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消亡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如何理解这种“必然性”，却是一个至今都没有得到澄清的理论难点。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所阐释的“生产方式”理论出发，把这种必然性诠释为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固然不错；但若停留于此，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历史哲学论述。要实现从抽象论述向现实分析、从理论假设向科学原理的转化，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入到“价值”和“剩余价值”运行的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

　　不管其表现形式是货币还是商品，资本总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者说，是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因此，如果说资本是一种商品或使用价值，那么“资本商品有一种特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1]。如果说资本是一种价值，那么它“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2]。“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3]

　　所以，价值增殖是资本之为资本的本质规定，只要是资本，就必然会发生价值增殖；反之，只要发生了价值增殖，就必然是资本。小商品生产者手中的商品和货币则不然，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价值增殖。即使在市场上卖得贵了，他所得到的高于商品价值的货币价格部分，也不成其为价值增殖。诚如马克思所说：“诚然，在W—G—W中，两极W和W，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4]价值增殖是资本流通的实质和内容，否则，从G到G的流通就成了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完全相同的毫无意义、非常荒唐的行为。

　　但是，流通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不允许进入这个领域的价值发生增殖，从而是不允许剩余价值形成的。从流通过程来看，“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5]。剩余价值的形成，价值的增殖，从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不能用流通过程来说明的，因为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所谓的“价值增殖”，必须是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因而必须与生产过程相联系。流通领域中商业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之所以是资本，之所以发生了价值的增殖，正是因为它是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让渡，它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6]没有价值增殖而只有价值形成，就只是简单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生产领域要实现价值增殖，就必须有雇佣劳动存在，就必须发生雇佣关系。使商品和货币变为资本的东西，正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或雇佣关系在本质上是“死劳动”对“活劳动”，或者说是物对人的一种支配权，支配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价值的增殖。这种“支配权”作为劳动过程中不同于分工和协作的“劳动关系”的“权力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内容。因此，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指“死劳动”——引者注），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7]。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8]在此意义上，所谓的价值增殖，就是把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地拿来装进资本家的腰包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资本不支付任何等价物而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的社会特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工人来说，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剩余价值时才能被雇佣，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们让资本家来剥削时才被雇佣。不带来剩余价值，不遭受剥削，就不成其为雇佣劳动。

　　从资本流通来看，价值增殖既是资本流通的“客观内容”，也是资本家阶级的“主观目的”。马克思讲：“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9]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10]固然，资本也生产使用价值，但是，“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11]。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果这样，就完全无视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的独特性质”[12]。如果说小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谋生”，即谋求生活资料以维系生计，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和目的则在于“营利”，即谋取剩余价值或利润以实现价值的增殖。这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种经济行为，决不能混为一谈。小私有制生产关系建立在劳动者自己劳动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则建立在雇佣他人劳动、无偿占有和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基础之上。不以价值增殖为目的和动机，不雇佣他人劳动，不剥削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家。马克思说：“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13]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价值增殖”或“抽象财富”的增长。由此可以确认，对于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和意义的，一是“劳动时间”，二是“活的劳动”。活的劳动必须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劳动时间则是资本主义财富的衡量尺度。

　　二、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的囚徒困境　　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各种物质条件，无论是在物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数量上，都在增加；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些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和增殖所需要的活的劳动与这些物质条件相比，无论是在物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数量上都在减少。单从所使用的劳动力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在：一方面，与所推动的一定物质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量”在减少；另一方面，与所推动的一定价值量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相比，劳动力商品的“物质量”也在减少。

　　无论从单个资本来看，还是从社会资本来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表明，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一回事”[14]。单个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资本的个别利润率的下降，而社会总资本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则意味着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一般利润率下降表现为，可变资本价值量同不变资本价值量、从而同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在不断减少。一般利润率下降同样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所使用的机器、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物质数量相比在不断减少。

　　对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是一种“总的趋势”。因为，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阻碍因素，使得利润率的下降不是“更大”、“更快”，而是变得“缓慢”了。第二，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15]原因在于，上述阻挠和延缓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和因素，同时又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和因素；还在于，“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加为10倍时，要产生相同的利润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10倍。这样，即使全部劳动时间，甚至一日24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16]。第三，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的降低，后者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提高。马克思说：“一个同样的或甚至一个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一个说法就是：某个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100）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17]第四，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也不意味着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减少，后者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不断增加。因为，一般利润率“所以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活劳动的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活劳动所推动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增加了。这种减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同所推动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绝对量毫无关系”[18]。

　　从道理上讲，即使撇开劳动生产力提高所造成的资本的价值贬值不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它的生产效率多高，或以怎样的程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只要它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会自愿地使用它”[19]。但是资本家为什么还要竞相发展科学、改进技术、采用新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呢？其中的奥妙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前者是指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商品“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或者说是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后者则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或者说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20]

　　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方法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如果哪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率先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把本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力提高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以上，从而把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他在竞争中就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因为，他可以以低于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而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一种不把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差别拉平的价值出售。这里，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和通常生产它的平均劳动相比成了当时较高级的劳动。但是，生产这种商品所使用的工人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较高的报酬，“这一差额因而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并形成他的剩余价值”[21]。这就是所谓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

