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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
作者:王立胜 王清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12-0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他为新中国确立了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飞跃;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体系,毛泽东哲学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哲学基础,而且是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毛泽东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先河,此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在毛泽东所奠定的新型国家基础上,不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认真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在一穷二白、一张白纸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探索。这一探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毋庸讳言,毛泽东的探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中国社会主义的开拓、建设与发展的伟大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庄严证明,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纲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

  一、毛泽东何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植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尝试,根植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曾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之说,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经历了60多年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两个30年本质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在第一个30年,党领导人民艰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阶段;在第二个30年,党带领人民实施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付诸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阶段。

  第一个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把对社会主义的构想推向现实,创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阶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

  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了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新型国家的思考,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作了理论准备,而且一步步把理论构想变成现实,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实现怎样的发展”的问题。实践上,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毛泽东先后创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1959年到1960年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大量真知灼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在第一个30年,中国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这期间难免出现问题。有人试图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错误来否定我党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贡献,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4]。 

  第二个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版本的升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却奠基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6]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各异,二者前后衔接,是一个过程发展的两个阶段,“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

  二、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三个维度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促使毛泽东去思考如何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面貌。改变落后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促使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一)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8]中国要建成怎样的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必须正确回答的历史课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毛泽东的根本主张。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苏俄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全国胜利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跳开“历史周期律”,对我国的政治建设道路进行了思索,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课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以苏为鉴”,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9]。同年,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10]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中国式的建设路线、方针和原则,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走向何处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尝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方针,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时的主要矛盾,详细分析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等矛盾关系,由此得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团结一切力量,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路线。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和复杂的路程,其中也有过重大失误,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过失误就否定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肯定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但并不是回到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离不开毛泽东探索所作的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我们才能走上今天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

  毛泽东探索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党建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奠基者。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言明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这种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建立了心中的理想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就是全国统一、政权稳定,于是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于是进行了三大改造,“三反”“五反”运动,奠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于是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就是与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于是出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抵制了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于是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此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回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共同富裕论、两个基本点的论述等;江泽民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平统一论;胡锦涛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深入认识和科学回答,如此,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飞跃。

  2.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成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新时期党建思想的基石

  对于如何建设党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全面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后来在“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仍然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使其他努力事半功倍的前提。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指出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江泽民在思想建党问题上,强调“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抓紧抓实”,这也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组织建设也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精确的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化和具体化,着重强调党组织建设中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江泽民同样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强调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走群众路线。邓小平把毛泽东所强调的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江泽民把党风建设具体到反腐败的问题上,胡锦涛对此强调了党性修养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组织是行动的航向,作风是行动的表现,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历代领导人的党建思想,在新时期继续强调党建的重要性,以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3.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关于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认为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到“两步走”的构想等都论证了毛泽东所秉承的发展理念。在谋和平、促发展的时期,邓小平始终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带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新世纪,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强调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发展战略,突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好”字优先原则。新阶段,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历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规划,强调了无论从内在的生活品味,还是外在的自然景观,给人们呈现一个屹立在世界的“美丽中国”。

  历史的发展轨迹论证了毛泽东的发展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得到细化和深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在毛泽东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今天立体的全方位的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围绕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答,在探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观点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基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而这一切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开创和确立的。

  1.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的结构形式和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

  2.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纲领,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毛泽东终生致力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他不仅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推翻了与之相适应的旧文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体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从1956年开始,有计划地在青壮年中开展扫盲活动,创新教育内容与教育理念,普及小学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人才队伍。

  4.确立了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此外,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社会管理和国家安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的成功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基。

  三、毛泽东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奠基 

  石仲泉同志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中央领导的创新理论,间接得益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引下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他们的指导思想,“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在根本的哲学理论体系上(不是讲哲学的运用,也不是讲个别的哲学观点)没有超越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基石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用中国传统哲学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概括提出实事求是思想,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也就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去研究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毛泽东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实事求是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不但总结出实事求是思想,而且不断地运用在实践中,在革命战争期间提出了持久战、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作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重大战略方针提出的指导思想,成为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根本指针。“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肯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地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高度肯定和提升了实事求是思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讲到,“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在遵循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拓展,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新的内涵,在时代环境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对党的思想路线增加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等新的内容。

  (二)群众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论基石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3名党员,到新中国成立时也只有448.8万;数量如此少的一个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归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民心所向,就是因为毛泽东动员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强调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指出,党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随着党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在1944年专门写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使这一宗旨更加深入党心,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革命战争结束后,尤其是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党的领导人继续贯彻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评价党的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是人民的拥护、赞成以及答应与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谋得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党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在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离不开人民,必须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的讲话中,多次讲到“人民”,他强调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体现出新一届领导集体为民负责、为民奉献的执政理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史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之中,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论基石。

  (三)矛盾分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石

  毛泽东发扬光大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矛盾贯彻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讲到要正确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等。如此,毛泽东科学地创立了统一战线理论,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妥善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邓小平深刻领会和把握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并在新的形势下灵活运用。如此,才有了工作中心的转移,经济领域才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才有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有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矛盾观的运用和发展。新时期,江泽民同样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如此,才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才有了文化上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才正确处理了民族和宗教问题,才有了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正是对毛泽东矛盾思想的深刻理解,才有了胡锦涛的和谐矛盾观,主张通过和谐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推崇以人为本,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矛盾观。可以说,矛盾分析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

  (四)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论基石

  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是改革动力论的理论准备,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属性的关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源泉,苏联共产党没有找到正确答案,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集中表现为‘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观,其哲学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适合’论”。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论基石。

  毛泽东从唯物论、历史观、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动力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动力论基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论基石。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理论支撑,提供了哲学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体系,但还仍在途中,“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注释:

  [1][2][4][6][7]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载于2013年1月6日《人民日报》。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于201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5][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于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9][10]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第23页。

   (作者简介:王立胜,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王清涛,中共潍坊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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