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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能够拯救地球吗
——论绿色自由主义的起源
作者:[美]泰德·斯坦因伯格 刘元琪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08-02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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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2年的庆祝地球日的讲演中,比尔·克林顿力劝美国人放弃一个“错误的选择”,即认为承担环境责任必须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在他看来,“引入强有力的市场力量来处理美国的污染问题”是可能的。克林顿说:“我相信现在可以开启一个环境保护新时期,它将利用市场来帮助我们将环境带回正轨——认识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是一把园艺好手。”

  在这个提倡碳中和以及碳排放交易的勇敢的世界上,克林顿的基于市场来改良环境的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流行的。甚至比尔·迈克吉本(Bill McKibben)这一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环保学家,看起来也深陷其中了。迈克吉本拒绝承认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他在《深经济:社区财富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证明走出“极端个人主义”和实施以农民市场和邻里联合等为中心的地方经济是可能的。但是,他没有提出需要任何根本性的结构性改变。他写到:“将我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地方经济并不意味着摒弃亚当·斯密或者去掉市场。很明显,市场将继续运转。”在一篇时间更近的题为《美钞效应:贪婪已经帮助毁灭了地球——也许现在它能够帮助我们拯救它》的文章中,迈克吉本进一步发展了其市场崇拜。他接受“市场是强有力的”,所有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更精致地使用它,——通过将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表达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灾害的信息嵌入市场中。对于那些坚持我们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来解决我们的环境敌人的人,他的回应是:我们不能等待结构性改变。它耗费的时间太长,而我们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那样必然会导致大气急剧变暖。他写到:“市场见效快,给定某个方向,市场就会起作用。”

  与对市场的热爱相伴而来的是对经济增长更加没有限制的推崇。例如,考察一下泰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和迈克尔·舍伦博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的著作《突破:从环保主义的死亡到可能性的政治学》。诺德豪斯和舍伦博格花费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为环保组织工作,但是在认识到主流的环保运动的“污染和规制框架” 完全不能再有效果后,就放弃了。环保运动必须死亡,在它的灰烬上将必然升起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它将具有更积极的态度,并且认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环境目标作出贡献。在宣称旧的环保主义已死亡的过程中,诺德豪斯和舍伦博格看起来希望将环保政治学的领域狭窄化至一点,就是仅仅只有那些具有消费能力和具有参与环保的经济自由的人们才真正有可能发挥作用。在他们后环保主义的世界,例如草根工人阶级等的努力看来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导致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的议程将推进谁的利益?

  《突破》的论证部分建立在对环保主义历史机械性理解之上。作者断定环保主义因为富裕的出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自由企业制度导致美国环保运动的产生,因为人民不再担心自己的温饱和住所,这才使他们能够有担心环境是否舒适的奢侈机会。既然增长的财富产生了环保主义,当前的环保运动将可能使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被拉来作为其原因。他们公开地为“拥护增长的议程”辩护,并相信资本主义只要不因为被管制得太厉害而被消灭,那么它就能够解决我们的生态敌人。

  先暂不论这种粗糙的经济决定论分析,有件事是清楚的:绿色资本主义现在大为流行。绿色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观念:市场力量和每一个只关心自己并发挥自己作用的个体结合起来就可以拯救地球。

  环保主义应该以某种方式和市场推动力相联系的观念往上追溯有很长的历史,有争议的看法认为可以远溯至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的功利主义的保护运动。但是现代形式的绿色自由主义是一个更近期的现象,它将对价格机制的信仰和对个体(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主动性拯救地球的能力的信仰结合起来了。经济自由和实用主义的个体的行动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

