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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他者”语境下现代性认同的新探索
作者:薛秀军 赵栋      来源:《东南学术》2015年第2015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5-10-1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中国梦的理论设定与现实展开逻辑都要求中国发展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广泛的认同。然而,在理论上,认同隐含着寻找差异的“他者”逻辑;在现实中,中国曾长期被视作他国建构认同的“他者”。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矛盾要求当代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认同理论,思考如何在“他者”语境中去建构一种扬弃“他者”逻辑的新型认同模式。这一探索和尝试,折射出了中国梦的理论特质,凸显和呈现出中国梦不同于其他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独特致思理路。
关键词:中国梦;“他者”;认同

  认同是一个横跨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也是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政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同的理论主体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思维方式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解决方案,而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中往往又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这就要求任何一个现代政治国家、任何一个现代化的主体都必须谨慎地对待认同理论。中国梦的提出为世界思考并解决认同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视角和方法。并且,这些资源、视角、方法本身就内蕴并彰显了中国梦独特的理论品质,反映着中国梦基本的致思逻辑及其具体实现理路。中国梦,事实上正在创造和实现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新型认同模式。这,无论对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认同是主体对客观身份的主观确认,作为一种包含着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性过程或状态,强调认同的目的在于加强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个体提供存在感、归属感和意义感,为共同体提供系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谋求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中国梦的共同认同,更要争取在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认同,只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落实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维护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然而,从现实来看,建构中国认同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甚至可以说阻力重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在西方现代性认同建构的“他者”阴霾之下,这种被赋予的角色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消除;另一方面,由于认同建构的传统方式中始终包含着寻找差异的“他者”逻辑。如此一来,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矛盾和张力,要求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转型中的、正不断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相应的回答。因此,结合当下中国梦提出的历史契机,有必要重新思考认同问题,从而审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他者”身份,探讨在普遍存在着认同危机的现代社会,如何通过自我书写和重新整合,开辟出属于中国的新型认同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以期为属于中国的现代性叙事提供新的思路。

  在这里,必须首先明确的理论前提是,认同理论的二律背反源于认同自身的建构逻辑。具体来说,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的主体性尚未确立,人们交往、活动范围的狭窄和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对土地、血缘、传统、制度、伦理的依附性的生存状态决定了认同在那时尚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只能被动地继承某种身份和文化。而随着前现代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确立和不断扩张,“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现代性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性彻底地激活和释放了人们沉睡的主体性,同时也打破了传统所固有地统摄力、向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权威。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生活被历史车轮碾压地粉身碎骨,人被抛到如齐泽克所称为“实在界”的荒漠,断裂与弥合、差异与同一,困扰着现代人的生活,并催生着人们的生存焦虑、文化焦虑以及身份焦虑。一方面,人们天赋的、固有的观念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致(self-achievement)所替代,从而必然要应对这种传统单一认同的紊乱;另一方面,如何在旧式认同遭到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猛烈冲击之后,仍能够有效地维护本国(族)的利益,就都将认同问题推向了历史和生活的前台。事实上,现代社会认同问题的核心就是对认同危机理解和应对的问题,就像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解决方法,认同危机的解决就在于如何有效地去建构新的认同。

