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邮箱 用户名 密码
首页 > 理论研究 >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民族关系维度下的马来西亚治国理念
作者:曹庆锋 熊坤新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3年第1期
网络编辑:文路 发布时间:2013-07-01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众多,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关系始终贯穿于其治国理念发展的始终,亦深刻影响着其民族关系之建构。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治国理念,制定了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和避免民族零和博弈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能够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与改进。事实证明,这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但亦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关键词:马来西亚;民族关系;国家发展理念

  马来西亚全称“马来西亚联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位于亚洲大陆和东南亚群岛的衔接部,亚洲、大洋洲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的交汇处,东南亚的中心位置。全国由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组成,总面积33.24万平方公里,其领土被辽阔的南海分割成不相连的马来半岛南半部(西马)和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岛)北部(东马)。西马北与泰国接壤,南隔柔佛海峡与新加坡相望,西部与西南部濒临著名的海上要道——马六甲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相望,东濒南海,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东马包括沙捞越和沙巴两个州,南部与印度尼西亚接壤,北部与文莱相邻。

  马来西亚历史上曾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的殖民侵略。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占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并于1826年建立“海峡殖民地”,此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快了对马来半岛的蚕食,先后取得了马来半岛中部地区的“四州府”(霹雳、雪兰莪、彭亨与森美兰)的统治权和半岛北部“五州府”(吉打、吉兰丹、玻璃市、丁家奴及柔佛)的治理权,并将上述诸邦组成“马来属邦”。1914年,英国殖民政府完全控制了马来半岛,成立“英属马来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马来亚全部领土和加里曼丹岛沙捞越和沙巴。日本战败投降后,英国重新统治了马来亚,强迫新加坡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组成“英国皇家殖民地”,其余各邦于1948年组建“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获得独立。1963916日,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因政治、经济和民族纠纷,新加坡退出联邦并独立建国,其余各州仍称为“马来西亚联邦”。

  一、马来西亚多元化的民族构成格局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全国约有30多个民族,其中,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是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这三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80%有余。据马来西亚政府20089月统计,马来西亚人口是2773万,其中,马来人占总人口的50.4%、华人占23.7%、印度人占7.1%。此外,当地少数民族占11%,其他民族占7.8%1。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全国有超过60%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且信奉者大多为马来人,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土著原住民既有信仰原始宗教的,也有皈依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包括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等。

  (一)土著人

  马来语为Orang Asli,音译为“奥朗·阿斯利人”,意为“原住民”、“土著民族”、“土著原住民”,是最早生活在马来半岛上的民族,其余民族均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西马的土著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统称为“塞芒人”的贾海人、巴特克人、梅尼克人、拉诺人、金塔克人、肯休人;其二是统称为“塞诺伊人”的塞迈人、特米来亚尔人、普来人;其三是属于原古马来人的贾昆人、特穆亚登人、塞米莱人和“水上人”。这些土著人主要居住在马来半岛的霹雳州、彭亨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的热带雨林中,主要以捕鱼、狩猎为生,其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渔猎经济发展阶段。东马的土著人主要有沙巴的卡达山人、依达汗穆鲁特人和沙捞越的伊班人(又称海达雅克人)、达峪人(又称陆达雅克人)、卡扬人、梅拉瑙人、克拉比特穆鲁特人、普兰人和佩兰人。其中,以伊班人和达峪人居多,他们作为达雅克人的两个重要支系,肤色大致相同,但语言有异,习俗文化亦有不同。他们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其种族亦非马来人,所以尽管被认定是土著人,且享有宪法对土著的特权,但与马来人的待遇相比之下相距甚远。

