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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二为”思想的当代演进与理论思考
作者:龚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12-0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毛泽东“二为”思想作为革命文化建设的基本指针,历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历时性发展,在当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文化导向性地位。在“为政治服务”思想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最高价值理想的主导地位贯穿始终;在“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主体性变迁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一贯坚守从未改变。梳理经典理论的发展轨迹,探寻经典理论后世绵延的思想魅力,必将有助于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沿着一条正确的、充满生机的理论路径走向深入。
关键词:毛泽东;“二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建设

  从文化政治学视角出发,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属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党始终将意识形态放在突出地位加以强调,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曾多次指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此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这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思想领袖起到了重要的开创性作用,他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文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指针,“二为”思想由《讲话》首倡并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领导人完善成熟,时至今日仍然以其独具的理论深度承担着引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方向的历史重任。

  一、毛泽东“二为”思想的历史评述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先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2]。《讲话》的此类内容后来被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成为毛泽东“二为”思想的核心主张。

  毛泽东“二为”思想的提出虽然是以当时中国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但事实上却是从文艺观照社会这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去寻求推进革命工作、实现民族解放的具体策略。它首先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意义上,秉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将其与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具体化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二为”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也受到延安时期党内文化建设及文化建设大众化思想的影响,既强调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体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又注重文化建设与工农群众在情感上的充分融合,是延安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最后,从革命历史语境出发,毛泽东“二为”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在危难境况中孕育的理论成果,它背负着为抗日救国这一最大的“政治”服务的历史使命,因而具有突出的现实品格。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延安文化建设和抗战文化建设的特定时代背景出发,毛泽东“二为”思想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调动一切力量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此同时,“二为”思想以特定时期党的文艺工作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化政策运动的一般规律,指出了文艺与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的难以斩断的意识形态关联,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可以说,毛泽东“二为”思想不仅为延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走向繁荣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然,延安时期毛泽东“二为”思想对政治方向的过分偏重也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后世演变埋下了异化的种子,并在建国后历经过渡时期、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境地。然而,毛泽东“二为”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和误读,并没有撼动它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导向性地位,它反而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催促当代领导者从文化建设实际出发对“二为”思想进行辩证审视和积极发展。后世沿着毛泽东“二为”思想的精神轨迹走出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道路,毛泽东“二为”思想也在此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

  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二为”思想的历时性发展

  1.“为政治服务”思想的历时性发展

  首先,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为政治服务”思想。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标准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纲领,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重心。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精神文明被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加以阐发。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为基础,新一代领导者对毛泽东“二为”思想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反思与重建。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

  从“为政治服务”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转变体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毛泽东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的合理继承关系。“为政治服务”思想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就要以无产阶级价值观统领革命工作。虽然这一思想主张最终走向了文化专制的极端境地,但其对于价值航标地位的强调却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新时期“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首先继承了“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根本主张,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形成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理想”[3]的重要性问题,不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终将陷入虚无主义的历史漩涡当中,这既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建设思想得以确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体现了“为政治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承继关系。与此同时,“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也发展了“为政治服务”思想,生产力标准的确立进一步丰富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使其既包含了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价值航标,又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奋斗目标。与“为政治服务”思想所包含的过于求“纯”的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品格,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空间,是“为政治服务”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创生。

  第二,江泽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实现了对“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升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的同时,更要大力推动本国先进文化的发展。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进而被纳入到党的本质内涵之中,为文化建党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从多个方面实现了对“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理论升华。 

  从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它强调的不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更注重文化“先进性”的彰显。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直至“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文化建设主流价值观的思考从未停滞,党始终坚持最高价值理想和正确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了本民族及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引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凸显自身文化的先进性,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向纵深发展,才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出无疑从指导思想层面实现了对“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理论升华。

  从先进文化的具体内容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先进性角度出发,将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进行辩证整合和现实创生,强调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结合、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有机融通,进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出具有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界定,丰富了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实现了对以往文化发展战略的理性超越。

  第三,胡锦涛“和谐文化”思想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出发,拓展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文化胸襟。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新的世纪带给人们新的希望,也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矛盾,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认识到,社会思潮越是多元化,就越需要有统一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概念。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5]和谐文化思想的提出首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我国民族文化躯体中有悠久的尚“和”传统,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中庸之道的召唤下,芸芸众生始终在人伦文化的世俗情感氛围中寻求和体味着独特的“中和”之美。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些着眼于民族本体的文化建设思想正是以“和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谐文化的提出不仅使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更好彰显,也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建设方针向“中国特色”的民族本体层面进行了理论延展,丰富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建设方针的时代内涵。

  在凸显文化建设民族性维度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着重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进而将“和谐性”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加以强调。事实上,“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仅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党强调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以消灭阶级对立、消除两极分化为最终目标,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容易协调和解决矛盾,进而达到更高程度的和谐。与偏重斗争性的“为政治服务”思想相比,和谐文化更注重矛盾的同一性,正因为看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病,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才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世界等积极主张。在和谐理念的观照下,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为指引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和消费理性的升华,体现出某种普世性的价值立场,展现了更加宽广的文化胸襟。

  2.“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历时性发展

  首先,邓小平“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为工农兵服务”思想。

  文革结束后,随着革命文化语境向现代化建设历史语境的推移,文化所服务的对象范围也得到了拓展。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回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也是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加以界定的,可见,对人的关注、对普通大众的关注,始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从“工农兵”向“人民”的主体性扩展,不仅是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一贯坚守。

