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研究社会的构成而为学界所瞩目，其思想被誉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虽然吉登斯自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理解现实社会的基础，成为英国新左派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他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极为重视，认为马克思对异化所做的直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使我们能够窥透潜蛰在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最重要主题。[2]吉登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以研究现代性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而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构成、运行机制以及尖锐矛盾之中。在对现代性的认识问题上，吉登斯特别重视“自我认同”问题，甚至认为自我认同“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3]。本文将就吉登斯“自我认同”的社会哲学思想做一个初步分析。

　　吉登斯把“自我”看成是与人的身体密切关联的具有反思性特征的个体的存在内容。他认为：“自我，当然是由其肉体体现的。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4]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真正领会，主要是依据与客体世界及其他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而实现的，因此，人或自我是通过“日常实践来把握现实”[5]，这样，身体就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它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自我是身体的，因而它是个体性的，这种个体性在日常互动情景中以身体的惯例化控制表现出来。一方面，身体的惯例化控制是主动的，反映出人的能动本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他者，因而是主我和宾我分化的普遍的品质。作为个体表现的自我，正是以主我和宾我内在统一和分化的形式而存在。其实，吉登斯并不喜欢“自我”这个概念，他在《社会的构成》中明确指出，传统上所使用的自我概念是一种拟人化的用法，意指含糊不清，因此，他更愿意用“主我”这个词来代替“自我”，甚至更愿意使用“话语意识”这个词，意指行动者在日常社会接触中的定位过程。[6]本文对吉登斯所用“自我”的概念，同样是在行动者的实践的“话语意识”的意义上来理解。

　　吉登斯关于自我内容的分析可以概括为自我的三种基本特性即他塑性、传承性和主体能动性。

　　其一，“自我可看成是个体负责实施的反思性投射”[7]，这意味着自我是塑造的结果，是被现实存在的外在环境所塑型，因而，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其二，“作为连贯的现象，自我认同设定一种叙事，把自我叙事改变成鲜明的记述”，即个体为了维护完整的自我感，利用文字或非文字的自传形式记录下来。自我的这种特性是其本质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意味着自我的稳定存在，自我的发展历程，自我的文化习得性，而且表现出自我与他者的根本性区别；其三，“自我实现蕴含着对时间的控制”[8]，即建立个人的时区，和实践保持对话成为自我实现的真实基础。自我作为反思性的投射也拓展至身体，使身体成为行动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动的客体，这样，自我实现就可理解为机遇和风险之间的平衡，使个体从压迫性的情感习惯中解放出来，让过去逝去，从而促进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这是自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表现。

　　尽管自我可以分化为主我和宾我，但只有在反思性的投射中才能够确立起来，才能够形成自我认同。吉登斯认为，关于自我认同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自我是某种紊乱的现象，因此，“自我认同不能仅仅指涉其在时间上的某种连续性”[9]。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或者说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自我认同其实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它是“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在个人认同活动中，虽然文化都是共同的，但个人的理解却依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这里涉及到主我在不同话语场域中的转换。然而，尽管存在文化的差异性和话语场域的转换性，个人总还是能够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会感受到他能反思性地掌握个人经历的连续性，能有效地同他人沟通，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能排除在实际行动中威胁到自我完整性的因素，维持活生生的自我感。

　　吉登斯认为，之所以要研究自我以及自我认同问题，并不在于理解什么是自我本身，而在于充分认识自我认同这种个体性的活动与其话语场域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于理解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自我“是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10]。在现代性的场域中，自我的话语深度，或者说自我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征，与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特质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自我的认识同对现代性社会的特征的理解具有内在一致性，而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现代性。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是由交织在一起的两个轴架构起来的，其中一个轴是工业化的世界，意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它是现代性的制度轴。另外一个轴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基于这两个轴所架构起来的现代性社会，表现出自身一系列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与自我或自我认同密切关联在一起。

　　现代性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样的国家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和监控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在地缘政治的范围内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11]这就是说，自我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监控之下存在的。

　　现代性社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意味着现代社会生活。吉登斯认为，人的现代社会生活是与三个基本动力因素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包括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内在的反思性。时空分离是一个基本的标志。在前现代社会中，每种社会文化都具有自己已经定型的时间和空间标准，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通过地点连接在一起，实践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连，而且与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连。但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被虚空化了，存在通用的计时系统和全球标准化的时区，空间也作为一种全球规划而存在。时间和空间被分离了，这为协调社会生活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从而不仅使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传统的束缚，而且成为全球化的。