  绿色自由主义是美国人今天生活中诸多现象的根源。消费者在全食品超市的堆满婴儿有机胡萝卜、点心和啤酒的纵横交错的货架通道中发现的就是这一哲学。正是绿色自由主义推动了新形式的消费主义,即购物者急切地希望在他们的食物中,甚至在他们的草坪上使用越来越少的比如杀虫剂和化肥等化学品。正是这一哲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以节约能源的名义,驾车很多英里,蜂拥而至沃尔玛或者家得宝去购买紧凑型荧光灯泡。这是一个有着一号和二号塑料区别,并使人们陷入因为对自己的瓶子分类而忙得汗流浃背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有阿尔·戈尔,在使气候变暖广为人知并使人们跑出去购买低碳商品方面,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个人做得都要多,——当然这样也使他更能为自己的游泳池加热。

  很难想象,在没有大量改革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体系能够被倒转过来拯救地球:它如此擅长生产财富但是却如此劣于分配财富,如此深陷于商品形式和如此专注于将任何事物都转变成一个交换世界。但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绿色自由主义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市场和个人行动相结合可以保护自然环境这样的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为什么形成?这些有历史性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

  绿色自由主义起源于反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分支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即普遍性地对政治行动丧失信心。它的经典文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称呼它的话,是《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科尔克(Andrew Kirk)所解释的,该书建立在将个人责任置于它的核心这样一种形式的环保实用主义之上。斯图瓦特·布朗德(Stewart Brand)策划了这一计划。布朗德信任“个人生态生活”的品德。未来将依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是管制或者反抗。《全球目录》最初出版于1968年至1971年间,布朗德在1990年说,“它是一本关于拯救地球的工具书,这种拯救只限于力所能及的规模,在一个时期仅仅是举手之劳”。对于布朗德及其同事来说,翻新自己的洗手间就像加入街头反对大公司把持外交政策的抗议一样的革命行动。

  科尔克写到:“彼得·沃沙尔(Peter Warshall)的《腐烂积肥池操作》(1973年)一书和《资本论》具有完全一样的革命性,或者说革命性更甚,因为它具有当下的意义和实践性。”“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可以很容易地拿来作为布朗德的口号。或者用布朗德在1971年自己提出的那样:“个体购物者对经济行为的控制比投票者具有大得多的控制力。”

  《全球目录》构成了环境思维中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一趋势被称作“适宜技术” (Appropriate Technology)运动。经济学家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是这一运动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那些在反文化运动中拥护他的观点的那些人的生活相比较,舒马赫的生活很不相同,他的一生主要围绕着如下这一问题:如何使国家政治革命化,以使它对自然和人民伤害更小。

  到20世纪60年代,舒马赫在寻求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时,新创了“中间技术” (intermediate technology)这一概念。这一观点是设计一系列这样的技术:它比穷国现有的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比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资本密集性更小,因此也更便宜。一个例子是,他主张建立小型的精炼厂而不是大型的企业,以雇用更多的人。舒马赫一直将人放在首位,并坚定地相信任何新的技术必须首要地关注创造工作岗位。

  在他60多岁时,舒马赫出版了《小即美:一个对关怀人民的经济学的研究》一书,该书反映了他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质疑。该研究挑战了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追求无限增长的规则,并呼吁一种新形式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建立在集体所有权和能够为具有“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人们创造有意义的工作的技术基础上。受佛教的启发,舒马赫拥护尊重环境和社会关系的非暴力。

  他写到:“将他们的经济生活建立在不可再生的能源基础上的人们是依靠资本而不是收入寄生式地生活。”这意味着,针对自然的犯罪“将必然基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之间的暴力”。在该书的最后章节,舒马赫强调通过国有化剥夺大企业的私有财产。他提出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半自治的小单位”,在必需的时候,这些小单位可以被一个中心化的计划当局所协调。国有化工业的首要意义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但前提是不能牺牲环境。这本书成为一本畅销书,并最后被翻译成15种语言。

  舒马赫的观点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适宜技术运动。但是当运动展开时,它将舒马赫提出的如下问题弃之不顾:如何最好地组织生产以使民主和健康的生态环境能够被放在首要地位。反之,演变中的适宜技术运动背后的推动观念是去政治化的:个体能够通过采用小规模技术和无数的聪明的个人化的决定锻造出一条通往更绿色、更可持续的经济世界的道路。

