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关“软实力”的讨论已经溢出其所发源的国际政治学界，在不同学科中展开。然而，目前的讨论仍体现着初始研究阶段的明显特征，即论者自称其义，自定其性，殊难对话。本文所谓的“知识学梳理”，即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作为历史结果，通过对人类软实力实践和认识的历史追踪和哲学观照，尝试把握“软实力”和约瑟夫·奈的理论的真义和实质。

　　一、实践和认知--人类对软实力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运用

　　理论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的现象和实践的反映和概括。在“软实力”引起政治家注意、进入思想家视野之前，人类早就对软实力有了自觉的意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了。

　　英国考文垂大学的阿兰·亨特尔指出，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基于人类运用软实力的实践之上的。罗马帝国对其价值观的宣传与今天美国对软实力的应用如出一辙。在《中国软实力和传统文化》一文中，亨特尔把所谓软实力“新”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比较。他认为，软实力并不新鲜，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军事思想中，“软实力”的运用就是其重要部分。此后的一代代中国统治者在制定战略和长期计划时都把它纳入其中。重视和运用软实力的思想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孙子兵法》中得到精致的阐述。后来这种软实力思想并没有仅仅保存在军事理论的象牙塔里，而是常见于迷惑对手的战略战术之中，如“不战而屈人之兵”。软实力在中国历史上被广泛地运用，以至于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口口相传的故事以及如《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流传下来，现在更是流行于电影和电视节目之中。

　　亨特尔认为，在孙子的军事思想中，军事行动仅仅是获得安全的要素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要素，更重要的应该是外交联盟以及诸如欺骗敌人、瓦解敌人内部阵营、笼络敌方的民众和士兵及领导人等各种致胜谋略。孙子的许多言论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中国的许多成语如 “以柔克刚”等都是这些谋略的表达。①实际上，中国的软实力思想远不止于此，强调“为政以德”和“王道”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就是软实力政治学的古代经典。如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则认为“王道”胜于“霸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亨特尔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相对于中国注重软实力的军事思想，西方人更强调军事实力的对抗，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运用软实力的意识和实践并不限于中国，而应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约瑟夫·奈就列举了许多西方运用软实力的实践事例。就美国而言，在重视和运用软实力方面恐怕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无出其右的，从政治学家到政治家从来也没有轻视软实力--赢得其他国家的“心灵和头脑”--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设立了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富布赖特项目、美国图书馆、演讲以及其他项目。但是诸多软力量来自政府控制以外的社会力量，即使在冷战之前，‘美国公司和广告经营者’、好莱坞电影制作室的老板不仅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产品，还推销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②

　　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另外一些理论对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实践。现代化理论最初发轫就是被作为软实力而被研究的，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现代化理论没有产生于意欲现代化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是出现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人就是把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具有巨大诱惑力的现代化理论作为软实力来运用的--通过其他国家对包裹着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的接受实现美国化或西方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理论的科学论断首先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而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产物。”“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迅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成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因此“现代化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学术性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想，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式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③原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务顾问沃尔特·罗斯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进程”，因为“现代化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④。应当说，美国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其预期目标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相当影响乃至今天仍挥之不去的“全盘西化”观即为典型一例。当然，今天美国的软实力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作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手段。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面临的历史考验是，能否将目前主导世界的实力转化为国际共识，将本国原则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⑤这种欲以软实力主导世界的野心无疑是建立在那些曾经“成功”的实践上的。可见，正是软实力实践及其深刻持久的效果引起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注意，使他们看到了它的能量，其进入理论家视野亦就自然而然了。

　　二、软实力进入政治学视野

　　任何力量的实际运用都是基于对这种力量的认识和把握。很难把软实力的运用与对它的研究明确区分开来，有软实力运用的实践，就必然有对它的思考和认识。因此，追溯人类对软实力的认识究竟起自于何时，把所有的相关认知都纳入这一范畴，那将使这种历史追溯变得过于宽泛而不着边际，而且也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⑥和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这些强调思想理论力量的论断，都是对软性的思想力量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认识。这里讲的对软实力的认识只限于国际政治学视野中把软实力视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具有独特价值和相对独立力量的认识，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因为20世纪20-30年代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才开始成为独立学科。

