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意大利之案例

　　为了纠正一系列的传统错误观点，并重新提出对经济过程的阶级分析观点，我们仅在此简要分析一下意大利的案例。

　　右翼势力还有温和左派经常表示出他们对公共债务水平、劳动力成本和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刚性的痴迷。我们不能接受左派的回应，即将公共债务水平完全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民主主义党和社会党实行的支出政策。意大利央行，从钱皮任行长开始，就对此负有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央行使利率高于贷款需求和国际形势所对应的水平。意大利央行的昂贵贷款迫使企业采取工业重组的适应性策略；工厂的劳资冲突因此得以平息。结果，工会力量从此处于长期的、系统性的弱势。这为资本主义达成劳资关系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劳资协议（而不是通过斗争达成的双方妥协）扫清了障碍。

　　我们也拒绝接受意大利左派官员的老调重弹：国家的逆境是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的缺失造成了大工业企业的衰落，从而使意大利公司的规模变小，重大研发活动受阻。我们认为，对此我们需要给出不同的解释。意大利的“工业衰落”可以追溯到大约40年前，当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以倒退的方式处理价值增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暴露了“二元”不均衡的“经济奇迹”的内部局限。意大利从没有认真地尝试着制定某种计划，以提升意大利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意大利资本家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战略抉择使意大利的一些部门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消失，如核工程、电子、制药工业、化工、民用航空工业、汽车、钢、电信技术等。没有一种工业政策或银行政策提升了意大利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了新部门的诞生或促进了一批新的大公司的形成。永远是对外国竞争逆来顺受、毫无作为①。

　　不足为奇，在这种相对落后的情况之下，寻求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然后加入统一货币的策略只能在降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和提高他们的使用价值（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上才能觅到“灵活的空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79年—1992年）和欧元区（1998年）使经济丧失了竞争性贬值的安全阀门；采用欧元导致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的丧失；旧产业的危机和新产业的缺位使国家丧失了坚实的结构基础。不难理解，劳动力成了唯一的可调变量。事实上，对劳动力的打压是过去所有政府的特点，无论是“左派”政府、“右派”政府还是企业家阶层（尽管其内部有* 本文（上）见本刊2009年第11期。分裂）组成的政府。这种策略导向意味着意大利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话），是被外界力量拖着走的。但这并不是否认高质量的小型企业的存在，但是因为其规模有限，不足以形成对整个国家的推动力。

　　不难描述意大利最近遇到的危机现象。最明显的事件发生在最近几年，以菲亚特危机②、食品巨头奇里奥公司和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危机为标志，还有小企业的困境以及由小企业困境而引发的工业区的衰败。在新世纪之初，意大利的衰败与欧洲的停滞并行，但意大利的情况更糟。事实上，日渐明朗的美国—亚洲轴心使欧洲边缘化，而意大利受到的冲击更甚，因为这个国家缺乏英国那样的世界金融体制和德国那样的工业部门。很明确，意大利的衰败不是从贝卢斯科尼政府开始的，也不是华尔街投机泡沫破灭带来的（虽然华尔街投机泡沫的破灭对意大利时尚产品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明确的是，欧元强劲升值所遭遇的困境使意大利衰落更为突出，但这些困难并不是意大利衰落的原因。中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稳健的金融政策对意大利的进一步衰落负有更大的责任，特别是政府同意了从主导工业部门退出的战略（意大利资本主义随之跟进）。

　　中左派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政策意味着工业和银行业的公共堡垒的沦落，而这些公共堡垒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的经济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私有化使食利资本主义出现并得以延续——所有资产负债表显示正值的大型私人企业都是原来的国家垄断企业，这一点即是证据。

　　六、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

　　“替代全球化”运动的局限在于：它将当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解释为新自由主义，且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中左派或温和左派的观点被相应地描述成新自由主义的温和变体。如果这些观点与某种经济理论相关，那么它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对于目前现状和政治经济周期的本质的看法是明显错误的。

