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中国经常经历危机、社会动乱和彻底的变迁,这是其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建立在封建和儒家价值观基础上的传统社会,曾经受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 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拷问。在上述每一个历史阶段,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都遇到了深刻的挑战。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的复兴不仅名副其实,而且意义重大。假如我们考虑到中国有5000 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25 年中所发生的变化,确实是西方观察家们全都始料不及的。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变迁,是极端迅猛的演化。在此,最难以预料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一、“个人化”过程
在儒家时代,由于社会对和谐的需要,群体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直到这一时期结束,个人主义还被冠以“封建思想的残余”的标签,被等同于自私自利。如今,它虽然还不是一种新兴的主要价值观,但却明显出现了一种强调个人责任的倾向。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外合资及外国独资企业的发展,引进了以个人表现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法。小型企业的大量增加,把个人责任提到了突出地位。目前的倾向是更加强调个体的、而不是作为集体担责的群体的一员的责任。
人们可以从目前的演化中断定,集体主义价值观遭到了明显削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也不再起到像过去那么大的动员作用。社会的认可不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不再受到欢迎,个人主义也不再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活动中考虑个人自己的利益不再遭到否定,人们要求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新的倾向是强调个人成就,这显然是对所谓“亚洲价值观”的改变。甚至工作单位也不再对员工的私人问题指手划脚。
个人感情和观点的表达比以往更多地得到接受。在过去,人们都不会流露自己的观点,唯恐言多必失,惹祸上身。现在则有一种特立独行的趋势,力求不同于他人。这种追求个性的趋势涉及到身份认同问题。对女性来说,穿着打扮也是不同于他人的手段和张扬个性的方式。在过去,明智的做法是不公开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便有遭受他人嫉妒之虞,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如今,城里人不再刻意保持低调,而是喜欢比以往更多地表现自己。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疗法,因为它有助于释放一个更加竞争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情绪。
建筑和城市化之所以助长个人主义,是因为在一片低矮建筑中鹤立鸡群的高楼大厦里,“胡同里的团结”已不再起作用,因为大楼里的居民个个门户紧闭,对邻居的事情一无所知。独生子女政策也对个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家庭给了孩子无条件的爱“, 小皇帝”就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心理,这种心理以后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的竞争中还会得到强化。
对个人的重新强调明显改变了与身体的关系,化妆品消费数量的巨大增长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明证。“自我”成了新的关爱对象。化妆品消费数量的增长不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且表达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自我的边界扩大了,人们开始要求有个人隐私,并且变得愈益重要。
二、拜金主义取向
挣钱曾被研究者们贴上“强调物质价值”或“唯利是图”的标签,如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与个人化随之而来的是,显财露富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要求。这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寻求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它产生了既想加入新阶层、又想区别于他人的矛盾心理,从而在变化中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孔子蔑视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成功,毛泽东则怀疑金钱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武器。这种价值观正在发生深刻改变。邓小平关于“致富光荣”的论断,完全符合人们的自尊欲望。这种新的金钱崇拜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一些新开张酒店的名称就反映了这一点。财富的形象完全得到新生,以至于在农村,财神成了年历上的常客。
修改后的宪法强调私有财产及其不可侵犯性,它从宏观社会层面证明了个人层面的价值观的变化。人们早就表现出他们会接受这种变化,他们把党的口号“向前看”称为“向钱看”。对物质财富的这种渴望向传统信念提出了彻底挑战,因为根据传统说法,东方社会注重“是什么”,西方社会则注重“有什么”。
挣钱不再是一种耻辱。因此,按照中国的某些批评家的说法,继儒教、道教、佛教之后,第四种信仰正在形成,这就是重商主义。这种新兴的“信仰”乃是党和人民之间达成的一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交易”的结果。光有身份地位还不够,还必须有财富。有车有房,会使得生活更容易、更舒适,这是成功的标志,是对人的价值的经验证明。
股票交易在被禁止40 年后重新开张,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参与热情。据预测,到2010 年将会有7 亿股民。当按部就班地工作不能使人们一夜暴富时,还有购买彩票这个途径,它意味着如果走运,便可获得大把大把的人民币,从而加入百万富翁的行列。
处于现代化前沿的城市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现象,金钱不再是一种需要努力节省的稀缺资源,人们不是慢慢储蓄金钱,而是设法使之流动起来,甚至从银行贷款,今天花明天的钱。这种变化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揭示了一种新的家庭理财观念,即把金钱看作是流动的。
三、古代信条的回归
