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相关法律的缺失，最初俄罗斯联邦档案文件的解密机制很不完善。随着俄罗斯经济日渐复苏和社会逐渐趋向稳定，俄联邦档案文件解密工作开始步入了法律化轨道，档案文件能否解密及何时解密都必须根据专家委员会集体鉴定的结果而定。同时，俄罗斯档案文件管理机构顺应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各界公布档案解密信息。正是在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文件的基础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及其他国家的广大学者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的研究才得以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而进入一个崭新天地，一个个新的研究领域才得以开拓，一批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才得以问世。

　　俄罗斯档案文件解密历程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里究竟收藏了多少档案文件？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娃·塔季扬娜·费奥多罗夫娜在俄罗斯《近现代史》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俄罗斯丰富的档案资料就其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意义而言超过了世界很多国家所收藏的档案资料。俄罗斯档案卷宗是俄罗斯国家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之一，截至2004年1月1日，俄罗斯档案卷宗包含了21400万件档案，其中4090万件档案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各级档案馆里。”

　　1991年8月俄罗斯民主化的实际成就之一就是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克服了对秘密档案的顶礼膜拜，消除了书报检查的禁锢，开放了档案，并且首先开放了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而早先这些档案是研究人员和档案使用者们所无法接触到的。截至1992年，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和自治市级档案馆共解密了260万件档案，在接下来的13年间（1992—2005年）又解密了1000万件档案。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是由各个不同委员会办理的，办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

　　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及在原苏共各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各档案中心的档案文件的解密是根据《关于俄联邦档案卷宗和档案馆基本法则》、1992年1月1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关于保守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第20号命令、1992年4月2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保守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的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使用档案文件的办法及使用规则》的暂行规定来办理的。这些法规或决议明确规定了档案文件的解密程序，各档案馆也被授予解密有关苏共机关工作活动档案文件的权力。俄联邦总统直接管辖的一个特别的档案委员会首先解密了苏共中央机关的档案文件，为的是要用这些档案文件来作为俄联邦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有关案件的证据基础。1991年至1992年解密的档案文件，通常是零散的、并带有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其中很多档案文件被转发到大众媒体上。这样一来，无论是俄罗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开始了解这些解密档案。

　　“特别档案馆”的开放，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并充实了历史学史料基础，尤其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基础。1946年，该馆创建于莫斯科，主要用来收藏从纳粹德国手中缴获的德国本土的档案文件，以及纳粹德国驻欧洲各国占领当局从被占领国攫取的文献材料。该馆所收藏的最重要的档案卷宗包括纳粹德国保安总局、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法西斯党）以及纳粹德国的一系列部委、希特勒私人办公室、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档案卷宗。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对于丰富历史学研究的史料基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特别档案馆”的大门开始对研究人员开放，1992年至2002年期间共接待了2000多名来自俄罗斯以及其他26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今天“特别档案馆”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解密了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内务部的档案卷宗，这就使得原来呈交给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及其他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工作报告性质的档案文件得以出版问世。这样一来，俄罗斯历史学家们才有可能在随后几年里研究以前从未涉足的课题，并出版相关的论文集和文献集，比如2001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来自华沙。致莫斯科贝利亚同志……1944—1945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波兰地下组织的文件》，199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波兰地下组织（1944—1945年）》，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极权政治研究所以及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合作在莫斯科出版了《1944—1946年А.Я.维辛斯基三访布加勒斯特》。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运用斯大林“特别卷宗”的全套材料及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件，于1997年出版了一个文献集《1944—1953年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第1、2卷，这两卷文献集第一次揭示了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东欧各国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机制问题。

　　1993年通过的《俄联邦国家秘密法》使档案文件的解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确定了国家政府机关和各档案馆在档案文件解密工作中的权能。被授予全权的俄罗斯技术委员会协同俄联邦档案局，研究制定了有关被撤消的且没有继承者的组织（尤其是苏共机关）的档案文件，以及有关苏联政府档案文件的解密机制。根据法则，包括俄联邦财政部、科学部、计量标准化委员会等在内的各部委负责人，将解密各自在苏联时期的前任所遗留下来的档案文件的权能，转交给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负责人。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俄联邦国家权力机构不止一次地改组，使得一些机构已经不是前苏联或俄联邦权力机构的合法继承者。

　　根据1994年9月22日俄联邦总统的命令，组建了苏共档案文件解密委员会。经过该委员会的努力，大批整套的或者经过挑选的专题档案文件被解密。从1994年11月至1997年7月，该委员会举行了30次工作会议，完全解密的卷宗档案文件达10.2432万件，部分解密的有826件，同时还解除了数千件专题档案文件的“秘密”等级。在这些解密档案文件的基础上，一系列出版物得以问世，比如《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1994）、《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1998）、《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思想》（1998）、《反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国际》（1999）、《苏联农村的悲剧——1927—1939年的集体化和铲除富农（档案文件材料）》5卷本（1999—2004）、《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的科学院（1922—1991）》（2000）、《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日本（1917—1941）》（2001）、《共产国际与西班牙内战》（2001）、《共产国际和非洲》（2003）、《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1919—1943）》（2004）等。与此同时，原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大批档案文件也得以解密。