  可以说,从“工农兵”向“人民”的主体性扩展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阐发。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的智力、体力的和谐发展,并赋予人的发展以社会性、实践性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并重,“人民”作为现代化变革的主体力量,既被物质文明所塑造,又影响和主导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层面的人的发展同样不容忽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为基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标举“理想”问题重要地位的同时,还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时代在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对象范围随之拓展,文化建设对象的精神世界也随之重构。从“工农兵”向“人民”的主体性扩展既体现了邓小平新“二为”方针与毛泽东“二为”思想的承继关系,也彰显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作的不懈探索。

  第二,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实现了对“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升华。

  在江泽民文化建设理论形成过程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造性阐发值得关注。江泽民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7]。“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人的协同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积极诉求,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8]。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以“先进文化”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四个以”文化建设思想的提出,不仅为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明了实现的具体路径,而且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先进文化”论题的思想交融。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由此实现了从“人民”和“社会主义”具体所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宏观视域转向。从文化的属人性质出发,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虽然都以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根基,但前者更切实地将这一理论根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立足于世界文化舞台凸显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强调以文化先进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时期形成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相比,“先进文化”视域中的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无疑具有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文化胸襟。

  第三,胡锦涛“以人为本”思想从“科学发展”的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的时代内涵。

  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9]。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系统阐述中,“以人为本”核心要义的科学界定引人注目。长期以来,经济过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人们意识到,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应该实现由工具层面向价值层面的融通,从社会群体性的利益诉求向作为个体的“人”倾斜,这正是“以人为本”核心内涵得以彰显的现实背景。

  “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从几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首先,“以人为本”的主体仍然是“人民”。不论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建设思想,还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10]的思想,乃至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方针,其主体首先都是“人民”这一群体性概念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进而实现了对文化建设语域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延续。

  然而,“以人为本”的“人”又不仅指“人民”,而是涵盖了“人民”范畴之外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科学划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文化多样性需求两个层面出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人民”与“人人”、群体与个体的文化视域交融无疑拓展了“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的主体疆域。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核心内涵的提出始终以“发展”为要义。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从科学发展观整体视域出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仍然是社会文化和文明进步的前提,这就凸显了“以人为本”核心内涵的现实价值诉求,丰富了“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对毛泽东“二为”思想当代演进的理论思考  

  纵观毛泽东“二为”思想当代演进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以“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源头的两条清晰的发展路径,对其进行历时性梳理无疑会积累诸多宝贵的理论经验。

  首先,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看到经典论断的时代特性,避免对其进行简单否定。马克思有句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曾经指出:“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象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与时代精神进行有机互动的结果,是在时代的迫切呼唤下孕生的。实践先于理论,理论应时代需要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恩格斯那句生动的譬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因此,对某种理论的后世解读首先要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询其得以存在的时代合法性依据。毛泽东“二为”思想是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诞生的,那个时代也急切地呼唤一种能够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相契合的文化建设理论,因而“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文化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合法性地位。虽然这一理论在后世遭遇异化,但其时代合法性不容泯灭。后世研究者要注重以更为宽宏的理论胸襟守护经典理论——这笔历史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并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经验。

  第二,要注重探询经典论断后世传播的思想脉络,挖掘经典论断中蕴藏的普适性内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学习经典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搞教条的注释,而在于深刻地把握经典理论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如此,对“二为”思想的深度把握同样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二为”思想无疑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意蕴。在“为政治服务”思想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最高价值理想的主导地位从未动摇;在“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一贯坚守从未改变,这些都是毛泽东“二为”思想后世传扬的生命力所在。经典论断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在于其理论本体中蕴藏着某种普适性内涵,某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典范性思想,在对经典论断后世传播的思想脉络进行理论探询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普适性内涵,必将有助于为经典论断的后世传播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托。

  第三,要看到经典论断的时代局限性,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延展,为经典论断赋予新的理论生机。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后世是前代的延续,然而面对“完全改变了的条件”,后世对前代文化遗藏的利用也必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必要的发展与创新。从“为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为社会主义服务”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乃至“和谐文化”思想,毛泽东“二为”思想的意识形态之维经过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理论拓展,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从“为人民服务”到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直至胡锦涛“以人为本”思想,随着时代向个体价值本位的日渐倾斜,毛泽东“二为”思想的人本之维也发生了相应的理论新变。毛泽东“二为”思想虽然具有经典和经久的理论价值,但任何经典论断都难以摆脱自身的时代局限性而获得恒久不变的理论适用性,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立足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依据“完全改变了的条件”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创新,进而为毛泽东“二为”思想赋予了新的理论生机,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毛泽东的“二为”思想,这样一种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经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历时性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仍然占据重要的文化导向性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论题。对经典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整体梳理,对经典理论后世绵延的思想路径进行必要的理论思考,必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沿着一条正确的、充满生机的理论路径走向深入。时代在变,对于经典论断的理论总结也不会止步于此,对毛泽东“二为”思想当代演进脉络的梳理还将随时代的推进延续下去,正如马克思在给纽文胡斯的信中所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经典理论期待历史环境的时代性变迁为其提出新的时代命题,经典理论中蕴含的普适性内涵也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得以绵延,理论正是在与实践的交错对话中沉淀为经典,对经典论断的传承和探索也将随时间之流向前推进。

注释:

  [1][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第865、866页。

  [3] 邓小平对“理想”问题的强调主要体现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本任务的提出。

  [4][7]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第294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第648页。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648页。

  [9][10]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第26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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