  (二)马来人

  马来人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的民族。主要由三支移民组成:第一支是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从亚洲中部地区移入马来半岛的“前期马来人”,属蒙古人种,主要分布在柔佛、彭亨,过着定居生活,信仰伊斯兰教。其二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从亚洲中部地区移入的“后期马来人”,亦属蒙古人种。这两批移民与土著人融合,先后形成了“原马来人”和“新马来人”,成为今天马来人的直系祖先。第三支包括晚近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班查尔人、米南卡保人、布吉人和苏门答腊马来人、亚齐人等。他们与马来人语言相近,信仰相同,生活习俗几无差别,因而也被统称为马来人。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马来语属南岛语系,主要居住在西马的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的产稻平原地区、太平市到泰马边界的沿海地带,以及马六甲市以南至柔佛州的广大地区。在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马来人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玻璃市州占78%,吉打州占68%,彭亨州占54%。绝大多数马来人从事农业,种植橡胶、椰子、水稻、可可等,少数人从事渔业。在城镇中生活的人口比重较小,仅为15%。现在一般称马来人为“原住民”,以区别于华人和印度人。马来西亚宪法不区分马来人和土著人,将两者统称为“原住民”,其马来文意为“土地之子”。但由于马来人数量远超真正的“土著人”,故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其社会地位自然优于土著人。

  (三)华人

  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据中国史籍记载,早在1世纪就有中国商人来到马来半岛。7世纪后,随着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多的中国商人抵达马来亚,一些高僧去印度取经途中也会落脚羯荼等地,随后一些中国商人和僧侣便侨居在了马来半岛。但大批移民是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入侵马来亚后为开采锡矿和发展种植园,从中国广东、福建招募的为数众多的“契约劳工”。19世纪后半叶,英国殖民者为在马来西亚开辟种植园和开发丰富的锡矿,又从中国东南各省招募大批廉价的“契约劳工”,这是华人移民最多的一次。现马来西亚的华人大约有600万人,华人数量在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捞越都位居第二,在槟榔屿等地则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学界普遍认为,华人对马来西亚未来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马来人政党实施华人政策的重要考量2

  (四)印度人

  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族群,移入马来西亚的时间早于华人,大约于公元初年就有印度僧人赴马来半岛传播印度教。当时马来半岛的古国羯荼、狼牙修均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人不仅给马来人带来了历法和法律,还培育了马来人的王权观念。到公元5世纪,在马来西亚已建立了印度化的国家3。印度人大量移入马来西亚始自18世纪下半叶,当时来此的印度人多为商人、手工业者419世纪末,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兴办种植园并开矿,又从印度招募了大批劳工。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大多来自南印度,其中,约80%是泰米尔人,其余主要是马拉亚兰人、喀拉拉人、锡克人、泰卢固人和旁遮普人。目前,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主要分布在西马的吉隆坡—巴生港—马六甲,以及吉打州的河谷地区。印度人主要从事种植园工作,只有少数人在城市经商或担任专业技术工作。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强,对全国性事务的影响相对较弱。在宗教信仰上,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印度教。

  (五)其他少数民族

  马来西亚还有少量欧裔、中东裔、柬埔寨裔、泰国裔和越南裔人口,分布在马六甲、沙捞越等地区。欧裔和欧亚混血人包括英国殖民者后裔及一些葡萄牙殖民者后裔。此外,还有越战后迁入的一小部分柬埔寨裔及越南裔居民。

  从上述民族构成来看,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一般来说,主体民族往往拥有天然的文化政治优势,一般被视作国家的主体或代表,对国家的认同度也最为强烈。马来西亚民族构成复杂、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在历史渊源、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习俗风尚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的差异与区隔,因此,人们习惯上认为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应屡见不鲜。但纵观马来西亚历史,除个别时期而外,其民族关系基本上处于和谐共处状态,被国际社会赞誉为“民族和谐的典范”。2001年获得世界少数民族联盟颁发的“首届国际少数民族和谐奖”。马来西亚何以能取得协调民族关系的成就?其深层原因究竟何在?

  二、马来西亚治国理念之嬗变

  民族关系是人类社会出现民族以后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民族自身、社会、自然和国际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治国理念作为社会因素的核心观念,是国家设计制度体系的价值导向,必将对民族关系的内涵特质、发展趋势和调控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民族关系、缓和民族矛盾、保持族际良性互动、实现和谐社会成为各国政府研究和应对的重大难题。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历届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发展政策”、“2020国家宏愿”和“国家宏愿政策”等一系列治国方略,这些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治国理念有力地保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但马来西亚治国理念的产生和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波折起伏才至稳妥。

