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激进左派痴迷于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三个趋势的论断，即“全球化”态势已定、“劳动因自动化而终结”和民族国家的“削弱”。接着，耐格里等“帝国形成论”的学者们发表了他们对“新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看法（这种观点最初来源于后工人主义的著作）。这两种不可信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新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基础上的。但是它们都是虚幻无益的，仿若克林顿、布莱尔、若斯潘实行的全球中左路线，以及随声附和的意大利各任政府——普罗迪、达莱马和阿玛托政府——推行的类似政策。

　　我们从不迷信此类观点。90年代后期，我们预见到了“新经济”危机将在几年后出现，即网络公司的倒闭、战争资本主义的再现和国家的回归。随危机一起还出现了宽松性货币政策，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过军事开支形式进行的大幅财政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一些人对新经济神话和超全球化逻辑的过于简单的批评；根据他们的观点，当今的资本主义和其实践中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二、新资本主义如何暂时地解决了

　　利润的货币实现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停滞趋势，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上的反趋势开始出现，暂时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削弱、碎化了劳动力。这些从美国波及开来的政治进程和机制被一种新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取代。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的积极干预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当政时期也是如此。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回归，那么你就犯了将意识形态误认为事实的错误；而自由放任是否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令人生疑，凯恩斯应对此十分清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和其经济政策具有一些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新特点。

　　停滞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成为主导。放松资本管制运动、紧缩性货币政策、福利供给的削弱、制造和服务业的国际玩家的激烈竞争是投资水平变得低迷、波动和工资份额被大幅压缩的根源，并且往往是真实工资大幅降低、乃至工人消费水平降低的根源。过去十年的特点显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新经济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1995年6月之后——当时美联储制定的审慎的政策终止并且扭转了美元的长期走衰趋势，德意志联邦银行也提供支持，以避免日本的崩溃。美元重新走强，和美联储出台的货币政策一起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繁荣，于是消费和投资扩张，特别是与金融服务紧密相关的技术部门得以扩张。整个过程的关键因素是：私人部门出现赤字、支出大于可支配收入。因此，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当国家预算赤字变成盈余时，私人债务代替了收缩的公共债务。家庭负债率因这种金融财富的快速扩张而不断攀升，与金融机构形成强烈对照。

　　“非理性繁荣”泡沫的破裂使人们对新经济的最天真的幻想结束，但美国经济，或广义上的世界经济，并没有因此而直线降落。快速的和强劲的流动性的注入、将实际利率降低至零以及重新恢复赤字导向的财政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反，财政政策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再度攀升），使美国经济危机得以缩短。简而言之，得益于内生货币的创造和重新动用军事凯恩斯主义，危机得以避免。

　　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出后者是凯恩斯主义兼容于当代资本主义并为其接受的唯一形式。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提到过，无论新经济多么地自相矛盾，它依赖于某种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形式，以美联储的货币控制为金融杠杆。第二，低利率和军事支出不足以使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重启。这是我们对过去十年的特点和变化分析的第二个观点。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和军事支出保证了经济活动衰退的底线。但是，使经济在世界经济周期内上升的因素还与其他两个条件有关，二者绝非可有可无：一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①；二是银行为消费提供信贷的积极性，这必然会导致家庭债务的上升，同时也是如今“房地产”泡沫处在急剧收缩边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当今的经济现实，这种现实对欧洲也具有启示意义。

　　多年来，亚洲一直为美国的双重赤字买单。我们可以大略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如下特性。世界净需求主要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个需求通过一种以非本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循环来满足。拉动需求的主要变量是私人负债（如今美国的私人债务已呈指数级增长）。总体而言，当前私人部门的净储蓄、甚至于家庭的净储蓄都是负值。银行一边忙于维持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以间接而有效的方式为公司注入流动性、帮助开辟市场销路。所以，对家庭消费的信贷实际上是对企业生产的信贷，并同时保证了足够的有效需求。作为新的世界制造的一个引擎，亚洲对其巨大的“产业后备”劳动力进行剥削；而在成熟国家内部，去工业化和新服务经济不可避免地使就业和工作条件处于整体不稳的境地。

　　如果今天还存在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它与劳动力的“临时雇佣化”的趋势同步，因此，建立在“劳动力临时雇佣化”基础上的“完全就业”从本质上就是不可信的、不稳定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金融”变体：在初期主要依赖证券交易泡沫，现在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对消费者的信贷（对消费者的信贷可以暂时从有效需求方面帮助货币“走完”其循环周期）。这既不是新的榨取剩余价值的稳定机制（超全球化论者和安东尼奥·耐格里的信徒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也不是新、老凯恩斯主义者乐于宣称的停滞机制。

