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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作者:于洪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04-2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 中苏两党关系 中苏论战 共产国际

  苏联共产党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是20世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党。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本文力图依据历史发展轨迹,全面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

  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1919年夏,共产国际派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布尔特曼到天津会晤李大钊,开启了中苏两党相互交往史。次年4月,共产国际接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之一西比里亚科夫建议,派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来华会晤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7月上旬,西比里亚科夫召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开会,研究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开始了建党活动。此后,越来越多的俄共(布)党员奉命来华,参与组建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党小组。

  1921年3月,张太雷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任中国支部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驻苏俄并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展联系的首位代表。此后,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人陆续被上海党组织派往苏俄学习。同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外围组织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相继来华,指导并参加了7月份召开的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

  1922年初,张国焘率中共代表团到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这直接促进了中共二大的召开,并使二大正式作出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此后,达林、越飞、鲍罗廷、加伦、罗伊、米夫、李德等难以计数的共产国际代表陆续来华,帮助、指导中国革命,有些人直接介入中共内部事务,参加中共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参与制定中共的政策和策略。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许多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苏兆征等,都曾到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国际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瞿秋白、王若飞等许多人曾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农民国际中开展重要工作。朱德、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王稼祥等大批中共干部曾在苏联学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旅莫(莫斯科)支部,是中国党同苏联党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一些中共党员还加入了苏共。不少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在苏联生活和学习。

  这一阶段,苏联党在帮助中共建党、制定并实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推动第一次革命高潮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提供了宝贵的人力、智力和财力支持。但两党关系很不平等,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通过共产国际接受苏联党的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党的决议和内部许多事情须向莫斯科报告。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经常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问题作出决议或指示。对中国党及其领导人颐指气使,将错误主张强加于中国的事时有发生。因此,中苏两党关系一开始就不无芥蒂。例如,在中国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及如何对待吴佩孚等许多问题上,陈独秀等人同共产国际代表龌龊丛生,纠纷不断。

  但总的说来,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苏两党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某些长期生活在苏联的中共人士甚至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盲目迷信并严重依赖,王明等人最为典型。正因如此,共产国际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苏联党肃反扩大化错误,对中共产生过灾难性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抬头,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白区党组织丧失殆尽,中央苏区最终陷落,都与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涉有关。中共六大就是根据苏联党的旨意,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主持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选举后来成为叛徒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也源于苏联党的建议。王明、博古六大后在中共党内形成危害极大的左倾统治,也是苏联党通过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党的。

  1935年1月—1943年6月: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

  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加强。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第一,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后来成立的上海中央局30年代前期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电讯联络中断;第二,中共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错误,正确路线开始居主导地位,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第三,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迫使共产国际允许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莫斯科开始弱化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控制和干涉。

  但这时中苏两党关系仍不能完全平等,中国党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依然存在。中国党仍要通过共产国际接受苏联党的指导和帮助。1935年8月,陈云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秘密赴苏,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情况并恢复联系。11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秘抵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负有同样使命的阎红彦不久后亦回到中国。1936年春,刘长胜携带共产国际电讯密码回国,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重建电台联系。可见,建立和保持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中共依然十分重要。

  中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恢复联系,正值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到首位。共产国际就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向中国党发来许多指示。1936年底中共处理“西安事变”时,共产国际插手干预,强加于人故伎重演。1937年11月王明等人离苏回国,苏联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就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向他们下达指示。王明回国后要求中共贯彻“国际路线”,受到中共党内正确领导的强力抵制。但在王明担任领导职务的局部地区,“国际路线”造成的损失有目共睹。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新领导机构既不一概盲从也不全盘抵制,而是结合实际,区别对待,灵活处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卓有成效。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情绪因之而逐渐改变。1938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归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等人表示: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当年9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听取中共代表汇报,随后通过决议并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