中国人曾被说成是“不信教的民族”,但是“非常迷信”,他们喜欢相信一切能够干预其日常生活的超自然的力量,目的是想得到它们的善意或支持。
寺庙不再被看作主要是为了愚弄、欺骗天真的信徒的地方。甚至那些不真的信佛的人也来顶礼膜拜。新的宗教信仰出现了,它们为未解决的精神需要提供了答案。算命先生也重现江湖,在人们遇到困难时替他们消除焦虑,人们对他们比对宗教本身更加当真。
风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信仰体系,再次在许多情况下发挥着作用。其主要信条是,人要与自然环境及宇宙规律相和谐。住宅和工作场所的、甚至祖坟的朝向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风水在20 年前曾被历史唯物主义批得体无完肤,而今却又在商界大显身手。随着鬼神信仰的复兴,古老的中国文化背景再次浮出水面。
基督教在这里也大受欢迎,而不再继续被当作西方势力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宗教的复兴表达了精神的需要,它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抵消拜金主义浪潮而进行的探索。对有些人而言,则可以被看作是为了重新得到更好的内心平衡。原文化部长王蒙曾指出,人文精神在这个转变时期丧失了。精神空虚招致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认为现代性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打开了一本新的社会学记录的人的精神焦虑。仍然处在幼年时期的当代艺术,似乎还不足以填补这种空虚,使之富有意义。
四、家庭内部的变化
传统上,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按照儒家的逻辑,家庭的组织有两大原则,一是等级制,二是家长制。父权是“五常”的一部分,意味着他有责任保护家人。家庭是通过世系和子孙的繁衍而维系的,即所谓“多子多福”。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父系原则遭到削弱。在过去,建立和处理代际关系乃是男性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庭正在逐渐让位于由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
在过去,孩子应当侍候父母,并在其年老时照顾他们。如今,关心的重点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他们肩负着家庭的未来、梦想和期望。当前的一代父母被认为是牺牲的一代,他们既要侍候父母,又要侍候孩子。
家庭似乎不再是价值观的唯一来源。教育结构和同龄群体对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欣赏趣味、生活观念甚至思维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婚姻观念业已发生重要变化,旧的包办婚姻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相互吸引和相爱成了共度一生的基本条件。人们结婚越来越晚,有时甚至同居而不结婚。从长远来看,家庭将比以往更不稳定,离婚率正以惊人的比例上升。
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今,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的中心不再是“家长”,而是孩子。这些“小皇帝”至少从6 位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那里得到最大的关爱,为了让孩子成功,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们把一切都押在了孩子身上。对独生子女来说,只有最好的大学才可以考虑。为此,许多家长为孩子请家教。反过来,孩子们不得不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年轻人自杀率的上升与此不无关系。
五、女性地位
妇女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不是很高,女性要服从于男性,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社会上对男女的评价标准大不相同且有高下之分,即“男才女貌”,认为女人除了生孩子和饱人眼福,并没有多大用场。如今,追求男女平等的漫长征程已经开始了。毛泽东曾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自此,对妇女及其社会作用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她们应当聪明能干、勤劳务实,这使她们在现代社会里有更多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华,女性表现个性、发表观点、进行决策不再有什么不妥。相反,过分贤淑会妨碍她们发现机会,取得成功。
相当数量的女性开始自己创业。根据2004年的统计,女企业家的比例达到中国全部企业家的20 %。女性常常掌管家庭理财,如经营股票。在以往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方面,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许多男性依然喜欢认为,他们的薪水应当更高,理由仅仅是他们应当被视为家长。年轻女性肩负着现代化和创造新社会规范的重任,而男性在许多方面只是亦步亦趋。女性正在给新型城市社会留下深深印记,正在对女权主义做出重新界定,这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一个彻底变化。
六、榜样
在中国文化中,人格在提升价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从原则上说是如此。中国人需要领袖、英雄和榜样,需要钦佩、尊敬那些做出了某种特别行为的人,此乃榜样之所以是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工具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留给人们的第一个榜样是圣人孔子,另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是智勇双全、鞠躬尽瘁的战略家诸葛亮。作为伟大的舵手和魅力无穷的领袖,毛泽东的崇拜者之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他之外,上世纪60 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榜样就是雷锋了。载入现代中国史册的人物还有刘胡兰、董存瑞、张海迪等。
人们可以看到,如今无论是榜样的形象还是作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榜样不再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起着同样的作用。此外, 他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是“官方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尽管他们经过媒体的一番改装,也成了市场制品。新的榜样多是电影明星、歌星、体育明星或成功的经理。
