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公益实务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其中，借鉴在“新经济”中成功孵化和培育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融资模式，将其改造、应用于公益界募资的“公益风险投资”这一新模式，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其倡导者声称，这是对传统捐赠方式和非营利部门的革命；这就自然招致了口诛笔伐，触发了广泛热议。目前，由于各公益组织着力完善自身模式，且倡导者的主张更加务实，公益风险投资领域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研究动因与方法

　　（一）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公益风险投资”名义下，实际捐赠模式多样，但规模相当有限。2001年，美国42家公益风险投资组织发放的善款仅为5000万美元，占同年全美61万余家慈善基金会所发善款（约300亿美元）的比重不足02%。尽管如此，公益风险投资仍值得大力研究。

　　首先，公益风险投资经常被视为公益新模式的缩影，尤其是将商业理念和实务应用于非营利部门的典范。同时，对于刚刚加盟公益界、随后数年将有大笔捐赠的新贵，即富有的“网络百万富翁”而言，惟有捐赠模式方最具特殊吸引力。

　　其次，公益风险投资具有超越自身规模的恶名与影响，值得学术界关注。最初数年，早期倡导者过于放肆地将“新”模式标榜为医治“传统公益”沉疴痼疾的灵丹妙药，因此，公益风险投资颇具争议。由此引发的争辩暴露了传统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的若干基本问题，合理的捐赠人—受赠人关系，是否及如何测度“投资”（它替代“捐赠”而被广用）的影响或“回报”。 更重要的是，公益风险投资冲击了传统捐赠的理念和实践，也为公众谈资注入了新理念。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考察倡导和践行公益新模式的专业领袖和主要组织，更系统地剖析公益风险投资业，并着力解答两大问题：

　　（1）公益风险投资这一新的专业文化是如何构造和合法化（legitimated）的？

　　（2）从资深组织领袖的角度看，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新的组织领域的兴起与初始演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解答上述两个问题，有助于阐释公益风险投资领域的构造、合法性、初始变迁，以及“新”专业文化的早期动态进程；辨析公益风险投资作为一个组织领域而兴起、制度化、扩散的驱动因素，进而为后续研究探寻新组织领域构造与演化的解释模式，提供参照要素。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定性研究方法，所用资料由资深公益风险投资组织领袖提供，包括他们在公开媒体、内部文件及笔者所作深度调研中发表的观点和反思。

　　之所以集中于公益风险投资组织领袖，是因为新兴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其他骨干具有分析意义上的重要性。此外，大多数专业人士（受访者包括广为人知的圈内新锐与领袖）乐于对公益风险投资模式推陈出新，而非简单墨守富有捐赠人、董事或特定投资者圈定的陈规；他们在执业过程中，经常要就公益风险投资发表见解、提供解释。因此，他们是阐释公益风险投资理念和实务的行家里手，对该领域的兴起和演变也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我们与风险投资领域内最著名的组织领袖们举行了13场准正式的访谈，这些访谈大多当面进行，且做了正式记录并编号。全部受访人供职于公开从事公益风险投资业务的各种组织，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目前除两位外均为全职工作。他们受访时的执业年限都在2—10年间，平均为65年；工作地点绝大部分位于北加州硅谷附近。此外，我们还对涉足和了解公益风险投资的其他执业者、学者作了专题访谈和非正式会谈。总体看，受访人的构成反映了业界人士和组织的多样性。

　　受访者必须配合的访谈事项是：描述其所在组织的公益风险投资模式，解释这一模式的合理性与效能（例如，如何向新职员解释并证实模式的有效性），评述对外界常见批评的回应，评判公益风险投资领域的未来动向与变化趋势，阐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项。此外，最让人意外的是，受访者还极为坦诚、谦恭地反思了自身错误，剖析了他们无能为力之处。

　　访谈样本与文献分析、直观观察的样本高度一致，故所得资料极为可靠。我们搜集、分析了这些组织的数百页文档，包括研究报告、网页界面、新闻通稿、演讲辞、推介资料及捐赠程序概览。倡导者、执业者在媒体或第三方引述中的公开言辞，也在分析之列。我们还在不同组织的办公室、重要会议上，作了现场观察。

　　二、公益风险投资文化的创建：扬弃、合法性与约束

　　本文首先拟解析公益风险投资文化范畴的创建、制度化和合法性的论证过程，即适应性文化的构造过程；同时说明：这些制度化构造将逐渐成为执业者们的桎梏，促使他们锤炼文化范畴的界定及使用。

