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是加拿大现代著名左翼学者，长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大学环境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早期曾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起从事过研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祖——马尔库塞的弟子。他的代表作《自然的控制》（1972）、《满足的极限》（1976）被公认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1979年加拿大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把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莱斯的这两本著作介绍给世人，称莱斯是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1]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这一观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分析了它给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对它的历史根源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追踪考察，在这一观念的传统意义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并认为科学技术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

　　一、“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

　　“灾难性后果”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1994年再版序言”中提到了一个环境问题上的“超级油轮效应”：一艘满载的油轮执行180度转弯的命令时，由于动力的原因仍然会在原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同样在环境问题上要真正改变全球环境退化的工作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如石油消耗、热带雨林的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灭绝、空气和水污染、农业土壤生产力的下降等等，要完全修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些甚至是无法逆转的。这种“超级油轮效应”最能概括21世纪的特点，也最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之所以重视它、关注它，是因为“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已经带来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灾难性后果：广泛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以及不断扩大的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全球环境的激烈斗争。每一灾难或两者都会造成这个星球在形成的一切生物生命的毁灭或剧烈的变化”[2]。

　　“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它给人类造成一种“生态灾难”。人类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保卫生命”和“提高生命”，获取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但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滥用、浪费和破坏，而且威胁到作为整体的人类生物的未来。在当今条件下各种生物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受到了威胁，支配它的自我更新循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生态系统的某些部分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也可能已经发生。正如1968年召开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所指出的：“如果允许继续下去，也许会产生一个能够破坏人类现在和将来而且无法逆转的极其危险的状况。”我们决不可以低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那种靠掌控自然来获取幸福生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莱斯指出，一个被污染的环境不能作为炫耀技术发达丰裕的合适背景。在未来几年中，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球环境危机的世纪。这场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环境退化，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

　　“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二就是环境问题转变为日益剧烈的全球范围的政治斗争。这种为控制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斗争在现代时期变得更加紧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的个人已经被剥夺了对物质生存资料的直接掌握，仅仅保留了他们的劳动力，在饥饿和难堪的贫穷胁迫下以供出卖；但即使这种由统治阶层控制自然的极端形式也无法抑制社会冲突。相反，这种冲突在范围和强度上却在稳定地增长，并且由先前限于相对小范围的冲突变为一种全世界范围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在持久性的热核毁灭的威胁下发生的。如果说控制自然这种观念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一些人通过所具有的优越的技术能力达到控制和统治他人的目的。那种说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目前资本主义的生死竞争形成了科学和技术的疯狂竞争，并且因此迫使“控制自然”包含着灾难性的失控的动力规律。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反抗”，并且使人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的工具的奴仆。所以说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二、“控制自然”观念是贯穿现时代

　　集体意识的一个隐秘主题莱斯认为，“控制自然”观念始终是贯穿现时代集体意识的一个隐秘主题。这里他所说的“现时代”指的是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历史。人类能够通过科技知识达到掌控自然的这种观念最初是由弗兰西斯·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被认为是培根世界观对一个长久时代的杰出贡献，是培根哲学的基本要素。培根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不过培根的阐释是借助于一个更大的宗教参照系来进行的。传统基督教提供了一个牢固的观念：人是地球的主人是建立在《圣经·创世纪》故事的基础之上的。《创世纪》中的上帝被描绘成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它授人以次极权力来管理地球事务。在培根看来，人由于堕落而被逐出伊甸园，因而失去了其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都有可能通过科技知识得以部分地恢复。培根认为：人类知识的目标就是恢复他在最初被创造的阶段所具有的权利和力量。人“最清白和最有价值的征服”就是“征服自然的工作”。这样，培根提出了一种新的态度，一种把所有的问题都维系于“技艺战胜自然”的态度。在以后的哲学发展中，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获得了其现代的形式，一种保持着权威性而至今稳固不变的形式。这条培根指出的崎岖小径很快变成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样新哲学的目标就是保证“认识自然，使其被控制、管理和运用来为人类生活服务”。[3]