  (一)殖民统治时期

  马来西亚曾先后处于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殖民统治时期,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被殖民统治者所控制,尚未建立独立的国家,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发展理念。殖民史不仅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亦深刻影响到民族格局和治国理念之形塑。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者对马来半岛进行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对其实施过短暂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的殖民政策对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影响巨大。从总体上看,英国在马来半岛推行的是以加深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分化、巩固殖民统治为旨归的殖民主义民族政策,其中尤以“分而治之”和“马来人优先”最为著名,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亦最为持久,至今仍影响着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向。

  政治上,英国殖民者逐渐认识到获得马来半岛封建王公支持对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性,于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甲必丹”[33]制度,建立“华民护卫司署”,企图更加有效地干预华人社会,分治华人。同时实行“马来人优先”原则,以加剧民族间的矛盾与猜疑,确保殖民政权的稳固与长久。如1893年,海峡殖民地总督的一份公文急报中写道:“为了使各邦政府机构一致起来并分出等级,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当地人,特别是当地贵族留出足够的工作机会。”5这表明英殖民者开始寻求马来封建贵族的支持。1910年,则进一步实行行政官员制度,允许马来人担任行政官员,而将其他民族排挤在政权之外,其目的无非是人为地阻隔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流,进而造成民族隔阂。

  经济上,实行按民族劳动分工的制度。英殖民者完全垄断了马来西亚的重要资本行业,在控制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制定了一系列“土地保留法”(仅1913年和1917年就通过了《马来人保留土地法》《大米地法》和《椰子保留法》)。通过这些法令,将马来亚各邦的土地作为保留地,禁止以抵押或出租等任何形式转让给非马来人。这样,就将马来人固定在土地上从事传统农业生产,而华人则只能从事锡矿工、小手工业者或中介商的职业,进一步造成了各民族经济上的不平等。

  文化教育方面,重视英语和马来语教育,忽视华文教育。1951年,联合邦政府公布的《巴恩报告书》,进一步建议政府提供以英文和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免费国民学校教育,以培养人民共同的马来亚国家意识,并建议逐步废止各民族方言教育学校6。《巴恩报告书》将马来文提升到与英文相等的地位,贬低华文和泰米尔文的地位,非马来民族被要求“放弃对本民族语文狭隘的偏护”7,以此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综上,英殖民统治者在马来半岛实行的一系列举措,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人为地制造民族隔离,使马来社会处于分裂或低度整合状态,以保证其殖民统治稳固长久。“殖民者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实际上是使马来亚社会分裂成三个‘种族—职业—文化’集团,每个集团对应于一个种族社区。对于促进种族社区之间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参与、经济交流及统一普及的英语教育,殖民者都不同程度加以限制,其结果是造成马来亚社会的低度整合状态。”873事实证明,“分而治之”政策和“马来人优先”原则在马来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政治区隔、经济差异、文化鸿沟和心理隔膜至今仍挥之不去,成为制约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

  (二)独立之初制定《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时期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英国不得不对马来西亚进行政治改革,暂时放弃“分而治之”的政策,并开始考虑将马来西亚统一起来进行统治。在各民族的积极努力下,马来西亚于1957年终获独立,颁布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又称“独立宪法”)。该宪法是各民族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格局,对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上,明文规定马来人拥有各种特权,确认马来人保留地制度和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但其他民族可以依照法定条件取得公民权。非土著移民获得公民权,使华侨社会转向华人社会,培养其国家意识,为此后倡导马来西亚国家认同作了制度方面的准备。

  经济上,努力为各民族营造宽松自由的经济发展环境。1958年颁布的《新兴工业法》规定:“只要是生产国家所需,但国内产量不足的产品和公司,或符合国家利益,适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均可取得‘新兴工业’资格,获得税务优惠。”9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实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有利于华人的,极大地促进了华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时,政府通过开发新的种植园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改善马来人的贫困状况,提高其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这些举措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民族关系的和缓成为可能。