  像拥护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能源体系的物理学家阿莫瑞·洛文斯(Amory Lovins)和布朗德这样的人,看起来对舒马赫重视的那些更大的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兴趣。洛文斯关于绿色思维的最有名的宣示,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题为《能源战略:没有采取的道路?》的文章中。尽管承认“经济答案并不一直是正确的答案”, 洛文斯写到,“合适地使用我们已有的市场可能是我们能够采取的迈向一个可持续的、人道的能源未来的最伟大的一个步骤”。尽管洛文斯接受“有些事情市场不灵,比如改革建筑规则或者使用实践”,他已经暴露出其真实倾向是重视“技术定位”和“最终使用效率”。对于工业化世界对有限资源的恣意消费必然导致非民主的后果这一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却极少有兴趣去提。像科尔克关于最早的绿色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政治相对于办法和工具来说总是要往后排” 。

  和反文化的环保主义一起出现的个人主动和消费选择等主导性主题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最流行的儿童故事——苏斯博士1971年出版的极度流行的《老雷斯的故事》中得到体现。这一故事是一个环保寓言,它记述了一个名为万斯—勒尔先生的工业巨头及其与托拉弗拉森林的树木的战斗。万斯—勒尔的努力被老雷斯——一头类似南美绢毛猴王的古怪动物所反对。最后万斯—勒尔为了得到树木以制造衣服而砍伐了整个森林。但是最后,他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招募了一个小男孩,出去种下所剩下的最后一粒树种,以使之重新长出一片新的森林。

  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尼阿特斯(Michael Maniates)认为《老雷斯的故事》流行的原因在于它强烈地传递了对环境管理和对年轻人恢复力量的信心等信息。但是它的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和这本书的一个假定即环境悲剧是“个人缺点”的结果有关。环境赤字能够“很好地被坚定的个人化的和典型地以消费者为基础的行动所抵消”。也就是说,“已启蒙的,彼此并没有被协调的消费选择”——植树、换灯泡、翻修洗手间,它们很像被建议的适宜技术——将帮助开启一条通往乐观的环境未来的道路。

  在这种形式的环保主义理念中,不是体系性的力量而是个人选择是环境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换句话说,小问题仍然是环境敌人的真实根源,个人责任将引领再造之路。绿色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即追求自己最佳利益的个体能够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前已经出现。这是亚当·斯密将也会欣赏的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为环境和谐作出贡献。

  自由主义的新形式

  反文化运动将重点放在个人责任上反映了新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影响,后者关于民主的愿景植根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像它的前身一样虚伪。换句话说,绿色自由主义是被更广大的政治文化中的改变所塑造的。老的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它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国家发挥很大作用以保证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公民的普遍福利。

  富兰克林·罗斯福重新界定了自由主义,即一种以积极的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对这一术语的这种理解与斯密及其19世纪信徒所主张的版本是相冲突的,他们对政府抱一种更怀疑主义的看法。在罗斯福对自由主义的新理解下,政府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合驯服了市场,以阻止另一次悲惨的大萧条。

  然而,仅仅政治世界的变化并不能使美国实现繁荣。它需要美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来做到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1939年劳动力的17%的失业率转变成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接近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联邦政府通过将自己武装到牙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战后繁荣时期,即在1945之后的15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前,战后繁荣最后停止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力收益,这一趋势和来自国外的竞争相结合打击了公司利润。1973年的石油冲击和大量的管制改革如加强环境的、职业的和消费保护的法律一起使公司的收支平衡表更加脆弱。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曾写到:“这些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衰落和新自由主义上升的条件。”

  美国商业现在处于守势,于是寻求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文化中提升新自由主义理念。奥地利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称自己是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个人自由的内在优点。他们仍然固执地反对国家对经济运转的干涉,并反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反之他们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应该统治所有人类的活动。尽管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曾几十年阐述他们的观点,但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才双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1976年)。这种授奖预示了他们的理念在主流政治世界的力量。