  此时,中共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由衷钦佩,对苏联党和斯大林十分敬仰,总是高度评价并坚定支持苏联当时的内外政策。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强调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延安为此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将斯大林称作“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称“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1940年1月,在苏联治疗臂伤并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周恩来面见斯大林,进一步消除了苏联党对中共的一些疑虑,增强了他们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认识和了解。同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全部回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党同苏联党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再度中断。1942年5月,彼·弗拉基米罗夫被派到延安,负责共产国际同中共的联络工作。此人无法插手中国党内部事务,只能向莫斯科提供点情报,对中共并无多大影响。况且共产国际此时已名存实亡,1943年自行解散。中国党通过该组织同苏联党相互联系的历史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949年9月:中国革命胜利使苏联党对中共刮目相看

  二战期间,苏联出于反法西斯斗争需要,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全面合作。因此,苏德战争结束后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事先未向中共透露信息,中共在苏军中工作的刘亚楼等人对此毫无所知。对日作战结束后,苏军又将其占领的东北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对中共在东北的武装力量采取既不帮助也不阻拦的方针。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东北很快建起人民民主政权。中共形成了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思想,中国革命很快走向了全国胜利。

  当时,苏联为实现本国战后重建,力图巩固战后初期世界格局,担心中国革命继续发展影响其对外关系。1945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斯大林两次电告中共: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将把中国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如不去谈判,国际国内各方均不能理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苏方人士害怕得罪国民党,对毛泽东既不接触,也不发表评论。此种“超脱”立场令毛泽东极为不快。

  但此时苏共领导人对中共前途并非漠不关心,对毛泽东本人亦相当尊重。1945年末毛泽东患病,斯大林曾派医生到延安,同时安排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回国与父团聚。苏联来的医生成了中苏两党间的非正式联络员。1947年中国内战升级,苏方听说中共在陕北受到重创,十分惊慌,曾想派专机到中国接毛泽东等人去苏联。有鉴于此,毛泽东转战途中致信斯大林,介绍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和战争态势。1947年12月,毛泽东再次电告斯大林,说明中国革命已出现历史性转折。1948年5月,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又一次致电斯大林,称中共在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完全没有管理经济的经验,请苏联党向中国派遣专家以解决经济问题。斯大林决定派交通人民委员科瓦廖夫以苏联驻中国长春铁路事务代表身份来华,担任苏联党驻中共顾问组组长。斯大林还电告毛泽东,他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948年夏秋之交,大势已去的国民党致信苏联政府,希望苏方在中国国共两党间居中调解。苏方将此信转给中共领导,未加任何评论,事后也未提起。这说明斯大林对中国内战问题的立场已开始转变。1948年12月,科瓦廖夫回国向斯大林汇报中国形势。毛泽东同月致电斯大林,介绍相关情况。苏共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次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集体会谈三天,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单独会晤。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问候,祝愿中国党尽快获胜并彻底解放全中国。他特别解释说,斯大林之所以派他来华而不是邀请毛泽东去苏,主要是考虑到交通、安全以及毛泽东的健康等因素。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访问过程中,虽然有过某些窘迫和不和谐气氛,但米高扬总体上对中共领导人评价甚高。他认为,毛泽东目光远大、策略高明,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任弼时是成熟的共产主义者,是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周恩来是未来政府最合适的总理人选。曾为米高扬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这段时间,斯大林未向中共提出同国民党搞“南北朝”问题。科瓦廖夫后来回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会谈时也未提出任何关于在长江沿岸停止进攻的建议。相反,他透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说,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果辉煌,但反对蒋介石的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已经结束。英法美等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邻国边境,可能采取从封锁中共到武装割据的一切措施,以保卫亚洲和蒋介石控制的岛屿。1949年春,中共中央迁到北京香山。科瓦廖夫从中国东北来到这里,成为苏联党派驻中共的主要联系人,并同斯大林保持直接联系。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同苏共领导人商讨建立新中国等重大问题,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代表团除与苏共领导人多次举行会谈外,还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国形势、中共内外政策的书面材料,建议为密切两党关系相互派遣政治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通过会见、会谈,苏方肯定了中共的建国构想,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如何准备新中国宪法、如何对待其他党派、如何组织政府等,并就解放区同苏联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一致。此外,斯大林还同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刻访苏,以共同解决新情况下的中苏关系问题。在谈到执政的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相互商量,有困难相互帮助,密切联系,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盛宴招待,在苏疗养的江青应邀出席。斯大林席间高度评价中共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是经过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他强调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在世,两国人民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他还表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中国人学习,这不是奉承和客气。中国党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党学习,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也符合发展的规律。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和东亚。中国应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对苏共过去干预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做法,斯大林含蓄地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苏联党“妨碍过”中国党,“常常不够了解”中国党的“事情的实质”。