  认同建构的方式林林总总,但在基本路径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通过对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集体记忆、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精神特质等进行萃取、整合和塑造,凸显某种属性意义以增强某种认同感,其特点在于求同;其二,对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进行差异性分析、描述和重塑,制造某种对立力量以间接强化某种认同,其特点在于寻异。不管以上所言的共同体是社团、组织,还是民族、国家,求同和寻异就像是一块砖石的两面,共同构成认同建构的逻辑基础,虽然其路径各异,但又殊途同归。然而,以上仅是理论形态的分析,现实显然不具备如此纯粹的区分,这是由于:其一,求同和寻异之间的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关系极容易被处理为同一性的关系,即求同就是寻异的求同,寻异是求同的寻异;其二,求同和寻异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有同等的效力,在本质上,这意味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评判尺度;其三,认同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表征着某种求同努力的无力和落败,并且相比于其操作的复杂和结果的难以衡量,通过寻异来建构某种认同不失为一种更加行之有效也更为简单直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就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佐证。在该书中,亨廷顿以认同与安全为主题分析了由于部分移民中存在着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的现象,使得美国传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对多元文明的整合能力急剧下降,“美国梦”逐渐失去了其往日的认同魅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美国认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对美国国家安全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为此,亨廷顿在书中开出了在国内复兴宗教和在国际上寻找敌人(并着重对此进行分析)的药方以强化“美国梦”的认同力量。[2]亨廷顿的初衷和对策对重构美国认同而言无可厚非,但有趣的一点是,这一药方内在的悖论恰恰就在于寻找敌人首先就是对恢复“美国梦”认同魅力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他者”语境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在哲学层面上,黑格尔和萨特都认为“他者”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作用。而从认同建构的应用层面上考察,“他者”的确立对于共同体内部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的展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寻找和制造“他者”来框定“我们”,并以各种名义继续扩大差异来强调“我们”;其次,以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引导人们作出孰敌孰友的本质性判断,继而将人们团结在某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意识的无意识过程,“他者”与“我们”之间的某些文化特征被描述为天然给定的。可见,所谓的“他者”逻辑其实也就是寻异逻辑的极端化表达和冷战式思维的现代延续,在剑拔弩张的冷战已经为更加隐蔽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博弈所替代的今天,通过寻找、制造、利用“他者”来建构和强化本国(族)认同被悄悄地普遍的承继下来。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莫不如此,中国自然也无法跳出这种“全球现代性”的逻辑框架。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该逻辑对中国却有了更加吊诡的展现,这在有形和无形之中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压力与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一时间,一种关于中国地位、作用、影响的乐观主义情绪悄悄弥漫在人们的心中。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商业活动中,经济利益的驱使可以提升一国对他国的容忍度,但从源头上来看,经济身份和政治、文化身份却并非总是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横向分析,如果一一罗列,中国可以析分出诸如独特的文明形态、鲜明的社会文化、辽阔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影响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复杂的历史和国情等等特质,这些特质的叠加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扮演起他国在自身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他者”角色,如上世纪西方国家炮制的“黄祸论”、“红祸论”,以及近年来对中国海外发展“片面”、“武断”地认为是“经济殖民”、“资源掠夺”而横加斥责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留心观察,类似的论调早已数见不鲜,不可否认,其背后有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必然涵有他国在建构国家认同、寻找假想敌时所谓有意无意的“别具匠心”。事实上,用“他者”这个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常用术语来表达中国的世界角色,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不仅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然的“他者”,同时,更暗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讽与控诉。

  纵向分析,根据周宁教授的研究,在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就像是西方思想天空中的闪亮明星,在虚幻与现实的暧昧界线之中构成满足西方现代性想象的、乌托邦式的“他者”;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经受了从进步到停滞、从野蛮到落后、从自由到独裁的蜕变,在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意义上都沦为被彻底否定和俯视的“他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周宁认为,要深刻理解这种嬗变的本质,必须首先勘定中国在西方现代历史和现代精神结构中的价值方位:中国之于西方,不仅“包含了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假的内容,有对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对中西关系的焦虑和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3]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正是在西方建构与其发展阶段相对照的“他者”镜像中、在西方文化的不断规训中,甚至是在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无意识的“合谋”中,沦为与中国无涉的、西方巩固自身现代文化霸权和世界秩序的牺牲品。

  周宁教授的研究,清晰地呈现出了中国在西方世界“他者”形象的嬗变历程、历史渊源,以及与西方现代性认同的关系,但作为萨义德《东方学》逻辑的“中国式”展开,他尚没有告诉我们中国在作为“他者”的既定事实上如何走出这种现实困境,如何在西方现代性及其认同构建的方法论“废墟”上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模式,而这恰恰是面对这一问题最现实的同时也是必须要做出的回答。

  认同建构中的“他者”逻辑隐含着手段与目的、预期与结果的矛盾,而建构中国现代性认同的一个隐含前提便是中国自身即为西方现代性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他者”。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矛盾让我们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认同”这把双刃剑。毋庸置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在世界范围内建构最广泛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经济认同等现代性认同,而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显然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将别国作为自身现代性认同建构的“垫脚石”。对此,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在“他者”既存的语境中去建构一种扬弃“他者”逻辑的新型认同模式。这恰恰就是中国梦所内蕴和揭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理论品质和基本致思逻辑之所在。