　　为了有组织地解密苏共档案文件，1998年成立了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逐渐取代原苏共档案文件解密委员会所承担的工作。根据俄联邦总统叶利钦1998年4月11日命令，该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解密了保存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里的与斯大林的生活和工作相关的档案文件，结果有1445件卷宗档案解密。1999年斯大林全宗的解密部分被转交给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在转交之前一系列比较重要的解密档案文件以专题档案文件的形式在《苏联历史》、《历史问题》、《历史档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学报》等历史类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于是，历史学家们在利用这些公开发表的档案文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苏联发展的历史、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形成史、苏联的政权机制，并有一些出版物相继问世，比如莫斯科出版的《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1996）、《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来往书信（1931—1936）》（2003）等。

　　1998年8月31日，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通过第32号决定，即《关于解密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全宗档案文件的办法》。根据该《办法》，为了实现研究和出版保存在俄联邦国家级档案馆和各部门档案馆里的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档案文件的计划（该计划是根据俄联邦总统叶利钦1995年9月30日的命令制定的），授权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安排解密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全宗档案文件。结果，凡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6384件卷宗档案文件被完全解密，645件卷宗部分解密，解密部分达到了卷宗总数的94%。在此基础上也有一批出版物相继问世，比如《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中的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全宗（第1卷）——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全宗卷宗目录（1945—1953）》（200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的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全宗（第2卷）——苏联驻德地方各省军事管制局全宗卷宗目录（1945—1953）》（2004）、《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在苏占区的非军事化活动》（2004）、《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在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政策：目的、方法和结果（1945—1949）》（2006）等。

　　2001年6月2日，俄联邦总统普京签发第627号总统令，正式撤销苏共档案文件解密委员会，并将其职能移交给1998年成立的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这就为有组织地、按部就班地解密那些仍然保存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的原苏联政府及苏共中央机关的档案文件创造了条件。由于该联合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大批档案文件被解除了密级，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对苏联时期镇压活动的规模及其后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了可能，也使得社会各界对苏联人民在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作出客观评价有了可能。同时，有计划地解密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或部门级档案馆里的档案文件，也促使了在“对俄联邦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001—2005）”的国家规划范围内的3卷本《俄国和苏联国防工业形成和发展史（1900—1963）》的出版：第1卷《20世纪初俄国的军事工业（1900—1917）》（2004），第2卷《苏联的军工生产（1918—1926）》（2005），第3卷上册《苏联国防工业的形成（1927—1932）》（2006）。

　　俄罗斯档案文件解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俄罗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未来在现代史研究领域能否取得重大进展，将取决于相关的档案文件能否尽快解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档案文件的解密，特别是苏共中央机关、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的各个部委档案文件的解密，还不能完全满足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需要。这些年来，档案文件解密的方式方法、专家鉴定小组的构成、解密速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都不利于苏联时期的档案文件的大规模解密。对此，Н.Н.博尔霍维季诺夫、Ю.С.奥西波夫、А.А.丘巴良、А.А.福尔先科、А.Н.雅科夫列夫等院士及其他学者不止一次地提请公众关注档案文件解密问题。В.М.日沃夫、А.Г.莱温松、М.О.丘达科娃、А.А.科伊坚、Т.М.戈利娅耶娃、Г.Р.拉马扎什维利、А.И.列伊特布拉特以及Н.В.彼得罗夫等学者也在俄罗斯《新文学评论》2005年第74期上撰文指出，今天，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于有关俄罗斯保守国家秘密的立法及档案文件解密的实际状况都知情不够，并抱怨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对国人敞开的历史窗口又关闭上了，或者乐观些说，是掩蔽上了。”

　　其实，有些俄罗斯档案文件原先已经被解密了，但是后来却又被重新置于保密状态。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娃·塔季扬娜·费奥多罗夫娜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1992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的档案文件，不是正规的、正式的解密，因为解密必须以撤销原先设置的密级为前提条件，但是在立法解决保守俄联邦国家秘密问题和通过《俄联邦国家秘密法》之前，原先苏共档案馆的很多档案文件未经专家鉴定就对外开放了，随着《俄联邦国家秘密法》的生效和有关解密问题的规则的制定，档案文件能否解密需要根据相关委员会的决议和相关法令来办理，而在这之前所谓的‘自动解密’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

　　在这种状况下，苏共档案文件解密委员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来讨论研究收藏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里的哪些苏共档案文件可以解密，首先被关注的是那些原先被认为可以让研究人员和广大学者接触和使用的档案文件。正是由于授权专家对档案文件能否解密及何时解密作出了鉴定，所以并非所有的档案材料都得到了解密。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法律中没有“重新恢复密级”这一概念，一系列原先可以让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接触和使用的档案材料又重新被置于保密状态这一事实，“可以看作是转型时期应付出的学费和代价，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相关法律和规则基础缺失的情况下急于解密档案的心理造成的”。

