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论坛

　　韩立新的报告“《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卡尔·马克思问题”的前半部分内容可参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和《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后半部分内容主要涉及第一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和第三手稿异化概念区别、马克思的方法论的转变，即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了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外化=转让（Ent?u?erung）、异化（Entfremd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等概念的辨析以及广松涉提出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转变问题。

　　鲁克俭：我不同意日本学者对陶伯特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与《穆勒摘要》写作顺序考证所提出的批评。在MEGA2/Ⅰ/2资料卷关于《44年手稿》产生及保存情况的说明中（见《<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保存情况》，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陶伯特的论证既有文献学上的，也有思想内容上的。把陶伯特贬低为只会做文献学考证，是没有根据的。陶伯特和拉宾、巴加图利亚一样，都既是著名的马克思文献学家，也是出色的马克思思想史专家（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陶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对马克思《波恩笔记》的研究，对《44年手稿》的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都是史论结合的杰作。

　　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笔记本Ⅰ时，直接摘引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至少在写完笔记本Ⅲ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关于比雷的笔记。于是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就利用了自己的比雷笔记，“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是斑点病的马铃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1页），这段话就来自比雷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附录中收有四篇韦伯的文章。韦伯在1844年6月或7月成为《前进报》的撰稿人之一，与马克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44年7月中至10月初，他为该报写了许多诗作和五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涉及经济学问题。韦伯的这几篇文章同马克思1844年5月至8月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有直接联系。文章不仅吸纳了马克思在《前进报》编辑部讨论会上阐发的观点，并且采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五六月间为进行经济学研究而对萨伊、斯密、比雷、舒尔茨等人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所作的摘要笔记（马克思将自己的笔记借给韦伯用）。比如在《普鲁士官方的慈善活动》一文中这样一句话“1830年伦敦城内有五十个家庭为交纳济贫税而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包括被褥。”这句话就是从马克思摘录比雷的笔记中引用来的。韦伯的这篇文章写于1844年7月13日-1844年8月2日之间。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比雷笔记写于1844年7月13日之前。但是，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写作过程中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引都是直接来自穆勒的著作，而非马克思的《穆勒摘要》。在笔记本Ⅲ的分工片段，马克思连续摘引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穆勒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53-356页）。通过对比引文与笔记，可以发现马克思是从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的笔记中做相应摘引的，而对穆勒的摘引则直接来自穆勒的著作，因为在《穆勒摘要》中没有相应的段落（参见MEGA2/Ⅰ/2资料卷对各引文内容的注释）。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处。这充分说明，不管是笔记本Ⅰ或是笔记本Ⅲ，马克思对穆勒的摘引都是直接来自穆勒的著作而非《穆勒摘要》。实际上，马克思先直接利用研究对象的著作，再做评述性摘要，并非只有《穆勒摘要》一例。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大纲》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著作是先在巴黎时期做摘录笔记，后在布鲁塞尔时期做评注）。尤其是MEGA2/Ⅳ/3编辑者巴加图利亚对MEGA2/Ⅰ/2考证结论的肯定，可以说标志着MEGA2编委会对该问题的最终态度。

　　日本学者发现MEGA2/Ⅰ/2与MEGA2/Ⅳ/2在文献学考证上有矛盾之处，这确实是重要的发现。MEGA2/Ⅳ/2是前苏联学者鲁缅采娃负责编辑的，现在看来MEGA2/Ⅳ/2的文献学考证质量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对《巴黎笔记》的考证）。如伊科尔在《关于马克思批判李斯特著作的手稿的写作日期》（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1卷）中就对MEGA2/Ⅳ/2的多处文献学考证提出质疑，而由巴加图利亚负责编辑的MEGA2/Ⅳ/3（1998年出版）把鲁缅采娃判为布鲁塞尔笔记的两本笔记重新判回巴黎笔记，就充分说明MEGA2/Ⅳ/2的质量令人担忧。我的态度是：面对国际上有争议的前沿文献学考证结论，中国学者应该审慎地做出判断和取舍，避免简单地以某一种结论为自己文本解读的立论依据，而应向读者交代自己采信某一结论的根据。而且孤证不立，还要形成证据链才能令人信服。

　　报告人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遵循的是“主客二分”的逻辑结构，这一点很给人以启发。不过这一观点恰恰证明了《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之后，因为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赞赏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异化劳动的思路，而该思路恰恰是“主客二分”的逻辑结构（马克思明确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而非报告人所说《第一手稿》（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穆勒评注》（市民社会——“总体的存在”）→《第三手稿》（劳动与社会的结合——“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社会存在”）这一“正反合”的三段论。