从这些榜样所代表的社会形象上,我们看到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转变。现代的英雄人物不再经历个人的戏剧人生,不再牺牲自我,其道德教化作用完全不见了,最主要的是成功、声誉和金钱。不管是在经济、艺术还是体育方面的残酷竞争中,人们必须成为赢家。作为以往的典型人物的工、农、兵,已经随着时代的过去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七、从平均到分化
传统上,中国人的生活是以和谐、得当的举止、美德和平衡这样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政权引进了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它作为新和谐的保证,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并带来了团结一致。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半本能式的与他人进行比较的癖好,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一旦出现不均,便会产生社会张力和动乱。但是,现代化的大潮正在带来明显的变化,各种形式的自由表达正在超越秩序与和谐,这种离经叛道体现在生活方式、着装、艺术品味和闲暇等方面。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强,同时伴随着对收入不平等的日渐容忍。
从生活方式和时装方面可以看到人们的容忍程度正在提高。艺术创造越来越开放,奇装异服大行其道,奢侈消费起到了身份认同的作用。
对于从业模式和谋生手段,人们的看法越来越宽容,甚至相当一些人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再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其他文化。特别是对于西方舶来品,不论服装还是音乐,人们似乎都能接受,而不是像“文革”中对待钢琴那样加以禁止。
一般来说,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无法接受甚至要加以惩罚的想法和行为,如今都得到容忍,从而为多元社会铺平了道路。但是,当前对差异的容忍不仅是一种新现象,而且其范围也有限,只是盛行在中国的部分现代化地区;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社会评价和职业模式方面,人们仍然存在分歧。
八、冒险倾向
共产主义时期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国有企业对工人实行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照顾,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党所扮演的“仁慈的家长”的角色培育了安全和平均这两种价值观,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人们则可以看到,这两种价值观,尤其是后者,遭到了严重削弱甚至否定。年轻人关心的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其特征是不断的变化,甚至不稳定。人人坐等伯乐上门的时代结束了,人们都争先恐后显露自己的才华。在个人生活或职业活动中,人人都感到岌岌可危,害怕会被公司辞退,会遭遇离婚。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里,如果选择的机会增多,这种不安全感也会增强。中国的教育还没有教人准备好迎接这些新情况,挫折教育尚未被广泛接受,因为失败会让人丢脸。
数十年来,竞争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中国人一直认为,人们应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家庭是按照儒家规范组织起来的,社会不过是这种秩序的一种放大而已。如今,家长式的管理方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变,新的思维模式正在逐渐形成。竞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而市场经济是通过生产更多财富使国家得到发展的根本手段。这种局面被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前提是不把市场经济作为最终目标。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已经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威力,个人只需奉命行事的时代过去了。人们所看重的,不再是大名鼎鼎的国有企业,而是表现出色的私营公司。
竞争原则对迄今还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传统结构,即关系,提出了挑战。虽然个人关系仍然至关重要,但仅仅依靠关系,已不足以保证在当前的市场中获得真正的发展。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竞争虽然也有一些明显的消极后果,比如导致了有时连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但它毕竟真正合法化了。表达和评价公正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即从强调平均变成了强调业绩。竞争意味着努力和压力,但由于显然有所回报,接受这种新准则就似乎是值得的。
九、私人和公共领域
对个人而言,社会设定了两个供人们开展活动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的是与个人及其家庭、朋友、亲戚直接相关的领域,而公共领域则指的是私人领域以外的全部内容,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人们之间没有互惠,甚至没有合作的默契。私人领域只涉及极少数人,他们是个人的第一个交往圈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关于敬重、德行、义务及注重和谐的价值观。公共领域则是整个社会,其中任何行动都可能被当作是对面子的挑战,有时还会引发冲突。整个社会被当作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寡廉鲜耻的人们总是设法从他人那里渔利。这样,每个人都必须拼搏,避免成为牺牲品,避免自己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并要时刻做好最坏的准备。
当人们从一个普通城市的普通街道走进中国人的家里时,这两个领域的对比便昭然若揭。街道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箱,人们在那里随地吐痰,乱丢污物。然而,当进到家里时,便会发现鲜明对比,甚至在最破烂不堪的大楼里也是如此。即使空间狭小,那地方也很整洁。一旦进到家里,人们便会把与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抛开,比如脱掉鞋子。
朝向现代性的变化汹涌澎湃,私人领域正在崛起,私人领域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许多决策都与之有关。因此,工作单位在诸如结婚和离婚这样的事情上不再指手画脚。年轻人尤其在意不让任何人为他们拿主意。私人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心照不宣地讲究透明,而是注重保密。互联网的发展也有助于重新界定公私领域的界限,从而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交往和表达方式提供了新的机会。