　　在经济理论辩论中，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严谨典范，仍然是基本的起点，虽然这个理论在实际的市场经济分析中完全失效。只有考虑到市场的“非完全竞争”和“非对称”，才可能将货币的作用、不确定性、时间、制度、动力等纳入分析。有人甚至认为阶级冲突具有微观行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新古典派，但将他们与旧正统划等号也是错误的。在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基金中，不完全竞争理论者的地位与最近由共产党主导的意大利总工会的地位（CGIL）相近，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对此，美国和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主流观点与意大利稍有不同。大部分美国的著作虽以不完全竞争为起点，但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进入了相关的“制度设计”的阐述阶段，以便合理地实施被认为是“市场友好”的政策。哈佛的朱塞佩·阿莱西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倾向起源于休谟和其信徒的高贵的哲学思想——例如，为维持经济体系正常运转，必须使产权明晰化。相关的学术实践常常运用博弈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一般都建立在“特定”均衡的基础上，以确定某种制度设计。货币政策实际上变成了唯一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应该从某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构想中产生，也不必遵循新、旧货币主义的主张。就像格林斯潘所说并在实践中表现的那样，货币政策没有均衡模型，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宜。这实际上是货币政策论战达成的“新共识”。在诡辩和常识的外表之下，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说服或迫使世界各国将储蓄转移至美国，以支付美国的赤字——可能只有中国有能力停止这种做法。

　　不完全竞争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本理论起点是对多重市场均衡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认可；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需要纠正，从而为“干预有利于竞争”的观点提供理由。我们还需要向信奉一般均衡理论的当代主要理论家们证明一般均衡理论的不可靠性。说他们的理论不可靠，不是因为世界是不完全竞争的，而是因为该理论过于强调多重均衡和不稳定均衡的存在（不稳定均衡的例子似乎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只适合极少特例的结论。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阻碍了人们对该理论的接受。他们的理论在第一层抽象时，就去掉了货币因素和阶级之间的宏观社会关系。这样一个无效的起点判定了当代货币资本主义经济的新个人主义方法的无效。事实上，如熊彼特——还有他的前辈马克思和后辈凯恩斯——教导我们的，如果经济分析的目的是创立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必须引入货币和阶级作为其理论大厦的绝对基础③。

　　在此简要介绍一下最近几年的经济讨论，以使大家了解一下当下的政策讨论状况，并理解为什么现实要比“自由化”和“国家干预”的简单两分法更复杂。在一个极端，我们有“新自由主义”观点——在经济学方面可能与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有某种渊源，但更恰当的例子可能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奥地利学派鼓吹的自由市场。在这个观点看来，美国代表着成功的唯一模式。新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公开宣称他们对自由市场的喜爱，但是他们不反对垄断（布什和贝卢斯科尼的做法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微观经济改革抹掉各处仍残留的刚性。欧洲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劳动力必须更有竞争力，劳动力的成本必须降低，劳动力供给必须更为灵活；必须摧毁福利国家，因为福利国家阻止人们参与市场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需要保持经济活力和货币利润，这些支持此类观点的国家也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旧凯恩斯主义的工具——预算赤字和扩大公共债务。

　　另一个极端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他们逃过了大多数的“运动中的运动”的理论家的注意。他们不仅仅是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还与之有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被称作“不完全竞争主义”——更确切地说，被称作“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派”和（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根本的）“庶出的法国调节学派”。