　　（一）借鉴与批评中的初始构造

　　公益风险投资的初始构造与制度化，得益于主要“舆论领袖”和主要组织缜密、精巧的界定与倡导，也获益于早期媒体和公益领袖网络内部的关注、“躁嚷”(Buzz)和争论。这些关注促使业界厘清模式的构成要素，如关键词和明确实践；也有利于扩散这些要素；汇聚同一旗帜下的多重努力，促成“这是一个明确领域”的圈内共识。

　　公益风险投资文化的早期创建“显然十分激进。”这一“创建”包括：以各种方式宣传并推广新模式；吸取独特的文化资源，即商业实践与创业投资原理；在借鉴之余，还猛烈批判其他成型文化，即传统的捐赠实践及既有的非营利惯例。尽管他们最终承认，公益风险投资更像是“将风险投资的战略投资技巧改造、应用于非营利部门”的混合文化，但仍部分地从对立角度创建自身文化。他们殚精竭虑地以对立方式推介捐赠“新政”，是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新旧对比突出了公益风险投资新颖、独特、富有价值的美好形象。试问，谁愿意抵制一种更有效、更具公信力、更加注重可度量实效的新模式？此外，将创业投资理念改造应用于公益业募资并非坦途。创业投资的若干要素难以（或不宜于）应用于非营利筹资模式，例如，“退出机制”理念，或部分风险投资商在搜寻回报丰厚的“股价飚升公司”失利时所采用的风险管理战略。

　　（二）商业文化的合法性与吸引力

　　美国文化普遍接受商业有效性，因此，公益风险投资业借用各种商业模式（无论做何改进或改造），就能获得合法认同；早期倡导者们对此心知肚明。“良好的商业运作”本已钦誉甚高，在公益风险投资崛起的最初数年，它更被视为对商业应用的超越而倍受赞赏。这可从当年有人提议用创业型企业模式“再造政府”，使其更加注重结果、心系“顾客”，并广为流行中得到求证。

　　公益风险投资顺应了非营利部门采用并改造商业理念和实践的时代大趋势。事实上，亲商业价值、亲市场的意识形态，为某些非营利部门的新实践提供了“道义合法性”。创业家主义是推崇备至的美国商业理念，“社会创业家身份”是非营利部门的着力重点；许多公益风险投资团体就宣称支持社会创业家。

　　许多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领袖接受过商业培训，他们自然就要借用商业文化。既有研究表明，专业培训对新领域的初始构造极为重要，因此，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领袖拥有MBA学位，且/或具有商界履历者为数不少（较之其他非营利部门），对该领域的发展意义非同一般。硅谷主流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众多精英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紧密，他们在那里结成了专业网络，形成了“商业能够而且应该用来改进非营利部门”的思维模式。

　　20世纪90年代崛起并创设诸多新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捐赠新富，高度认同并十分熟悉创业资本主义和创业家的语言、观念和实践。公益风险投资组织领袖和捐赠新富均在高科技新经济的商业文化中沉浸已久。硅谷等新经济中心的文化环境高度赞赏且极为认同首创精神或创业意识；新公益风险投资的创建者自然就要利用这些新经济中心的吸引力和社会反响。这是捐赠人与专业人士熟悉并欣然接受的思维、沟通和行为方式，他们对其功效深信不疑。他们脱胎于“商业技巧等于成功”的文化背景，坚信商业风险投资的成功必定适用于公益领域；他们崇尚慈善资本主义，并以争当公益创业家为荣。

　　公益风险投资文化与特定地区或经济部门联系紧密，但其合法性与社会认同仍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渊源。这种新模式高度契合了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工作实效评估原则。为改进失灵的传统方式，公益风险投资的倡导者提出了新模式，同时发现受众对新模式反响积极。因此，实用合理性是公益风险投资的持续主题。

　　（三）新专业文化的制约因素

　　在公益风险投资领域的拓展过程中，倡导者和执业者们逐渐改变了表述方式，以使公益风险投资的定义更准确，主张更务实，甚至避免在某些场合使用这一词汇。这就意味着，按照上述方式创建并制度化了的新专业文化范畴，除能产生正向收益外，也面临着某些抑制或限制因素，它们促使个人和组织调整文化范畴，和/或改变其使用方式。