  据苏方资料记载,这次访苏时,中共曾请求苏联派空军和海军支援进攻台湾,被苏方拒绝。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受命撤回了这一请求,高岗却意外地要求苏联宣布中国东北为其第十七加盟共和国。在座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鼓起掌来,刘少奇极其愤怒,斯大林则不无讥讽地说了一声“张作霖同志”,机智地制止了高岗。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

  这一时期,苏联党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真心赞赏并大力支持的。中共对苏联党和斯大林总体上是信任和敬仰的,也是有求于苏共的。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

  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已提出,建国后要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方针,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与走势。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访问。此行一是参加斯大林诞辰70周年庆祝活动,二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三是商签两国国家条约和协定,四是解决事关两国利益的各种具体问题。斯大林对毛泽东此访高度重视,会谈时曾亲率政治局委员在会客厅门口恭迎,连连赞叹毛泽东“伟大、真伟大”,并且一再表示,胜利者不受审判。然而,会谈中,双方虽有意缔结两国友好条约,但均未直言,结果造成相互误解。毛泽东认为苏方缺乏诚意,提出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前来莫斯科。斯大林惑然不解,反复追问为什么,毛泽东避而未答。双方因沟通不畅产生了隔阂。

  中苏两党领袖对首次会晤受挫均感苦恼和不安。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等多人前往探询毛泽东想法,有时还亲自打电话给毛泽东或其翻译,了解毛泽东有什么愿望,双方应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冷遇,愤懑难平,曾向科瓦廖夫等大发脾气。科氏写信向斯大林汇报情况,斯大林不为所动,反将此信转给毛泽东,同时声明此系科氏个人所为,批评此人不懂政治,意在加强沟通,增进毛泽东对苏共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抵苏后长时间悄无声息,西方世界造谣滋事,宣称毛泽东已被监禁。毛泽东通过对记者发表新年谈话的方式,揭穿他们的谎言。为避免情况进一步复杂化,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尽快前来莫斯科,同时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签署新的中苏条约及各种合作协定的建议。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双方加快了工作步伐。但涉及具体利益时,如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双方合办股份公司、相互开设领事馆等,苏方暴露出大国主义,毛泽东颇有意见。这期间,美国就中苏蒙关系公开造谣,苏方同中方商量,决定苏中蒙各发官方声明予以谴责。但中方缺乏经验,依惯例由新闻署署长对记者发表谈话,没有发表外交部声明。苏方认为中方不守诺言,当面指责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隔阂进一步加深。尽管如此,斯大林对毛泽东仍不失尊敬。他建议毛泽东出版文集,并接受毛泽东的请求,同意派理论造诣较深的尤金院士来华参与此事。

  毛泽东访苏的最大成果是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涉及国家关系的其他文件。1949年7月,尤金来华帮助开展《毛泽东选集》整理出版工作。其中有些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等寄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指示苏共理论刊物提前发表,以示重视。此后一年多时间,苏联陆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一、二、三、四卷,内含中文版第一、二、三卷全部内容。这段时间,中苏高层往来频繁,相互支持与友好合作成为两党两国关系主旋律。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朝鲜战争和以何种方式支持中方抗美援朝等问题上,两党出现分歧。中方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感逐渐降低。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苏共十九大。次年3月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葬礼。此后一段时间,马林科夫为苏联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中苏关系仍相当密切。毛泽东对苏共新领导仍满怀信任和期待。因此,1953年12月,苏联一位副总理访华时,毛泽东向他通告了中共党内出现高饶反党集团一事。次年2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将苏联驻华大使请到家中,与周恩来一起向他通报了高饶事件和中国党处理此事的基本方针。