  文化教育方面,规定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其他语言可以在非官方场合使用,规定不得禁止和妨碍任何人使用或教授或学习任何其他语言10。规定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允许其他宗教自由发展,但不能向穆斯林宣教。这样使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基本格局获得了法理依据,为各民族保留文化传统、发展民族教育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总之,新宪法规定了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制度架构,但其中的一些政策如马来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马来人的特权和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等被宣布为“不可被挑战的”和“无需讨论的”政策,这实际上便成为了民族不平等的滥觞,潜隐着民族矛盾激化的隐患。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但是经济自由也引发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更为棘手的是,富者多是华人,而贫者多为马来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叠加下,结构间的不稳定性和系统内部的解构张力突显出来。“马来西亚现代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一些集团比另外一些集团的发展速度快,这就使处于较落后的集团对发展较快的集团充满了不满情绪和怨恨,如果这种集团刚好与种族的界限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冲突就会更加激烈了。”8141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获得出人预料的胜利,刺激了马来人的民族情绪,加重了其民族危机意识,最终导致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事件——“5.13事件”。在马来西亚民族关系极度紧张的形势下,马来西亚政府调整其治国理念,推出了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其目标有二:其一,促进经济发展以消除贫困;其二,在各民族间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新经济政策”虽然名为“经济政策”,但其内涵和实质过程却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11。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和宗教等内容。

  政治方面:主要措施有二,其一,树立国家原则,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1970年拉扎克政府公布的“国家原则”规定:“马来西亚致力于促进全体种族间的最大团结,维护民主生活方式;创立一个公平社会,在此社会内,国家财富公正地分享;确保国内丰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获得最充分的对待;建立一个取向于现代化和工艺的进步社会。”12国家原则的确立,培养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促进了政治稳定与民族和谐。其二,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党联合政府。通过建立国民统一阵线(简称“国阵”)扩大执政联盟,并相继成功吸纳华人和印度人主要政党——人民运动党、人民进步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沙捞越国民党、沙捞越联盟以及马来人反对党——泛马来亚伊斯兰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多民族政党联盟的政治领导核心,开创了“国阵”独大的政党制度基本格局。

  经济方面:以温和手段达到“扶巫抑华”的目的。政府加大对马来人经济的扶持力度,利用公共援助计划向贫困者提供财政援助,在发放贷款、营业执照和就业方面实行向马来人倾斜的优惠政策;颁布《工业协调法》,提高马来人股权和职业比率。此外,政府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工商业经营活动,投资收购或新建各种公共代理机构以及国营公司,雇佣马来人充当企业管理者,并逐步将股份转让给马来人。

  文化教育方面: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马来文教育。据统计,马来语为教学语的国民小学,从1970年的4277所,增加到2006年的5774所,增长了35%,在校学生数也从104.6万人增加到229.9万人,增长了一倍多13。高等教育则实行“固打制”[34],提高马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据统计,国立大专院校的马来人学生比例,从1970年的53.7%提高到1985年的75.5%14。马来人高等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其参与公共管理或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智力支持,有力地提升了其职业竞争力和综合素质。

  (四)新国家发展政策(19912000年)和国家宏愿政策(20002010年)时期

  1990年,“新经济政策”期满,马哈蒂尔总理宣布以“新国家发展政策”取而代之。“新国家发展政策”秉承了“新经济政策”,致力于解决国家贫困问题和缩小民族间经济差距问题的传统,并有所创新和调整。它试图找到“保持经济增长与分配平等两个目标之间的最佳平衡”,“努力营造一个让所有公民均能享受到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进步社会,提高国民的自豪感与自觉性”15。马哈蒂尔认为低增长基础上的“公平分配”不能有效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应将发展问题置于首位,强调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均衡发展,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不再执着于股权结构问题。可以说,“新国家发展政策”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鼓励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投资,取消了对华人的一些限制措施。文教方面,则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甚至鼓励各族人民学习华文,采取诸如增加对华文学校的财政拨款,给予华文学校教师享受带薪培训的福利等措施,推进各类华文教育的发展。

  1991年,马哈蒂尔提出了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即“2020年宏愿”。他号召各民族打破以往的界限隔阂,团结奋进,“建立一个团结、具有共同目标的马来西亚。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族群融合、生活和谐、充分合作,塑造一个忠于君国和为国献身的马来西亚民族。”16在此,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概念——“马来西亚民族”。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摒弃传统的民族认同,培育国家(族)认同感,改变以宗教认同强化民族认同的传统做法,提倡以文化认同塑造国族认同的新思维。他认为:“语言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是促进国民团结的必需因素。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中,比如马来西亚,只要对语言和相关文化的选择达成协议,就可以达致团结。而在国民团结的过程中,人民必须真正地融合起来。”17共同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成熟、自由和宽容的社会,力图使“所有马来西亚人的习俗、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并受保护,并且同属于一个国家”18