  新自由主义计划涉及以公司自由而非他们提倡的个人自由的名义重建国家。它开始于吉米·卡特当政时期,他通过第一轮去管制化进攻,帮助正处于困境的产业包括航空业和卡车运输业。接着,正如历史学者西恩·威尔伦茨(Sean Wilentz)指出的,在罗纳德·里根治下,去管制成为“一场全面倒向商业的十字军东征”。管制被一风吹尽。利斧砍向卫生保健和社会安全以及用来限制竞争的管制。产业通过像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这样的组织自我规制,该协会是成立于1918年的非赢利性团体,颁布和制定了很多偏向企业的规则。

  新自由主义建立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上。但是这还不能解释清楚这一新的经济和政治哲学的复杂性,特别是它对个人责任的沉迷。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和里根一起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在1987年说到:“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体性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解释说,她的意思是,“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要被解体,以有利于个人主义、私有权、个人责任和家庭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个人责任的重要性和市场对生活的统治程度同比增加。在这种意义上,1996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福利改革使用这样一个官方化的名称: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案。两党都支持的该法案预示了这样一些人的胜利:他们把贫穷看作个人失败而不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导致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的结果。

  像艾伦·K.司各特(Ellen K. Scott)和安德鲁·K.伦敦 ( Andrew S. London)所写到的,“个人主义的逻辑即贫困是因为文化缺陷和缺少动机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不平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所致,这在政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争议”。一个钢铁工人失去工作仅仅是他个人在市场上的失败,尽管应该谴责的是更大的结构性力量,如来自海外的竞争导致工厂关闭。这样一个超高压的意识形态环境哲学为绿色自由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换句话说,正在变化的政治文化欢迎一种建立在市场崇拜和个人主动性基础上的环保哲学。

  给我自由或者给我生态循环位于绿色自由主义的核心的是所谓的生态循环伦理,这也许是今天美德式环保活动的最确定性标志。城市生态循环的历史将证明是有启发意义的。生态循环是对浪费问题的深度的个人化反应。它的开展通过将工商业成本转移给公众承担而有利于企业。它也保护工商业在生产方法上免受任何限制。

  二战之前市政机构不存在处理固体废料的需要。考察一下饮料容器这个例子。在战争之前,企业自己承担处理瓶子的任务。直到20世纪40年代,啤酒是装在可能被重复使用多达30次的瓶子里。而且直至20世纪50年代软饮料生产者也这样做。不能重装使用的罐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供货,但是是二战才流行起来,因为制造商将一次性瓶子装的罐头用船运往海外以供给军队。二战后,饮料生产商日益倾向于使用一次性容器,因为它们能帮助生产商巩固市场份额。通过免除处理空容器的义务,这些新形式的包装使全国性的酿造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和地方性的酿造企业竞争。现在公司不必建在接近消费者基地的地方以处理丢下的容器。到1970年,一次性容器装的饮料令人吃惊地占领了市场,占软饮料的40%和包装出售的啤酒的76%。

  反对一次性容器的努力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在1953年,佛蒙特的农民由于关切他们的奶牛吞食被扔在田野中的玻璃瓶,而联合起来迫使州立法机构禁止这样的容器。作为回应,美国饮料罐公司和欧文斯—伊利诺斯玻璃公司——一次性饮料罐和玻璃瓶的先锋公司,形成了一个名为“使美国保持美丽”的倡议团体。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美国酿造协会和其他在推动便利性的一次性容器中有利害关系的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开始了一个媒体攻势,瞄准个人的“乱扔癖”这一堕落行为。美国饮料罐公司的董事长威廉·C.斯多尔克公开反对立法机构对这个问题的归因定位。通过召集学校、教会和公园俱乐部的加入,这一团体力图预先阻止对企业的更多规制,相反支持对乱扔行为进行罚款和监禁。1957年他们甚至成功地说服佛蒙特州立法者推翻了瓶子禁令。“使美国保持美丽”团体推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服务宣传。1971年的商业广告让演员艾尔恩艾兹·寇帝主演了一个本土美国人,他对着扔在公路中间的废弃物哭泣。广告宣告说:“人民在污染,人民能够阻止它。”因为靠易拉罐和玻璃瓶获利,在“使美国保持美丽”小组拍的所有商业片里,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易拉罐或瓶子。不去关注企业包装决定的体系性问题,这个广告将责任定位在个人水平上。乱扔废弃物变成了一个个人责任的事情,而企业的行为比如有计划地推出快速报废甚至一次性就废弃的商品——这使浪费永久化,它是战后消费资本主义成功的中心原因——却完全没有被考察。