　　公益风险投资文化的制约因素，部分源于所用术语过于简单，词义含糊不清；部分导因于他人的评判或批评方式。一些慈善捐赠人在与非营利部门伙伴首次共事时感受了“文化冲击”，领教了各自套路的局限性。然而，最明显、最公开的“揭短”方式，莫过于对公益风险投资的抨击，诸如引入“尽职调查”、“投资回报”等商业理念和实践，将偏离非营利部门的使命，或非营利部门根本不宜借用商业理念。

　　更重要的是，公益风险投资的领袖们体悟了这些局限，并努力克服或积极应对，这在访谈和各组织的文档中感受得尤为明显。部分组织开始专事完善范畴本身的基础研究，试图改变公益风险投资的界定和描述方式。例如，倡导者日渐频繁地承认，一些传统捐赠组织其实早就提出了公益风险投资的部分“新”原则，如跟踪善款绩效、提升组织能力等。

　　其他组织和执业者的反应则是：应用新范畴中的某些构成，专心而为。在某些情形下，它包括抛弃新文化范畴中“退出机制”等颇具争议的要素，或启用全新术语描述实务。但在更多的情形下，它要求各组织更扎实地探寻各自特定的公益风险投资涵义和实践。

　　三、公益风险投资兴起与扩展的驱动因素

　　（一）新经济、新财富与泡沫思维

　　公益风险投资崛起与高科技“网络”经济繁荣/泡沫几乎同步（略有滞后），这绝非巧合。经济繁荣创造了巨额财富，也造就了一批热心公益事业的财富新贵；与“旧财富”的捐赠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捐赠方式。经济繁荣还促成了这批捐赠新人、组织领袖抱有极为自信（一说“傲慢”）的“世界主宰者”心态。这批捐赠人在某一领域功成名就，他们坚信，如此行事，在其他领域的成功亦可预期。由此形成了众多捐赠发起人的“泡沫思维”：他们充满自信和乐观，深信金钱会滚滚而来，只要“人人能像公益风险投资家一样杠杆化融资”，公益风险投资业的腾飞就指日可待。公益风险投资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和其他关注，部分源于它紧紧攀附于著名的网络繁荣，或某位人士所言的“媒体对新财富的痴迷”。

　　（二）公益风险投资的吸引力与匹配性

　　公益风险投资得以兴起、扩展的另一原因，是它对新经济崛起期间的财富新贵、其他群体极具吸引力。既有研究表明，只要能契合某一特定社区、特定人群或专业人士共享的现有语言、价值观和观念，拓展公益风险投资等新创举就更加容易。如前所述，公益风险投资与当时众多财富新贵极为钟爱、慈善家主导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匹配性。此外，公益风险投资也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新经济中心的社区文化环境极为合拍。

　　大多数受访者进一步阐述了引发“网络新贵”和创业家们——现在甚至包括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领袖——热衷公益风险投资的某些共有特征或特性，包括：高度重视数据，具有战略思维，恪守结果导向；钟爱“表格、插图和截止期”。这些组织的许多专业人士也具有这些品质特征。公益风险投资的执业者们酷爱创业，故又被称为沉醉于更新、更快、更好发明的“创新迷”。他们倾向于认为，老派、传统的公益模式，是速度慢、效率低、效果差的代名词。必须再次指出，并非所有资助公益风险投资的捐赠人都是网络新富；部分“旧财富”捐赠人也加盟这一领域。公益风险投资的捐助人士除软件工程师和高科技创业者外，还包括医生和教师。因此，公益风险投资业能够吸引捐赠人另有其因，比如，如此行事可能“效果更佳”的实用功效。

　　（三）舆论领袖的作用

　　在公益风险投资领域崛起和扩展的进程中，“舆论领袖”，即一批为文化构造和领域推广而殚精竭虑、勉励务实的领军人物，发挥了重要的扩散作用。舆论领袖的职责是：既要创建一套统一、合理的术语、原则和实践体系，也就是对该领域崛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体系，又要极具战略地在各类网络中传播这些理念，积极鼓动新的捐赠人和专业人士加盟。同样地，这些舆论领袖深深根植于新模式力图覆盖的目标网络，分享社区的语言和其他文化、认知导向，这就提高了工作功效。舆论领袖推动着公益风险投资领域高举同一旗帜，齐心协力前进。

