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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政治:分歧、互补与局限
作者:赵林栋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9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3-10-1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由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二者关系的看法不同,后现代政治内部出现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和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同现代彻底决裂,重建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克服现代性的缺陷,延续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进一步发挥现代性的潜力。三者充满分歧,但并不对立,都统一于对现代性和现代政治的反思。后现代政治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方案,总体上却是破而不立。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政治;微观政治

  面对后工业社会的状况,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家追求一种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主张与现代政治的分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导致了对主体的压制。由于分析角度的不同,后现代政治内部既存在着分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后现代政治批判了现代政治的缺陷,而过激的批判也导致了后现代政治自身的局限。

  一、后现代政治的内部分歧

  后现代政治的分歧取决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既具有解放性又具有压迫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福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后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肯定性的话语和否定性的话语。肯定性的后现代话语赞同社会富裕和多样性,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则抨击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和对个人控制的增强,为西方社会构想了一种危机,折射出一部分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悲观情绪。[1]后现代话语最终在此分裂,前者发展成为赞同新发展的前卫主义,后者发展成为反对新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

  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假设历史已经彻底断裂,需要全新的理论模式去解释断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鼓吹一种同现代彻底断裂的后现代。在他看来,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已经在信息技术、电子媒体、抽象符号的共同作用下消解了。通过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鲍德里亚试图描绘主体在面对客体和符号世界时所使用的感知和欲望框架,并以此实现向符号社会的回归。他的叙事主题是:现代性的纪元已经终结,后现代纪元已经来临。前者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后者的特征是类象、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后现代类象社会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模型与符码是构造社会的首要因素,它们消解了真实与模型之间的差别,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已经内爆。非真实成为一种超真实,即比真实更真实。超真实来自模型,它是人为的完美化塑造。超真实被等同于日常生活,成为评判现实的准则。政治与娱乐之间也发生了内爆,政治越来越像娱乐,政治竞选成为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的竞争。内爆理论描绘了导致社会各种界线之间崩溃的因素不断增加。在内爆过程中,意义变得中性化,不再具备意义的价值。事实上,鲍德里亚夸大了内爆,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内爆。他的后现代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统治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主线。主体性哲学主张主体对客体的控制,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则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合法化,合法化的途径是借助上帝、理性、知识、绝对精神和权力意志,这些要素构成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上帝赋予了人在世俗采取行动的潜能;理性引导着人对其自身潜能的发挥;知识进一步增强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能力;绝对精神则从整体上论证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一方面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促进了主体的解放;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强调主体的解放是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内容。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逐渐摆脱了封建等级制的压迫和宗教的束缚。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相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主客体之间对抗所导致的结果是群体间的冲突、战争的爆发、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抗,鲍德里亚从客体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站在客体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人物化得不够,需要更加物化”。在这里,“更加物化”强调的是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制。后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超真实的出现以及符号世界的形成,使得客体逃脱了主体的控制,主体也因此而丧失了对客体的统治权。由于摆脱了主体的控制,客体获得了解放,而主体却失去了能动性。由于不再具有能动性,主体的活动就不再有意义,意义就这样被鲍德里亚“消解”了。在意义消解的前提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消极的“宿命策略”。这种“宿命策略”的逻辑是:面对碎片的、虚无的后现代,一切的政治形式都已经穷尽,无法继续进行斗争。其实质是放弃斗争,彻底物化。出于对主体和意义的消解,鲍德里亚的政治观越来越偏向犬儒主义。阿瑟·米勒认为:“对政策的不满是政治犬儒主义的根源,出于普遍的不安感,犬儒主义者很可能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而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否定政治制度本身。”[2]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犬儒主义者,但他的确表达了“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