　　社会自由主义者不仅担忧国家失灵，还担忧市场失灵；他们不仅宣称支持国家权力的扩大，还支持自由市场的扩大。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力主建立更具竞争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在这个方面，他们比新自由主义者更支持自由竞争。他们也提倡国家发挥更大的调控作用（他们的宣言是：自由化是调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方面，他们希望国家能进行重新分配。他们确实提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是建议国家应通过调控建立保障体制和社会安全网络作为缓冲。他们推行某种形式的全民福利，包括最低收入保证，并重新将之命名为公民收入、绝对基本收入等。社会自由主义者知道对福利国家和劳动力的全盘攻击会对劳动力的生产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没有哪个社会自由主义者会否认国家干预作为需求的重要提供手段所起到的辅助作用，他们也不会拒绝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他们甚至会担心金融的不稳定并提出某些建议。简而言之，依据不同状况，他们也可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宣称支持以结构为目的的强劲的工业和信贷政策，同时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的国家干预，唯恐他们被控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罪名。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建立养老基金，以使工人的储蓄进入证券交易的循环，从而帮助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证券交易所。此类做法还有很多。

　　这就是温和左派的经济学家在工会和中左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的理论和政策构想。将他们定义为新自由主义者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有害的。顺便说一下，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对抗性左派的许多观点与托尼·耐格里有关联。他们宣扬的许多立场（如减少工作时间，与前文所说的绝对基本收入类似），只不过是同一社会自由主义逻辑的激进形式。最后应该清楚看到，如果对今天资本主义的潮流视而不见，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在未来一些年内，资本主义体系将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话，那么进步派和温和派（例如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和左翼民主党人党）之间在政策层面的冲突就很容易弥合。为了缓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带来的影响，进步派接受了温和派的进步主张，如社会保障、全民福利、最低收入等，同时将左倾的空间留给未来可能的社会冲突——而这种社会冲突不在进步派的政治框架之内。

　　无论当代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解决我们本文提出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根本就不想直面这些问题；在帮助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冲破劳动困境时，他们甚至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七、新的经济和政治周期

　　如果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二分法的角度来看，意大利中左政府——普罗迪政府，与法国的前总理若斯潘和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一样，堪称是新政治经济周期的完美典范。

　　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主张加强竞争、减少垄断，因此是中央调控式的和反托拉斯的。这种文化的基点是：竞争的加强和自由化（包括私有化）的扩大，有利于对大型公司进行调控。社会自由主义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更支持（标准教科书式的）竞争——至少在实践中如此。同时，他们需要劳动的灵活性，而非“雇佣兼职化”。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乐于在劳动力市场为工人维持一些保障，乐于在改革福利体系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事实上，社会保护网络的真正作用是防止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欧洲，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将包容中左派和右派的立场。右派的计划是尽可能地削减福利体系，使雇佣劳动力尽可能地处于危险的境地。但这样的计划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比较德维尔潘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不能完全成功。右派失利了，因为他们很快遭遇了温和派和激进左派联合组成的反对派。同时，右派扩大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政策，只是在经济活动层面使衰退放缓，并没有形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扩张。

　　在某个阶段，右派将被逐出政府，中左派将及时接替。新政府尽力遵循自己的社会自由主义原则，一方面实行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重新调控经济。它将坚持奉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也采取一些再分配措施。但再分配的措施只能是温和的、有限度的，因为新政府会说，右派执政时的极度浪费导致了如今的资源匮乏。中左派尽力实施其社会计划之时，也是要求工会投桃报李、接受其在劳动关系改革中的从属地位之日。根据中左派的说法，这是保证经济重新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各种形式的收入补贴，包括法国实行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只是使劳动力影响其工作场所物质条件的能力降低的手段。因为，作为交换，资本要求劳动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成功达到了目的。而且，这只会造成工会内部和左派内部的分裂。中左政府很可能比右派显现更大的破坏力。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再次突发，但是，这次是由社会党右派领导的。接着，中左政府在选举中失利，整个循环重新启动，并呈螺旋式下降趋势；在循环的每个阶段，劳动力的谈判能力都会下降。

　　八、什么样的非主流经济政策？

　　任何左倾的、主张提高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财政政策，必须要从根本上重新明确政府支出的内容和构成。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今天的资本主义是能够以其特殊的方式，通过军事开支、经济微弱增长，达到一种不稳定的、兼职化的“完全就业”——则制定非主流政策的核心一定是就业、劳动组织、经济。新政策的覆盖面将拓宽，其现实原因是：几十年来的限制政策已经造成了供给瓶颈，特别是新产业和新型设备的供给瓶颈。