  1954年9月,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久即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国庆活动,两党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会见。赫鲁晓夫新任苏共领袖,急欲获取中国党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在访华中对中国革命评价甚高,同时承认苏联过去对中国犯有大国主义错误,赞扬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此外,苏方还同意将苏联海军撤出中国旅顺港,将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交给中方,同意将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和几个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转给中方,将苏联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增加15个,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为中国提供5200亿卢布长期贷款,修建连接中苏边界地区的两条新铁路,增派专家来华工作等。双方对这次访问结果均表满意。

  此时,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异常,赫鲁晓夫在理论修养和政治品格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毛泽东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不止一次地提醒此人,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尽管如此,中苏关系这一时期总体尚好。双方仍以“兄弟党”、“兄弟国家”相称,中国人仍习惯性地称苏联为“老大哥”。中苏关系仍给外界以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之感。

  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

  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公开裂痕始于1956年。当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会。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会议闭幕当天夜里又突然召集大会,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价低劣,用语刻薄,近乎全盘否定。朱德知道此事后向苏方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不仅仅属于苏联共产党。

  中共并不否认批判个人迷信的必要性,并在当年召开的八大上表明了原则立场。但对赫鲁晓夫采取的方式方法,中国党无法接受。当年4月,毛泽东几次向苏联来宾表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全面评价。米高扬来华参加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向米高扬讲述中共党史,指出中国党所犯许多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的“坏习气、坏传统”,同时表示,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

  同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除与对方举行六次会谈外,还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与苏方共商波匈事件引发的东欧局势问题。刘少奇在此访中指出,波兰发生的问题是是非问题,而匈牙利发生的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问题,应采取不同方针。苏共领导最初不同意中方意见,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违反马克思主义。刘少奇还尖锐地指出,苏共在斯大林后期对兄弟党有些强加于人,不听就整。苏联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党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基础上。在中国党的建议下,苏联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1月1日,中方发表声明,支持苏方新立场,同时阐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这一年,中共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苏共。由于当时的分歧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双方都不希望损害两党两国关系,两党两国高层往来和接触依旧进行。另一方面,苏共新领导因匈牙利事件陷入困境,特别需要中国党支持,因此对中共的批评和建议洗耳恭听。当年底,赫鲁晓夫曾向中国驻苏大使表示:中国发表的文章好极了,他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然后,他还煞有介事地表示: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仍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1957年初,周恩来率团访苏,向苏共领导阐述了中方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并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赫鲁晓夫表示,双方对斯大林遗产问题看法一致,这在党的关系上不会发生矛盾。他还表态说,苏共要配合中共的政策,以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实际上,双方都意识到两党分歧在迅速扩大。当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受到有别于其他客人的特殊礼遇。但毛泽东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他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批评赫氏向帝国主义退让。苏方没有发表毛泽东讲话全文,只作了简单报道。两党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国际共运中的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

  在当年11月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方批评苏共企图把“修正主义货色”强加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两党围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发生争论。中方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意识形态分歧愈发深刻。但为顾全苏中友好大局,毛泽东在会议上高度赞扬了苏联科技成就,也言不由衷地捧了几句赫鲁晓夫本人,同时提议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苏共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召集者,因为“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

  这时,中苏在国家关系领域也出现许多摩擦。围绕中国是否应制造原子弹、是否需要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问题,双方误解很深,分歧很大,争执激烈。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激烈批评苏联对华关系中的大国主义。他指责苏共领导不相信中国人,把中国人看作第二个铁托,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甚至表示“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请尤金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赫鲁晓夫,“让他不高兴”,“他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不过,毛泽东在谈话中又表示,中苏两党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几天后,赫鲁晓夫再次访华,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某些谅解,但彼此间的不信任情绪已根深蒂固。