　　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一个使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各种“自然主义”范畴作为社会组织、等级差别、工作分配、维护统治等等的基础。自然的统治被认为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自然也获得了一种对人的道德和政治意识的“法规的力量”。然而在文明的发展中，自然逐渐“世俗化”，并开始失去了它的法规的力量。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发生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破坏了自然主义行为模式赖以建立的一切社会基础。尽管“控制自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这个观念与资本主义相当契合。资本主义侵蚀着所有传统经济行为的“自然的”或个体的基础，试图把经济行为仅仅扎根在抽象的市场驱动的需求上，或者建立在最广大的地理区域上，直至最终把整个世界都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市场。现代经济学就起源于人的需求是永无满足的观念。当代科技在自然力之上提供一个“控制”，就可以给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能量、机器和健康，提供其他经济系统所无法提供的丰富的物质产品。这样控制自然就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心照不宣的先决条件。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一个使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只要“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实现同样的目的（所有公民都拥有丰富的物质）”[4]这条路线的方向不改变，控制自然作为一种熟悉的意识形态还会在那里再次发生。莱斯在书中还提到前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要想实现其“工业化”，就不可避免地对自然资源采取集中强化的攫取，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我们只有拒斥这前一时代遗留下来的以技术掌控自然的观念，才有可能为正确地诠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出一种适当的政治形式。

　　三、“控制自然”观念的基本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自然”。上面讲过，培根是最早提出人类掌控自然观念的思想家，他那句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的名言至今响彻云霄。他说：“我已经获得了使自然和她所有的女儿成为你的奴隶，为你服务的真理。”[5]现代的思想家都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应当主要是控制和开发而不是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自然就意味着对满足所需的适当资源的不断的寻求，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所获的水平也许总是遇到一个由要求不断刺激所引起的逐步升级的不满意。”[6]这种“不断的寻求”，“逐步升级的不满意”使人类不断地发现新的自然资源并把它们转变为所需要的商品，不需要为此设定任何界限，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需求和提取方式是否适当，只以“真正人”的生存为标准。总之，我们只需要把地球变为我们所需的供应者——一个丰富的、无限的、永不枯竭的物品供应者。

　　“控制自然”的新解释。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后来的演变，可以揭示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控制自然”这一当代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揭露的和遮蔽的概念。这一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感到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终有一天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会遭到轻蔑的拒绝。比如“自然的解放”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提出的“自然的反抗”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法西斯主义也曾以歪曲的形式主张自然应从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19世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另一种反意识形态，它主张以回到自然的名义设计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

　　人们需要一种新观念，即把统治自然理解为人类意识的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精神能够以尽量减小人类欲求的自我毁灭方面的方式来调整它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新意义上的统治自然的世俗基础，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利，所有的个人都被鼓励发展他们的批判能力。

　　四、“控制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不应成为被诅咒的偶像。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人征服自然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的，因此，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造成环境灾难的根源。作为一种感情的发泄，他们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莱斯认为这种观点错把征兆当作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科学知识对象本身必然是中立的。莱斯对舍勒著作中的“控制学”理论非常感兴趣，所以用较多的篇幅来描述说明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与自然进行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是人和一切高度发达的有机生命形态的共同之处。人类历史中这一历史恒常现象，其自觉形态的表现就是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舍勒把它称为控制学（或“实证科学”）。而“把世界设想为价值中立的，这是人为了一种价值而为自己确定的任务，这种价值就是主宰和支配事物的生命价值”[7]。这是把现代科学理解为控制学的最高可能的发展的关键。现代思想的伟大发现是悖论式的，即这一首要价值能够最好地把世界看作完全是价值中立的观点来实现，就是说，事物的全部构成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

注释：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2][3][4][5][6][7]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第71页，第14页，第 51－52页，第15页，第98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