  为了寻求遏制一次性废弃物的洪流,俄勒冈在1971年规定将一个啤酒和软饮料容器放回集中堆放处将得到五美分的退款。这一主意是为了激励人们将容器返还以循环利用。佛蒙特随后也采取同样的措施。1973年,明尼苏达州通过了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力图限制企业使用包装的数量。该法案说:“回收利用固体废弃物是保护物资和能源资源的替代办法,而因为减少了需要回收或者处理的物资,它也符合公共利益。”该法案将资源保护的责任放在企业身上,而不是州的人民身上。尽管该法案没有实质性的力量,但是它明确提出了企业希望避免的固体废弃物议题。

  从1970年开始,通过一项联邦瓶子禁令的呼吁反复出现。1973年,28个州引入了瓶子禁令。据1980年估计,在20世纪70年代,在地方、州和联邦级别有1.4万个瓶子法律被提出立法。然而,直到1983年,还没有一个国家法律得到通过,只有9个州有瓶子法律,这是企业对这一议题的影响力的证明。企业的成功反击如果在如下事实下考察更显得令人吃惊:包括两个通用会计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国家瓶子法律如果通过将大幅减少“乱扔以及对固体废弃物、能源与原料的使用”。

  像安海斯-布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其他饮料公司因为很多原因反对瓶子法律。其中主要原因是,不用负责瓶子的处理是一项公司补贴:产品的制造者不用承担处理包装物的费用。而且这正是企业希望这个体系运转的方式。就像来自美国塑料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在1993年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买一件产品,我是一个污染者。我应该负责处理包装物。”当然,个体自己也没有承担这一费用,它被分摊给全国的人去支付了。相反,瓶子法律将处理饮料垃圾的费用从纳税人那里转移到饮料生产商头上。瓶子制造商和分销商必须支付收集容器所涉及的费用。企业必须忍受利润率的削减或者以加价的方式将该费用转移给消费者。因此毫不奇怪,饮料企业如此支持由街头回收瓶子。

  企业主要是通过采用如下三大战略来取得在反瓶子法律上的重大胜利的:将劳工和环保运动分离,将瓶子法律涂抹成对消费者自由的威胁,并反复叫喊由市政机构来负责回收。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有闲阶级和一次性杯子”的文章中,美国饮料罐公司的特奥·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朱迪——她在他们镇上的美化委员会中非常活跃——指出,在1978年康涅狄格州的瓶子法律的听证会上,没有一个人代表一次性容器的使用者。他们写到:“啤酒和软饮料的典型消费者是城市人、男性和蓝领,而精英主义拥护瓶子法律的组织的成员显示出一个不同的形象:郊区人、女性和富裕而有闲的阶级。”他们继续解释说,如果你有一个大的地下室可以储藏它们——大体说来,这对于那些嗜好啤酒的工人阶级家庭成员来说不算是奢侈品——可回收容器不是一个问题。该评论出台的背景是,在过去几年中,公司已经将那些建有大的瓶装工厂的州的工会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

  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工人阶级也没有兴趣加强国家的力量来进一步侵入他们的生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瓶子立法的团体以反强制堆放委员会作为自己的名字。企业力图将瓶子立法塑造为一种对消费者自由的威胁。美国饮料罐公司的威廉·梅耶走得如此远,以至于他称那些拥护对日益增加的包装加以限制的人为共产主义者。百事可乐的董事长多纳尔多·肯戴尔,在20世纪70年代写信给环境保护局,抱怨它支持一项国家级的瓶子立法,说到:“你的立场藐视和否定了人民通过自由选择容器来表达的自由意志。”