　　软实力进入国际政治学的视野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随着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软实力的功能、价值、地位和意义逐渐显现出来，发挥着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第二，在许多条件下，运用软实力要比硬实力能够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武力的胁迫和经济制裁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抵抗和不合作，而软实力所达成的目标是基于“吸引”和左右他人的“喜好”而实现的，所实现的目标具有深刻性和持久性。第三，软实力将大大降低支配的成本。软实力与硬力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硬力量的使用将消耗资源，而且是一种绝对的消耗，与之不同，软性力量利用的是“无形资源”，其运用将实现这种力量的增量，即达到的目标愈多，这种力量会变得愈大。因此，“无形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用不着浪费“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而且会使成本愈来愈低。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跨国经济活动的日益广泛，将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胁迫和制裁伤及本国的经济利益，“连美国也要考虑使用武力是否会危及其经济目标”⑦。第四，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多极化呼声的日益高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诉诸硬力量遭遇的制约越来越多时，“意味着动用武力需要在道义上找到理由来确保民众的支持”⑧。而软实力“和平”、隐蔽的方式，会较少受到抵触和舆论的谴责，“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得本国权力在其他国家眼里是合法的，则它实现愿望的过程将遭受较少抵制”⑨。软实力价值和意义的凸显，不仅为政治家所注意，也引起政治学家的重视，从而进入政治学的问题域，成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在约瑟夫·奈之前，软性力量及其要素已是很多国际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注重软性支配方式，有的侧重支配的软性资源，有的则强调其效果。政治学家迈克尔·曼突出了意识形态实力和政治实力不同于军事和经济等传统力量的意义和性质。B10而意识形态力和政治力量就是后来约瑟夫·奈界定的软实力的两种主要资源或表现形式。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我们所指的权力是人控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只要人们相互间存在着社会联系，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现象。”[11]如果说控制行动既能够通过行动（即硬力量）也可以通过思想来达到，那么控制思想的力量就是软实力，因为对思想的控制当然只能诉诸思想的力量。摩根索特别指出了国家力量要素中民族性格、意识形态、国民士气、外交质量以及政治质量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谈到意识形态时，他说：“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的士气并随之增加国家的权力，而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行动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12]关于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的意义，他说：“在影响国家权力具有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比较突出，因为它们不仅特别难以进行理性的预测，而且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的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13]不过，摩根索侧重的是国家对外力量的基础性构成要素，或者说各构成要素对国家对外力量的影响，而非是指现实的对外行使的力量，比如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国家力量的倾向性和支持度等，类似于国内学者所说的国内动员力的国外影响力。现实主义政治学家莱因霍尔德·尼伯尔认为，权力是多种力量构成的“一种复合体，其中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是组成部分之一”，认为尊重道德可以带来政治威望，而政治威望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权力源泉。[14]在约瑟夫·奈看来，操纵、说服和权威都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最接近“软实力”概念的无疑是“力量的第二面”。著名政治家彼得·巴克莱奇、摩尔顿·巴拉茨在1962年就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提出另一种不同于传统力量的“第二张面孔”。[15]这已经明确指出与传统力量有不同资源和表现形式的另一种力量了。可见，软实力在传统国际政治学体系中越来越凸现出来，且越来越明朗化了。

　　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1.“软实力”的概念

　　虽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在他之前，思想家们都是把思想或观念的力量看作整个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一种辅助作用，强调在达到某种目标时必须同时注意到这种力量的作用，换言之，就是在处理国际政治关系中要“软硬兼施”。而约瑟夫·奈则不仅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而且将之与传统的“硬实力”相比较而突出了其超越传统力量的特殊性和时代的重要性，并据此对其性质、作用、资源及其时代意义和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是“权力的变迁”的结果--“鉴于世界政治的变化，权力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强制性”[16]。“武力有时会发挥作用，但传统的力量工具确实不足以应对世界政治的这些新困境。新的权力资源--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发展和运用国家制度的能力等也许会更重要……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17]