  (二)重建的后现代主义

  重建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主张克服现代性的缺陷,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占用来实现民主的重建。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nffe)、利奥塔(Jean-Frongois Lyotard)、德勒兹(Giu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都提出了其重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主张。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矛盾场,需要多种运动和多种方案。他们提倡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强调激进民主的自由特征,主张政治认同的多样性。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去拥抱自由主义,是变相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想要“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政治”。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却误读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生产和阶级问题。为了避免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和等级制,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这种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摧毁因果观念,消解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强调社会领域的开放性和偶然性。在他们看来,去掉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现代性的潜能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挥,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就能得以重建。同拉克劳和墨菲一样,利奥塔也强调话语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他攻击现代话语,认为现代话语用真理和判断的元话语来仲裁歧异会给弱者带来压迫。为此,利奥塔主张发展一种后现代话语来替代现代话语。面对多样化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提出了欲望哲学和多元公正观作为多元政治的基础。欲望对于利奥塔就像劳动对于马克思。欲望哲学认为欲望在客体世界会发生异化,它要通过颠覆性的斗争来解放自身。为了促进欲望的解放,利奥塔颂扬欲望的流动和欲望能量的释放。除了欲望哲学,利奥塔还提出了多元公正观。他认为,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还意味着修改规则的限度。政治斗争就是通过介入来质疑规则并改变规则。欲望哲学肯定了欲望的创造性,却忽略了欲望的破坏性。多元公正观排斥了普遍公正的理念,使公正与否成为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如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改造,利奥塔所追求的多元公正很难成为现实。多元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对立、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分离体现了欲望哲学和欲望政治的局限,从而决定了欲望哲学只能是一种微观哲学,而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决定了欲望政治只能是一种微观政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宏观政治。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也导致了主体的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消解了传统的符码、价值以及限制生产与交换的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对传统秩序的瓦解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为了建构新秩序,资本主义又通过抽象等价交换的逻辑对事物进行再制码,把它们再次辖域化。主体也因此而被导入新的控制场。资本主义对新秩序的建构导致了主体的异化。传统秩序的消解体现了现代性的解构性,新秩序的形成体现了现代性的建构性。在后现代政治的视角下,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规范性话语和制度增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成为现代性统治的基础。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是对主体进行控制的主要场所,为了克服现代性对主体的这种压迫,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以取代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树状隐喻”。“树状隐喻”意味着心灵按照层级原则和系统原则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扎根于现实。“树状隐喻”代表的是一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一种本质化、普遍化的图式。为避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用“块茎隐喻”来取代“树状隐喻”,并用块茎思维来代替树状思维。块茎思维追求的是一种开放的、多样性的、非层级化的图式。在解构主体的策略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利用“自我”和“超我”等概念对主体进行了解构。他们采用分裂分析的方法,把解辖域化的躯体变成为无组织躯体,使之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束缚。主体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重构。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躯体层次上主张的是无组织躯体,在政治层面上主张的是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和微观政治斗争。“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但也会增加主体的困惑。“块茎隐喻”反对等级化的组织形式,因为等级化意味着对主体的压迫。但等级化也意味着权威和秩序,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离不开组织。对主体的解构促进了主体的解辖域化,但主体也因此会失去对自我的认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主体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才能明确自身的需求,并根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行动的方案。

  (三)延续的后现代主义 

  哈贝马斯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主张一种延续的后现代政治。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把早期现代性的衰落视为注定的衰落,哈贝马斯却把现代性视为未曾充分实现的潜能、一项前途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捍卫现代性的进步性。尽管现代性计划导致了科技理性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专家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但它的潜能并未充分发挥。现代性的破坏性主要是由工具理性导致的,工具理性不断向生活世界扩张,加剧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导致了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排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排斥理性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为了重建理性,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为基础提出了主体间性哲学,并以批判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自我/他者的交往模型,把理性变为交往理性。工具性的行为偏向于主宰,交往性的行为偏向于理解与共识。在实践过程中,交往理性主张通过平等交往、社会参与、规范价值的讨论等方式进行社会重建。由此可知,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是重建理性。针对金钱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哈贝马斯给出了交往理性的方案。但交往理性并没有考虑到实现平等交往的现实条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个体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具有团体化的特征。不同的社会个体之间和不同的团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这种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现实的存在。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了理性交往的扭曲,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交往理性所追求的共识在后现代的状况中难以达成。

  詹姆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看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对应着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着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着跨国资本主义。”[3]既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那么两者之间不可能发生彻底的断裂。即使出现了断裂,在时代断裂处发生的也是各种因素的重构,而不是完全的消解。为了强调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联,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认知图绘的关注点是从总体上分析资本主义,主张一种能够帮助个体重新认识其社会和世界位置的空间政治。“后现代超空间使人出现空间迷失,无法进行自我定位,需要新的认知图绘。”[4]从表面来看,认知图绘强调的是主体与空间的关联。而实质上,认知图绘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延续。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变迁,它集中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商品化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了同质化的特征,这意味着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文化成为商品,并不断失去其引导和批判社会的价值功能。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和多样性正是对同质化作出的反应。总体上,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文化的主流,他试图结合各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之间却存在着冲突。“詹姆逊理论中存在紧张关系,立场理论的多元视角与话语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统治与多样的政治联盟。”[5]

  二、后现代政治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尽管后现代政治内部充满分歧,但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无论是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延续的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都具有互补性,都统一于对现代性和现代政治的反思。面对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的重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和延续的后现代主义给出了不同的方案。方案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三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鲍德里亚从技术的视角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状况,描述的是有关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缺陷,主张去掉现代性的缺陷以实现民主的重建。延续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建设性作用,主张进一步发挥现代性未尽的潜能。可以看出,重建的后现代主义与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体两面,前者攻击现代性的缺陷,后者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后现代理论家是从共同的问题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己的方案的,其中鲍德里亚是技术的视角,福柯是话语和权力的视角,利奥塔是知识的视角,詹姆逊是知识和文化的视角,拉克劳和墨菲是自由价值的视角。后现代政治内部这种一体多元的特征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统一。