  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周恩来率团到会祝贺。赫鲁晓夫向中方表示,他要在报告中取消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理由是苏共在各党关系上“需要谨慎”。周恩来表示,以苏共为首的提法是真理,而且必要,但所谓“为首”,就是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此后,苏联为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单方面废止了以前达成的关于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后,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偏袒印度。苏联塔斯社同时发表声明,笼统地对冲突表示“遗憾”,公开暴露中苏分歧。苏美首脑会晤后,赫鲁晓夫到处宣扬“戴维营精神”,美化帝国主义,鼓吹全面彻底裁军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理论,引起中方极大反感。

  是年9月,赫鲁晓夫为参加中国国庆第三次来华。他在讲话中攻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访华结束归国途中,又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影射中国党“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中苏两党关系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害。12月21日,为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斯大林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运作出的伟大贡献,借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之名,行批判苏共领导人之实。

  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

  1960年2月,康生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苏方指责中国挑起中印边境事件,双方发生争执。4月,中方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革命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判了苏共。两党分歧开始转向公开论战。6月,世界工会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利用宴请各国工会代表团之机公开号召“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两党不断加剧的意识形态分裂和两国间接连不断的摩擦和纠纷,要求双方表现出最大的理智和耐性,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坦诚对话,求同存异。但苏联党自恃强大,摆出老子党架势,开始组织东欧各国党对中共进行政治“围剿”,企图逼迫中共屈服并接受苏联党的观点和主张。

  1960年6月,苏共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各党利用到罗马尼亚参加罗共党代会之机,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便就国际形势和共同路线问题交换意见。中共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当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方进行前期会谈时,苏方对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污蔑中国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等。中共代表团出席罗共党代会时,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对中共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随后,苏共向与会各党散发了长篇通知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共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围攻。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同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国际共运的命运决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任何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与此相配合,《人民日报》重发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两宣言,号召把宣言“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论点,作为当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大论战拉开序幕。

  1960年7月,苏联对中国采取了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等“制裁”措施,导致中方数百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瘫痪。中国经济建设蒙受巨大损失。中方认为,这种行动“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同年8月,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中共劝告苏共改变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以利于反对共同的敌人。

  9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苏方,系统阐述了中国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驳斥苏共观点。不久后,刘少奇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同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同时还参加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由于中国党的努力,会议最后文件删除了苏共提出的有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观点,补写了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建立最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等反映中共立场的内容。考虑到苏共的再三请求,中国党也作了点妥协,同意在文件中原样抄写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的文字,并在会议最后文件上签了字。

  1961年,中苏两党关系继续恶化。新年刚过,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即高调宣布“现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此时,苏共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也已严重恶化,中国党鲜明地站在阿劳动党一边。毛泽东4月25日会见阿领导人凯莱奇,对阿党反对苏共的做法表示热烈赞扬和坚决支持。当年10月,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以保持两党高层接触,并为两党关系回到正轨创造条件。然而,会议期间双方再次爆发争论。特别是在赫鲁晓夫猛烈抨击斯大林后,周恩来发表了不同看法,并率中共代表团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周恩来本人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已根本无法回暖。

  两党关系持续恶化,必然导致国家关系全面紧张。1962年1月底,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断言,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修正主义的统治不会长久。这年春季,中国新疆发生数万中国公民逃往苏联事件,伊宁地区发生武装暴乱,中方怀疑这一切皆为苏联所为。此外,苏方在有关中国生产核武器、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固守己见,继续蓄意恶化双边关系,中苏两国在反目为仇的路上越走越远。

  1963—1964年是以著名的“中苏论战”而载入国际共运史册的。诚然,1963年2月,苏共曾正式建议中共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本人也在东德党代表大会上发出同样呼吁,但被中共严词拒绝。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表示:“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毛泽东之所以要坚持论战,除两党间当时的理论分歧根本无法弥合外,还因为苏共也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缓和双方的关系,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对中共进行恶意宣传和诽谤,并唆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联合反华,导致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空前孤立。在此背景下,苏共于3月13日致信中共,阐述苏共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正式点燃大论战的“战火”。6月14日,中共以复信方式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阐述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当代世界矛盾等重大问题的见解和主张。6月18日,苏共就中共复信发表声明,猛烈抨击中共,随后又以中央全会决议方式“断然拒绝”中共“没有根据的诽谤性攻击”。

