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克莱蒙（Claremont）大学城成功召开。会议就“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开展了严肃认真的讨论。
　　会议正值党的十七大刚刚闭幕，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向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近60位专家学者介绍了胡锦涛同志在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与会学者深受鼓舞。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迈克尔?帕尔曼教授、美国生态纪协会主席赫尔曼?格林、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克里福德?柯布、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美国著名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2006年入选“人类有史以来百位生态英雄榜”之一的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美国政治哲学学会副秘书长，克莱蒙匹泽学院的斯诺伊思、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欧阳康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
　　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其《论生态文明》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人类从适应自然到不断向自然索取，再到把自然作为奴役的对象，从而导致了生态的严重破坏。他认为，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正是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应该对于全球性的生态破坏负起责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并决心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从这里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柯布博士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改变或改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最深层的敏感性。中华文明的兴起，并没有遇到那种使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希伯来人同自然界相疏离的严酷环境。因此，中国从生态生存到迈向文明的过程，就没有像西方那样。道家赞赏未驯化的自然，并且主张生命应当符合这种自然状态。道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使艺术家将人描绘为自然风景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而把自然只作为背景。因此，中国的道家或佛教也许对生态文明是有帮助的。在古代中国的智慧中就有许多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实现一种生态文明的可能性就要大于西方。同自然相疏离，这几乎充斥西方历史的所有文化里。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生态观念要比西方机械论思维更能富有成效地促进当代科学，因此，我们不一定要在当前的科学思维和生态思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所突破，能够为生态文明是可能的这一断言提供支持依据。我们需要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成员把自身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时，才会终结人类一直以来对自然的滥用和虐待。他由此断言，“生态文明是可能的”。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迈克尔?帕尔曼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自然及其对中国潜在的影响》的主题报告，美国生态纪协会主席赫尔曼?格林提交的论文是《生态文明的宇宙论基础》,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克里福德?柯布的报告主题是《迈向生态文明的实践步骤》，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以《全球民主和生态文明》为题在会上作主题报告，美国著名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2006年入选“人类有史以来百位生态英雄榜”之一的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生态后现代势在必行》的专题报告，美国政治哲学学会副秘书长，克莱蒙匹泽学院的斯诺伊思（Sharon Nickel Snowiss）也在会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梨：自然和环境》的演讲。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欧阳康等19位中国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研究员在发言中说，去年，也是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尊敬的柯布教授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中指出：“面对今天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或许会在中国阻止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恶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柯布教授的这个讲话引发了我们今天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的研究话题。柯布教授的讲话稿曾被翻译成中文，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引起了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问题（如水源和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强调要在全中国实行一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论述这个新发展观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建设生态文明”。胡锦涛同志的大会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新的要求提了出来。这个新的目标和要求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李惠斌研究员还谈到，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在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已经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样，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文明意识正在得到普及。这实际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行为制造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
　　对于柯布教授所说的，工业化不仅出现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问题，而且更为严重地是出现了对于生态的破坏问题，“工业化最严重的消极结果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李惠斌研究员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怀特海、柯布教授以及其他前人所做出的贡献以外，马克思本人也对于解决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问题做出过非常积极的贡献。马克思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工业化带来的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与劳动关系时所表述出来的公平正义观念，对于我们今天解决资本对于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问题，仍然具有解释力。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应该正确地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公平关系，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合理地解决资本与人们生存环境之间的公平关系。资本不仅应该为劳动者的劳动合理付费，而且应该为因投资而使得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的生存者付费。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是劳动公平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问题。它不仅对于解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的生态破坏问题有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国家之间的生态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
李惠斌研究员还援引柯布教授的话强调，“现代性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价值扭曲”（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of modernity is its distortion of values。）通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我们所说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理论，我们应该对这种价值扭曲进行必要地和有力地校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要肯定劳动价值论，而且要进一步建立生态价值论。不仅要从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自然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消费和生存的意义上研究这种有用性和稀缺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的生态权利，维护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中国环保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理念，如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生态保险等，相信这些理念很快地就会成为中国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和法律。但是这些做法还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在个人、家庭、社区、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由法律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维护全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这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代表考察了位于亚利桑纳州的著名世界生态建筑学家索拉里设计的样板生态城“阿柯圣地”（Arcosanti），并聆听了这位“生态建筑之父”的演讲，对美国学者的生态文明建设获得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会议期间，与会中外学者盛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取的成就，尤其对会议关于生态文明的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女士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对与会者说，十年前她个人提出“生态后现代理论”，并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著作，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她的兴奋程度难以形容。外国学者的共同感受是，他们在中国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会议期间，克莱蒙研究生大学陶哲森校长（Karen Torjesen）亲临会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