  在这里,让我们先回到前文,简单分析一下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思路,从而为下文的分析做一清晰的比对。首先,亨廷顿的理论预设是他一贯所秉持的“文明冲突论”,而这种对抗性思维又是源于其“非我族类、其心可诛”的价值预设;其次,亨廷顿将“寻找敌人”作为基本策略,这实际上是一种仇恨意识煽动和恐惧心理营销的方法,对于增强美国认同而言并无逻辑和现实的关联,因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恨(怕)别人不等于爱自己;最后,由于亨廷顿的理论预设、价值预设、实现途径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其恢复“美国梦”的认同魅力的初衷和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虽然我们很难判断“美国梦”的认同魅力是否恢复到了哪一个程度,但在本质上看,其与“美国梦”的历史基础和基本原则无疑却是完全背离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同建构中的“他者”逻辑更多的是基于不同认同建构主体的理论预设和价值预设、是基于实践对理论的反馈,仅就理论逻辑而言,并不能由此得出认同必然包含着分裂主义的祸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每个人就像是社会关系之网中的一个结点,不同结点的蔓延和交叉带来不同的身份属性和相应的认同,如政治身份中的政党认同、集团认同,文化身份中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经济身份中的职业认同、阶级认同等等。在中国梦的宏观叙事结构中,国家富强始终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始终是在以上各种不同序列、不同层级的认同之中位居最高层级的终极认同。这就意味着:首先,不能悬设任何超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凌驾于国家之上;其次,任何序列、层级的认同都不能僭越于国家认同之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在确定了最高层级认同的同一性力量的前提下才能创造一个包容各种异质性认同的“共生”场域。纵览近代以来世界上各个大国的崛起轨迹,殖民掠夺、暴力吞并、战争崛起、民主援助等各种方式或各有体现,不一而足;唯独中国的发展是凭借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指引,通过全体中华儿女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才使中国的国家命运得以改变,才使中国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有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基本保证。而从微观叙事层面上看,人民始终是中国梦的生成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将实现人民生活幸福作为中国梦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旨归,则为一切钳制人民生活幸福的否定性力量敞开了现实的批判空间。因此,正是在国家认同的感召和生活幸福认同的激励下,中国梦才能内化在每个人的心中,才能使全体中华儿女都能将实现自己的生活幸福视为各种不同序列、不同层级认同之中的最广泛的认同,而这也必将使每个人在追求和实现个人生活幸福的同时,将其努力化作推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在这里,尤其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强调幸福和强调成功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幸福和成功具有相似的构成成分,但二者在内涵、思维方式和直接后果上却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成功是一个现实主义命题,它紧密地扎根于现实,在其背后总是隐含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取舍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幸福是一个伦理学命题,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原则是多元、包容和开放的;其次,成功总有一个明确和清晰的对立面——失败,而幸福并没有一种固定的对立面,二者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幸福,幸福则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成功;最后,以上所做的区别或许琐碎,但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就是对成功及其周边元素的无条件推崇,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导致了庸俗成功学的大行其道,更大的危害则在于助长了社会的浮躁、冒进、急功近利等等负面情绪。

  事实上,在中国梦的叙事结构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始终是休戚相关的统一体,其中,国家、民族、人民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富强、振兴和幸福是构成中国梦认同力量的三个要素,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梦区别于其他一切国家梦想的基本特质。因为,这三者是无关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具有普适性的现实主义梦想。与之相比,其他的认同建构方式,要么是从历史或表象中去寻找答案,要么将目光锁定在虚无缥缈的云端,而中国梦的认同基石则是真正牢固地奠基在现在以及由现在所串联和生成的未来。并且,从其内在理论设定和现实展开逻辑看,中国梦并不是要标示和固化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道路与唯一模式,中国梦不反对也不排斥其他开创现代文明新梦想的多种可能性。事实上,中国梦本身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成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出发,在正确审视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架构的,其内蕴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新的指向与判断,同时,也囊括了具有普适性的诸多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追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梦不仅是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梦想,而且也是面向世界的,是从世界范围内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提升精神,彰显价值,并对世界整体发展具有指引和借鉴意义的世界级别的梦想。因此,中国梦必然是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紧密地关联的、共同推进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开创和提升人类现代文明新道路和新水平的梦想,必然是容纳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影响和激励世界各国民众追求幸福的梦想。中国梦内具的这种现实性与未来性的统一、整体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扬弃了“他者”逻辑的中国式的现代国家的多元文化认同模式的产生,意味着更好地面向和融入世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出场。

  并且,在“他者”语境下努力建构和谋求新的现代性认同的中国梦,其现实展开也必然呈现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中国式的文明复兴的梦想。在这里,中国梦的核心毫无疑问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一伟大复兴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去实现,必须是以社会主义的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形象去开创和建设崭新的中国现代文明。换句话说,首先,中国梦的展开即意味着一场改造现实运动的开启,这项运动的制度基础和现实道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项运动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以成本最小、代价最低、痛苦最少、不以损害他国发展利益为前提而实现现代社会的转型;其次,中国梦的现实展开必须也必然是在世界范围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始终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充分发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规模优势与后发优势,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最后,中国梦的现实展开必须也必然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精神,建构“中国话语”,展示中国形象,不断形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泛国际共识,不断形成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弘扬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形象,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宣传层面的问题。诚然,形塑面向世界的、更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精神,时刻都离不开宣传的技术性手段的支撑,然而,从根本上看,真正支撑宣传的应该是一套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梦,凝聚、提升、传播中国精神时,就不仅要注重“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相关技术和策略问题,更应该从思想上,从一开始就将宣传推广的起点提升到创造属于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和现代性认同的战略高度,将中国发展的理念、特质、前景、困境、价值等等统筹和镶嵌在中国梦的基本架构之中,这样做,不仅会为中国梦的现实展开提供更多认同层面上的善意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认同模式——这必将为多维现代性的建构,为开辟人类现代文明新道路,准备着现实的条件。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56页。

  [2][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214页。

  [3]周宁:《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赵栋,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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