　　聂锦芳：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过去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2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其一，流行的研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见《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5年3月17日）》）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的主题有关的法国的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法文，但还没有掌握英文，他对欧文的作品就是就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44年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到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其二，这部著述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这是1932编入MEGA1第1部分第3卷时编者为了命名方便而加上的）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描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是分明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囿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分开，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安启念：报告人高度评价《穆勒摘要》，把它视为《44年手稿》的一部分，即第二手稿的主体部分。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穆勒摘要》的风格与《44年手稿》的风格是不一致的，《44年手稿》的风格像一部著作，是一个著作的构架、设想；而《穆勒摘要》基本上是笔记，二者风格体例存在着明显差异。另外，思想内容也接不上。第一手稿结束部分提出考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产生，考察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很显然，马克思接下来就应该论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怎样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这样《穆勒摘要》就接不上了。在《44年手稿》第三手稿马克思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个思路与第一手稿是一致的，因此丢掉的几页应该是写劳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起源。我关心的是第二个笔记本，这对于理解ⅩⅩⅩⅨ页补充的内容有很大关系。ⅩⅩⅩⅨ页讲的是私有制财产的产生，马克思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劳动-私人所有-异化劳动-私人所有，这不仅是经济学、哲学研究的，同时需要大量实证研究。这也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问题。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有了新的实证材料来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马克思晚年继续进行的研究。

　　安启念关于《44年手稿》第二手稿的详细讨论可参看本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基本内容及全书文本结构研究》。

　　韩立新：《穆勒摘要》与《手稿》是同时写成的，马克思一开始并没有要写《44年手稿》这样一本书的意向。马克思是在第三手稿快写完的时候，写了《序言》，但是《序言》与《手稿》内容并不吻合，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它就是《手稿》的序言。罗扬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它从纸型等文献学事实证明第二手稿是《穆勒摘要》的结尾，第二手稿的遗失没有那么多；二是，手稿是当时马克思进行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不能把它看成是一本书。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私人所有和异化劳动的解释关系。马克思认为是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根源，这里的异化劳动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但是后来马克思又想从人类社会整个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私人所有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得“私人所有-异化劳动-私人所有”的“循环论证”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两个“私人所有”所指并不相同，马克思当时还没能明确区分这两种私人所有，所以看起来的确像循环论证。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以后找机会再说。

　　安启念：我认为马克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试图用生产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东：报告人的报告启发我们关注《穆勒摘要》和《44年手稿》的关系及《穆勒摘要》独特的价值。过去我们对此注意不够，当然这个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还启发我们要对《44手稿》或者说整个巴黎时期加强研究。应该将巴黎笔记与其他东西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建议做1844巴黎文本群研究，将《穆勒摘要》插入其中进行研究。我倾向于《穆勒摘要》和《44年手稿》相互联系、互补说，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期应该相对前移，但不同意断裂说，而赞成转变、飞跃说，转变的时间就在1843年底、1844年初。近年来我对《44年手稿》及其实践观有六点新发现：一是手稿研究史略的新发现——顶点论、不成熟论、起点论是三种基本观点；二是三种观点后面三种解读模式的新发现——以西解马、以苏解马、以马解马；三是版本结构的新发现——应区分出相对独立的“第四手稿”或“哲学手稿”；四是《44年手稿》深层哲学主线的新发现——从异化观到实践观；五是《44年手稿》哲学底蕴新发现——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论纲；六是《44年手稿》历史地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此外，应该肯定马克思文献学的价值，如果否定，那么就断了马克思研究的根基。

　　黄楠森：文本研究非常重要。有些人喜欢只抓住一、两句话，就下判断。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要做文本研究。《44年手稿》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著作，人们对它有争议是正常的。对于《44年手稿》，20多年前我有过研究，形成了对《手稿》的看法。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但并没有使我改变20年前的观点。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我仍坚持“转变论”。《44年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到了转变的最后准备，《手稿》中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带有马克思原来思想的痕迹，没有脱离原来的思想框架。但是有一些新的思想因素，所以才有《提纲》、《形态》。当然，也不能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态》就是完全成熟的，但框架已经形成。《44年手稿》中有实践的观点，有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这个时候与费尔巴哈已经有不同了。不成熟在于他的异化理论框架。这是从文艺复兴就开始的，是按照“原来是怎样，后来不好了，然后再消灭”这样一个思路。费尔巴哈基本就是这样。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还是这样。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被异化了，私有财产出现，然后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用人道主义的框架来表现社会。同时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这个著作，没有完全摆脱原来的痕迹。今天，你们给我很多启发，我回去还要好好琢磨。特别是《穆勒摘要》，还有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等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本人在《44年手稿》中是动摇的，“私有财产产生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产生异化劳动，两者互为因果”，在这里马克思是不确定的。深究私有财产的产生，马克思还不能完全说清楚。马克思后来用生产的矛盾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明他研究的重点是在实践，这才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赞成马克思思想有一个转化的过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研究能使他产生了更科学的认识，而《形态》则是其结果。我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