　　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日常生活状况，即在前现代社会中以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和更为精确，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被挖出来并使之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所谓挖出来就是“抽离化”，它通过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得到表现，以信任和信念作为生活的基本品质。如各种货币或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同。

　　内在的反思性意指人们在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反思过程，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12]内在的反思性提供了一种信任机制，使得信任与安全、风险与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互相并存。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性与自我的反思性如出一辙，因而，正是反思过程使自我和社会贯通在一起。因此，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质在自我的特质中得到充分体现。

　　现代性社会与自我的深度关联不仅为理解自我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理解自我认同活动及其意义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人们能够在辩证的高度理解人存在的意义和自我解放的本质，推进对社会的改造，提升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完善人的品格。

　　由于现代性社会一般特征的存在，自我在其反思性的投射活动中处在两极的状态中，一方面，它必须生活于现代性社会的预设情境中，甚至被这种情景所塑造；另一反面，它的主体性和文化的稳定性又使它顽强地展现着自己以及传统。这是一种巨大的矛盾，使自我认同总是处在尖锐的内在冲突中。由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13]，而现代性的那些基本特征总是在自我认同中起作用，如社会监控、时空分离、抽离化以及在反思活动中所形成的机制，因此，个体生活的变换在心理上产生了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重组，产生了各种各样认同方面的问题，使得“焦虑和不安全感总是折磨着我们”，人生活在高风险的状况中，总是感到迷失和孤立无援，那种在传统中保存下来的信任机制被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所取代。民族国家普遍加强了所谓集体性的社会监控，民族冲突和文化矛盾日益加剧。普遍的社会质询，社会角色的紊乱，本能上的畏惧和焦虑“直抵我们那种活在世上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自我在认同中正在遭受磨难。诚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剥夺是无法抗拒的”。[14]

　　面对自我认同的现实困境，吉登斯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试图从根本上解构现代性，采取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是尝试从两个方面来消除自我认同活动中自我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进而探询良好的社会发展模式。

　　一方面，吉登斯从自我与现代性本身都内在拥有的反思性这一特征入手，寄希望于所谓“压抑的回潮”，即诉求于心灵的召唤，“在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个体可能被迫去考虑一般被反思性秩序的抽象系统的良好运作排除在意识之外的问题”[15]，诸如生和死、道德和存在、仪式和宗教等问题，采取反隔离的方式，回归身体的本真，重构传统，复苏宗教信仰和习俗，推进社会运动的新形式。显然，吉登斯的这一诉求在于反思性活动中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压抑的回潮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它可以被看成是在现代性基础上对传统的新感受。另一方面，吉登斯尝试在回到马克思政治解放的意义上，结合生活政治，形成政治解放与生活政治内在统一的道德重建，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16]

　　吉登斯认为，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政治解放就成为现代制度的动力学，它包含了三种主义，即激进主义（包括马克思）、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吉登斯选择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即它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7]的观点，打破过去的枷锁，克服非合法性统治。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政治解放的实质是人性的解放，这要通过无阶级秩序的实现来获得，包括正义、平等和参与等必须履行的责任，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一个特征鲜明的绝好例子”[18]。吉登斯认为，过往的政治解放思想对于解决现实的自我认同问题“显得太粗略了”，因此，应该发展出生活政治。“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19]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借助这种反思性，自我、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结在一起。

　　在生活政治的诉求中，首先体现出的是生活决策的政治，尤其是那些影响到“自我认同本身的决策”[20]，其核心思想是从“私人生活中的情绪民主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21]；其次是建立一种在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第三是提出关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伦理。吉登斯试图在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联结中找到一种真正实现自我认同的模式，并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给出了一个模式，即在把犹太人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也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可以进一步提升，即“凭借倡导相互容忍的态度最终能够使每一个人受益的做法，使得这种解放受压迫群体的斗争也能够有助于使他人获得自由”[22]。吉登斯希冀在一种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和对生活政治事业的不懈追求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自我认同。

注释：

　　[1] Jon Clark，Celia Modgil and Sohan Modgil (ed.)，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the Falmer Press，1990，p.13.

　　[2]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3][4][5][7][8][9][10][11][13][14][15][17][18][19][20][22]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2、63、86、87、58、2、17、35、226、237、248、248、251、253、270页。

　　[6]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页。

　　[12][16]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36页。

　　[21] [英]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4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