　　正是基于对国际政治变化的判断以及对“新的权力资源”的认识，1990年在《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文中，他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论著（文）中对之进行了扩展、阐释、补充和修正。如果说，在其他一系列相关著述中，他主要是立足美国的立场来阐述软实力的话，那么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应该就是关于软实力的原理性著述。因为他曾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其宗旨是对“软实力”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本书视为他关于软实力比较完整、成熟的论述。

　　然而，《软实力》仍不能算是一部十分严谨的学理性著作，其关于“软实力”的界定和阐述与作者的其他著述并无多大差别，无论是概念的阐释还是文字表述，甚至描述所用的比喻几乎都是一样的，差不多就是他此前各种场合表述的一个总汇。究竟什么是软实力？其说明方式角度不一，繁杂多样，有时是直接界定，有时是通过与硬实力的比较，有时是根据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时是根据其性质，有时是依据其资源，有时依据其表现，有时依据其特征，有时依据其效果，如此等等，正是诸论者对其软实力界定见仁见智的主要原因。

　　在《软实力》一书的前言中，约瑟夫·奈说：“什么是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18]而在正文中，他说：“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19]显然，只有后者满足逻辑学关于定义的要求，但两者都是从行为方式界定“软实力”的，只不过一个从否定方面（“软实力”不是什么）、一个从肯定方面（“软实力”是什么）；一个是就力量的施行者--主体而言的，一个是就力量的接受者--客体而言的。“非强迫或收买”就必然是“影响他人喜好”的吸引，反之亦然。综观约瑟夫·奈的所有相关论述，我们认为，这两个表述的综合应该就是他关于“软实力”的明确且准确的界定，其他一系列界定实际上都是对其具体或展开的说明。

　　从目的的角度，约瑟夫·奈又把“软实力”坦白地称之为“同化力”或“软性同化力”，其实这已不是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道出了“软实力”的实质之所在。理由在于，约瑟夫·奈认为，“吸引”和影响接受者“喜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一个国家本来具备的现实因素吸引他人或引起他人的喜好，“因为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20]，或者“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21]，或者“一个组织和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以及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22]。但有时“吸引”和“喜好”的对象并非是现实的存在，而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通过有意识地“造就的一种情势”，如“操纵政治议程”和“国际机制的规则或制度”而“运作”的结果。“同化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23]，或者“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24]。由“仰慕”而“喜好”并“追随”的现象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但考虑到世界各国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仰慕”和“仿效”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美国电影“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可能会导致负面效果，即实际上削减了美国在当地的软力量”[25]。因此，造就“情势”，改变利益格局，迫使他人“就范”，才是“软实力”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在文化人类学上，同化是指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文化被另一个群体的文化所完全代替。同化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同化，一种是强制同化。列宁指出：“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26]很显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不完全是强制同化，但也不仅仅是自然同化，确切地说，是自然同化表面掩藏下的强制同化。表面上看，这种同化是其他国家主动地“追随”，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需要有意造就的某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以之所需为己之所需的结果。所以约瑟夫·奈也直言不讳地把“软实力”名之为“柔性霸权”。尽管是“霸权”，但既非通过“大棒”威胁，亦非诉诸“胡萝卜”引诱，而是通过软性力量达到其目标。约瑟夫·奈把制定或变更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话语能力也归为软性力量的范畴，这也正是基辛格把“本国原则变成国际规范”的基本含义。

　　2.软实力资源及其性质

　　进一步把握软实力必须了解它的资源，这也是约瑟夫·奈论述较多的方面。归纳其各种著述，它们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干预和操纵国际制度和机制、设立政治议程、领导人的道德榜样、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大众信息交往渠道控制、经济社会的开放和繁荣水平等。在《软实力》中，上述种种被归纳为文化、外交政策、政治价值观三类。“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27]

