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翻阅一下田辰山先生的《中国辩证法》一书，最初的一个感触就是他的国学功底。一般说来，我这一辈人的国学功底不及比我长一辈的学者如冯友兰先生那一辈人，我的下一辈人又不及我这一辈人。这是时代使然，不足为怪。像田辰山先生这样比我晚一辈的人中间，具有他这样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实不多见。他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英语水平自不必说，而对中国古典的东西还懂得如此深透，这却令我吃惊。他的这本书，只能是非常熟悉中国古典的人才写得出来的。

　　我们平常都爱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这一论断的内涵，并不明了，我们一般并不清楚我们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田先生的这本书简洁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易经》所讲的“通变”的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解读西方的“dialectics”。田先生从哲学的高度，从辩证法的高度，剖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他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如何用中国“通变”的思想解读马克思的经历，作了有理有据的描述和分析，这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尚属首创。本书被译成中文，无疑对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辩证法”这个词，我最初是在西南联大选修贺麟先生的《哲学导论》课程时从他那里听到的。贺先生举“荷出污泥而不染是真正的清高”为例，来说明“辩证法”的含义，令我对“辩证法”产生了深切的感悟。我因家庭教育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自命清高的性格，而我从贺先生的讲解那里为我的清高思想找到了人生观的哲学依据。我原是学经济的，就因为受了贺先生讲课的影响，由经济系转到哲学系，走上了哲学之路。贺先生所谓“荷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辩证法”的看法，从田先生这本书的视角来看，就是一种中国人对西方dialectics的解读。荷从污泥中走出来而仍然保持清香的品格，这就是田先生书中所说的“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也就是“通变”。贺先生理解的辩证法显然是一种中国化的辩证法，我最初接受的“辩证法”概念，也是一种中国化的辩证法。

　　田先生的书，主题是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辩证法，我则更多地从中西哲学　　与文化之比较的角度来读这本书。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本书是一本对中西思维方式、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的佳作。在田先生看来，西方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主客二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通变”。这和我近一二十年来的著作中所讲的观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subject-object dichotomy），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有非常相似相通之处。杨金海先生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就提到，“通变”的思想“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致的”。我看到杨先生的这句话，非常高兴。田先生谈到“道就是通”，我非常赞同，我近十余年来也极力提倡“万有相通”的哲学。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认为，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根本上是彼此外在的、彼此对立的：我就是我，不包含你，你就是你，不包含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则不然：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无截然分立的鸿沟，中国人爱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己不分，物我不分，或者说，物我两忘，乃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庄子所谓“至人忘己”是也。西方人讲的自我是“独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中国人讲的自我是“互倚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西方人讲我，我就没有他人；讲一，一就不是二。用一句不太准确但又比较生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一不二”。中国人讲我，此我还暗含父母和亲人，讲阴，阴中还暗含阳，讲阳，阳中还暗含阴。按我的理解，这就是“通变”，“通变”也就是“变通”，至少是与“变通”相通，“变通”就不是“说一不二”。当然，这样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只是大体上如此，从主要方面说如此。实际上，中国人也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西方人也有“通变”的思维方式。这里也不能搞二元对立，还是应该以“通变”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中西思维方式和中西文化的区别。

　　西方的“dialectics”一词，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但它与主客二分、二元对立有密切联系。柏拉图把从感性中对个别东西的知觉、想象上升到“理念”的认识过程称之为dialectics。他在讲“通种论”时还特别提到了“存在者”与“非存在者”的“相通”。这里似乎有点中国“通变”思想的辩证法意味，但他的辩证法以认识“理念”为依归，“理念”是超感性的东西（supersensible），它是超乎时间现实之外的彼岸世界，这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现实主义的，不崇奉这一套超感性的东西。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理想主义的，相信最完满的东西。柏拉图讲的圆的理念，就是最圆的圆，那种圆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但西方人崇尚最完满的理念。西方的上帝，从一方面说，就是一个最完满的理念。中国人不信这样的上帝，中国人讲的“天”不是这样的上帝。田先生书中提到西方人把dialectics与“超绝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猜想中文本翻译成“超绝的东西”，也许就是指上述“超感性的东西”。中国的“通变”思想不崇奉“超感性的东西”，而柏拉图讲的“dialectics”与超感性的“理念”不可丝毫分离。“dialectics”在他看来就是“理性”认识的学问或把握“理念”的学问。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正”中内在地含有“否定的”力量，“正”由此而必然走向“反”。这里也有中国阴阳学说中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思想因素，有“通变”的思想因素。但正如田先生书中所说，“尽管如此”，黑格尔最终还是把辩证法与他的“绝对理念”联系起来。“绝对理念”归根结底也是超感性的，不现实的东西，是一种二元对立论的变种。黑格尔的主客统一论不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这一点，我在许多论著中谈论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可同日而语。

　　中西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各有优缺点，关于这方面，学者们已经谈论很多，我不想重复。西方许多现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他们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对传统的“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进行批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大多是不自觉）要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吸取营养。这一点，安乐哲先生在他为田著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了。安乐哲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将“成为西方哲学思想新方向开拓的批判武器”。他的这句话大概就是我上述的意思吧。

　　西方现当代思想家注意到西方人自己传统的缺点而重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优胜之处，这和中国现当代某些思想家主张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二者应该说都是同一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中西思想文化各有其特点和优缺点，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日益繁盛的大的国际形势下，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是总的趋势，但交融并非混合，并非半斤八两。思想文化发展的未来也许是中西各自以其传统的优势为主导，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充实自身、更新自身，从而创造出一个中西文化“和而不同”的光辉灿烂的局面。从如何发扬中华文化自身的角度来考虑，我以为，我们应当多一点忧患意识，在看到传统文化优点的同时，多注意一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缺点。这个缺点就在于缺乏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原则，从而也缺乏科学精神，科学赶不上西方。中国人的“通变”思想或者说“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不利于发展科学。老是停留于主客不分，科学如何发展？我主张吸纳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但又看到它的缺点而超越它，达到一种“后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既保持“通变”思想或“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性和优势，又吸收了“主客二分”和科学的具体内容。我以为，这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实可行之道。我们对于中西文化的区分与看法，也应当运用田先生所讲的“通变”的思想方法，而不可采取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态度。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