  2001年,在“新国家发展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马哈蒂尔推出了新的治国理念——《国家宏愿政策》。其主要目标是在2001201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加强国民团结,培养更能相互容忍、相互关怀的和谐社会;继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继续创造经济繁荣,培养和谐、容忍和积极的马来西亚社会;要求马来西亚人民树立积极的生活价值观;保护环境以保证国家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消除贫困和继续进行社会重组,以达到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族群之间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别19。总体来看,这是一个更为注重和谐发展的战略。该战略规定了和谐社会的具体含义,即以社会公正和国家繁荣为基础,全民团结、相互容忍的和谐社会。“国家宏愿政策”主张以社会的公平发展推动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努力消除全体国民的贫困,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权体系,标志着马来西亚开始步入构建和谐社会之路。

  2009年,纳吉布接任总理后,实行“一个马来西亚”政策,旨在淡化民族性,缓和民族情绪和种族矛盾,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他提出“全民的马来西亚”的新理念,强调各民族互相尊重与信任,不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改变马来人优先的民族政治格局,让全民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提高全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扩大全民的讨论空间及平台,还宣称政府将对“内安法”进行全面审查,重用华人政治家,重视对华、对印关系,努力构建一个开放的和谐社会。纳吉布总理的改革措施立足于民生,致力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展示了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和过人的政治魄力。

  纵观马来西亚治国理念的发展流变史,它大致经历了四个典型时期:其一,从1945年到1957年,是马来人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形成马来人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其二,从1957年到1970年,是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其三,从1970年到1981年,是马来人占主导的经济整合、国家团结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时期;其四,从1981年到2001年,是马哈蒂尔式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20。其间无不贯穿着发展经济和社会重组两大主题,要同时解决好以经济发展消除国家贫困问题和缩小民族间经济差距,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问题,其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治国理念,制定了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和避免民族零和博弈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能够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与改进,这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但亦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三、对马来西亚治国理念之评价

  (一)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治领导是实现民族和谐的政治保障

  首先,从政党制度来说,以巫统为首的民族政党联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成立于殖民统治时期,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为纲领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马来西亚独立后成为国家当然的政治领导核心。虽然新经济政策时期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多民族政党联盟——国民统一阵线,而且此后国阵几经分化与调整,巫统自身也屡次重组,但巫统在国阵中的领导地位却始终不曾被撼动。以巫统为首的民族政党联盟几乎囊括了马来西亚各民族的主要政党,每个民族出于各自的民族利益都把本民族的政治精英推举为政党代表,这样巫统实际上成为各民族的政治协商组织。各政党领袖经常讨论涉及各民族权益的种种问题,搭建了各民族相互沟通与协调的必要渠道和平台,有效地避免了民族矛盾激化,保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其次,从政治体制来说,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是一种由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的过渡性政治形态,兼有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双重特征,也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威权主义政体的领导人始终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视为至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利用权力集中的政府,更好地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实践证明,威权主义政体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保障。正如亨廷顿所说:“威权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21

  再次,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治领导,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巫统为首的民族政党联盟在马来西亚长期占据执政党地位,有力地保证了以发展经济和社会重组为最高价值诉求的治国理念,“一以贯之”地贯彻执行,其间虽有局部和细微的调整,然概不出其右;实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比单纯的独裁制或民主制具有更大的弹性和自我纠错能力,为族群关系提供了缓冲机制,能够有效地规避零和博弈,是民族间良性互动的黏合剂,使马来西亚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又实现了社会稳定、民族和谐。