  但是企业不停念叨的圣歌却是通过市政机构来回收垃圾和进行“资源恢复”。当20世纪70年代环保主义达到顶峰时,公司寻求预先阻止任何可能限制生产的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同时将污染负担更普遍地留给消费者和公共部门去处理。美国饮料罐公司公关部主任约翰·F.戈尔德里克不怎么掩饰想转嫁成本的努力,他写到:“产品垃圾处理的真正的办法在于资源恢复和固体废物管理,而不是向一个有其名无其实的退款补偿体系回归。”有些公司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回收循环利用中心以作为好的环保公民的模范。然而,它们的真实目的是想让市政机构去赶回收利用的潮流。纽约州联合饮料行业雇员环保工作力量组织的朱勒·卢尔解释说:“我们垃圾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全部固体垃圾资源回收。”纽约州食品商人协会的查尔斯·S.迈克也这样认为,他在1981年写到:“回收利用和控制乱扔方案应该处理所有的丢弃物,而不只是部分。”

  在里根政府时期,市政回收论获得了更大的优势。里根通过减少补贴砍掉了焚烧工业,这样就导致市政机构进一步支持回收方案。紧接着关于一艘名为“莫伯罗4000”的驳船的报道之后,市政回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得到了大发展。1987年,这一驳船从长岛装满垃圾后,出航去寻找一个地方来倾倒。根据《新闻周刊》,莫伯罗“对于垃圾危机的意义和路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对于一战的意义相同”。随后社会对生态循环的兴趣骤然增加。市政机构发誓要在某一特定时期之前回收利用一个给定比例的垃圾。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前,国内垃圾回收利用的量按重量算比20世纪70年代已经增加了接近三倍。

  到那时,路边回收计划的危机已经日益明显。1992年,一个报告披露,在加利福尼亚大约有50万磅被精心收集和分类的塑料不得不堆在垃圾填埋地,因为回收塑料市场已经饱和。经常危及路边回收计划的市场失败由于联邦政府的税收政策支持使用新原料而被进一步加重。同时,通过一个全国性瓶子法案的努力也失败了。1992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委员会都投票反对这项联邦立法。可口可乐、菲利普·莫里斯和饮料行业的其他公司在1989年到1992年间花费了400万美元以击败这样的举措。

  在1992年地球日的演讲——就是提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大拇指那次演讲——中,克林顿宣称,他支持通过一项全国性的瓶子法案。然而,商业杂志《饮料世界》告诉企业不要担心,该杂志报道说,克林顿在击败瓶子法案的努力中一直站在阿堪萨斯的软饮料企业一边。在选战巡游中,克林顿对来自全国啤酒批发商协会的一位代表有目的地再次保证说,一项全国性的瓶子法案将破坏资源回收行业,且只会增加联邦官僚主义。最终,克林顿一直没有兑现通过一项联邦瓶子法案的诺言。

  取而代之的是,克林顿在1993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采购中包括回收再利用的产品。第二年,白宫出台了自己的回收利用方案。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的卡瑟·佐伊说:“第一家庭刚收到他们住所的生态循环垃圾箱,这样他们可以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声称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总统候选人最终却将个人责任放在任何实质性的管制改革前面。通过支持回收利用,克林顿将主流环保主义进一步推向了绿色自由主义的怀抱。

  将资本主义自然化

  如果考察他的背景,克林顿在全国性的瓶子法案上的投降就一点也不让人吃惊。在1985年,紧接着沃尔特· 蒙代尔的选举溃败,克林顿在组织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布鲁斯·巴比特——当时的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恰克·罗布——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努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加入了这个团体,该团体了导致了民主党的右转。杰西·杰克逊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解释成为有闲阶级的民主党。一旦就职,克林顿就大力实施新自由主义议程。由于对政府在经济运作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失去信心,所谓的新民主党人在克林顿和戈尔的领导下,爱上了市场和去管制。为了力求将自己和过去的民主党人区别开来,新民主党人力图在放松管制领域超过他们的共和党前辈。例如,他们领导了对通信领域的去管制化,极大地推动了于2001年破裂的泡沫的形成。