　　因此，“资本家最初是高于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高于这种商品的价值，出售这种商品。他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大于新生产方式下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包含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总额）。他的生产方式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2]。但吊诡之处在于，资本主义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一般规律”[23]。这是因为，虽然每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都只是在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个别劳动生产力，但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在此情况下，以前旧的生产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上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就会消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无论哪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就必须把本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力”重新提高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之上。如此，资本家竞相发展科学、改进技术、采用新机器和新的生产方式，劳动生产力也被不断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外部竞争的压力和获得超额利润的内部动力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两个驱动轮。

　　总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而平均利润率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确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赖以立足的两个基础——“劳动时间”和“活的劳动”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受到冲击，不断走向衰落；而且，这并非是其他的外在力量强加给资本主义的，而是资本家阶级积极主动的历史行为所促成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对于个别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不利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表明，那种把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论”看成是抹煞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的“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既缺乏逻辑的根据，也缺乏历史的根据。

　　三、矛盾的内部展开与资本的历史宿命　　

　　面对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总的趋势，资本家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挡利润率的下降，延缓这个总的趋势；另一方面则通过增加雇佣工人人数或剩余劳动量，从而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来谋求补偿。后者也就是“资本积累”，它使得资本总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不断增加资本总量和扩大生产规模，只是对那些“大资本”来说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对大量分散的“小资本”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而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会不断增加；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小资本，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不能通过利润量的增加来补偿或抵消而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形成“资本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24]这些过剩资本要维持其作为资本的存在，就不得不走上一条冒险的道路，去进行各种投机和信用欺诈。其结果就是引发信用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返回来看那些大资本，即便可以凭借不断增加资本总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但由此会引起资本的不断“积聚”，而“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25]由此就形成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积累和积聚，会造成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因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26]。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取得与直接的生产过程相联系，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物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或利润就生产出来了。但是，这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它还需要完成第二个行为，也就是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全部卖出去，从而“实现”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商品能否卖出去，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能否顺利实现，“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27]。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由于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使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结果是：一方面，资本最大限度地从雇佣工人身上吮吸剩余劳动，因此，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另一方面，资本又最大限度地压缩雇佣工人的消费水平，使之保持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和极为有限的水平上，根本无力消化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和“实现”的条件之间的这种矛盾，会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生产规模和市场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增长，在增长的一定点上，就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8]

　　无论是小资本投机钻营引发的信用危机，还是大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都不过是客观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作用方式和实现形式。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规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体系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使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等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通过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遭到破坏、失去平衡的经济关系固然可以得到修补和恢复，但是，这种恢复只是暂时的，因为，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矛盾不断积累起来，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在为下一次更加剧烈的爆发准备条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点上，这种办法——通过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使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增加，以此补偿或抵消利润率的下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害和威胁——也变得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原因在于，对一种“常态”或“合理”的需求来说，生产满足这种需求的一定使用价值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减少。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农业中，随后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生产部门，最后在所有的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断减少的局面。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随后会逐步扩展到其他“半外围”和“外围”国家，最后在所有国家的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断减少的局面。资本输出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正是推动这一过程达到高潮的必要也是必然的中介环节。比之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构成水平低，一般利润率也比较高。但是，“这样一来就是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29]。其结果就是把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起作用的规律带到整个世界，使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的不断减少成为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普遍事实和一般趋势。在此情况下，不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求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以解决的机会没有了，而且通过经济危机求得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暂时恢复平衡的机会也没有了。

　　若不考虑剩余价值和利润，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无论是相对减少还是绝对减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都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志。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然。“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量，资本所以被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能够和利润一起被生产出来。”[30]于是，剩余价值或利润就成了横亘在资本主义生产面前的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一种无法摆脱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社会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之前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除非它不再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说：“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31]这种矛盾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它表明，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保证资本的价值增殖，而这无疑宣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死刑；反之，要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总量的绝对减少，从而保证资本的自行增殖，就必须制止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又是历史向前发展所不答应的。所以，“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2]。

　　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限制。马克思说：“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打碎。”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33]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消亡是资本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源自其内部矛盾的自我否定，而不是来自于外部的为他否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孕育和培植了新社会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有的社会生产条件。”[34]所以，新社会的生产方式绝不是从外面强加给资本主义的某种异物，它就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之中。[35]

　　总之，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把资本主义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命运，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最好诠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其次才谈得上同这样那样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诉求”的联系。这也就宣告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单纯地归结为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36]从而否定其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本性的观点的破产。

注释：

　　[1][2][7][8][10][12][14][15][16][17][18][23][24][25][26][27][28][29][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93、384、293—294、384、270、272、236、237、448—449、240、241、294、279、272、273、293、285、286、279页。

　　[3][4][5][6][9][11][13][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0、176—177、190、229—230、178、217、178、369页。

　　[19][21][22][30][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341、23、341—342、302、339页。

　　[3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93—394、52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68—269页。

　　[36]如米瑟斯就认为，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鼓动，因为从经济规律（比如经济核算）的层面衡量，它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本学视阈中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BZX002）（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