　　创建早期公益风险投资组织的部分创业家，特别是那些竭力宣讲发展思路、总结成败得失的创业者，经常被称为新模式推广的头面人物。在早期“躁嚷”年份，媒体经常引述这些舆论领袖的言辞，他们也频频在当地商业协会的会议、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场合发表演讲。他们逐步形成了“分庭”范式：痛陈传统模式的种种困弊，鼓吹公益风险投资模式是最佳取代。部分舆论领袖更多地从事幕后运筹，如力谏捐赠新人采用公益风险投资模式。

　　（四）专业网络

　　涉足公益风险投资的专业人士认为，网络对该领域的成长和维系至关重要。许多受访者在讲述他们（及其所在组织的捐赠人）最初熟知这一领域的过程时，反复论及通过网络结成联系体、聚集潜在皈依者的重大作用。这些网络包括商学院同学会，或搜信（InfoSeek）创始人斯蒂夫·科希等公益风险投资热心人士举行的特别鸡尾酒聚会。对于在结构上自成工作网络（如捐赠圈、社会创业伙伴的本地分会）的公益风险投资组织而言，专业网络也是重要的招募平台。

　　此外，专业网络在硅谷地区推广公益风险投资的作用尤其显要。一位人士指出，“这里的专业网络太庞大了，太集中了。”其他人则强调，硅谷建立的众多特种网络，主要是场所类聚、专业对等的横向网络，而非自上而下、基于教区或地域的传统式垂直网络；这种网络环境更适宜发展通过工作关系结成的活跃关联体进行扩散的创业型、非传统公益模式。这就为公益风险投资的繁盛提供了肥沃土壤，也与有关高科技捐赠人的学术结论相一致。

　　（五）榜样、模式化与培训

　　公益风险投资模式得以推广的最后一个成因是，即创新思维者具有的、寻找榜样以资仿效或改进的倾向，也就是“模仿性同构”。这种模式化似乎经由上述机制而发生，一是观察现有公益风险投资组织，如阅读早期先驱发表的文稿，参加新闻发布会，了解专业领域实践等；二是直接指导捐赠新人（或职员）或为他们提供咨询。数位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了在引导他人加盟本行中影响至深的主要榜样。其中一人就强调，她用E\|Bay两位创始人（他们也在从事公益风险投资）作榜样，鼓动其他富人资助公益风险投资组织。还有两家公益组织则在遍布全国的“附属机构”中复制自身模式。

　　对新捐赠人和新职员进行风险投资技巧和方法方面的培训，也是重要的领域构造机制。部分集团或基金会聚集了多类捐赠人，并为新“伙伴”开设了正式的“公益风险投资101”课程；很多组织全面系统地培训了讲授风险投资模式的职员。一位人士认为，这种培训大有裨益，因为她坚信，公益风险投资是一门“像律师、医生之类的专门手艺，需耗费数年，才能学有所成。”这就高度契合了“规范性同构”：各类制度共享式的文化构造与实践，可通过专业培训强化其“合理”或“最优”特征，在众多组织中大力推广。

　　四、公益风险投资初始演化的成因

　　公益风险投资是个相对年轻的领域，至今仍在演进之中，其特征尚未成型。因此，剖析其嬗变成因和方式就只能集中于初始演化阶段。但本文采用的“初始演化”，不是某一领域已经衰退甚至消亡的通用概念，因为公益风险投资领域依然前景光明。同时，这一阶段也是跌宕起伏、变化急剧，各组织领袖们（这一变化的当事人与分析家）对此均有一吐为快之感。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揭示了新领域初始演化进程中的若干核心因素。

　　（一）泡沫的破灭

　　如果新经济繁荣是公益风险投资得以崛起的成因之一，那么，网络泡沫破灭自然就是这一领域发生变化的诱因之一。事实上，许多受访者认为，新经济退潮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捐赠所得资助减少；二是它对“泡沫思维”，尤其是此前对慈善资本主义毋容置疑的自信，形成了“抑制效应（尽管并非铲平效应或毁灭效应）”。歧见不一、却颇受部分执业者垂青的公益风险投资“躁嚷”，也因泡沫破灭而平息。

　　（二）“傲慢”与纷争

　　众多受访者相当坦诚地评述了部分公益风险投资的早期推广者，有时就是他们自己的“傲慢”所引致的一系列困境。这些“傲慢者”贸然攻讦既有的公益基金界，同时叫嚣要改造非营利部门失灵的管理文化。有人将这种态度视为“自信”，有人则进一步地称之为“傲慢”。许多人指出，正是“傲慢”引发的诸多困境促成了这一领域的若干变化。