  在这样的去管制化的环境中,出现了保罗·豪肯(Paul Hawken),他是史密斯和豪肯公司——一个花园供货公司的创立者,在此前他是《全球目录》的一位撰稿者。如果说适宜技术论者是寻求通过“一时的举手之劳” ——援引布朗德的话——拯救地球,那么到这时的绿色自由主义的主流如豪肯是寻求通过一时的投资来做到这一点。豪肯在《商业的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宣言》一书中力图打造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反对他所谓的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失败的管制政策。他的方法是,“恢复地球上的自然社区,但是利用自由企业的很多历史性地的效的组织和市场技术”。与以前相反,商业现在只需要自我管制,而且将首要性地尊重市场的逻辑。他的意思是,公司在自己的产品设计决策之中要努力做到处理自己制造的一个特定产品的全部成本。

  豪肯对商业的理解需要仔细考察,因为它基本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看待商业,把它看作社会的自然冲动的一部分。从表面看来,市场继续存在并将一直存在下去。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环境计划要求基本改变市场机制,那么它就不可能成功。这样一种对社会中的市场的作用的非历史的理解意味着我们除了拥抱资本主义外没有别的选择。像豪肯继续这样说:“我们不得不和本来的我们一起工作”,这句话中的我们的意思是生死都离不开价格祭坛的人们。它只是想快速跳跃到这样的结论:自然的事物就是有益的,因而是仁慈的。至少,如果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结论。

  被他自己著作的成功所鼓动,豪肯和洛文斯以及后者的妻子涵特尔一起写作了一本题为《自然资本主义:创造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著作。这些老资格的适宜技术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可得到的资源基础的极限。他们称之为“自然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出现,它将把自然作为因子引入任何经济方程式之中。这一新的经济秩序将主要通过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达到。作者提供了很多自然资源将比现在更有效率地被利用的事例:从交通技术、建筑方法到城市规划、农业。全书披露了一系列发明,包括超级汽车,它更轻,采用混合电力技术,并使用计算机软件节约电力,还有一个填满人的头发的大枕头——它由一个理发员发明以用来吸收溢出的油。

  如果说适宜技术运动所计划的转变寄希望于阅读《全球目录》的个人来实现,那么根据这些作者,下一次工业革命将依靠那些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企业家。这样,他们将投资绿色技术,这有助于他们追求最大的利益,同时又可以提升环境的可持续性。这次工业革命将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到来,因此他们就为他们的书如此命名。毫不奇怪,这几位作者一点不提雇佣劳动,尽管他们对劳动生产率有兴趣。他们也根本没有设想市场关系的退出。他们倒是寻求使市场以一种更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的方式运作。他们写到:“自然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将市场的坚固原则扩展到所有具有物质价值的资源之上,而不只是局限于因为历史的偶然因素而纳入市场体系的那些资源。”

  政治转变不在考虑之中。相反,这些新适宜技术论者主张,这一体系能够从内部得到改良。但是很难想象:如果不能在经济上使股东受益,公司总经理将有什么样的动机去从事更环保、更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或者像历史学家埃里克·沙特兹伯格(Eric Schatzberg)所写的:“该书作者没有在书中任何一个地方承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这样的转变将需要一个政治过程,它将直接挑战那些将沿着自然资本主义道路行进的很多企业的权力。”而且,该书忽视了增长规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其他的资本主义。事实上,该书建立在这样的潜台词之上,即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比如无碳技术,局限性能够被超越,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可以继续进行。但是以一种无碳技术使用更多的土壤、水和森林将不可能解决其他生态问题,如物种灭绝。归根结底,自然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处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的基本结构性问题。