　　针对档案解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广大学者探讨并提出了应对建议。他们指出，档案文件能否解密及档案文件的保密期究竟为多长时间，这不仅需要专家来鉴定，而且应当由专家集体来“会诊”之后再作出结论。比如，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在俄《近现代史》2007年第3期《俄罗斯档案工作者如何抢救前苏联的档案文件》一文中指出：“俄罗斯人竭力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大笔资金财富，而永久保留的档案文件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只不过这不是资金财富，而是一笔精神财富……而哪些档案文件应当永久保存——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对档案文件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确定是在对档案文件的鉴定过程中完成的，鉴定的结果是对每一个档案文件的保存期为多长时间作出决定……然而，对具体的档案文件的保存期限问题作出决定，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专家的事情。就如同医生们在诊断病人病情和确定医疗方案时需要进行‘会诊’一样，关于档案文件的存在状态问题也应当由相关专家组成专家小组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再作出决定。”

　　一方面，研究人员迫切希望尽快解密其所感兴趣的档案文件；另一方面，他们却被告知这些档案文件还没有解密并且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解密。针对这种状况，俄罗斯学者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俄联邦管理档案文件的管理机关的俄联邦档案局，以及各国家级档案馆对档案解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多大的责任？2005年俄联邦档案局发起了对档案文件解密状况的研究，俄罗斯文化部也对各档案馆扩大和充实史学研究文献史料基础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2005年6月1日，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研究讨论了“档案文件解密工作现状及其改进措施”问题，讨论研究的结果是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今天的状况下无论是俄联邦档案局还是其他国家级档案馆不仅不是档案解密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也未能对档案文件解密的规模、速度、方式方法产生重要影响。

　　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娃·塔季扬娜·费奥多罗夫娜在俄《近现代史》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近年来俄罗斯各联邦级档案馆没有从档案全宗创建者及其合法继承者那里得到解除档案文件密级的授权。行政改革导致现在除了联邦的强力部门之外新的部委局办都不是原先的被撤销的苏联时期相应机构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情况下，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就拥有解除那些已经被撤销的苏联时期相应机构所创建的档案文件密级的权能。假如不能对苏联时期所创建的档案文件的解密工作持新的态度的话，那么就不能指望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里的档案文件解密的范围和规模有所突破。我们认为，根本改变现状的办法在于：既要加强专家对档案文件密级的鉴定工作，又要改变苏联时期党的机关所创建的档案文件的解密工作机制。”

　　2002年至2005年，俄联邦档案局根据各联邦级档案馆的愿望并且考虑到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业务需要，为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拟定了解密苏共和苏联政府档案文件的建议方案。近年来，各联邦级档案馆有计划地解密了关于1939年至1940年苏（联）芬（兰）战争史、西班牙内战史、苏联书报检查史、俄国和苏联国防工业形成和发展史、苏联和挪威关系史、苏联和蒙古关系史、苏联和奥地利关系史、1944年至1956年苏联与西欧国家及美国之间的关系史、苏联的文化政策等方面内容的档案文件。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不懈努力下，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也被解密，2003年莫斯科出版了《共产国际与芬兰（1919—194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第4卷上册和下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档案文件也被解密，因为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准备和捷克现代史研究所合作出一本档案文件集。此外，由于广大研究人员及科学院各研究所纷纷给各联邦级档案馆来信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苏共和苏联政府重要活动家诸如Н.И.叶若夫、А.А.日丹诺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А.苏斯洛夫等人的个人全宗档案材料被解密，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及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联部长会议及其各个委员会的档案文件也被解密。

　　2007年，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制定了最近三年解密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文件的计划。该计划确定解密保存在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科技文献档案馆里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文件主要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各部委、一系列社会团体、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材料，是1956年至1988年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性会议或代表大会的会议材料，并且将解密的重点有计划地转向学术研究最为迫切需要的档案卷宗，有计划地解密俄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使用的档案卷宗。

　　2000年至2004年，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解密了1918年至1990年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中央全会的档案文件，以及Н.С.赫鲁晓夫、Ю.В.安德罗波夫、К.У.契尔年科的个人全宗，还解密了1000多件联共（布）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档案卷宗，并且将这些解密档案文件由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移交到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2006年，被解密的1944年至1953年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和命令被移交给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保存，并且解密档案被持续地从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移交到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收藏保存。

　　在俄罗斯的一系列地区，与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档案文件一起被解密的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利品——当年被苏联红军缴获的德军司令部以及匈牙利军队、意大利军队和纳粹占领当局的档案文件，还有1930年至1950年苏联大规模镇压活动的档案材料，这就使得过去研究得比较薄弱的问题得到了以解密档案为基础的深入研究。

　　为了让各档案馆和科研学术单位及时了解1998年至2006年各联邦级档案馆档案文件解密情况，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出了7期档案解密信息公报，还将这些信息公报的内容登到了网络上，以便于公众查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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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Т.Ф.Павлова.Архивы закрылись？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 1.

　　4. Т.Ф.Павлова.Рассекре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архивах РФ（1991—2006 год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4.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