十、中国中心论
清朝时期,利玛窦所画的世界地图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中国不是位于世界的中心。本来,拥有5000 年文明史的中国被认为是源头,是文明的发源地和供人参照的文化大厦。中国这个概念本身,便是被用来作为世界其他部分的参照点。传统的世界秩序“天下”标明了中华帝国的地位,但同时也给中国人一种包容一切的感觉。一切超出其物质或文化界限的民族都被当作是有求于中华文明成就的夷民。直至今日,中国中心论仍然得到有些人的信奉。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媒体和旅行,人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中心论也随之削弱。现代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既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也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古代观点是相对而言的,并将其归入应当摒弃的陈旧观念之列。当中国人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水平和生活水准时,开始对自己有了怀疑。
新的中华民族的心理是在中国不再受人凌辱的复杂背景下形成的。随着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给人民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形象,她不再软弱可欺,因而受到尊敬。这种新的形势使得做中国人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像“建设强大国家”这样的口号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并影响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知识界形成了一种“文化爱国主义”,不再沉醉于过去的辉煌,而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面向未来。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对外界不再恐惧,同外界的交往愈益广泛。为达此目的,他们用了许多手段,比如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
十一、世界观的改变
1793 年,乾隆皇帝在接见完马戛尔尼爵士后,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它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漠视甚至轻蔑的态度,认为自己主宰着其他国家的命运。但近年来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有意义的事件,这就是取消了外汇兑换券。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外国人不再被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对待。
中国人开始不只是对邻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女士们被西方的时尚和化妆品深深吸引,男士们则对技术和诸如足球之类的体育感兴趣。西方的形象成了正面的,英语学习书籍增加了关于移民的章节。中国对外开放的欲望非常强烈,把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来源,鉴于此,中国加入WTO 以后出版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图书超过了3000 种。
正如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情节:“中国人看待外国人从不外乎两种方式:不是野兽就是天使。他们从未能够把外国人当朋友看待,把他们看作是同胞。”如今,随着如此众多的外国人在华工作、生活,中国人找到了第三种方式。
十二、乐观主义的未来观
如今,一切都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许多在过去不可想象的创意,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现实。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宇航员送入了太空;进步永无止境;GDP 的增长将很快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关于未来观的国际研究认为,中国人(和越南人) 是当今世界上最乐观的民族。几乎人人都相信,等今天的孩子长到父母的年龄时,他们会生活得更好。
未来观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因为心中有了新的参照物。人们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能够作出现实的选择,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是巨大官僚机器轮子上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发言权,不再是自己对之无能为力的命运的牺牲品,他们的雄心壮志也许有一天会实现。现代化带来了希望和务实的观点,当人们看到这些预期在西方已经成为现实时,情况就更加如此,人们对未来踌躇满志。中国将会取得巨大进步,摆脱当前的欠发达状态,并且人人都将从中获益。
十三、结论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的变革不仅仅是由现代化先锋们进行的,而且是一个更深刻的趋势,影响到了社会的许多层面。这是一种毫无例外地不会造成重大危机的变革,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似乎对人类进步充满信心,相信法国启蒙哲学所主张的进步方式。虽然当前的变化不具有强大的精神价值,但它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社会无需在相互敌对的价值观中做出抉择,中国的模式同西方大相径庭。
本文所指出的一些新趋势,如愈益成长的个人化,对差异的愈益接受、更开放的表达方式、教育价值的回归以及愈益盛行的享乐主义,都对社会变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事实上,新的价值观尚未把整个中国网络塑造成型。未来的社会关系的深层本质,必须把所有这些新生的特征都包括进来。关于中国社会目前的取向,我们今天有了参照标志和参照符号。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简单提高和接受西方技术。它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许多变化,尤其是引起了那些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十分重要的深层东西即价值观的变化。
(本文选自Journal of Conlemporarg China 2008 年第17卷第56 期;作者Guy Olivier Faure 系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客座教授;译者师凤莲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