　　我们看到，约瑟夫·奈不仅指出了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这些“无形资源”，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的性质。如果说，资源的“无形”化性质使软实力区别于硬实力，那么这些资源本身的性质则使一国软实力与他国软实力区别开来。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任何国家和社会组织都不可能没有的普遍现象，所以重要的不是这些资源，而是这些资源的性质。换句话说，括弧内对这些资源的说明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不难看出，在约瑟夫·奈看来，能够成为软实力的不是所有文化，而是那些能够产生吸引力的文化，“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性的权力之源”[28]；不是所有政治价值观，而是那些符合“阐释者和接受者的意愿”即在国外具有可践行性的政治价值观[29]；不是所有的外交政策，而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因而能够在海内外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是所有的无形资源都能够成为软实力资源，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狭隘的价值观和民粹文化就没有那么容易产生软实力。”[30]

　　有意思的是，约瑟夫·奈虽然对三种资源分别作了界定，但最后又统统归结为价值观。在谈到文化时，他说：“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31]关于政治价值观，他写道：“跟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以言行来表达其价值观。民主和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可成为强有力的吸引力源泉。”[32]在谈到外交政策时，他认为：“美国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通过外交实质和风格所表达的价值观”[33]。“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通过其在国内的行为（如民主）、国际机构中的行为（如与他国共事）和外交政策（促进和平与人权）能对其他政府的喜好施加强烈影响。”[34]“软实力使用的是不同的手段（既非武力，亦非金钱）来促进合作，即由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作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35]总之，“无形资源”无论有多少类别，其核心要素就是价值观--当然惟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衍生软实力的资源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和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及其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36]以美国为例，无论美国软实力有多少种资源，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的美国价值观。撇开其美国价值观情结不论，应当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任何民族文化的核心结构都是其深层的价值观念，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无不是对其奉行的价值观的贯彻和推行。

　　然而，约瑟夫·奈并没有就此停步，他进一步推论出，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就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之所以拥有无可匹敌的软实力，是因为只有美国才拥有真正的普世性价值观。“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软实力的另一个源泉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实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力量。”[37]同化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美国拥有多于其他国家的同化权力。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往往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流标准是一致的”[38]。在大众文化方面，“美国拥有普世性的大众文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9]。虽然“大众文化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但一个支配着大众交往渠道的国家有更多机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40]

　　通过梳理，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真正动机即已昭然若揭。软实力资源就是渗透于文化、意识形态、政策、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只有美国才有普世性价值观，其他国家如要发展和拥有软实力，就必须奉行美国的价值观，跟着美国走，这就是约瑟夫·奈的“三段论”。在此意义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本身就是美国软实力的表达和宣传。价值观是现实和未来利益的表达，张扬美国价值观就是维护美国利益，说他所做的一切都为美国鼓与呼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注释：

　　① Alan Hunter, “China: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Influence”，see from http://www.coventry.ac.uk.peace study.

　　②⑤⑨[15][16][17][23][28][38][39][40]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第202页，第118页，第116页，第107页，第105页，第107页，第118页，第107-108页，第118页，第108页。

　　③④ ［美］雷马迅《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iv页，第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⑦⑧[18][19][20][21][22][24][25][27][29][30][31][32][33][34][35][36] Joseph S. Nye, Jr.,“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in Public Affairs, 2004,p.20,p.19,p.x,p.5,p.5,p.x,p.8,p.7.p.12,p.11,p.16,p.11,p.11,p.55,p.60,p.14,p.7,p.8.

　　⑩ 转引自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1][12][1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第126页，第166页。

　　[14] 转引自［挪威］托布约尔·克奴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26]《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38页。

　　[37] Joseph S. Nye, Jr.，“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in New York Times，Jan.3,2000.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