  面对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国际共运渐显分裂的严峻形势,中苏双方也曾考虑过解决分歧、化解矛盾、改善关系问题。该年7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未取得任何成果。会谈期间,苏方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攻击中国党。中方在国内公布了这封信,同时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两党论战反而急剧升级。此后,中方组织力量,十个月内连发九篇长文,即著名的“九评”,全面系统地声讨和鞭打苏共。苏方不甘示弱,发表大量攻击、诋毁中共的文章,指责中共“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拆散社会主义世界大家庭”、“把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融合在一起”。双方互相攻讦,彼此谩骂,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的形象。

  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黜,中共停止了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但两党关系并未因此改善。当年11月,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苏方告诉中方的是:苏联党过去和现在都是集体领导,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苏共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两党改善关系的历史机遇由于苏共缺乏远见、不负责任而瞬间即逝。该年12月,拉丁美洲九党代表团访华时建议中共停止同苏共公开论战。毛泽东明确表示:停止论战不行,要论战一万年,其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1965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访越回国时顺访中国,又一次提议停止论战,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毛泽东再次表示:公开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减少一千年是“最大的让步”。此后,两党往来急剧减少。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了苏共的与会邀请,两党书信往来亦不再继续。相互关系就此中断。

  1966年,中国开始了以“反修防变”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中苏两党关系的前景更加黯淡。虽然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表示过,苏共愿“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但当时国际局势非常复杂,中国党内左倾思潮恶性膨胀,双方的对立和纷争已发展为仇恨和对抗,两党关系正常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

  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遏止了该国的改革运动,同时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中共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苏共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霸权主义”。1969年春,中苏发生边境冲突,中方又称苏共为“新沙皇”,断定苏联对华怀有“侵略”、“扩张”野心,是“亡我之心不死”。苏方也开动宣传工具,谩骂中共是“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攻击中国对苏怀有“领土要求”。在两国关系充满敌意、局势可能失控的情况下,1969年5月,苏联驻华使馆官员要求会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人,遭到拒绝。苏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建立热线联系,也被中方驳回。

  1970年后,中苏领导人都曾多次表示,要争取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但这时所谈的中苏关系仅限于国家层面,并不涉及党际交往。1975年,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谈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苏共中央发来唁电,探询恢复接触的可能性。中共不予接收,而是断然退回。中苏两党关系仍是一块难以打破的“坚冰”。

  1978年3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包括党的对外关系。时任政府总理的华国锋呼吁苏联采取行动,改善两国关系。苏联反应虽显迟钝,但两党间“口诛笔伐”有所收敛。1979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派兵占领阿富汗,严重威胁到中国安全利益。略见缓和的中苏关系重趋紧张。对中国已经开始的改革开放,思维陈腐的苏方竟指鹿为马,污之为“复辟资本主义”。

  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谈话,在对华关系上表达了新的立场,即苏联不否定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一善意表态,中方立即回应,表示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4月26日,邓小平请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转告勃列日涅夫,要求苏方在消除中苏关系障碍方面采取行动。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中国方面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排除一切有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使两国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

  1982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政府特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这是中方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主动迈出的重大一步。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向中方转达了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几天后,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谈到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特别表示,他的看法适用于伟大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中国政府副总理万里率团赴苏参加葬礼,苏方予以必要的礼遇。这时,双方关心和探讨的依然是国家关系问题,两党关系远未提上日程。

  1985年3月,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契尔年科逝世,苏共选出新人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他在就职时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示,“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改善”。在会见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中国政府副总理李鹏时,他又直接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这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东欧后途经莫斯科回国,戈尔巴乔夫与李鹏会见再次表示,进一步巩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睦邻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符合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利益。他提出了举行苏中最高级会晤和恢复两党关系问题,并邀请中共派团出席拟于当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作为恢复两党关系的开端。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问题悬而未决,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多折,中共没有派团参加苏共这次大会。