  (二)加快经济发展,创造经济绩效是实现民族和谐的物质基础

  现代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自然环境、资源矿藏等经济资源的区域性差异,这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态势,地区利益分化、民族利益分化成为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议题。如果一国内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相距悬殊,各民族运行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彼此间缺乏相互依赖感和利益诉求,谋求该国家共同体内民族关系之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发展经济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民族和谐具有基础性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经济越是发达,就会有更多的人形成信任和宽容的政治品质,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民族和谐。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调控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实施了以“发展经济、社会重组”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新国家发展政策”和“国家宏愿政策”三个相互衔接的国家发展规划,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成效。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6.5%70年代的7.8%,到19881993年高达8%2000年为8.9%,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亦从1970年的1937令吉增长到2000年的13359令吉;家庭收入也增长显著,马来人平均家庭月收入从1970年的172令吉增加到2004年的2711令吉,增幅高达10.84倍,华人和印度人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分别由1970年的394304令吉增加到2004年的44373443令吉,各民族的收入均明显提高。同期,马来人的贫困率大幅度降低,从1970年的64.8%降低到2004年的8.3%;马来人等土著资本的股权占有率[35]已从1970年的2.4%,提高到1999年的19.1%,市值增加到593.9亿令吉,是19701.25亿令吉的47022

  客观地说,马来西亚相继制定的数个国家发展规划均是以改善马来人的经济状况,提高其经济地位为宗旨。笔者认为: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亦是经济后发展民族,华人作为经济上居优势地位的非原住民族,在经济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是有必要的。首先,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政府给予弱势边缘的马来人群体一定的扶持,帮助其解决贫困问题,从而避免民族过于分化,可以有效缓解民族间的张力与隔阂,促进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保障民族和谐。其次,从社会运行来看,社会流动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23323。一般来说,缺乏社会流动的封闭式分层体系,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转,而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协调机制。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给马来西亚各民族提供了广阔的社会流动空间,形成了较合理的社会流动。“新一代的马来人对于族群的经济合作经营能够采取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而非马来人也更加倾向于马来西亚的国家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他们更愿意跨族群交往。”24“社会流动尽管是个人行为,但它对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即使互换对流性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地位结构配置的情况下,只要坚持机会平等原则,增加流动机会,加大流动量和流动速度,往往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23]328其意义在于拓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粘合社会结构中各层次之间的易断带,提升社会整合度。再次,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维度视之,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古今中外各国统治者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马来西亚的数项治国理念均致力于调试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以实现社会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高效发展。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如果说新经济政策突出强调财富分配倾向于马来人,那么新国家发展政策则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位,并优先于按民族分配财富。即新经济政策重在民族之间的公平,而新发展政策则更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马来西亚的两大国家发展理念皆格外关注发展与公平主题,展示了其高超的政治艺术、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成熟的治国理念。最后,从社会心理来说,经济强者的让利行为可以消解经济受挫者心理的不平衡感和落寞,激发其内在潜能和开拓进取精神,增强其国家认同意识,对于经济强者而言亦有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实现以系统整体功能不断提升为特征的社会良性运转。这种以“手段上的温和,执行中适度的调整,降低了扶马抑华政策的风险。它通过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缩小种族差异,推进种族和谐的做法有历史的合理性,在改善马华关系上功不可没”(阮西湖,2004)。一言以蔽之,“人类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依然任重道远,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益权利实现程度的均等化,无疑能够为国民整合、国家统一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平等的社会环境”(郝时远,2012)。

  (三)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36]协调共生是实现民族和谐的重要手段

  “认同问题”原本属于哲学与逻辑学范畴,经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将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5。后来,埃里克森用“认同”来表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社会研究领域中,认同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同一”,一个事物的性质和属性没有发生改变;二是“归属”和“确认”,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共同特征的辨识而归属于某一个群体;三是“赞同、同意”26。从第二层含义出发,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27的心理活动,民族认同亦可按图索骥。如若将“认同”理解为“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28,则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就是民族社会成员因隶属于民族、国家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其特质而言,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基于诸如习俗、血缘、祖源、语言、宗教等文化联结的原生性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基于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认同。1991年,马哈蒂尔总理在“2020宏愿”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团结的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忠心耿耿、献身国家的马来西亚国族所组成,内部安宁、国土统一、民族统合、相处和好、伙伴关系全面而公正”29。自此,马来西亚正式开始建构国家(族)认同。其后,纳吉布总理提出“全民的马来西亚”,倡行“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应该视为训养国家(族)认同之延续。