  弗里德曼的错误

  认为市场和个体的主动性可以拯救世界的想法在过去十多年中达到了狂热的顶点。证据之一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宣传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政论家的巨大成功。在他的《热的、平的和拥挤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场绿色革命,以及它将能够如何重建美国》一书中,弗里德曼主张气候变化、全球化和人口增长的结合给美国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在他的更早的著作中,弗里德曼解释说,在一个平的世界中,技术变化加上全球市场将能够扩大经济机会,并能够将数以百万计的人从贫困中带入中产阶级。 在他的新书中,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担心中产阶级扩大的后果,他们狂热地向往和购买汽车和空调。全球环境关系危机所产生的一切问题,从生物多样性到森林覆盖率,尽管很严重,但是没有一个是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解决的。美国的新计划——弗里德曼称之为“绿色行动”——将很快创造出能够推动绿色创新的恰当市场激励。几乎在所有的转折点上,弗里德曼都力图使自由市场自然化。他解释说,只有自由市场能够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清洁能源。“只有市场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和效率产生和配置相应的资本,以使一万个发明者在一万个公司、车库和实验室工作,以推动转变性的突破;只有市场能够然后将这些突破中的最优秀的技术商业化,并以我们需要的范围、速度和规模提升现有的技术。”

  在该书的很多要点上,弗里德曼看起来放弃了也是绿色资本主义特点的对个体主动性的强调。他嘲笑诸如“拯救地球的205个简单方法”和“拯救这个星球的40个简单方法”这样的小册子。他解释说,如果环境改革能够这样容易就好了!尽管鼓励读者“从个人出发尽其所能地过一种在环境上可持续的生活”,他也支持实施一个更具体系性的环境改革办法,比如适当地将环境纳入商品成本中,从而使外部性内化进财务方程式中。但是由于弗里德曼不主张任何结构性的转变,所以看不出公司——它们在法律上不得不追求它们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将如何放弃这样的观念:植物、土壤、水、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同样不清楚的是,如果没有放弃至少从19世纪开始就统治资本主义的增长意识形态,弗里德曼对世界生态病的处方如何可能奏效。弗里德曼所谓的基本变化的意思最多是指“我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不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弗里德曼的“绿色行动”世界中,更多的公司大概将像沃尔玛一样运行,后者正在将自己的卡车车队环保化,并推动消费者去购买节能灯泡。从表面看,很难不同意弗里德曼的结论即这个超级销售商的“增长是尽可能地做到绿色了”。然而,沃尔玛的整个商业计划围绕着一个特殊的劳工和环境管理战略。就像它的反工会主义使它能够将劳动成本外部化一样,它推动在城市边缘为它的巨大销售商店建设新的道路和下水道系统,使它能够从更高的车流量中获益,后者是零售商获得成功的标志性特点。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它的整个商业计划是建立在将成本外部化的基础上,现在要将它的真实的环境和劳工成本内在化,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一个充斥着绿色大拇指的高管的星球——这些高管崇拜斯密和信仰自由市场——真的能够致力于解决诸如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全球氮循环改变等问题?

  弗里德曼关于世界环境的处方距离35年前著有《小的就是美好的》的舒马赫这样的人已经相当遥远了。两本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观点流行反映了在过去几十年中环境政治已经走过的距离。不像弗里德曼,尽管舒马赫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却相信,为了社会正义和环保,改革资本主义的问题在核心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舒马赫将他的信任放在小规模的经济实体上,但是他不相信小政府或者小理念。让今天那些皈依新自由主义的新适宜技术世界观的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前辈知识人物断定,公司“寄生于别人的劳动”,并主张结束私有制,至少是大企业的私有制。在当前的弗里德曼式思想时代,这些观念听起来就像是乔·希尔唱的天国中的馅饼一样不可能实现,但是人们也值得花费一会儿时间记起舒马赫在他的时代也是最畅销书作家,尽管他提出的道路没有被采用。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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