  具体来看,鲍德里亚肯定一切形式的欲望,主张一种欲望政治,却忽略了欲望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德勒兹和加塔利也主张通过颠覆一切妨碍欲望生产的障碍来造就新的后现代主体,但他们更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欲望政治,主张发挥欲望的积极作用而反对法西斯式的欲望。欲望政治的后果关键要看欲望是导向煽动性的政治运动还是导向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煽动性的政治运动会产生法西斯式的专制统治,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则有可能实现民主政治的重塑。福柯分析了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建构,却没有分析消费、时尚、休闲以及符号等新权力因素对主体的影响。鲍德里亚分析了内部控制机制的运作方式、符号和类象等当代文化,以此矫正了福柯对符号权力和媒体权力的忽视。詹姆逊反对唯心主义的后现代话语理论,他提出的总体化政治方案对于碎片化的微观政治是一个重要补充。利奥塔则关注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总体化方案带来的专制和等级化。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哲学和交往行为理论挽救了福柯和鲍德里亚对主体的消解。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话语民主的方案,把话语理论导向了民主实践。福柯认为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未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6]在福柯身上体现出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这说明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内部联系性。

  三、后现代政治的局限

  后现代境况本身是多元的、异质的、互相矛盾的。“后”既代表着断裂也代表着延续,既代表旧事物的终结也代表新事物的出现。后现代理论家只关注断裂的一面,通过夸大历史的断裂来提高后现代的名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后现代话语本身可以看作是学术专业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迫切要求为学术市场生产新鲜话语所导致的结果。在宏观上,后现代理论家都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在反对总体性压迫的同时,他们没有指出权力为谁所有,又为谁所用。他们也无法说明为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权力关系。在追求多样性、异质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同时,后现代政治理论消解了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走向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仍然需要总体的规范,仍然需要共识的形成。在微观上,后现代理论家提倡微观政治和欲望政治。他们试图用微观政治来取代宏观政治,用欲望政治来取代阶级政治。后现代理论家把政治希望寄托在边缘性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身上,这忽略了精英掌权的现实。没有联盟政治,微观政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变革,边缘性群体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在后现代状况中,民主政治的重建既需要革命的欲望,也需要联合的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理论只关注解构,不关注建构,它是消解文化的一部分。“消解的原则包括非创造、解体、解构、置换、差异、离散、消散、分解、去合法化、去神秘化、非定义、非中心化、非总体化和非连续性。”[7]后现代理论把主体视为虚构之物。可是在现实的政治中,“敌人、异己者、非同一者总是相对于主体的普遍性而言的”。[8]在消解主体的同时,现代性的一些进步因素也被消解了。勒维邦(Sabina Lovibond)认为,现代理性和启蒙价值对女性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却彻底抛弃了二者。“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会威胁到女性主体地位的提升。”[9]多数边缘性群体被后现代理论吸引,是因为现代理论贬抑了他们的主体立场,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后现代强调差异有助于突出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但也有可能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福柯宣扬“人的消亡”,鲍德里亚宣扬“意义的消亡”。人有可能消亡,也可能实现自我超越。在现实中,人的行为需要意义和价值的引导。没有意义,就没有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只不过引导人类前进的意义要反映人的本质,体现出真、善、美的特点。如果意义本身成为压迫与欺骗的工具,人们最终会拒绝这种虚伪的意义并寻找新的意义。在实践中,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想要发展新的激进政治;鲍德里亚放弃了政治,宣称政治已经终结;利奥塔重新回到了自由政治;拉克劳和墨菲把社会主义政治变异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詹姆逊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后现代理论家都没有给出创造性的行动方案,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10]。这些状况说明,后现代政治不是普世性的政治,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后现代政治要面向生活世界,走向政治实践,并以此来超越它的犬儒主义和政治乌托邦。

  结语

  后现代政治内部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体现了西方文化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特征。西方文化的连续性在于主张欲望需要道德的规范,非连续性在于规范欲望的方式不同。后现代政治的总体特征在于破而不立。后现代理论家只是兴致勃勃地狂轰滥炸、摇旗呐喊一番,随后就故作神秘地退出了战场。手里拿着后现代的武器,装的却是现代性的子弹;肩上扛着后现代的大旗,腿上却绑着现代性的绷带。这说明后现代政治还需要新的超越。

注释: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2] [美]杰克·西特林:《政府信任的政治重要性》,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4]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984,pp.53-93.

  [5]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6]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4页。

  [7]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8] Theodor W.Adorno,Against Epistemology,London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and MIT Press,1983.

  [9] Sabina Lovibond,“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New Left Review,No.178,1989,p.19.

  [10] [法]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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