　　人们用数个常见的比喻描述公益风险投资痴狂推介者的“傲慢”态度。例如，他们“像瓷器店里的公牛”，他们在公益圈内“四处撒野”。更恶劣的是，他们对既有公益组织及非营利部门领袖的专业经验与知识，缺乏应有的尊重；他们投身公益圈颇为颐指气使，对非营利部门领袖的苦衷则置若罔闻。这就导致困难丛生，因为公益风险投资业与这些非营利部门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是它自身成功的关键。

　　此外，狂热的自信与自恋式傲慢必然招致对公益风险投资业的争议与批评，包括非营利部门伙伴发起的猛烈抨击。部分受访者阐释了这种猛烈、持续的攻击促成本领域若干变化的具体途径。例如，这些纷争至少会导致公益风险投资的倡导者改变新模式的表述方式。

　　(三) “无知”与双向文化冲击

　　组织领袖们大多抱怨，许多捐赠新人（及部分新职员）对非营利部门和既有公益组织知之甚少。有人将此称之为“无知”，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意味着捐赠人对公益业存有误解，抱有奢望。在见效时长方面更是如此，因为非营利部门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可度量的实际效果。

　　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它们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在访谈和其他资料中被反复述及，也被视为公益风险投资领域当前变革与演化成因的主要议题。很多人谈到，将慈善资本主义文化移植到拥有自身既定文化的非营利圈，就必然催生“文化冲突”或“文化冲击”；两类部门对此都有深切感受。

　　此外，非营利部门领袖在与捐赠新人交往时，也屡屡惊诧：他们通常要求高度参与（so highly engaged），还频频使用“投资的社会回报”等另类术语。一位涉足当地“社会创业伙伴”的网络创业家，描述了他第一次与接受捐助的非营利组织会晤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他提出的深层次问题“根本没人搭理”，尽管他自认为不过是“注重结果”；但非营利部门人士则认为，他钟情数字甚于人文关怀。

　　（四）创业构想的实施困境

　　公益风险投资领域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广被述及的原因是，组织领袖们在实施新捐赠方式的创业构想时遭遇了众多困难。由于委以执行重任，这些实干家们毫不足奇地对现实的挑战体味深刻。部分现实困难关乎上述“无知”与文化冲击，但更多的根源则是，现实复杂且讲求实效，故而很难推行风险投资类捐赠。部分人士认为，“实效检验”无法避免，更难以通过。

　　同样地，“实效检验”不一定导致这些组织抛弃公益风险投资。相反，它促使这些组织改进并完善自身的实践和构想，以充分吸取既往试行中的教益。许多人指出，他们因“试错”而获益颇丰，改善甚多。相当数量的公益组织在既往数年曾多次大刀阔斧地改革组织运筹，通常的做法是收缩战线，专事所长。这再次表明，历经初始成型与演化后，公益组织逐渐将其注意力由制度领域和共同的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内部组织发展与专业领域定位。

　　数位人士则将执行归咎于他们是在实现新的首创型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创业主义对这一领域是柄双刃剑：它是这一领域获取合法性并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但也导致其在实际推行中困难重重，并被迫顺势骤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解析了组织学学者和文化社会学家认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论题，包括新组织领域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以及新专业文化的界定、合法性与改造过程。在探究这些动态进程中，公益风险投资领域不仅是一个绝佳案例，其在公益领域发展趋向中的显著重要性也倍加珍贵。详尽、全面地剖析这一颇具争议的公益事业新模式，有利于理解它对公益实践及非营利部门后续创新的潜在功效，把握它在破解公共政策困境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结论部分所能提供的启示是，在公益风险投资的崛起和演化过程中，网络业盛衰等经济因素自然十分重要，但其他因素也不可或缺。这一领域的创建与扩展离不开“舆论领袖”大腕们的努力，他们以既构建合法性、又契合捐赠新人和现存文化的方式，极具策略地界定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范畴。这一文化的制度化及紧随而来的领域拓展，同样有赖于不同网络之间的沟通与同构模式化。实施困境和商业部门—非营利部门之间的文化冲突，则极大地推动了公益风险投资实务的重大演化，包括对业内各组织开始构成制约的若干原则与实务重新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