　　工人们被吸入了这个由金融凯恩斯主义造就的地狱漩涡，他们的身份不仅是工人（受国内重组和国外竞争的双重压力的工人），而且还是储蓄者和消费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参与程度因所在国家的金融体制而不同），首先作为自己的货币储蓄的投资者（在国家养老制度解体之后，机构投资者开始增多。但这些投资活动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国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控制）；其次作为银行系统的债务人（因为银行为家庭提供消费和抵押贷款）。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由积极的“新”经济政策支撑和推动的经济趋势，在扩大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它加速了劳动的解构，并且催生了更为激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在美国，这种新模式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先决条件的，这与欧洲中央银行加上《马城条约》参数加上都柏林《稳定公约》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这个新模式的支点是：低工资、不稳定就业、预算赤字、高负债，以及将雇佣劳动力以投资人②和债务人的身份纳入金融循环。因此，有效需求的问题，即利润的货币实现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难以预测这种解决方式会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它包含着不稳定的、长期内不可持续的因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些特点不仅现在存在于主要的经济体中，也可能会逐渐地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后备劳动力”经济体中。

　　三、同时，在欧洲，《稳定公约》不是主要问题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耐格里的帝国神话论和全球化神话论中的同质世界的构想。首先，新美国—亚洲模式的性质使欧洲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并且看起来像一个失败者。美国—亚洲轴心需要美元继续保持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系统贬值（但是受控的系统贬值）的情况下也应如此。这个因素，加之亚洲制造部门的崛起，使旧大陆国家受到冲击；对于意大利这样的最薄弱地区，败落成了自由落体运动。但是，如果这个新模式内部爆裂的话，还在运行的唯一全球经济引擎（尽管其自身有局限性）将停止。欧洲很显然无法成为接替者，即使它有接替的愿望。欧洲的无能使美国将一直拥有强大的讹诈力量。此外，欧洲越来越将美国的社会和金融现实当成其模式，虽然偶尔有些前后矛盾和勉强。最后，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意大利基于其相对落后的国情，正按照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拿来的标准，以不顾一切的速度，对金融机构、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和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的重组。事实上，意大利虽位列最后，但仍是欧洲链条上的一环！

　　我们应避免严重的理解误区。我们不应认为《马城条约》和都柏林-阿姆斯特丹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只是欠考虑的或愚蠢的决定，（前欧盟主席和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先生曾如此说过）。相反，《马城条约》和《稳定公约》是一种托辞——欧洲正是在这层掩护下重组工业、创造金融空间，形成新的地区关系，并摧毁了福利国家。但是，上述变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更为实质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必然存在，并且，即使在条约对公共财政的限制放宽的情况下（这种放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进行）仍然会持续存在。这些进程表明：不同地域有不同发展态势，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需的。东欧新成员的加入，因其隐蔽的失业率和低工资水平（对于熟练劳动力也是如此），使欧洲不同地域的发展态势更加分化。

　　我们将欧盟和倾向欧盟国家分为四个不同且分化的区域。以高质量制造部门为特征的制造极，中心为欧洲传统的法德中心，延伸到比利时和奥地利，事实上还包括瑞士的重工业区。德国的重组运动使这一极的工业化外缘延伸到了东欧地区，主要在捷克共和国国内，还有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地区。这一极的西欧一侧的福利制度虽然在被逐步削弱，但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福利供给。我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技术利基产业是另一极，包括芬兰（芬兰似乎仍然维持着非常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精髓，但这种模式想在欧洲普及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是英国。英国基本上是独成一极，主要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有联系，此外，通过金融和服务中心与荷兰和卢森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一极的中心是意大利，是低水平工业重新布局的区域（意大利传统部门中的小企业将生产外包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仍位于欧盟之外的国家，这一点即是明证）。新欧洲经济版图更新并巩固了原来的经济版图：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滑下了旋梯，丧失了从前的地位和角色；同时有趋势表明，一个以中欧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极点将要形成。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能将头埋于沙砾当中、无视现实。应当看到，在新千年伊始，重新界定《稳定公约》——不仅仅在文件中，而且也应在实践中——是权力关系运行和演变的杠杆。各个国家对待《稳定公约》的态度——假装履行或视而不见——深刻表明了在欧盟政策制定方面国家所占的支配地位。欧洲民族政体（国家）是欧洲大陆及欧盟阶级关系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核心。

　　小国支持《稳定公约》，恰恰是因为它们为满足公约要求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荷兰一样，这些小国不得不重新定义其与工会的关系和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以荷兰为例，荷兰为满足公约要求，使约40%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没有哪个资本家或常规政府会真诚地对这个结果提出质疑，并说：“抱歉，我们错了，你们中间的40%的人因这份公约而受到影响，我们不用再理会那份公约了。”因此，对荷兰而言，屏蔽那些不遵守要求的（大）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是捍卫其新形成的阶级关系的方式；而这种新的阶级关系的达成，是以牺牲为代价的。