  若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共生,则需首先厘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笔者以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两者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亦相互区隔、相互分离,表现为对立与统一、冲突与协调的不同趋向。一方面,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国家是各民族利益的政治保障,民族自我认同只有在国家机体内才得以形成和持续。为寻求现实的利益保障,民族认同需要国家认同为其创设安全的地域和心理边界,以确认其政治合法性,防止边缘化和集体失语的现象。因此,明确而坚定的单一国家认同,消弭了二元认同的暗流,能有效地保障各民族平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同时,民族认同亦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每一个人首先应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才能隶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民族也就无所谓国家。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以国家为存在形式。因此,国家政权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各既定单元民族的自我认同,尤其是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吸收各民族认同的积极因子,抑制其封闭性和排他性之消极效应,参酌内外环境之需要加以调试、整合,以期达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融共生,形成为各民族广泛认可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认同,两者亦具有对立性与分离性。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每个人无不处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重认同规约之下,民族认同具有历史延续性,通常情况下是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原生性、先赋式身份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源于法律、政治的契约式身份认同,具有多元选择性。此外,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演进虽表现出一定的交叉性,然大抵遵循各自不同的运行逻辑,民族共同体的运行呈现出分化和聚合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可以分裂成或分化出数个民族;数个民族亦可联合、同化或融合为一个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境遇下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则超越了民族共同体以文化为联系纽带的狭隘性,在共同地缘基础上实现了领土主权、政治权威以及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因此,出现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各种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纳入自己统一的疆域范围内,而一个民族亦出于发展演进的不同趋势可以分布于数个国家的现象,造成了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完全吻合的情形,这样既增加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张力的可能性,亦增加了民族与国家交叉互动的复杂性。概言之,“巩固和不断强化的国家认同,会对民族认同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多样性的民族认同及其增强,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某种消解性的影响,导致对国家认同的侵蚀。因此,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30

  藉此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进程中,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协调共生、良性互动无疑是实现民族和谐的重要手段。就马来西亚的现实国情而言,笔者以为,当前大马政府的任务应重在加强国家认同,训养各民族的共同归属感,但应以有助于保障各民族权益为基准线,防止出现以国家认同替代民族认同甚至忽略民族认同的矫枉过正之举。

  (四)树立“多元通和”的文化观是实现民族和谐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活动的最终成果,它“如同一个活的细胞膜将共同体和个体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结起来,并使他们有了作为该共同体和个人的身份”31。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文化诸组成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精神力量”32。当今世界,宗教与民族之间关系密切,宗教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宗教性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进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国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宗教资源异常丰富。从前述马来西亚治国理念的嬗变历史中,我们可以将其宗教文化政策总结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积极培育殖民文化,歧视其他文化的灭绝主义政策;建国初期,强调“马来人特权”,实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单元化文化同化政策;20世纪70年代,提出建设以土著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该政策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普遍性、超越性,其实质是奉马来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为圭臬的文化中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政府的文化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行了旨在保障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绩效制”取代了“固打制”,建设“国家文化”的呼声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之建设。概言之,马来西亚经历了“灭绝论——同化论——中心论——多元论”的文化政策的流变历史。客观地说,文化政策是沿着理性、务实的方向演进的,它有效地稀释了文化的政治色彩,比较成功地消解了民族之间出现对峙的可能,对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以为,由于马来西亚宪法始终奉行“马来人优先”的原则,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赋予马来人以特权地位,这种法律制度规约设计中的缺陷使其很难逃脱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同化论的传统窠臼,势必造成“多元文化”流于形式,严重影响文化政策的执行力,甚至沦为诱发民族问题之滥觞。因此,马来西亚如欲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只有贯彻落实各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尊重并扶持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尊重文化多样性,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之外,别无他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多元通和”的文化观或许是肯綮所在。

  牟钟鉴在多年从事民族与宗教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出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生态模式。该模式具有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民间性和正统性互补、民族性和开放性统一、通和性与多样性共存、连续性与阶段性并显的五个基本特征。笔者以为,“多元通和”是“多元”与“通和”的辩证统一,“多元”就是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文化不分优劣,一律平等,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和”则包含了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吸纳,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从“通”到“和”的升华过程中,则蕴含着走向对话、寻求互惠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这一富含真理性的科学论断,是我们了解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正确路径与工具,委实可以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足以借鉴的精神资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马来西亚政府协调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治国理念,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诚然可以为中国协调民族关系提供可资借鉴的养料。但“橘逾淮为枳”,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努力下一番扬弃的功夫不可。

参考文献:

  1]马雁冰,张学刚,骆永昆.马来西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6.

