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0—21日，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转型与调控：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古巴、越南的9位外国专家学者和中央编译局、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的国内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学东研究员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政治分析部主任米夏尔·布里教授分别代表两个主办方在开幕式上致词。
　　王学东在题为《转型与调控：中国的经验》的致词中指出，社会转型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在其演进过程中，必然会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心理冲击。因此，对社会转型的驾驭和调控，对于坚持社会转型的既定方向和目标，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研究这样的重大课题，对于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学东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调控下进行的。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成改制、转型变成转向”不同，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逆转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探索和完善适于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王学东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正是这“十个结合”，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我国的社会转型平稳有序地向前推进。
　　王学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说明了转型与调控的关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大胆破除了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我们把基本经济制度同资源配置方式区分开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平稳较快发展。
　　王学东最后强调，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驾驭社会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条主要经验。中国的经验虽然并非对所有“转型国家”都具有“普世价值”，但它至少对越南、古巴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同样，越南、古巴等国在驾驭和调控社会转型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米夏尔·布里教授指出，转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长期目标，转型是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是改变一个地区和一个部门，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第二，转型中有各种角色参与，例如政党、社会运动、工会等，它们为实现转型目标而奋斗；第三，转型要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架构进行改变；第四，转型的目标与结果应当保持某种一致性。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对转型进行调控，为此需要借鉴过去社会变革的经验和教训。
　　米夏尔·布里教授指出，今天全球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一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危机——资本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二是粮食、气候危机，社会再生产面临全面危机，不仅在生态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层面；三是国家管理出现失败，许多国家面临社会分裂，社会发生两极分化；四是全球秩序、国家秩序的公信度面临挑战，例如德国人认为现在的制度是非民主的；五是安全危机，近些年出现了各种战争，原来以为冷战后会更加安全，现在看来相反。我们需要探讨能否进行更大的转型，即在全球层面建立起新的文明的转型，使我们能以团结、民主、和平的形式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中外学者围绕不同国家转型的比较、越南的转型、俄罗斯和中东欧的转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古巴的转型、对转型进程的调控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特别就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越南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处理和化解突出社会矛盾的举措、中东欧1988年以来政治经济同时转轨的困境、中东欧政治经济转轨的标准与特点、改革开放与制度定型、社会转型与我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中国的社会分化及对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经验、古巴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劳尔·卡斯特罗的继承和变化、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富有成果的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求真务实，从理论、学术和政策实践的角度为转型国家总结历史经验、应对现实挑战建言献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为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