　　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与荷兰完全不同。早在新的统一货币启动时，这两个国家就没有达到参数的要求。而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得到纠正。这两个国家也是倚仗自己的实力、坚决反对制定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预算的国家。它们要求并获得了对相关规则的豁免权；同时它们却给欧盟小国和意大利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遵守规则。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相机抉择新规则的最大贡献者，相机抉择的新规则支持制定更严格的公共债务标准。法国和德国支持的新规则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罪魁——意大利——的身上，这样巴黎和柏林就可以继续忽视《稳定公约》，而意大利将不得不集中一切努力满足它的要求。

　　照此逻辑，在怎样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会形成一种欧洲凯恩斯主义模式，以对《稳定公约》进行统一改革？这根本不会发生。

　　长期以来，欧洲已经是事实上的统一领土，这不是因为席卷一切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干预。就市场而言欧洲是统一的空间，这是欧洲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新重商主义掠夺的长期目标。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1100亿美元（截至2006年3月），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将瑞典、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盈余加到一起，就有了另一个1100亿美元。从纯粹的马克思-卡莱斯基的角度来讲，这些盈余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内部实现的，即是通过欧洲内部的交易实现的。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比《马城条约》参数问题更严重，影响更为深远，更多涉及结构问题。欧洲内部确实缺乏一个类似凯恩斯主义的、使积累盈余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再循环的机制。在欧盟成立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归功于为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对应资金而建立的欧洲支付同盟，这种再循环进行得相当迅速。当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可避免时，就可以忽略《马城条约》参数，这就是德国、法国（还有英国）现在的做法。

　　我们可以确信，在外部盈余的情况下，按照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时建议的方式建立一个欧洲清算同盟，是德国万万不能接受的。原因相当简单。对于德国来说，盈余是德国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德国分支机构在外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利润必须还保持为利润，将利润“社会化”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认同我们对凯恩斯分析工具的判断——我们认为其不“理想”，并且看到了经常账户盈余方面的反凯恩斯含义，就很容易认识到在当今欧洲内部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些人通过分析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放宽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的限制，在社会政策和措施方面，创造更大的工资需求等。这些分析，根据我们的推理，只能是短命的。

　　我们分析的结果是，《稳定公约》和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今天的有效性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认为当前的分配机制和《公约》在结构上是与欧洲新重商主义背景下的资本—劳动关系紧密相连的。我们主张，非常迫切的任务是从左的方面用政治手段确定生产体系的结构，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在欧洲层次，这种非主流的论点和政策计划必须被清楚地纳入阶级分析的理念和政策框架，并以此作为基础；也是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和实际的经济政策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直接的“价值增殖过程”再造（价值增殖过程因为所谓的“将劳动力吸纳进金融循环”而更加深化）相呼应的。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劳动进程的改变，就无法反对这种现实，更无法改变这种现实。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欧洲进步经济学家只是象征性地提一提阶级，接着就建议对现行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仿佛有一帮非正统的经济顾问（不管他们是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③），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四、旧的剥削体系的新形式

　　我们已经指出，至少就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而言，所谓的欧洲模式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欧洲翻版。增长率长期低迷、波动，需求的结构愈来愈受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金融成为主导并直接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对劳动力（无论其技术水平高低）的“系统”控制成为可能。

　　一方面，对“灵活”的、不稳定的劳动力的新控制形式看起来仿佛是不可预测的、变化无常的市场强加给企业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些控制形式也是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政治决策的产物。欧盟中的欧元区奉行的不体面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是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这些政策下藏匿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严酷本质。不首先分析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无法制定任何进步的经济政策。反对《马城条约》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他们当中最痴迷于斯拉法观点的意大利左翼人士，从未提及这一点。

　　另一方面，劳动的“分裂”和“变质”是在新的公司治理的微观经济标准基础上在公司内部产生的。这就对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的动力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劳动不再是在稳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按事先定好的生产标准进行的——生产不再是一种需按顺序严格执行的计划。相反，生产根据目标和指标组织；目标和指标需进行事后评估；生产成了需灵活执行的任务。市场本身“进入”生产过程，因为在目前的重组结构中，是否是获得利润的中心是对每个单位进行评判的标准，包括在内部与其他单位进行的虚拟的“自制或采购”交易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就开始渗透到生产过程中；在从传统的外包向内部外包的转变中，市场渗透的速度加快了。新的“客户”形成了，这种客户被视为正常的外部客户，虽然生产过程无任何变化，工人还是像以前那样并肩工作。在新的利润—成本中心的机制下，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合同分割，归属不同的工会组织。新的机制助长了职业不稳定化的趋势，活劳动好像被视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被使用，然后被及时付给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过去到现在，从1996—1998年的第一届普罗迪政府的“一揽子政策”到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比亚吉法”，意大利都是一个反劳动力政策的实验室，原因是它处于欧洲的边缘，实力相对较弱。