  2]李一平.试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关系[J.世界历史,2003,(5.

  3][印]阿拉斯泰尔·拉姆.印度对古代东南亚的影响[G//[印]A.L.巴沙姆.印度文化史.闵光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51.

  4The High Lever Committee on Indian DiasporaThe Report2001p257.

  5C.N. Parkinson.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18671870.UM Press1964228.

  6Report of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pp.20217576.

  7Report of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p.24.

  8]陈晓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9]黄滋生,温北炎.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56.

  10]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编译.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Z.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5.

  11][日]Takashi torll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The Restructuring of Malyasian SocietyTheDeveloping EconomicsVol XXXVNo 3September1997.p1.

  12]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19571978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24.

  13]董总资讯局.19702006年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减趋势[Z.马来西亚董教总网站,http//www.djz.edu.my.

  14]董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85年简史(18192004)[Z.马来西亚董教总网站,http//www.djz.edu.my.

  15][日]山下彰一.马来西亚新国家发展政策的概要与各种课题[G//经济研究论文集.汪慕恒,译.日本广岛经济大学,1992,(15):2.

  16][马]马哈蒂尔.马来西亚:迈向前路(2020年宏愿)[G//[马]曾庆豹.2020共舞——新马来人思潮与文化霸权(附录二).陈亚才,等译.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9293.

  17Mahathir bin MonhamadThe Malay Dilemmap.102.

  18Gurowitz AmyMigrant Rights and Activism in Malaysia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in 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9No.4.2000.

  19]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258.

  20Cheah Book Kheng,(2002.Malaysia the Making of aNation.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7.

  22]廖小健.马来西亚维持族群和谐的经济与教育因素[J.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9,(2.

  23]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4]孔建勋,李建明.马来西亚三大族群对经济社会政策的不同态度比较[J.东南亚,2008,(34.

  25]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26]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811.

  27MarshallM.G.and GurrT.R.Peace andConflict 2003A Global Survey of Armed Conflicts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and DemocracyCollegePark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Conflict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3pp. 1217.

  28]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

  29]王锦发.我们都是一家人[N.南洋商报,大马国庆37周年纪念特刊,19940831.

  30]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6.

  31]罗伯特﹒贝拉.宗教多元论与宗教真理[G//刘小枫.基督教文化评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78.

  32]牟钟鉴.探索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11.

注释

  [33]甲必丹来自于西班牙文或荷兰文,其意思是“首领”。甲必丹制度是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实行的殖民政策。甲必丹即华社侨界的首领、领导者,葡萄牙设立甲必丹制度其目的在于实现华人自治,进而人为地加剧民族隔阂,最终分化马来亚,维护其殖民统治和利益。

  [34]固打制,即以人口的民族构成比例作为国立大学招生的依据。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出《马吉伊斯迈报告书》,建议大学招生不但在学生人数,而且在选择专业方面,都要反映社会人口结构。据此,从1971年起,政府开始实施保护马来族和土著民族教育的“固打制”,即政府大学在新生录取名额上采取“配额”分配制,按照马来族和土著60%、华人30%、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10%的比例录取。

  [35]股权占有率是马来西亚评估各民族经济参与的重要指标。

  [36]目前国内学界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表述尚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原来的民族(nation)一词,“政治意味”过于浓重,出于与西学交流之便和避免翻译中的歧义,建议使用更具“文化、血缘色彩”的“族群”(ethnic group)代替之,把“少数民族”称为“少数族群”,而“民族”仅限于指称“中华民族”或改称“国族”,相应地将“民族认同”冠以“族群认同”之名,以“国族认同”等同或置换“国家认同”。另有部分学者对此持异议,他们认为用“族群”代替“民族”,会改变长期以来的学术习惯,并在实际使用中造成更大的混乱;而“国族”因地域和国别殊异,在理解上区隔甚大,此外,源于欧洲的“国族认同”具有“地位差别和人格歧视”之嫌,故不可等同于“国家认同”。笔者在行文中,沿用中国学界的习惯用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但在引文中,仍尊重原作者的选择。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曹庆锋.哲学与宗教学院;熊坤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相关文章:
文章检索
请输入要检索的文章标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国外理论动态
理论视野
专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