  1985年10月,邓小平利用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之机,明确表达了中方对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他表示,如果苏联和中国达成协议,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本人或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愿去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称戈尔巴乔夫为同志,这是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不久后,胡耀邦委托民主德国一位领导人带去同样的信息。这两个重要信息戈尔巴乔夫均已收到并且非常重视。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将中国称为“伟大邻邦”,特别强调“苏中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该年6月,戈氏在苏联远东发表亚太政策演说,改变了以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极评价,称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使国家现代化、将来建成人民引以为自豪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理解和尊重。两国应在实现各自计划方面相互支持与合作。对此,中方作出积极反应。邓小平9月2日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新东西。如苏联能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此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又利用各种机会,间接地向苏方传达信息:只要苏联采取实际行动,两国最高领导人可以举行会见。

  此时,苏方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确实较前积极。戈尔巴乔夫多次对华示好,一再表示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领导人会晤。当年10月中共召开十三大,苏共中央发电祝贺。随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又电贺赵紫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党收下了这两份电报,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向苏方表示感谢,两党关系开始松动。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一位非洲领导人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关于愿意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表示,称这样的会见也符合苏方愿望,会见可以在莫斯科、北京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进行。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正式表态,说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而不是50年代那种关系。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芬兰总统时,首次提出了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为即将到来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确定了基调。12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苏联,中苏双方的接触和交往有了实质性进展。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时表示,此次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苏中关系史的新阶段”。此时,双方都认为,举行两国最高级会晤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他在行前表示,苏中关系不正常,“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对苏联和中国这样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两个相邻的国家,是完全反常的”。抵达北京时,他又谈到,和平与发展是苏中对话的主题。苏中关系水平应当同两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今天的苏中关系只能建立在当今的现实基础上。通过这次访问,中苏两国就发展双边关系、实现领导人会晤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在一系列的会见、会谈中,苏联外长向邓小平转交了戈尔巴乔夫亲署信。中方领导人对两国开展频繁和富有内容的政治对话表示满意,认为即将举行标志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最高级会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邓小平强调:“结束过去,放眼未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但认识过去“并不意味着必须翻老账”,“主要是放眼未来”。

  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

  经过双方认真准备,1989年5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中方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李鹏分别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双方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正常化的中苏关系,既不是最初的结盟关系,也不是后来的对抗关系,而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其他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新型国家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自然恢复。

  中方高度评价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认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强调,两党关系应建立在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之上,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苏方也认为,苏中两党在各自国家都起着政治先锋队的作用,两党之间保持密切交往会促进整个苏中关系的发展。因此,苏方主张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交换党的工作经验及双方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看法,建议两党关系不仅应包括高层接触,而且包括地区和企业党组织之间的联系。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电祝贺。双方按照中苏联合公报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两党间友好交往,各种代表团互访不断,两党下属机构的联系也相当活跃。次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对苏联进行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在两党两国新的关系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这段时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中苏两国国情不同,中苏两党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同,双方对国际形势、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截然不同。但中共领导人多次表示,两党间的意见分歧不应妨碍两党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党诚心诚意地希望苏联党和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苏方也一再表示,任何事情都不应阻碍中苏关系的发展,中苏关系决不能后退。双方都表示愿继续发展和扩大两党两国的友好往来。

  1991年5月,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两年之际,江泽民应戈尔巴乔夫邀请访问了苏联。访问期间,江泽民指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年来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得到稳步的发展,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不断扩大。双方一致同意在已经商定的原则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往来。

  1991年8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访问。这一天,苏联副总统库纳耶夫等八名军政要员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借口反对“国家政变”,组织大规模抵抗,早已涣散无力的苏共顷刻瘫痪。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中共代表团按原订日程与苏共有关部门进行了工作会谈和座谈,参观了某些基层单位。8月22日,苏共中央大楼被围,莫斯科局势愈发紧张。中共最后一个访苏代表团被迫中止行程,提前回国。

  “8·19事件”发生后,苏联国内一片反共情绪。叶利钦下令禁止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此时虽身兼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两职,但屈服于反共淫威和外来压力,于8月22日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深陷危机的苏共终于瓦解。同年12月,苏联宣告解散。中苏两国共产党70年错综复杂的关系史,随着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而自然终止。

(作者简介: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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