高度做更深入的解剖和提炼；二是，基本上认为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改革开发之后。这种界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在研究中国模式时，不可以用断代的非延续性的历史观来静止地研究它，即便这是实然研究的简便易行方法，但却违背了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内在机理的普遍联系性。研究中国模式需要挖掘其历史根基，理顺其复杂的逻辑关系，并藉此展望其未来走向。

　　西方有学者研究的较为普遍的代表性结论之一是：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离开了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超过近30年的惊人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因此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发展模式简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然而，这种习惯性思维与做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认知，而是片面甚至歪曲理解与把握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模式。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在一个核心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在相对稳定而持久的社会力量推动下，不断革新和创造，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是基础和依托，也是中国模式的显著表现，但巨大规模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指导思想的引领和规划。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体现。中国模式根植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之精髓。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引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形式。中国模式是相对其他社会发展模式而存在和凸显自身特点的，有着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现实内容。20世纪70-80年代中后期，中国建设步入正轨并持续进步，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和衰落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问题。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国家建设的发展进程加速，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噪的历史终结论所难以解释的。这样，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拉美模式等，中国发展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国内外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抽象地概括中国发展，形成了叠彩纷呈的见解，但无论如何定义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都难以回避中国发展具有历史承接性和延续性，都难以忽视中国的进步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中国建设而形成的；都难以否认中国发展是参与全球化进程，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统一的全面现代化的和平发展。

　　总之，不同国别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也是不尽相同的。中国模式只能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动态的，而不是僵化不变的。任何社会发展都是全面的综合发展，舍此，则会出现社会发展畸形化。因此中国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而不只是某一方面的进步；中国模式绝不是相对于中国自身而言的，它从酝酿时就被赋予了国际化的丰富内涵，而贯穿于中国模式成长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调整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种种复杂关系，并规划中国发展的未来。中国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不断进行改革开放中力求达到与时俱进，在渐进的探索中构建着和谐社会，并力争营造一个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蔡瑞艳，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钮维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