　　正是在这个时候，针对新的更加恶化的社会现实，阶级敌人在物质剥削的基础上又精心策划了理论的宣传。三个因素——养老保险制度变革、随后工人的储蓄被引至金融市场以及银行体系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进行改革——使雇佣劳动被成功纳入金融和债务体系④。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工资降低和工作的不确定性应该通过投资的高额回报来平衡，即将工人的储蓄投资到证券交易从而得到高回报。我们因此得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借助多变的市场从金融主导转变到对劳动力的控制；另一个方面是借助公司的内部分权管理从金融主导转变到对劳动力的控制。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些支持“劳动终结”论和“工资—劳动关系危机”论的观点，而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雇佣劳动力的扩大本身就昭示了这些观点的破产。但当代雇佣劳动力的扩大体现在了工人阶级的分裂上；工人阶级没有消失，只是失去社会意识和力量。

　　一些意识形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包括意大利经济）越来越以非物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基础。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对这些思想作出批判。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术语中，“工人阶级”不是仅指产业工人的社会学概念。工人阶级的意义不在于一个性质单一的主体在数目上的简单扩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产生的收入只不过是工人阶级付出的活劳动的货币表达。如今，当资本的制高点（无论在金融上还是在生产上）越来越集中、直接参与生产的单位越来越小时，这个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当前的状况与几十年前的状况相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是“没有资本积聚的资本集中”。这也意味着分离、分裂工人阶级的资本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但工人阶级的团结不是某种自发过程的产物：相反，它总是来自对抗资本进一步“解构”工人的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行动。在几十年的“福特主义”时代，雇佣劳动力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但今天的雇佣劳动力（即依赖于资本的劳动力）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上都显著增长。这种趋势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最后，制造部门在就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数据表明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在现实中，许多职业看似属于服务部门，只是因为它们被工业部门外包出去了，但之前都被计算在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据中。“制造业重要”也是从纯粹的技术和生产意义上说的。没有强大的发达的工业，就不会有任何产品、包括服务产品的产出，因为服务也需要投入诸如计算机这样的重要工业产品。对于一个像意大利这样丧失了工业基础的国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不会奏效。2005年，意大利左翼报纸《宣言报》的经济编辑以加拉帕哥斯的笔名准确提出了凯恩斯政策不适用于结构性分裂的经济体的观点。他的文章引起了意大利左翼代表——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的不必要的抨击。然而，尽管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他基本上是对的。美国验证了他的观点。“美国”资本主义确实拥有自己的工业部门，只是美国的工业部门越来越位于美国国土之外，并位于美元的直接势力范围之外。因此，除非有人坚持认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重要，否则美国的案例有力地证明了拥有、培育强大的制造部门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地重要。

　　虽然“涡轮资本主义”可以与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工业空心化并存，但是，按照发明该词的前里根政府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的说法，涡轮资本主义发源国的人们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别处必然会发生，并且实际上正在发生，在欧洲也是如此。因此，组织反抗斗争的第一步必须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实现劳动力的社会团结。“自上而下地”只强调经济政策（这是欧洲的中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做法；即使意大利的左翼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些许对分配矛盾的关注），是推动劳动力团结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非主流经济政策的设想中，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都是核心。这两个因素必须成为左派制定所有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决定因素。

　　从劳动力的角度，我们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下：当代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平衡的支点是恐慌的工人（因为劳动进程的转变和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而恐慌）、恐惧的储蓄者（因为退休制度的改革和金融投资的不确定性而恐惧）和负债的消费者（因为其消费支出越来越依赖于银行信贷而负债）。从雇佣劳动的角度，上述本质上仅是当今世界现实——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大、全球移民潮、制造工业在全球范围内“去本地化”——的一个辩证方面。在任何经济地域，这种全球性的、严峻的阶级现实都是根据具体的宏观经济动态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管理和控制的。

　　让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干预是重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管理也就是重复制造“不稳定”和危机，这已成为治理各个积累阶段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在分析体系动力时，将“增长”从不稳定和危机中剥离是徒劳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稳定和危机重复出现一直是积累动力的条件。后凯恩斯主义和斯拉法-凯恩斯主义方法的致命弱点就是毫无依据地割裂了积累动力与重复出现的不稳定和危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