　　这个战略的框架是已知的：政府干预经济以确定投资的长期走向，积极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并行，福利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非常有必要对工业重组和转换作出新的规划。环境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制定战略的基点，因为环境问题的提出会引发一系列的挑战。对环境问题不应撒手不管；通过先期投资、尖端生物技术和限制大企业对公共空间、空气、土壤、水的使用等措施，环境问题可以在熵极限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这个策略完全不同于欧盟以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形式使公共环境问题私营化。如果认真对待，环境问题可以成为改变的一种契机——如重新规划交通方式、对私人交通方式的作用和规模重新定义以及有计划变革城市设计等。

　　我们确信，在上述背景之下，建立在不可靠的假定（即私人投资马上会对低利率作出反应）上的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是投资的无限制、累积性扩张的问题，即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当然，赤字支出会完全按照卡莱茨基的方式提高利润，但是我们不认为赤字支出会自动促进就业。相反，我们认为，赤字支出不会机械地影响就业；它实际上会依赖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出的独立抉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相信，高工资、转移支付、基本工资等提高货币收入的政策不会对真正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企业的真正决定不依赖于雇佣劳动力和家庭的货币选择；再大程度上的名义再分配也不会打破这种不对称性。

　　为了在现实中积极改进收入分配并确定就业的总体水平和部门分布，从而引发产出结构的质的变革，在实施积极的需求政策时必须要考虑投资的结构构成。但是必须记住，如果不在欧洲内部引入分割的资本市场，包括对资本流动进行质和量的控制的话，任何此类的经济政策（包括以扩大实物供给为基础的全民福利制度）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另一个观点是：充分就业政策要求劳动力具有“可雇佣性”。人们必须被教会“如何工作”。培训劳动力的目的就是提高就业和增加真实收入。因此应该改革教育体系和大学体系，它们不再是应对（短期的）地域和经济紧急需求的职业培训的提供者。社会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失业不是需求的问题，即在给定的制度下，需求水平不足以保证完全就业。他们认为，失业从根本上是劳动力供给瓶颈造成的，而劳动力供给瓶颈的形成原因是各部分劳动力内部缺乏必要的规范以及规范与需求不匹配。一句话，失业者的困境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的观点是：收入分配的斗争是为了给现有的劳动力创造合适的工作；解决方法应是创造比现有工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此类就业计划的制定、管理和规划应由国家承担。培训的最好方式是：建立通识和专业兼容并包、惠及全民的教育体系。因为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下层才有能力成为主人公，并迎头赶上世界的变革。但是，这些观点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潮流，因此非主流的战略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下层需求和资本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
　　注释：

　　① 最佳分析来自卢兹艾诺（Luciano Gallino），意大利的工业社会学的泰斗，他的书《消失的意大利工业》（都灵：埃诺迪出版社2003年版）对意大利工业发出了警告。更早的类似观点来自国际知名的货币经济学家、《共和国日报》的定期撰稿人马塞罗（Marcello De Cecco）的《意大利发展的机遇和局限》。但是这些文章没起到作用。他们可以在发行量大的日报上发表文章，但是中左派的政治力量对此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关注。
　　② 菲亚特危机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困境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定位有警示作用，参见里卡多（Riccardo Bellofiore）的意大利语版的《菲亚特局势，也是一个来自左翼的挑战》（《宣言》杂志，第34期，2002年12月）。
　　③ 大部分货币理论中没有引入货币。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关于货币和增长的托宾模型，其中对货币只字未提。斯拉法-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引入货币，他们的体系只是建立在实际兑换率之上：参考斯拉法的同一本书《通过商品生产商品》，其中货币仅出现在第44部分，被视为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